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我是文钊（ID：wingo_win312），作者：我是文钊，原文标题：《可惜不识樊洪业》，头图来自：《激情的岁月》剧照截图
一
起初是读了那本《袁隆平口述自传》的电子书。袁隆平本人曾经对作者题字说“感谢你整理了这本真实的传记”。在袁老爷子心目中，真实两个字的分量不言而喻。他一生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喜欢那些光环和虚头巴脑的东西，说真话，做实事。
这本书出自湖南教育出版社。翻看之间偶然注意到，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一本。好奇之下，去出版社在京东的网店搜罗了一下。这就又翻出好几本。比如《凌鸿勋口述自传》《杨纪珂自述》《黄培云口述自传》等等。有些书出版社已经没得卖了。有一本书叫做《科技政策研究30年-吴明瑜口述自传》，网上已经卖到了168元。
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不算偶然。好几年前我开始留意科学史或者科技史。这跟职业多少有些关系。因为我们谈创新，很容易就会谈到基础科学，谈到我们在基础科学领域的落后。然而作为一个文科生，过去很少科学史方面的阅读。我想这对于很多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即使曾经凭借着兴趣读到一星半点，也是碎片化的，不成系统的。
2018年，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策划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系列报道“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开篇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引题，报道了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所需要的顶级光刻机方面的落后状况。比这个策划更有影响力的是他当年在一个论坛上发表的演讲。他说起当时策划的初衷：“公众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东西，尤其应该知道，‘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甚至还受制于人。”
我们后来也策划了一个系列，叫做《赛先生说》。我们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访问那些一线的科学家们，让世人了解科学家们的成长和心路，他们的研究和志趣。当然这里面也有科普的意思，所以我们当时设想，也许采访一个中学物理或者数学老师都很有意思。因为像我一样的科盲是很多的，我们应该对科学多一些了解，对科学家多一些了解。
我们印象中的科学家常常是刻板的书呆子。但这恐怕是很大的误解和偏见。前几年，中科院的材料科学家陈涌海吉他弹唱李白《将进酒》的视频很多人转发。据说，陈涌海大学时期就曾和同学组过摇滚乐队，我好奇了一下，发现他作词作曲的《不管血管里奔涌着怎样的河流》网络上依然搜得到。
机缘巧合，让我碰到这样一个科学家讲说自己人生故事和所求的系列。其中一本书里夹着个书签，有已经出版的部分书目，所以我索性按图索骥，在网上又搜罗了一遍。正好618大促很多书半价，这又搬回来一些。
那么多书到现在还无暇一本一本细翻。不过对着这么厚一摞书不免好奇，这是谁啊，竟然搞了这么大的工程。我大略翻了几本，觉得最难得的就是，他们可能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也曲折苦难的一段历史，我们知道要真实面对这样的历史、真实面对自己其实是不容易的，然而我看到的每一个主人公都是生动而真实的。他们的人生跃然纸上。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到现在已经故去，活着的也多是八九十岁的人了。他们承载了几乎一个世纪的中国科学史，或者换句话说，正是他们书写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中国科学史。
我就更好奇了。这是谁啊？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名字：樊洪业。
二
樊洪业是谁？
很抱歉，在打开这套书之前，我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
当我检索樊洪业这个名字的时候，顿时又多了一层遗憾，原来这位樊先生已经在2020年8月因病离世。有评论说，樊洪业自谦为“开路小工”，却被同道们公认是“最好的主编”和“最好的学术指导”。
中国科学院院友服务网一个旧帖子介绍：樊洪业，1942年生，研究员，著名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学家、资深的中国科学院院史专家。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兼职博士生指导教师，原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主任。著有《科学业绩的辨伪》《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科学旧踪》等，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竺可桢全集》（已出版17卷）和《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已出版近20种）等。
樊洪业去世之前，还是“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特邀顾问。
而在他身后，故交同跻对他的评价也让我感触颇多。
