苹果，新贸易秩序的受害者，还是塑造者

中美博弈新贸易秩序，其中的一个焦点，是如何安放苹果——它的全球产能布局、链内链外的产品和技术流向，是这个世界贸易秩序的一个缩影。

首先是特朗普不会放过苹果。美国商务部已就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半导体与下游电子产品”发起关税调查，日程排得非常紧张，公开征求意见只持续21天，呼应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新的产业关税会在一两个月内推出”的说法。

这是张扬已久的大棒。上周五，美国刚给了胡萝卜，追加豁免了部分电子产品。但当特朗普将其称为那只不过是“挪到了一个不同的关税篮子里”的时候，市场已经清楚，豁免是临时的。特朗普一直念叨着要向半导体产业征税，不同的是，现在是半导体，及其上游的制造设备（SME）甚至其组件，以及下游的电子产品（derivative products）。火力覆盖整条供应链。

特朗普的依据是232关税条款，它通常针对特定产业。特朗普先后两个任期，已经以“国家安全”的名目，将汽车及其零部件、钢、铝装进了这个篮子，各自加征25%关税，正在调查中的还包括铜和木材等，今天轮到了电子产品，以及药品。

加税、豁免、再加税。这个月来，特朗普一连串令市场眼花缭乱的关税操纵，目的在于“重新摆好桌子”，推进供应链回流本土，至少也要使其从中国大陆撤离。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科技竞争力，伴随供应链生态而成长，给了美国压力；现在，特朗普要对外极限施压。苹果供应链是他两个任期内都力抓的典型。

从“特别希望”公众反馈的问题中，你可以看到美国在担心什么：“进口集中于少数外国来源的风险”“外国政府补贴及贸易行为的影响”“外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外国实施出口限制的可能性”等。字里行间都能读出“中国”两个字来。当然，它也关心有没有可能让产能回流本土，是不是缺乏人才，以及当前关税政策是不是还不够有力。

中国也不会放过苹果。它是撬动中国企业大幅投入研发与资本支出的产能杠杆，也是将创新的价值从消费电子迁移至电动汽车、无人机与机器人等领域的技术平台。印度、越南乃至墨西哥，都在争夺苹果供应链。在与美国的贸易角力中，中国正在控制产能出海的节奏与方向。

硅谷的诅咒

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敲打库克。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上，就挥舞过关税的大棒，让苹果继续投资本土制造。事实上，美国总统都非常看重苹果之于“美国制造”的意义。它的产品搭载着芯片、屏幕乃至材料等最先进的技术与组件；它需要大量产业工人与工程师，如果能造手机，也就能造其他东西；当时，它几乎全部由竞争对手的中国制造。奥巴马在任期间，也询问过当时仍然在世的乔布斯，那些工作还能不能回来。

2019年，特朗普曾跑到苹果奥斯汀的Mac Pro产线上，举着一块“加州苹果公司设计，在美国组装”的金属板，拍照留念。那一年初，这家工厂传出被“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难倒的报道，要迁至中国。特朗普为苹果豁免了从中国进口部分零部件的关税，并将这家自2013年起就开始运营的工厂，视为自己的业绩之一。他的另一项业绩就是帮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工厂奠基。不过，这个工厂最终成为了烂尾楼，挨了拜登政府的批，改建成了微软AI数据中心。

最近，特朗普又念叨自己帮了库克。他说，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最终“大家要为自己的国家取得伟大的成就”。他暗示，苹果要像英伟达那样。白宫正在吹捧关税政策让英伟达Blackwell最新得以在美国制造。台积电负责芯片，安靠（Amkor）与矽品（SPIL）负责封装，富士康（Foxconn）和纬创（Wistron）负责服务器。不过，后两者在美国落地都未就绪。

芯片代工与iPhone代工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芯片代工的自动化程度更高，即便如此，台积电也面临缺乏合格工程师的困境，需要从中国台湾搬救兵。iPhone代工需要数十万上百万的劳动力。波士顿工程公司（Boston Engineering）称，产能回流不仅仅是转移生产地点，它往往需要重新设计产品和制造流程，以匹配美国的产业工人现状：高人力成本，低技能成熟度。

