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良豪，原文标题：《拿着印度用过的剧本，尼泊尔的抗疫之路有多难》，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印度的疫情还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邻国尼泊尔正拿着同样的剧本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头条上。
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5月11日的数据显示，该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7天超过8000例，累计确诊超过40万，新增死亡病例225例，远超前一天的139例。而从各地区的确诊病例分布来看，尼泊尔全境已经完全沦陷。
首都加德满都的医院人满为患。在一所由政府运营的医院里，几名新冠患者躺在设置在阳台上的临时病床，病床上挂着氧气瓶。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床位供不应求，基本药物和卫生设备几乎耗尽，医用氧气也严重短缺，不少被感染的病人被拒之门外。
因为火葬场不堪负荷，尼泊尔用于火化逝者的“星星之火”也已经遍地燎原。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尼泊尔军队也不得不出手协助，在加德满都的巴格马蒂河岸边设立临时火葬场，以加速消化。
而世界之巅的大本营里出现病毒传播的传闻，则更是让全世界提心吊胆。首位确诊者是持“双阴证明”的登山者，不少登山者在担忧一旦真正暴发之后的“毁灭性后果”。
“我们还没有达到危机的顶峰。”加德满都高级医学与外科医院主任乔汀德拉·夏尔马(Jyotindra Sharma)忧心忡忡地说，“在极端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死在街头。”
国内疫情无法控制，一众学子的未来出路也成了老大难的问题。5月10日上午，尼泊尔教育局决定，暂停举行原定于5月27日举行的全国中学毕业考试和6月9日举行的高考升学考试，直至另行通知。
所有国际航班停飞，封城措施升级为封国状态……尼泊尔的这番景象，俨然成了一个“迷你版印度”。全世界为之揪心，也对这个贫穷小国的抗疫之路捏了一把汗。
一、开放的边界，打造成一个“迷你版印度”
尼泊尔卫生专家说，最近新增的不少感染病例里，从印度回国的尼泊尔工人占了较大比例。诚然，自从印度爆发第二波疫情之后，就有不少急急忙忙逃离印度的尼泊尔人的身影——当然，也有不少印度人为了躲避疫情，来到了尼泊尔。
背靠喜马拉雅山的尼泊尔东西南三面和印度接壤。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整个国家被划分为了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喜马拉雅山脉为主的Himal、加德满都所在的山地Pahad，和占尼泊尔总面积1/4的特莱平原(Terai)。
地形平坦、适合开垦耕种的特莱平原，属于印度河-恒河平原(Indo-Gangetic Plain)的一部分，其南面与印度接壤。而正因为这一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尼泊尔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方方面面，自古至今都难以和南方的巨大邻国脱离关系。
尼泊尔乡村一角，电线杆上悬挂电影海报。/ 家明
的确，尼泊尔人的电视机里，95%的节目都是来自南方的邻国。尼泊尔人的电视娱乐生活，都已经被印度所同化。
也因为和印度的关系异常密切，一旦印度有什么风吹草动，尼泊尔就像一个“死忠粉”一样，跟着印度的脚步进行调整。
1950年，尼泊尔和印度签署的友好条约，就保障了两国人民在对方土地上享有同等的居住权、财产拥有权、经商权、移动权等权利。两国的大门彼此敞开，人们无需出示护照或身份证就可以进入对方国家，因此，许多尼泊尔人前往印度打工或从事贸易活动，而不少印度商人也在尼泊尔有生意。
当印度的第二波疫情在全国蔓延之时，不少在印度打工的尼泊尔人提着大包小包匆忙离开，从35个边境口岸鱼贯返回尼泊尔。因为不需要持核酸检测证明，没人知道回来的尼泊尔打工人们是不是在印度已经感染了“可怕的病毒”。
直到尼泊尔国内的疫情暴发数日之后，尼泊尔政府才宣布，所有尼泊尔公民只能从规定的13个与印度接壤的口岸返回尼泊尔，且必须在边境接受核酸检测，阴性者才能获批返回家乡。
但这一措施更像是竹篮打水式的亡羊补牢，尼泊尔公共卫生研究科学家萨米尔·马尼·迪克西特(Sameer Mani Dixit)直言，这些措施“来得太晚了”。
据《尼泊尔时报》报道，仅与印度接壤的班克地区，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就高达400例，其中约三分之一需要住院治疗。而需要医疗救治的人数激增，在床位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医院不得不要求轻症患者回家自行隔离。
二、医疗条件悬殊，如四面楚歌般的挣扎