比如他主编《竺可桢全集》，全集的出版被誉为“近现代中国科技与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剑，他的纪念文章标题就是：“追念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学科奠基人樊洪业先生”。文章回忆了他和樊先生的交往，评述了樊洪业一生的学术研究和贡献。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所长王德禄则说，樊洪业是中国思想启蒙与现代科学史的开拓者，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史料抢救第一人。
他的门生弟子、中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熊卫民说，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史料的积累和掌握方面，恐怕没有人能超过晚年的樊先生。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口述对象、大连化物所研究员胡皆汉先生是樊洪业未曾谋面的挚友。在樊洪业去世后，作联悼念，称他为“倡导中国现代科学史之巨匠” 说，先生富有史公司马迁之禀赋，仁兄益具史家贬不实之权威。
据报道，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采集工程项目的张佳静在悼念樊先生的朋友圈中写道：“身在病中的樊先生修改我整理的刘东生口述自传，他把Word中的字体调到很大，再配合着放大镜改完了全稿。当我看着他改的密密麻麻的书稿，以及他删去了的我对他的致谢时，泪如雨下。”
他的长子樊谦在网络上是著名的科普博主返朴。他这样看待自己的父亲：历尽沧桑，他对诸多事物早已看得云淡风轻，醉心学术是他长期最大的追求。又说，父亲对近现代科技史做了一些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工作，但他觉得远远不够。父亲还点评过做学问要珍惜机会，减少和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少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多干脚踏实地的工作；不要为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自找麻烦。
读到这些，隐约有些莫名伤感。经历了这个时代的沧桑变化的樊先生，是个有故事的人。
熊卫民文章的标题是《樊洪业先生的成就和遗憾》。文章说，樊先生1942年生于辽宁抚顺，196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青壮年时期，和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一样，他也很关心时代的热点问题、紧迫问题。因为这份心，他曾经响应号召，热情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几年后又因此被作为“五一六分子”遭到审查，这是他的人生遭遇第一次波折。
文章里有个小标题是“知识人的忧伤”。
熊卫民在文章中说，表面上看，樊先生是一个开朗幽默的人，但作为很亲近的弟子，我还是能感受到他心中的忧伤。他说，樊先生见识卓著，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独到看法，可那些事情，却很少有容他置喙之处。
眼见有些人把这些事情搞砸，而他只能退回书斋搞点不痛不痒的历史研究、教几个天赋或高或低的学生，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理智告诉他，学术，几乎就是他力所能及的全部事情了。他把有限的自我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连电话都不愿意告知外人，以免工作受到干扰，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麻醉呢？
不免嗟叹。
三
读到很多我原先不知道的事情。
《袁隆平口述自传》的出版要感谢樊先生。不是因为他是整套丛书的主编，而是因为，按照有关记叙，如果不是他，袁老爷子就不会留下这样一部真实的传记。
200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邀请樊洪业任“口述史丛书”的主编。《中国科学报》2017年末的报道说，《袁隆平口述自传》出版后受到很多好评，这本书的出版与成功和樊洪业有莫大的关系。
以下是这篇报道的内容：
因考虑相关传记和报道已有不少，起初袁隆平认为没必要再出版一本传记。但樊洪业认为，袁隆平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使理论与实践达到完美结合，他不仅是一位“育种专家”，更是“育种学家”，这一点应为学术界和读者认识并认同。
为此，樊洪业专门拜访袁隆平，从科学史家的角度谈对袁隆平工作的认识，梳理了袁隆平育种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初步厘清了他的学术思想。这让袁隆平意识到可以从另一角度看待自己工作的不同意义，感觉口述自传这一工作的确有价值，且值得做。
访谈是由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做，此时辛业芸跟从袁隆平工作已14年多，对袁隆平非常熟悉。但实际过程并不简单，一方面是袁隆平非常繁忙，没有太多时间“口述”，另一方面，因辛业芸没有做过访谈，樊洪业就几次到湖南长沙进行指导，如设计访谈框架、重点问哪些问题等。
其实还不止于此。2018年10月刊于光明日报的报道这样说：
虽然要以抢救史料为急务，对一些口述史无法用“最高标准”去要求，但编委会对书稿的质量把关还是堪称严格，数次出现因为挖掘深度不够、内容空洞等问题而更换访问者的情况。袁隆平口述史的第一位访谈者，就是因为将口述史写成了宣传资料，最终被退稿。
后来，樊洪业多次赶赴长沙，亲自培训、指导新的访谈者开展工作，《袁隆平口述自传》因此推迟了两年才得以出版。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访谈录，被写成了一本传主革命事迹汇编，偏离了丛书要求，也只能退稿。然而，还没来得及另起炉灶，钱信忠于2009年以98岁高龄辞世，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实际上我读到好几本袁老爷子的传记。这一本当然是最好的，因为它是最真实的。