卢特尼克想到了自动化。但是，组装一台iPhone需要超过400个环节，在结构精密、迭代频繁的消费电子上，还没能很好地迅速部署出高度自动化的产线。全球超过40%的工业机器人活跃于中国工厂，中国工厂70%的制造任务由机械完成，即使如此，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也仍然需要富士康城这样的基础设施。

它同样需要规模庞大的工程师团队实时支持。乔布斯与库克都解释过这一点。“中国雇佣了3万名受过适当培训的工程师来支持70万名工人，但美国很难提供这3万名受过适当培训的工程师。”2011年，乔布斯与奥巴马共进晚餐时说，“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

到了2017年，苹果在中国的根扎得更深了。“在美国，你召开一个工具工程师会议，可以填满一个大厅。”库克说，“但在中国，你可以填满几个足球场。”

过早地让产业工人离开制造一线，是乔布斯与苹果的教训，也是硅谷的诅咒。1983年，在加州弗里蒙特，乔布斯监督建造了一座当时最先进的高度自动化的麦金塔工厂。记者被告知，劳动力只占成本的2%。5年后，法国自动化专家Jean-Louis Gassée被时任苹果CEO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提拔为产品部门总裁，负责工程和制造，亲自在产线待了两天，就明白此路不通。这家工厂最终在1992年关闭。

想明白这一点，乔布斯花了更久。1990年，在距离最初那家工厂一英里半的地方，他又投建了一座工厂，用于生产Next公司的个人工作站。但它也失败了。

1997年，乔布斯回到苹果。次年，他就聘请了全球供应链专家蒂姆·库克（Tim Cook）。2009年，乔布斯两度发表病情声明，逐步将苹果交棒给库克。2011年，库克正式接任苹果CEO。同年，作为中国大陆厂商，立讯精密跻身苹果供应链，从最不起眼的连接线开始做起，逐步壮大。

挂在中国枝头

iPhone开启了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它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制造，它的Fabless生产方式在中国拥有一大批学习者，从华为到小米都在学习苹果中不断创新。随着电子产品在全球爆炸式增长，面向大众市场的规模制造能力，已经迁移至了中国大陆。库克不认为低成本的产业工人是苹果选择中国的根本原因。关键在于中国是唯一能让所有技能数量与技能类型集聚的地方。

苹果是全球最大的链主。苹果供应链逐步进入中国以来，无论是中国大陆的本土企业，还是在中国大陆开设工厂的全球企业，数量都持续攀升。截至2023财年底，在苹果主要供应商（占产品材料、制造和组装直接支出的98%，共187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本土企业达到了52家，“进8出4”，含金量也在提升；在大陆设厂的全球企业，也增加了6家，达到157家。

在中国，苹果可以迅速尝试新点子，通过不同技能之间的组合、验证与进化，将其部署于产品的设计、开发与制造。苹果的标准非常严苛，就像杠杆一样，撬动中国企业重金投入研发开支与资本开支；而供应链企业愿意投入，也是因为苹果能为它们带去稳定的现金流、市场地位与技术储备。

越来越多本土企业在为苹果验证技术组合的同时，创造新的技术。比如，立讯精密正在逐步取代富士康。

在库克时代，该公司先后获得了AirPod与iPhone的代工资格。苹果砸下重金推广Vision Pro，被称为苹果有史以来制造的“最复杂”的设备，只有交给立讯精密才能够放心。果链上的企业欧菲光与舜宇光学等进入了智能电动汽车领域，歌尔股份拿到了XR的订单，领益智造正在尝试人形机器人。参与苹果供应链的企业越多，掌握的技术组合也就越多，外溢至电动汽车、无人机乃至机器人等其他新兴产业的技术也就越多。

这正是美国所忌惮的。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寻找借口让苹果远离部分中国企业，比如长江储存等半导体企业；同时，驱使苹果供应链迁往其他“友岸”和“近岸”的关税洼地，比如越南或者印度，乃至墨西哥。

