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相信“地球并非我们的母星”这类假说，持“人类来自外星”观点的科学家也不乏其人，比如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钱德拉·维克拉玛辛赫（Chandra Wickramasinghe）就认为，人类这种生命形式是通过小行星撞击地球从而来到地球的。当然，还有更离谱的，比如外星生物创造论等等。
放下这些暂且不说，单就人类本身也足够怪异了。我们的文明最终在通过无数代肉体传递着怎样的信息？就如同追问无数偶然中的必然，我们的演化路径是否已经在“那里”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ID：liweitan2014），作者：Caleb A. Scharf，由译者苦山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发布，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头图来自：《E.T.外星人》
某个非常古老、非常强大、非常特别的存在已经在地球上被释放了出来。
© Wikimedia commons
人类可谓怪异。
对于一个全球性的物种来说，我们的基因并不是特别多样化，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上古时期的漫游探索造成了“奠基者效应”和“瓶颈事件”（译者注：founder effect和bottleneck event，两者皆可能加速族群遗传漂变作用，遗传漂变可能改变某一等位基因的频率，甚至致其完全消失，进而降低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从而限制了我们祖先的基因库。
我们还对行星环境产生了真正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很少涉及自然损耗的方式（至少现在还没有），后者能够削减我们造成的影响。
《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剧照。
但是最奇怪的事情在于我们如何生成、利用和传播信息——这些信息并未编码在我们可遗传的基因物质中，却随我们穿越时空。
这些信息中的大部分不仅以纯粹的符号形式（字母、语言、二进制代码）来表示，我们用周围的材料制造的每一块砖、每一种合金、每一台机器和每一座建筑中也能传达出这些信息。就连符号性的东西也能以某种物质形式被实例化：书页上的墨水或是纳米级硅片上的电荷。
总之，这个“数据组”（译者注：dataome，作者自创词，指“人类自身的生物信息之外的数据”）已经成为了我们存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我们所源自的类人物种在大约20万年前变得越来越独特，自那时以来，这一“数据组”也许一直是我们存在中不可或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信息的崛起》（The Ascent of Information）中也提到了这一观点，而它足以引出一系列相当令人吃惊和具有挑衅性的建议。
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对地球的影响吧。今天，假如我们看一看人类的能源使用情况，可以发现全球平均发电量约为6至7太瓦，其中大约3%至4%是由我们的数字电子产品吞噬的，用途包括计算、存储和移动信息。
这听起来也许不算太糟——只不过，数字化信息世界的增长趋势是，每年所需要的电力将增加约40%。即使考虑到计算效率和发电能力的提高，这也预示着在大约20年后，我们目前生产的所有电能将仅由数字电子产品消耗。
这只是人类数据组能量需求的一个方面。我们仍然进行纸质打印，而一页纸的能量消耗相当于燃烧5克高质量的煤。从微处理器到硬盘驱动器，由于数字设备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对原料物质进行深度再利用，因此也需要大量的能源。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在对抗热力学第二定律，以便利用原材料制造出这些极度有序、受约束、低熵的结构，而这些原材料在其混乱的自然状态下无疑是高熵的。我们很难看清这场信息海啸将在何时减速，或是终点在何处。[1]
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 Aydın Büyüktaş
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是，并不只有我们在这样做。我们的数据组看起来像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尽管它与人类是完全共生甚至内共生的）。可以说，智人之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独特的物种存在，只是因为我们是与丰富的外部信息共同进化的；从只在神经元结构中存在、传递了许多世代的语言，到我们的工具和陶器与洞穴墙壁上的抽象图案，一直到今天的网络世界，这些外部信息始终伴随着我们。
但共生关系意味着参与其中的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考虑。假如从这种角度来看待我们自身，就会自然引出下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是这段关系中占据控制地位的那一方？毕竟，在以基因为中心的生物学观点中，所有的生物都只是信息传播和生存的临时载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据组和其他载体没有什么不同，信息如何存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够存活。一旦这些信息及其算法基础在这世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只要有可能，它将会永远延续下去。
从老子到莎士比亚，任何一部伟大的人类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这些作品，这些信息包，已经找到了一种在时间长河中绵延不灭的方式——也就是依附于我们。我们急切地阅读它们，重构我们的大脑来记住它们，我们跨越无数世纪，以多种语言和形式一次又一次地、不遗余力地复制和再现这些作品。
但是这些文本不仅仅是模因（译者注：meme，承载文化思想、符号或实践的一个包含甚广的单位）；它们更像是人类的一个发育不全的延伸表现型（phenotype）的一部分，这一延伸表现型拥有向周围的世界施加压力的过程和能力，以此试图确保它自身的生存。
《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剧照。
在地球上生命诞生至今的三到四十亿年的历史中，似乎并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的事情。在地质年代尺度上，“人类数据组”的出现就如同外星人突然入侵，也像是导致了大规模灭绝的小行星撞击——它改变了能源流动和生物圈运作的方式。这个世界上不再只有血肉之躯了。
由于进化的巧合，我们作为“聪明健谈的类人猿”的这一存在本身，和其他某种事物一同释放了出来；那是一种重组物质的新技巧，它服务于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深深扎根于原子和分子的统计安排中，在它们的有序、无序或分散中: 在熵和它的表亲，也就是信息之中。
看看你眼下的所在，你房间的墙壁，或是你正坐着的椅子。抑或是你正用于阅读的灯光，你正阅读的这些文字所在的屏幕或纸张。到最后，这一切的事物都在此处支持着数据、观点和宇宙中数量最庞大的存在：信息。我们那有如天外来客的数据组也许只是未来事物的先兆。
原文：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e-are-the-aliens/
参考文献[1] pubs.acs.org/doi/10.1021/es025643o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ID：liweitan2014），作者：Caleb A. Scharf，由译者苦山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