从每天公布的数据来看，尼泊尔的这波疫情力度丝毫不比印度逊色。不仅仅是因为尼泊尔是印度的邻国，还更因为这个国家四面楚歌的医疗条件。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统计，过去一周，尼泊尔的新冠病毒检测率就一直维持在40%以上，而5月10日公布的检测率就高达50.36%，是印度的2.5倍。
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一项研究称，这一波新冠病毒在尼泊尔的传播速度比在印度更快。与印度1.39的感染率相比，尼泊尔的感染率为2.08，这意味着每个感染者平均传播给两个人。
为了控制疫情，尼泊尔总理夏尔马·奥利(K. P. Sharma Oli)下令，要求所有在2017年退休的军队卫生人员立即归队，投入到抗击疫情一线中去。
尼泊尔医患数量分配不均，是抗击新冠疫情中最大的绊脚石。尼泊尔政府去年5月发布的新冠疫情应急计划显示，整个尼泊尔只有1595张重症监护病床用于收治新冠病毒患者。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每10万名尼泊尔人中只有0.7位医生，低于印度的0.9位。
即便如此，在疫情冲击之下，数量少得可怜的病床还成了特权阶级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比如，从印度回来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尼泊尔前国王贾南德拉·沙阿(Gyanendra Shah)及其家人，和执政党最高统一马列党领袖贾哈拉纳特·哈纳尔(Jhalanath Khanal)，就是成功占有这1595张病床的特权者。
至于普通民众？对不起，麻烦先缴纳至少五位数的尼泊尔卢比，才能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而这个价格，还不包括其他林林总总的治疗费用。
世界银行2017年发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尼泊尔的人均年收入仅835美元（约合5354.86元人民币）。疫情之下一张病床的床位费，已经抵得上一个普通尼泊尔人一个半月的收入。
更何况，尼泊尔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更多的底层群众不仅买不起床位，连享受医疗照顾、使用呼吸机和氧气的资本都没有。
“去年，第一波冠状病毒疫情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如何应对这种疾病。但我们未能将这种知识和经验制度化。”尼泊尔公共卫生专家Rita Thapa博士指责称，造成目前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管理不善。
除了管理不善，仅仅是总理奥利4月初在公开场合说的“用番石榴叶漱口可以治疗新冠病毒”的神级言论，就已经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
“我们的卫生系统正在尽最大努力为我们的公民提供服务。军队将在一年内在各省和首都建立拥有上千个床位的医院。”奥利在最近的一次全国讲话中表示，政府将收购数百个新的重症监护病房、特护床位和呼吸机。
这些信誓旦旦的宣言是不是空头支票，可能只有尼泊尔人最明白。“我们的总理说得很好，但他的承诺的实现是薄弱的。”Thapa博士说。
三、幸福的尼泊尔人，都只活在游记里
2000年，造访完尼泊尔回来之后的余秋雨，在散文集《千年一叹》中这样评价尼泊尔：
“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
尼泊尔确实能给文明人们带来沉浸自然的享受。你看，除了最有名的印度教和佛教，还有三亿三千个神明宠幸这个面积为14.7万平方公里的小国。一年三百多个大大小小的节日，让每一位来这里的游客都能充分享受文明。雪山之下，经典摇滚乐《加德满都》带领无数男女来到杜巴广场，在阳光沐浴之下享受岁月静好。
往年的撒红节，人山人海。/ 家明
即便是经历了2015年的特大地震，无数名胜古迹毁于一旦，这里仍然是不少旅游游记和营销号都推荐的必打卡之地。
的确也是，可能也只有加德满都这个地方最负盛名了。毕竟没有能力登珠峰，来看看马拉王朝留下的历史遗迹也可以嘛——即便这个地方，现在还是一片废墟。
而如果打开加德满都的卫星地图，你会看到这座坐落在群山谷地中的首都呈不规则分布状态，整个城市都在疯狂地无序扩张。
奇特旺国家公园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前去探险徒步，图中两位游客正对着大象拍照。/家明
而在加德满都，停电是家常便饭，晚上的街道漆黑一片都是常态。而即便是住在有自来水的楼房里，也别想指望能全天候使用自来水——要知道，多数家庭的水源完全依赖停在街边的大型水车，然后通过水泵泵上去。
连首都都是这样，那更不用说这个百花盛开的国度的其他地方了。
贫穷且不发达，可能尼泊尔人的幸福，只是在阳光之下朝着太阳微笑的“小时刻”吧。
而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对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尼泊尔人的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博卡拉的一位酒店老板告诉《纽约时报》，自去年4月份以来，他就没见过一个外国人。
