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了全国顶尖教育的东大学生,不再相信自上而下能改变社会,更不相信以资历为主的稳定工资模式。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作者:蕴酱子,原文标题:《当公务员救不了日本,失望的东京大学毕业生正在抛下中央政府》,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我开始认真考虑找工作的时候,我完全没考虑要成为一名官僚。”这是21岁的东京大学学生山田硕人升入大四以后的真实想法。一年多前,他还向《朝日新闻》表示,自己打算进入霞关(日本中央政府)成为官僚(即日本国家公务员),为社会服务。
山田的改变,反映了绝大多数东大毕业生的想法。近十年来,“远离官僚”(官僚離れ)在东大兴起: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就业时不再考虑国家公务员。
2020年,东京大学共有249人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比2010年的428人减少了近一半。东大学生占整体合格者的比例也从十年前顶峰的32.5%下降至14.5%。这些数字背后,是东大学生对官僚的失望。
从精英圈层到黑色职场
自明治维新以来,精英构成的官僚机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部门,而作为日本最高学府,东大一直是霞关的人才库。
日本现代历史学家秦郁彦在《官僚研究》一书中写到:从1894年到1947年,在通过“行政管理高级公务员考试”成为官僚的9565人中,有5969人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占总数的60%以上。此后,虽然从其他大学毕业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但中央政府各省厅的13名行政副部长中,有11人来自东京大学。
日本讲究团体与圈层帮扶,霞关也不例外。
出身东大且常年占据主导地位的官僚们,非常注重提携自己同校的后辈:他们在录取和提拔阶段更倾向于使用东大毕业生。这使得在战后,日本的重要中央省厅的高层,几乎都被东大出身的人垄断。
拿权势较大的财务省来说,2017年至2019年,财务省新岗位里有70%~80%是东大毕业生,其次是庆应义塾大学和一桥大学。经济产业省也有一半的员工来自东大。可以说,东大的牌子是政界精英的通行证。
可是近十年来,学生们对官僚的热情与向往已日渐瓦解。
在以往,东大法律系是最容易进入霞关的文科专业,其入学所考的文科一类分数也一直高于经济专业所属的文科二类。然而在2019年,文科二类的偏差值首次超过了文科一类,这在当时被视为官僚热度下降的明显迹象。不少高分学生都认为,即使去了法律系,也不会有好结果。
同年,霞关在东大的招聘说明会遇冷。
负责说明会的霞关工作人员告诉《Wedge》,他再也感受不到学生们十年前的热情:“十年前,说明会现场总是充满热情,学生们迫切地想知道自己能否成为国家公务员。而这一次,只有一小部分参与者怀有强烈的职业抱负,大多数人只是过来‘看一看’。”
显然,学生们对霞关已经丢失了兴趣。
2020年9月,东大新闻社联合网络媒体NewsPicks的校内调查显示,IT与通信在学生最向往的行业中名列第一,占16.7%,其次是占比16.2%的咨询与智库,大众传媒与广告(13.6%)以及金融证券(11.6%)。
在学生们眼里,官僚早已不是唯一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地方,相反,它正在成为“黑色职场”与日本衰落的代表。
无人愿乘的衰落“沉船”
在求职期间,山田硕人一直没能忘记他在霞关工作的前辈脸上疲惫的表情。这位前辈告诉他,如果想成为一名官僚,那必须做好准备,因为霞关的工作环境十分黑暗,薪资也“毫无回报”可言。
网络时代的高曝光度,让霞关官僚的过劳问题变成了公开的秘密。2017年,厚生劳动省有关防止过劳死措施的白皮书显示,霞关的平均加班时间为每年363小时,是私企的154小时的两倍多。
而国家公务员劳动组合联席会议主席小池浩之表示,现实的加班时间远超官方数据,因为政府的预算是每人每月加班36小时,超过这个时间便不会有加班工资:“我们每个月最多加班180小时左右,各部门一般只能支付60%~70%的加班费,有些甚至只有20%左右。”
《朝日新闻》也指出,在去年国会召开期间,官方数据显示有102亿日元用于支付官僚们的加班费,22亿用于打车费,可国家公务员们的实际工作时间是这个数字的三倍,2019年,有6名霞关公务员死于过劳。
一名30多岁的霞关助理科长向《朝日新闻》透露,在国会会议期间,他经常工作超200小时,这让他身心俱疲。今年是入职的第十年,可他几乎从未拿过加班费,年薪也只有650万日元(约合39万人民币)。
其次,霞关不断被压缩的自主性也是东大学生对其敬而远之的原因。
2013年,安倍政府成立了内阁人事局,集中管理中央政府各省厅超300名高级官僚的行政任命。此后,官僚机构的能力被政客们大大削弱。
前财政官僚、明治大学教授田中秀明在《官僚的冬天》一书中指出,日本的“政治主导”已经让官僚机构失去了自主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政府的运作更多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命令。在政策制定上,政治家们会直接根据自己的想法下达指示,这大大压缩了官僚部门的裁量权。官僚机构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荣誉学生’,没人愿意把自己的意见推到政治家面前,并发生摩擦。”
而对于千辛万苦进入霞关的精英而言,自上而下的工作指示往往莫名其妙,不亚于一种羞辱,比如支持因突然关闭学校而造成的育儿假,或者在人们不经常外出时考虑使用和牛优惠券来支持经济。
