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第一代大学生研究充斥着赤字视角，而第一代大学生对家庭乃至高等教育的贡献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本文从优势视角出发，聚焦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行为，探讨第一代大学生对农村家庭教育再造以及扩大代内成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所产生的激励效应与辐射作用。
结果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在当代新“孝道”、身为“老大”的使命感、家庭整体观的家庭伦理以及有能力为之的个体能为的驱动下主动回馈家庭，用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积极实施代内帮扶，通过亲身扶智赋能和间接扶植代理人的方式，给予同代家庭成员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
然而，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在代内帮扶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阻力，尤为突出的是上大学惯习和文化再生产惯习的博弈以及父母“甩锅”行为带来的两难抉择，这些影响并制约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的效果，不利于家庭上大学惯习的培养，致使“再出一个大学生”的期盼受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田杰（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原文标题：《先“上”带后“上”：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研究》，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致使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求学道路充满荆棘与坎坷，有关“寒门难出贵子”的呐喊始终不绝于耳。即便如此，仍有69.74%的寒门学生冲破重围，实现弯道超车，成为父母均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代大学生[1]。在农村，家中出了一个大学生便会引人瞩目，“大学生成窝”则更为人称羡。
2020年中国经济网专题报道了泰州湖北村的一个学霸家族，在百岁老人崇文重教的家庭观念引领下，这个家族在造就第一个大学生之后，又相继培养出五十多名大学生[2]。这一现象精准表征了先考上大学者帮助后进者考上大学的行为，折射出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的重要作用。
那些已经成功迈入高校大门的第一代大学生，相较于父代和同代家庭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阶层跃升和社会流动，获得了宝贵的文化资本，走上了一条不同于父辈的发展道路，并给原先教育赤贫的家庭带来了“教育记忆”[3]。由第一代大学生建立上大学的家庭传统并代内帮扶反哺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因为第一代大学生在为同代成员树立教育榜样之时，亦将上大学之愿灌输于同代成员，倾力打造家庭上大学惯习。
西方已有研究表明第一代大学生影响家庭成员的教育轨迹，他们是推动家庭教育进程和帮助父母解决弟弟妹妹教育问题的关键资源，也是弟弟妹妹学习的榜样和对象[4]。第一代大学生向弟弟妹妹提供了上大学所需的文化资本，这是他们父母所匮乏且无法提供的，这无疑会强化弟弟妹妹的上大学惯习。通过共享在高校获得的文化资本并将其转化为帮助家庭成员上大学的知识资金，第一代大学生在家庭和高校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为家庭上大学惯习做出了贡献[5]。
当前学者已经注意到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对家庭成员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重要作用，如齐燕的研究指出以资源支持和劝学话语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代内帮扶是农村“大学生成窝”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6]，但其对代内帮扶的动机、方式以及影响机制缺乏系统性挖掘。
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在中国本土化情境下，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为什么开展代内帮扶教育？他们如何进行代内帮扶教育？他们在代内帮扶教育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阻碍？这些是悬而未决的现实问题。
在“教育改变命运”和农村“大学生成窝”现象为人津津乐道的今天，研究我国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之生成、探讨代内帮扶教育之方式以及存在之阻力，无论是在理论层面延展第一代大学生研究视角，还是在现实层面推动农村家庭教育的优质发展，都意义重大且正当其时。
二、文献综述