失去了以旅游业作为经济支柱，尼泊尔人自然没有了幸福可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今年三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未来十年将有1000万女孩面临童婚的风险，其中就包括了尼泊尔。
在尼泊尔，法定结婚年龄是20岁。但在疫情冲击之下，这个国家的童婚率增加了数倍之高。
位于加德满都以西300英里（482.8公里）外的一个人口约1万的小镇拉普提索纳里(Rapti Sonari)，疫情暴发之后，这里的童婚率翻了一番。住在这里的已婚女孩、17岁的玛雅瓦蒂称，她在封锁期间结婚的朋友，大多数都怀孕了。
而在靠近印度的一些尼泊尔村庄，更有不少家庭篡改自己女儿的出生证明，“好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减轻已经入不敷出的家庭开支。
“新冠病毒让数百万女童本已困难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亨丽埃塔·福尔(Henrietta Fore)表示。
四、保证尼泊尔的未来，先从好好抗疫开始吧
造成尼泊尔童婚率一直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表面上是经济不发达；但如果进一步探讨，尼泊尔政局不稳定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尽管尼泊尔在2008年就宣布废除王室，建立议会制共和国，但由于王室的影响力一直挥之不去，加上政府长时间执政不力，尼泊尔人渴望恢复君主制的呼声就一直没有停过。
特别是自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尼泊尔国内的恢复君主制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洪亮。
“国王，回来拯救国家！”(Raja aau, desh bachau!)去年11月开始，全国各地的尼泊尔群众喊着同一句口号，目的都只有一个：废除民主制，让尼泊尔成为印度教的君主制国家。
前国王贾南德拉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更表示，只有国王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最好地保证尼泊尔的未来”。
而在5月10日，在尼泊尔众议院信任投票中，奥利因为未能获得半数以上的支持票，也不得不辞去了总理一职。
“尼泊尔的历史是艰苦和斗争的历史，但这场大流行甚至将我们逼到了极限。”辞职之后的奥利在英国《卫报》中撰文，苦苦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我们拯救生命的努力”。
但如果结合历史来看，将尼泊尔逼上极限的新冠疫情，更像是这个小国长年累月的各种漏洞百出的“雷”在新冠疫情的大环境下一个一个引爆。
1960年，时任国王马亨德拉就废除了延续尼泊尔数千年的种姓制度。但60年过去了，种姓制度在尼泊尔人心目中，更像是一个继续掌控国家命运的垂帘听政者。
比如，尼泊尔曾颁布法令，要求年龄在40岁以下的女性首次单独前往海湾国家和非洲之前必须获得男性监护人的许可，却因遭到大量尼泊尔人反对而不了了之。
幸福尼泊尔的另一面。/家明
推崇尼泊尔人幸福的“神话传说”，早已经是成为打脸亿次的讽刺笑话。与其打口水仗获得民众好感，还不如用行动把疫情控制下来。
而缓解这波疫情，政府和百姓“似乎都不怎么想继续下去”。
“由于庆祝活动，人们可能不会遵守宵禁和封锁令。”面对接下来几周更多的节日，卫生和人口部的发言人高塔姆无奈地说。“政府不能（对过节的人们）说什么。”
“我们厌倦了告诉人们遵守安全措施。”高塔姆说。节日过不了明年还能过，但如果尼泊尔还不丢掉印度用过的剧本，那在抗击疫情的剧本杀里，只会成为最惨的输家。自印度的第二波疫情螺旋式爆发以来，一众东南亚国家也跟着陆续暴雷。我国多地已经发现从印度、尼泊尔输入的确诊病例。
而喜马拉雅山顶，也即将创造一项疫情新“高度”：据报道，本年度登山山季结束前，我国将提前派出一个由藏族登山向导组成的小分队，在8848.46米的世界之巅上，设置一道隔离线。
新一轮的全球病毒扩散，已经明晃晃地摆在台上。用实际行动守护边境，这一防患于未然的经验永远要比嘴皮子管用。
参考资料：
尼泊尔，可能比印度还严重. 外事儿. 2021-5-8
去完尼泊尔，我再也不相信岁月静好. 九行. 2020-5-8
Nepal's cases skyrocket, prompting concern the country's outbreak could mimic India's. CNN. 2021-5-6
Like India, Nepal’s COVID crisis set to spiral, experts blame ‘mismanagement’. SBS Australia. 2021-5-7
In Nepal and Across the World, Child Marriage Is Rising. New York Times. 20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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