苹果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给特朗普关于正在被“剥削”的说法递了刀子。去年，印度生产了全球约1/5的iPhone手机，产值约220亿美元；照此推算，全球iPhone产值1100亿美元，如果美国市场的手机（约占全球30%）全部来自中国——高端iPhone是美国市场主流，主要由中国大陆代工——相当于330亿美元，创造了美国对中国超过10%的逆差（2950亿美元）。但是，在物料成本中，“中国成分”仍然相当之低，中国企业仍需时间向更高的附加值环节攀升。

三阶供应链

苹果供应链，对于中国建立起全球领先的先进电子制造业起到了重要作用。苹果产业链进入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加速当地制造业产能的形成，长远来看也可能培养出中国的竞争对手。

美国的第一选择是回流本土，再不济，就是让它的“友岸”尽快复制一套。中国最希望苹果产业链留在本土，如果不行，也要在产能出海的大趋势中，将节奏、方向甚至国家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苹果在向特朗普政府争取豁免权，与此同时，要抓紧时间在中国以外，找到一个同时具备短期承接能力与长期成长潜力的市场，实现平稳过渡。

要迁走产能，就要迁走或额外复制一整套生态系统。这也是为什么苹果首先选择了印度与越南，而不是墨西哥。印度拥有堪比中国的纸面实力；越南的经商环境是中国的翻版。同时，它们更靠近苹果供应链最密集的中国大陆，以及重要的零部件来源地中国台湾与日本。

杜克大学荣休教授加里·格雷菲（Gary Gereffi）认为，美国要在本土制造，唯一现实的途径就是落在更广泛的北美地区，墨西哥已经拥有中国台湾企业的服务器代工产能，具备一定基础；但没有三五年，仍然离不开亚洲的零部件。

印度一直被认为是中美贸易与科技战的受益者。苹果向印度转移iPhone代工产能正在加速，2018年至今已经扩大到20%，今年底有望达到25%。在这次中国与美国的关税战逐步升级之际，苹果从印度空运了600吨iPhone去美国。据分析师郭明錤（Ming-Chi Kuo）观察，目前，中国输美的iPhone产线已经暂停，印度获得急单，但产能告竭。富士康有计划在印度北部积极新设产能；AMD和美光也已承诺在印度扩张。印度已经出现了本土企业塔塔集团。

苹果在越南的产品线也在扩容。从2019年开始，苹果产业链已经在越南砸下了160亿美元。越南已经成为除中国以外，AirPods、iPad、MacBook与Apple Watch的主要产能所在。相比印度，进入越南的苹果供应链企业更多，高达35家，仅次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日本，全球第四。不过，越南还没有一家本土企业进入果链，完全依赖于中国企业的产能出海。蓝思科技预计越南总产能将占其全球产能的25%。

中国与美国争夺苹果的角力，首先会在印度与越南展开。印度的制造业生态仍然没有改善，莫迪政府产业政策出台数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不增反降，当地急需中国人才与供应链。事实上，就连供应链的供应链，都被中国牢牢捏在手里。在苹果选定的关键矿物供应链企业中，钨、钽、钴与锂的冶炼与精炼，几乎都在中国大陆，更别提芯片所需要的稀土矿物。有外媒怀疑中国故意在海关延缓了放行专家与设备的速度；但印度等的签证政策与招商政策也招致不少批评。

中国鼓励本土企业赴越投资，并提议双方要把握中国新质生产力和越南新型生产力加快形成重大机遇。美国则从中作梗，将其本土制造的成果污名化，要求越南围堵中国产品“中转”；事实上这类产品不超过其中的16%。越南与美国的谈判，也将影响苹果的选择。

在美国用关税围堵中国产能的背景下，本土化也将是每家供应链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苹果的选择还包括印度尼西亚。该国就要求智能手机厂商至少实现40%的零部件本地制造，对苹果与谷歌都一视同仁。中国厂商包括Oppo、Vivo和小米，已经“通过建立本地制造业务，成为印尼的市场领导者”。苹果也决定在该国建设一家配件制造厂，更深入的合作仍在谈判之中。

当前的全球贸易秩序，已经深深打下了苹果的烙印。供应链大师库克，又将如何领导苹果为自己重构一个新的贸易秩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未尽研究 （ID：Weijin_Research），作者：未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