第一代大学生已成为考察国家教育公平问题的重要视角。研究者关注第一代大学生的教育经历和学习质量，聚焦于家庭对第一代大学生的大学适应、升学择校、就业深造等产生的影响[7][8]，并证实了父母支持对第一代大学生取得学业成功的重要作用，如父母会集中家庭内部资源并扩展家庭外部资本以满足子代求学所需的各类资本，向子女反复灌输上大学的重要性以激励其努力追求高等教育[9]。
但时至今日，学界对第一代大学生依旧以单向度研究为主，鲜少关注第一代大学生为何以及怎样影响家庭教育。此外，第一代大学生研究中赤字视角盛行，使得第一代大学生对家庭教育和高等教育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10]。
第一代大学生获得了其他家庭成员所欠缺的文化资本，如果这些文化资本能够有效作用于正在教育道路上求索的弟弟妹妹，成为宝贵的家庭资本，将会有助于家庭上大学惯习的培养[11]，进而再培养出一个大学生。由此可见，对第一代大学生的关注不应该仅仅停留于他们进入大学之后的发展问题，还应重视他们对家庭教育产生的影响以及为提升家庭教育水平而采取的积极行动。
关于第一代大学生与家庭之间联系的研究是复杂的，有学者认为第一代大学生若想成功适应大学，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与家庭的联系，尽可能减少家庭带来的不利影响[12]。许多研究致力于帮助农村大学生脱离原生家庭的羁绊和束缚，融入新阶层的文化和生活，如谢爱磊认为农村大学生为适应大学主流文化和获得社会化，需要摆脱自己原来的底层文化，习得新的中上层文化，融入主流文化[13]。
但一些学者强调第一代大学生与家庭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性，认为强有力的家庭联系可以帮助第一代大学生克服升入大学前后遇到的挑战，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14]。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家庭伦理意识非常强烈，更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
现实之中，很多第一代大学生在考上大学之后，不仅不会抛弃自己的原生家庭，而且会主动回归和回馈家庭，用所获得的文化资本反哺家庭教育，在家中建立上大学传统，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帮助其他家庭成员考上大学，促使他们顺利实现社会流动[15]。第一代大学生向家庭成员传递高等教育所需的知识、技能、文化资本，可以使他们对教育产生希望、期待和想象，并坚信教育能改变自身的困境和命运[16]。
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视为个体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关系，哥哥姐姐能为弟弟妹妹提供一种比从其他家庭成员和朋友那里更难获得的支持感，较高的支持可以给弟弟妹妹带来积极的学术成果，如更高的平均绩点、学术抱负和学术期望[17]。如果兄弟姐妹关系显著，可为彼此提供更高价值的支持和信息[18]，因为年长的哥哥姐姐更熟悉教育系统，他们比父母更能帮助弟弟妹妹完成学业[19]。
当弟弟妹妹从哥哥姐姐那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时，他们更有可能对学校持积极的态度，学习动力充足[20]。据估计，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当哥哥姐姐都上大学时，弟弟妹妹的大学入学率更高[21]。
约书亚·古德曼（Joshua Goodman）等进一步发现，与学术技能相似、家庭背景明显相似的同学相比，如果哥哥姐姐先考上大学，弟弟妹妹考上四年制大学或名牌大学的可能性要高15~20个百分点[22]。考上大学的哥哥姐姐能够在弟弟妹妹选择大学的过程中充当信息来源和经验指导者，弥补父母因缺乏文化资本而无法帮助子女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的不足[23]。
综上所述，第一代大学生对家庭教育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主题，尽管第一代大学生研究不胜枚举，但它们主要考察第一代大学生的教育经历和学业表现，以及家庭对其教育产生的影响，鲜少关注第一代大学生给家庭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带来的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从优势视角出发，考察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的动因、方式以及存在的阻碍因素，旨在深入了解第一代大学生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互惠行为，引导社会大众重视并发挥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的重要作用，减少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的阻力，以期在家庭场域之中形成良性的教育循环，培养更多的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帮助改变更多农村学生的命运和家庭教育赤贫的现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招募15位在读的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半结构访谈收集所需的一手调查资料。之所以选取在读大学生进行访谈，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其一，在读大学生同时身处高校和家庭两个场域，便于考察他们在不同场域的行为和表现；
