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系友成基金会创始人王平女士在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社会价值投资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经历过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后来又到了投资银行，做过政策研究，又做过商业投资，也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过。现在，我自己寻找的是怎么样通过实现社会价值来实现个人价值，而不是像我们有些人说的那样，是通过实现个人价值来实现社会价值。请大家注意，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驱动力和发心，这关系到我们怎么样看待社会价值投资的驱动力。
我有过两次重要的反思。
第一次反思的结果就是走出对欧美模式的崇拜，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尊严。
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几个月我去了美国读书，我是带着对美国的崇拜去的。在那个地方我经历了冒险的天堂和地狱。我在美国学会了开车，然后直接开到高速公路，那时候我在国内没有见过什么是高速，我在高速公路上企图掉头回去，去沿着无尽的隔离带直线开了一个多钟头开到另外一个城市，最后被警察引下高速路来。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经历，我把那部300美元买的二手车开翻了，出了车祸之后，几分钟之内，警车、救护车、消防车迅速赶到我车边，还没有等到我明白过来，已经有消防队员把车锯开，把我抬到担架上，救护车直接把我送到医院。这一系列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非常感动，经过一系列体检之后发现什么毛病都没有，瞬间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医院的大堂。这个时候从被温暖的无微不至关怀的天堂堕入地狱一样，我手里拿着不菲的账单，突然想到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这样的经历可能每天都在美国发生着，这样一种个人价值的实现，生命的绽放和生命的代价是结合在一起的，我随时有可能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因为这样的一种危险而丧失生命。实际上速度、发展和个人价值是以这样的代价来实现的。这是我对美国生活方式反思的开始。
很多去过美国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社区的垃圾，里面居然能发现很多很值钱的东西：家具、电器、食品、包装等等，我去了以后很看不惯，我有一种负罪感：我们在这样一种欲望的城市，消耗着大量的资源，产生这样不可消解的垃圾；与此同时在我的祖国，我的同胞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让我觉得很痛心。
还有一种尊严就是文化的尊严。我周末去到教堂的时候，神甫会讲到“塞翁失马”的故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曾经对中国的文化很自卑很不屑、崇洋媚外，这时候意外感觉到西方人开始向中国看了，连我也突然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了。这是我对中国文化反思的开始。
而在欧洲工作的经历，让我体验到世界上最好的社会福利和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准，但是悠闲、考究的上流社会不是忙着工作而是有太多的别墅需要照顾，他们要开太多的PARTY，他们依然寻找生活的意义。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是某国际大投行欧洲区的总裁，他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整天想自杀。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富裕、他们美丽的国度和他们的抑郁和无意义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90年代初听到了中国威胁论，他们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如果中国人像我们一样有汽车、有彩电、冰箱、有别墅的话，世界的资源如何承载？我无法反唇相讥，但这却更进一步引发了我对欧美发展模式的反思，我开始思考“什么是美好社会”。
欧美的经历让我走出了对欧美模式的崇拜。我问自己：欧美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他们在工业化初期靠扩张、靠掠夺殖民地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获得发展的积累，然而这种发展方式能够在全球复制吗？环境的代价我们付得起吗？值得支付这样的代价吗？这是我很多年前的思考。
我第二次的反思是：发展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的发展超常的快，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互联网技术和新技术革命之后，更多的选择，纷至沓来的诱惑，还伴随着更大的危机，比如说经济停滞。而在停滞的经济和生产过剩当中，我们发现还存在着贫困，我们看到环境的污染，我们看到暴力、恐怖和战争，我仍然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样的发展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要不断地向外攫取，还是回归我们的初心？