同时,在极其看重资历的霞关,新人必须看人脸色做事,两三年内都只能打杂,晋升也比私企困难:霞关50岁以上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在过去,40岁是能晋升到内阁秘书的年龄,现在只能当个科长。
这种“传统”带来的,是霞关年轻人离职率的猛增。2019年,霞关因个人原因退休的20多岁雇员有86人,是6年前的4倍。2020年,经济产业省(METI)有23名年轻官员在一年内辞职。
在即将毕业的东大学生看来,如此死板的职场不值得他们浪费时间。
一名家人在霞关工作的东大学生吉田向NHK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老一辈人非要谈论新人位居底层供人差遣的重要性:“官僚们往往会花上8~10年成为科长,才能做一些决定性工作,我想从一毕业就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费时的杂事上。”
2019年,吉田以前几名的身份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但不想沾染霞关文化的他,最终去了一家咨询公司。相较于霞关,私企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更能让他满意。
此外,政客与霞关接二连三的丑闻,让不少学生对官僚彻底丧失信心。
1995年,大藏省(现财务省)曾被爆出用公共资金填补某住房融资公司的不良贷款。1998年,7名大藏省官员因涉及娱乐腐败案件被起诉,导致时任财务部长三塚博辞职,大藏省解散,也让官僚名誉扫地。2017年,森友学园被指控以超低价购买土地建造小学,虽然所有的矛头指向安倍晋三,但仍有高级官僚出席发布会进行道歉……此外,霞关频频爆出的隐藏、伪造文件和性骚扰、官员自杀事件更是恶化了形象。
在东大新闻社负责就职板块的大四学生高桥祐贵向《朝日新闻》表示,东大学生不再当官僚是源于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年轻人有种感觉,日本在未来会走向衰落,他们已经不相信自上而下能够改变社会了,更不相信以资历为主的稳定工资模式。”
同社记者卫藤健也认为,“对于希望解决社会问题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东大学生来说,霞关根本不受欢迎。年轻一代对时代变化很敏感,他们只希望能快速学到技能,并在不需要依赖经验的情况下赚钱。全球化的私营企业才是符合预期的选择。”
离了东大的霞关怎么办
东大学生的“出走”,给霞关抛下了一枚定时炸弹:日本中央政府可能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与质量下滑。
目前,霞关的官僚仍有超过60%来自东大,东大也是唯一且绝对的金字招牌。且作为日本最顶尖学府,东大的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综合能力仍然明显高于庆应、早稻田等其他大学学生。东大学生的缺席,的确会给其他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可随之而来的便是霞关的官僚质量下跌。很多日本人看来,在极其看重学历的日本社会,顶尖人才从政府流向私企的趋势无疑是可怕的。
在厚生劳动省工作18年后离职的前官僚千正康裕一直有种危机感,如果年轻人继续离职,高等学府人才也不愿进来,那么霞关终将崩溃:政府质量会下降、错误会增加,更无法通过政策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问答网站Quora的“东大学生的远离官僚会对日本未来造成什么影响”的话题下,一名京都大学毕业生FUJITA NAOKI表示,国家的运行需要智慧和高协调能力,而东大的学生在这方面是一流的,如果他们不成为官僚,那么国家可能无法雇佣高水平人才,这会让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自上而下的战略能力水平致命下降。
日本经济产业省 图片:President.jp
为了“挽救”日本的未来,霞关的一些年轻官僚们行动了起来。
今年25岁的堀俊太郎已经在厚生劳动省工作了四年,去年秋天,他集合了十多名年轻同时成立了“未来的霞关”组织,致力于改善工作环境。“很多人是为了帮助社会才在霞关工作的,可他们在雄心壮志实现之前就离职了,我感到非常沮丧。”他说。
“未来的霞关”起草了两次改革方案,包括将部分工作外包以减少工作量、实施无纸化、减少加班、改善人员管理制度等。目前,该草案已经提交给了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成员们还表示,霞关和整个社会都太紧张了,公务员们都变得像机器一样,让民众无法理解。他们想要突破这一点,成为面容和思想都更先进的官员。
面对东大学生的“远离官僚”趋势,“未来的霞关”的成员们并没有太悲观。“未来的霞关”创始人之一、文部科学省的田口明日香告诉《朝日新闻》,东大的学生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其实这不是一件悲观的事。“如果我们能创造一种让人才在霞关与私企间流动的灵活体制,那就没什么可惜的。”
前东大法律系毕业生秋山直人也在Quora上谈论了他的看法:东大充满着有才华又灵活的年轻人,如果他们的工作是在官僚机构为政客伪造文件,我想没人会这样选择。
东大的学生似乎也铁了心,富士电视台2019年4月入学典礼采访中,没有一人表示希望进入霞关。一名新生告诉电视台,自己来东大是因为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官僚们是从顶层改变世界的人,但自上而下是行不通的,总有一天会崩溃。我想利用底层人民的力量,自下而上地造福社会。”
(本文中,吉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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