其二，在读大学生尚未踏足社会，与家庭成员的互动较多，更为关注弟弟妹妹的学业。
被访学生均来自双一流高校，涵盖教育、管理、历史、机械、英语、哲学6个专业，包括9名女生和6名男生，他们父母的学历均在高中二年级以下，家中都有正在上学的弟弟或妹妹，访谈对象（F1—F15）的基本情况见表1。访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家庭基本背景信息、代内帮扶教育的动机、代内帮扶教育的方式，以及代内帮扶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等。
为保证研究资料收集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笔者秉承客观中立的价值观，制定针对性访谈提纲，在访谈过程中尽量避免提问的主观引导性。访谈以当面交流和语音电话的方式开展，访谈时长平均在50分钟左右，在征得受访对象的同意后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遗漏点追问和访谈补充，并将访谈资料进行文本输出，经过整理最终获得访谈资料8万余字。
经验证，这15个样本已达到信息饱和的要求，无新的信息和特征出现。在此基础上，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提炼、归纳和总结，分析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的动机、方式、影响及困境。最后，笔者还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和追问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四、“再出一个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之生成
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一个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的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24]，塑造人们现在和未来的实践，并促使行为产生[25]。研究发现，当家中出了第一个大学生之后，“再出一个大学生”便成了农村家庭的殷切期望，拥有上大学经验的第一代大学生被荣推为家庭的“教育权威者”，他们在多种驱动因素的作用下，于日常实践之中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实施代内帮扶，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提高家庭成员对高等教育的想象力和期待值，调动他们努力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进而帮助他们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1. 代内帮扶的形成：伦理与能为的感召
（1）诠释当代新青年的“孝道”
“孝道”伦理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中国人的基因和血脉之中，不仅形塑个体道德人格，维系家庭稳定和谐，而且影响社会伦理秩序与道德风貌[26]。为回馈父母养育恩情，很多农村第一代大学生考上大学后会不遗余力地进行代内帮扶以帮助弟弟妹妹考上大学，并将其作为自己向父母表达“孝道”的一种最佳方式。
“我觉得帮助弟弟考上大学是现阶段我所能做的最让父母开心的事情了，因为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和弟弟都能考上大学，以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不用再像他们一样辛苦地打工，每次看到我帮弟弟妹妹辅导功课，他们都会感到很欣慰。”（F5）中国家庭向来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甚至将其作为最重要和首要的“事务”，尤其是在农村家庭，“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27]。
但是由于社会文化资本匮乏，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支持非常有限。第一代大学生开展代内帮扶，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指导弟弟妹妹完成学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们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欠缺和不足，减轻了父母的教育压力，使父母看到了家中再出一个大学生的希望和可能。
“父母一直都希望我弟弟也能考上大学，但是他（弟弟）的基础比较薄弱，我们家的条件也上不起补习班，父母的文化水平有限，帮不了太大的忙，只能由我来辅导弟弟的功课了。在我的不断努力下，弟弟的成绩慢慢有了提高，这时父母脸上才开始慢慢有了笑容，不再像以前一样整天愁眉苦脸担忧了。”（F6）这反映了第一代大学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当代新青年的“孝道”，赋予“孝道”新的内涵和意义，即子代可以通过向同代弟弟妹妹的教育施加影响，体谅父母的良苦用心，成就父母家中“再出一个大学生”的愿望，以此间接地向父母表达孝顺的心意。