再看中国：我们改革开放了30年，在生活上我们取得了和欧美一样的生活水准，在我们城市的建筑上、在我们的最富有的人群的收入方面，如果不算人均、不算农村，我们甚至超过了美国、超过了纽约、超过了欧洲的一些国家。有了这样的物质条件，有了房子、车子，但是我们学会了美国的高消费却发现我们没有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学会了追求欧洲人的慵懒，却没有欧洲人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保障系统；而且我们还丢掉了什么呢？我们丢掉了我们的传统美德和文化自信，这是最要命的。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我们富裕了的中国人以及没有富裕的中国人还在努力干什么？都在抱怨，所有的阶层没有一个不抱怨的，没有一个不在抱怨环境，抱怨我们的医疗、我们的食品安全、我们的养老以及我们的社会风气，很多人有无价值感、无幸福感、无道德感、无意义感。经济发展带来了我们要的那些东西吗？好像没有。我们现在的危机不是因为物质的匮乏而是因为公平、正义、道德和良心遭到践踏。
如果没有社会价值，没有我们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我们的个人价值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比如说良好的环境、安全的保障，像每次出差的时候在机场被反复地安检，这么大的成本是怎么来的？没有信任感，没有安全感，这难道是经济发展可以解决的吗？
离开社会价值，发展带来的不是我们的幸福，相反可能是灾难。所以我不断地问自己：一百多年来我们先烈为之奋斗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六十多年前我们建立新中国为了什么？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又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增长吗？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美好社会？
古人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是人尽其力、货尽其用、公平正义、永续发展，这是古今中外人们的共同追求，这个追求过时了吗？我们现在有现代社会的美好追求，我们追求的是共建、共享、共赢的社会价值；我们追求的是国家富强、人民民主，文化昌盛，以及环境生态的美好，这是我们的社会价值。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我们中国向着美好社会的改变，从1949年开始经历了三个阶段，我觉得三个阶段是都是必要的：第一个阶段我们为美好社会打下了政治的基础，我们民族独立了，虽然我们比较偏重公平，我们忽略了效率，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认为政治上的独立是硬道理。在第二个三十年我们改革开放，偏重于效率而忽略了公平，但是我们打下了一个经济的基础，在这个三十年经济的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三个三十年，这第三个三十年我认为我们的公平和效率应该结合起来，我们要回归到“以人为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我认为这是这个阶段的硬道理。
我们所说的社会价值强调的是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要为全体社会成员带来共同的利益，要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国民，否则这个改革开放和发展失去了公平性和合法性。我们个人价值的实现，不是通过撕裂社会价值和肢解社会利益而实现，而是通过实现社会价值来成就的。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个体价值在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上得到更大的彰显。
我们倡导社会价值引领发展模式。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社会价值选择，我们的理论就会失去彻底性，就会沦为喊口号，说得不清楚、不彻底，我们的口号和概念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想象和期待，但是梦想和现实会形成巨大的反差；
如果我们没有明确而坚定的社会价值选择，我们的制度就缺乏系统性的设计，我们就会把市场经济简单地解释为简政放权，而不是机会平等、民主法治——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社会价值选择，我们的社会治理就会沦为行政命令和搞运动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社会价值选择，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就是单一的量化指标，经济用量来衡量，甚至我们的公益也用捐款的量来衡量，用盖了多少学校的量来衡量，而不是用社会价值和对社会形成的长远而积极正向的改变来衡量。这样一些缺失都是因为我们缺乏明确而坚定的社会价值的选择和导向。我们应该有社会价值导向的社会生态体系的建设。
我们倡导社会价值引领商业价值。
我们提倡社会价值投资就是资本驱动力的转型升级，我们的资本不再以狭隘的利益驱动，不再用恐惧（害怕失去）和贪婪（渴望更多）来驱动我们的企业、驱动我们的投资，我们应该是用社会价值来驱动我们的投资、驱动我们的企业创业。
如果我们一出门就呼吸着雾霾的空气，如果我们吃饭还担心自己的食品安全，如果我们的孩子都沉浸在网络游戏当中而荒废了学业，如果我们的投资人都在为这些经济的泡沫添砖加瓦，这个时候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发展，我们的这些创业能创造美好的社会吗？我们要用社会价值引领商业价值，如果离开了社会价值的选择，我们所谓的“财富”和“成功”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并且充满了罪恶。
如果投资不是社会价值引领，我们就不是投资的天使而是投资的魔鬼，谁说投资一定会创造社会价值呢？如果投资不是社会价值导向，你可能资助、投入的是一个对社会长远发展有害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这样的警醒和怀疑，我们要反思：我们的投资是在创造美好的社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