这当然也是樊洪业的人生写照。张剑文章说，除学术成就之外，樊先生让我们更难忘的是精神，一辈子“求真”的科学精神。樊先生凡事不虚美，不回避，“实事求是”。他回忆，樊先生说，科学是以探索真理为目标，“求真”是其本质属性。他认为“求真”是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的基本内涵。樊先生如此定义科学本质、科学精神与科学道德，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求真”贯穿他学术研究的一生。
一个求真的人，推动了一部真实的传记的出版——当然，最后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不仅仅是一部，而是鲜活生动的一代中国科学家的群像。特别是，世人了解他们太少太少，对他们的贡献和经历的一切。
四
科学家口述史，特别是那样一代科学家的口述史，之前还是一个空白。
张剑说，樊先生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兴趣，可能源于他长期与老科学家的交往。樊先生曾在他于2000年出版的那本《科学旧踪-前言》中讲到自己的大学时代，在“革命”热潮持续高涨的年代，我们学理科的许多同学，对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革命史都能倒背如流，但对同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科学发展却几乎是一无所知。
他说，1976年后，对科学家的宣传曾是当时的一大热点。“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科学家们，都有一段可以话说的‘前朝’科学史，赵钱孙李烩在一起，原认为‘一片空白’的那段历史，突然变得丰盈起来”。
“受此诱惑，我开始了对中国现代科学旧踪的探寻”。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回忆与樊洪业的交往故事，曾这样表示：樊先生曾对他说，我们做院史和中国科技史，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责任。
不管怎么说，樊洪业和他的同道们推动了这样一项浩大的雄心勃勃的工程。他撰写的“主编的话”，标题就是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他说，百年中国，这“科学”是与“国运”紧密关联着的。他说那些80岁左右的老科学家，“他们在少年时代亲历抗日战争，大学毕业于共和国诞生之初，而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时期（1956～1966）则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奉献青春、燃烧激情的岁月”。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
樊洪业希望把“当事人头脑中记忆的东西挖掘出来”，主持“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大型丛书。我查到的资料显示，从2006年到2018年12年间，这套丛书共推出54种56册，收录1880～1940年出生、400多位科学家亲历的往事。
我搜罗在手的有10多册。其中还包括两本翻译的《伍连德自述：鼠疫斗士》。
樊洪业说，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
对于口述史的史料价值，樊洪业有着清醒的认识：每个人都会受到学识、修养、经验、环境的局限，尤其是人生老来在记忆力方面的变化，这些会影响到对史实忆述的客观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口述史的重要价值。
在他看来，书籍、报刊、档案、日记、信函、照片等史料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受访者和访问者，即便是能百分之百做到“实事求是”，也不能保证因此而成就一部完整的信史。
在《主编的话》中，樊洪业还写道：“史学研究自有其学术规范，不仅要用各种史料相互参证，而且面对每种史料都要经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本丛书捧给大家看的，都是可供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史料，囿限于斯，珍贵亦于斯。”
他的长子樊谦说，父亲未能完成的工作计划，包括作为《竺可桢全集》的后续的《竺可桢年谱长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院史稿》第一卷。
看到一篇樊洪业先生的旧文章《请留住共和国科学第一楼》。2016年，闻听建于1953年的“原子能楼”要被拆除，他撰文呼吁“请留住共和国科学第一楼”，认为这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有关部门应当在适当时机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将原子能楼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名单。给后人留下一点儿历史见证。
在这篇短文中他说，原子能楼之存毁，于我本人无利害冲突，只是觉得有从专业角度看世事而发声的责任。文后注明，这篇文章初稿写在2012年清明节，修改于2016年3月1日。熊卫民的文章说，樊先生2015年患病，2016年初查出罹患小细胞肺癌。当时医生说他可能只有半年的寿命了。
想来樊先生当时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文章中他又写下这样几句：说实在话，我曾经消极过，神马都是浮云，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吧。但也不时自我忽悠这份残存的责任心、使命感，讲历史，讲道理，“不信春风唤不回”。
这算是他的“夫子自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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