（2）渗透骨子里的“老大”使命感
在中国农村地区，第一代大学生往往是家里的“老大”，但并不都是这样的情况。出身顺序带来的“老大”身份在他们骨子里烙印了责任和担当，帮助弟弟妹妹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奋力挣脱文化贫困枷锁和社会再生产循环的第一代大学生深知上大学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教育改变命运早已成为他们的信仰和共识，他们有着帮助弟弟妹妹也考上大学的强烈意愿，因为在他们看来，身为“老大”就要以身作则，起到榜样和带头作用，努力为弟弟妹妹“铺路”，帮助其取得学业成功。
“作为家里的老大，自然要对弟弟妹妹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他们也考上大学，以后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F3）在当前社会，高等教育依然是底层群体实现阶层跃升和社会流动的最主要的途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但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来自较差经济背景家庭的农村学生难以享受到同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在高等教育竞争之中处于劣势。获得阶层上升的第一代大学生是原生教育赤贫家庭中的宝贵资源，努力帮助弟弟妹妹考上大学已成为渗透骨子里的“老大”使命感，培养弟弟妹妹上大学惯习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义务。
“我不想让我妹妹像其他高中辍学的朋友那样因不上大学而后悔，我深知上大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我得对她的未来负责，虽然她现在还很小，对上大学的认识还不够，但是我会不断向她描绘大学的图景，增强她上大学的意愿。”（F1）这种骨子里的“老大”使命感在访谈中不断被提及和强调，反映了第一代大学生十分重视回馈家庭的责任感。
（3）实现共同幸福的“家庭整体观”
儒家文化伦理以家庭整体论为基础，强调家庭的整体发展，将家庭视为一个共同体。中国家庭由此发展出了促进家庭整体发展的代际伦理和代内伦理，这使得家庭成员协同形成促进家庭共同体发展的合力。当家庭面临教育发展和阶层上升压力之际，家庭伦理能够促使家庭成员通过代际支持和代内互助的共同作用，帮助青年学生接受教育并实现阶层流动[28]。
访谈发现，许多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努力考上大学不仅是出于改变自身命运的目的，他们还希望能够通过自己考上大学获得帮助弟弟妹妹考上大学的机会，激励他们摆脱贫困阶层代际传递的宿命论。在这些学生看来，一个人获得成功，不能算得上成功，要让全家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才是真正的成功。
“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过得好不算好，家人都过得好才算真的好，我想要通过我个人的努力，帮助妹妹考上大学，改变我们整个家庭的命运，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F4）第一代大学生实施代内帮扶，帮助弟弟妹妹考上大学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以儒家文化圈为代表的“家庭整体观”，他们将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视为改变家庭命运和实现家人生活幸福美满的有效手段。
“考上大学之后，我并没有满足自己得到的宝贵机会，我也想让我的妹妹能考上大学，不想让她像村里的女孩一样，过早地辍学打工，然后嫁人生子，一辈子都围绕锅台、丈夫和孩子过日子，我想让她明白女孩子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轨迹，看到更多样的世界和可能性。”（F2）这种实现共同幸福的“家庭整体观”使第一代大学生迫切想要帮助家庭再出一个大学生。
（4）迸发有能力为之的自醒自觉
“能为”是第一代大学生实施代内帮扶和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的必要前提。第一代大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了文化资本，熟知了上大学的“潜在规范”和“隐性课程”[29]，这些是他们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所不具备的宝贵资源，这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帮助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的能力。
在很多被访的第一代大学生看来，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并帮助同代家庭成员考上大学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现象，因为他们有能力为之。“我考上大学就是靠一个人摸打滚爬，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最好，我现在有这个能力了，那我自然要帮助弟弟也考上大学，多给他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教训，让他能少走一些弯路。”（F8）
第一代大学生将代内帮扶视为一种自然现象，是他们有能力为之的自醒自觉，他们通过在家庭内部共享文化资本，将其有意识地传递给弟弟妹妹，帮助和指导他们考上大学。“我觉得我有能力帮助他（弟弟）也考上大学，我知道考上大学需要做哪些准备，从哪个地方努力，如何做出科学的学习规划，这些都是必要的隐性知识，我能结合他的实际情况对他进行针对性指导，让他少走弯路。”（F7）
第一代大学生“能为”的代内帮扶使他们的弟弟妹妹更加坚定追求高等教育的信心和决心，也带给第一代大学生很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有利于增强家庭凝聚力。故而，第一代大学生的个体能为与家庭伦理匹配，迸发出强劲的代内帮扶动力，驱使他们投入家庭教育的反哺与回馈。
2. 代内帮扶的形式：在位与缺位并举
（1）在位：亲身扶智赋能
当第一代大学生身处家庭场域而“在位”时，他们采用亲身扶智赋能的方式进行代内帮扶，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常见的行为表现有：辅导功课、购买学习资料、传授学习方法和经验、反复灌输上大学的重要性、心理压力疏导、情感关怀、榜样激励、传递升学择校的信息等。这些方法并不唯一，甚至交互使用。
上述的代内帮扶行为属于约索（Tara J.Yosso）提出的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30]。通过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的代内帮扶，第一代大学生可以有效地为同代弟弟妹妹扶智赋能，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具体来说，上大学惯习在工具性支持的投射下，嵌入兄弟姐妹的日常互动交流之中，并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强化弟弟妹妹上大学的倾向和行为。
“我在假期会花很多时间陪伴他（弟弟）学习，辅导他的功课，给他讲解知识点，告诉他一些我学习和做题的诀窍，经常给他买考试模拟题和参考资料，有的时候他模拟考试没考好，我会主动安慰他。”（F11）
此外，第一代大学生通过提供情感性支持，在家里创建上大学的传统和期望，强化家庭上大学惯习，使家庭成员相信上大学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和期望，帮助弟弟妹妹深刻意识到上大学的重要性，将考上大学的理想信念扎根于心底，增强他们努力学习的持久动力。
（2）缺位：扶植父母代理人
当第一代大学生远离家庭场域而“缺位”时，他们与家庭的联系会出现一定意义上的断裂，尽管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断，但是这种空间距离会对家庭角色互动产生持续的不利影响[31]，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第一代大学生参与同代成员的教育规划与管理，进而影响代内帮扶教育的效果。
在此种情形下，第一代大学生通过扶植父母代理人的间接方式进行代内帮扶，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常见的做法如有意识地转变父母落后守旧的教育观念、向父母传递多种教育理念、纠正父母不恰当的教育方式和行为。
一位受访学生分享了他成功转变父母教育方式的案例：“以前父母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严格，一旦我们考试成绩不理想，他们就会对我们非打即骂。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恰当的，所以当弟弟妹妹成绩没考好时，我就会劝导父母，告诉他们一次的考试成绩并不代表什么，这次没考好，下次继续努力就好了，父母也慢慢地接受我的建议”。（F13）
尽管父母根深蒂固的教育观念不易被撼动，但本研究发现，当第一代大学生考上大学之后，他们的角色会发生变化，成为家里的“教育权威者”参与家庭教育的决策和管理。当遇到子女教育问题时，比如要不要给孩子报补习班等，父母会积极询问第一代大学生的意见和建议，这是在他们上大学之前不曾有过的现象。
正是由于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得第一代大学生引导和转变父母的教育观念成为可能。“缺位”的第一代大学生将父母扶植成自己在家里的教育代理人，借助“在位”的父母，不断强化家庭上大学的惯习，监督弟弟妹妹的学业和功课，以此缓和自己“缺位”引发的代内帮扶作用减弱问题。
五、蜀道之难：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之困境
尽管第一代大学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实施代内教育帮扶，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的过程中存在各种“拦路虎”，这些阻力削弱了代内帮扶教育的效果。第一代大学生在很多时候都感到困顿和无能为力，把弟弟妹妹送入大学可谓是“蜀道之难”，充满太多的未知和变数。归纳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难以弥合的张力。
1. 上大学惯习和文化再生产惯习的博弈
向上流动的上大学惯习受到以读书无用论为代表的文化再生产惯习的牵制。第一代大学生代表一种向上流动的上大学惯习，他们实施代内帮扶的主要形式是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使同代弟弟妹妹形成上大学的稳定倾向，迸发持久的动力，坚定追求高等教育的行为，努力考上大学，最终实现社会流动。第一代大学生通过代内帮扶带动家庭成员上大学的实质是通过外力将上大学惯习“移植”到原有教育赤贫的家庭，使同代成员形成上大学的惯习。
这种上大学惯习并非欠缺社会文化资本的底层家庭所固有的。农村家庭的特殊性在于除了有第一代大学生带来的向上流动的上大学惯习之外，还有家庭固有的以读书无用论为代表的文化再生产惯习，两种惯习共存于这些家庭场域之中，存在竞争性的冲突与对立关系。
这两股力量相互博弈，一旦后者占据主导地位，向上流动的上大学惯习势必会减弱，难以支撑弟弟妹妹努力完成学业，甚至不被弟弟妹妹所接受。“我弟弟现在的学习状况不太好，我特别想让他也考上大学，经常告诉他上大学的好处，劝他好好学习，辅导他的功课，但是起到的作用不太大，他反而觉得出去打工挺好的，经常反驳我上大学也没有什么用，也不能给家里带来经济收入，还不如邻居打工挣钱多。”（F12）
对于很多农村家庭而言，上大学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时间长，见效慢，收益充满不确定性，再加上高等教育学历贬值和外在诱惑的充斥，一些家长和学生很容易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对高等教育产生失望的消极情绪。
此外，在文化再生产惯习的影响下，即使第一代大学生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挤进大学的门槛，家长也会觉得这是侥幸和意外，难以进行复制和模仿，进而对高等教育产生畏难的消极情绪。访谈发现有些家长甚至降低对后面子女的教育期望，认为家中只出一个大学生就可以了，进而减少对他们的教育支持和投入。
这种想法和行为极易使第一代大学生在代内帮扶和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的过程之中受挫。家庭根深蒂固的文化再生产惯习冲击和削弱向上流动的上大学惯习，这种零和博弈使得第一代大学生必须在这两种惯习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否则很容易导致代内帮扶教育的失败。
2. 父母“甩锅”行为带来的两难抉择
第一代大学生需要承担父母“甩锅”行为引发的后果。理想的代内帮扶是第一代大学生与父母形成合力，共同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帮助同代家庭成员取得学业成功。但是在现实中却发现，一些父母存在“懒政”现象，基于“专业人干专业事”的谬论，将本属于自己的教育子女责任完全甩给第一代大学生，自己充当“甩手掌柜”。
在读的第一代大学生也有自己的学业和压力，面对父母的直接“甩锅”行为，他们需要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兼顾弟弟妹妹的学业，精力容易被分散，有的时候甚至顾此失彼，难以维系二者之间的平衡。如何兼顾自己的学业和弟弟妹妹的教育成为第一代大学生最头痛的问题，也是他们必须要做出的两难抉择。
“我考上大学之后，父母就开始不管妹妹的学习了，他们觉得我懂得比较多，比他们专业，我直接上手管理妹妹的学习更好。但我平时学业任务挺多的，压力也挺大的，每天我还得给妹妹视频辅导作业，每月还要和她的老师沟通她的学习情况，有时候真的觉得头很大，自己的学习都顾不上了。”（F10）
父母“甩锅”行为势必会削弱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的效果。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定位，并被赋予应有的角色期待，完全错位的角色模糊了责任界限，招致不必要的家庭冲突和矛盾。尽管第一代大学生掌握一些关键的教育资源和经验，但是如果第一代大学生完全接替父母的角色管理弟弟妹妹的学习和教育容易导致一些不好的现象，如引发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加重弟弟妹妹的叛逆行为等。
“当我看到弟弟不认真学习时，我会劝说他不要贪玩，要以学业为重，他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很唠叨，整天在他耳边烦他，很不服气我管他，不仅不听我的话，还和我对着干，玩手机更加变本加厉了，这时候我们两个很容易起冲突。”（F14）
访谈也发现，有些第一代大学生的弟弟妹妹经常“阳奉阴违”，表面上听从哥哥姐姐的教导，但实际上却各行其是，没有真正将代内帮扶作用落地生根。这些都是父母代际支持与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尚未形成合力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长此以往，不利于家庭上大学惯习的养成和再出一个大学生希望的实现。
六、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本文聚焦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助力同代家庭成员上大学的行为，着重探讨了代内帮扶的形成与困境，旨在凸显第一代大学生对推动农村家庭教育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代大学生在实现自身社会流动后，转而凭借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积极实施代内帮扶以回馈家庭，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帮助家庭“再出一个大学生”。
在孝顺父母、身为“老大”的使命感和家庭整体观的家庭伦理，以及有能力为之的个体能为的双重因素驱动下，第一代大学生通过亲身扶智赋能和间接扶植代理人的方式开展代内帮扶，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充分给予弟弟妹妹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增加他们上大学的信心，坚定他们追求高等教育的决心。
然而，第一代大学生在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阻力，上大学惯习和文化再生成惯习的博弈以及父母“甩锅”行为带来的两难抉择等阻碍性因素都会影响和制约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成效，不利于家庭上大学惯习的养成，致使农村“大学生成窝”现象实属罕见且难以被复制延续。
2. 分析与讨论
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之所以实行代内帮扶，一方面是希望家庭成员能够享有同样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社会阶层跃升的机会，彻底摆脱“仕之子恒为仕，农之子恒为农”的代际循环；另一方面，这也是基于家庭伦理的考量，诠释新时代青年的“孝道”精神。
传统观念之中的孝敬父母是子女直接向父母表达敬爱之意[32]，但本研究发现，农村第一代大学生通过代内教育帮扶和帮助弟弟妹妹上大学的方式间接向父母表达“孝道”。这反映了中国家庭伦理维系下的亲子互动关系，赋予“孝道”新的内涵。
中国伦理之中的家庭不仅是血缘、姻缘等关系的组合，而且是资源、权力和意义再生产和流动的场域，像父辈一样，获得文化资本的第一代大学生也是家庭资源交换的重要主体。第一代大学生依靠自身努力与家庭资源的叠加效应实现蜕变，考上大学并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为他们实施代内帮扶和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奠定了基础，以代内帮扶向父母表达孝顺之情，不失为当代青年向父母表达“孝道”的一种崭新方式。
以往研究将第一代大学生视为同质性群体，即但凡父母没有获得大学学位，那么家庭其他成员是否有高等教育经历都显得无关紧要。然而，以金爱淑（Ae-Sook Kim）为代表的学者对此持质疑态度，他们的研究证实了第一代大学生在传递与大学相关知识，以及缓冲弟弟妹妹受到的大学文化冲击方面，扮演与父母同样重要的角色[33]。
本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是对父辈代际支持的重要补充，扩充了同代家庭成员获得文化资本的渠道，对他们的教育进程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助力其上大学和实现社会流动。这有别于传统将第一代大学生污名化的赤字研究视角，强化了代内帮扶对推动农村家庭上大学惯习的生成与意识的觉醒，有助于整合与利用家庭代内现有资源以促进教育公平在此层面上的延展与实现。
同时，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为共建新时代家校合作、探索农村家庭教育新方式提供新思路。第一代大学生与父辈形成家庭代际、代内教育合力，以便培养更多的第一代大学生，改变农村家庭教育赤贫现状。
此外，我国城乡教育差距较大，农村学生在高等教育竞争性选拔之中仍处于劣势，他们的父母缺乏上大学所需的文化资本，第一代大学生可以也应该成为弥合这一缺口的重要力量，发挥他们的代内帮扶作用，拓宽农村学生获得大学经验的渠道，增加农村学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让寒门多出“贵子”，从而缩短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推动我国教育公平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的效果难以预料和确定，因为弟弟妹妹最终能否考上大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仅靠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就能完全实现家庭“再出一个大学生”的愿望，这反映了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作用的有限性和局限性。
同理，培养家庭上大学惯习也不能全部依赖于第一代大学生的代内帮扶。与此同时，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还会受制于向上流动的上大学惯习与以读书无用论为代表的文化再生产惯习的对立和冲突。加之，现实生活之中父母“甩锅”的行为，使第一代大学生沦为家庭教育的“全责人”，从而导致代内帮扶效果不佳与代际支持不足。
由此可见，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作用的延续与优化，离不开父母教育参与及同代成员自身的教育分工、角色扮演和共同努力，也离不开来自学校、社会、政府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由此助力于农村家庭形成持久的上大学惯习，映射新时代教育公平的现实作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我国农村教育观念、观念变迁及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研究”(项目编号：BAA17001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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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