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作者：殷晴（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生），编辑：刘敏，头图来自：《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
1999年，21岁的女大学生猪野诗织在东京街头被人用刀刺死。警方最初宣布这是随机砍人事件，但调查记者清水洁比警方更早发现了真相：女孩长期被前男友跟踪骚扰，却多次报警无效。
案发后，警方不仅不作为，还试图掩盖其渎职的事实。但清水洁始终在寻找答案，最终追查到重大嫌疑人的下落。这一系列报道直接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
今年初，《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中文版上市，在中国引发热议。6月11日，我们和清水洁约在了东京的一家咖啡馆。63岁的老记者语速飞快，他说：“很多人说媒体是垃圾，但我们还是能有所作为。”
清水洁把我们的碰头地点定在了东京神保町的十字路口。这是两条主干路的交汇处，即便是在疫情之下，人流依然穿梭不断。
我要寻找一个穿登山靴、像“白熊”一样的大叔——这是以往的访谈文章对清水洁的描述。隔着一条马路，尽管熙攘人群都戴着口罩，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63岁的清水洁和出镜采访时一样，穿着普通的格子衬衫，胖胖的脸上全是汗珠。
1958年出生的清水洁是日本著名的调查记者，几十年来一直紧追罪案和事故，做出的调查报道多次获得新闻行业大奖，甚至变成了销量超过30万的热门书。其中《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被誉为“记者的教科书”，今年年初中文版上市后，在中国也引发热议，不断加印。
1999年，21岁的女大学生猪野诗织，在东京街头被人用刀刺死。警方最初宣布这是随机砍人事件。清水洁当天临时被叫去报道这则新闻，他当年40多岁，凭借多年罪案报道经验，很快比警方更早发现了真相：女孩长期被前男友跟踪骚扰，却多次报警无效，她在半年前就写好了遗书，宣告若遭不测，凶手就是前男友。
但这不是一个畅快的破案故事。从第一天开始，清水洁就被嫌疑人的极端程度吓到了，他在恐惧中开展采访，找不到凶手线索，他用最笨的办法挨家敲门、拦住三百多个女性路人询问；发现嫌疑人动向后，他和同事在路口花几天时间监视每个进入大楼的路人，逐个拍照，找线人验证；因为不在主流媒体圈子，警察局永远踢他的皮球；又因不能在警方追捕前公布嫌疑人，他还要跟主编争取推后截稿日。每个岔路上他都选了最难的选项，有时候完全是无用功——比如他飞到北海道，以一个座机电话为线索追查凶手，花了几天只查到一对年轻母子，最后发现是小孩子多次把电话号拨错了。
在案件发布会上，警察花了大量篇幅描述死者诗织“黑色迷你裙”“普拉达的背包”“古驰的手表”的着装细节，后续报道里，媒体又把死者塑造成迷恋名牌的酒家女形象。清水洁的报道从未纠缠这些细节，他始终在寻找答案，最终追查到重大嫌疑人的下落，也揭露出警方的不作为，以及案发后掩盖渎职事实的行为。这一系列报道直接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
然而，正义并未大获全胜，凶手畏罪自杀，警方也靠剪切记录，消弭了不作为的责任。清水洁在书中不光显示了执着的勇气，也反复记录了自己的无助和束缚感，这种复杂的情绪，在二十年后仍然能让中国读者动容。
此次采访涉及中日几家出版机构，前后协调了一个月时间，6月11日，清水洁本人突然打来电话，把采访约在了4小时后。我们急匆匆碰头，在东京一家吵闹的咖啡馆里，他回顾了自己跌宕起伏的职业经历。清水洁的语速飞快，至少有普通人的1.5倍，这和他的工作内容一样令人紧张——清水洁的代表作全都与杀人案有关。在一次又一次的漫长采访中，他近乎执拗地跟犯人、跟警察、跟自己较劲，甚至万里追凶追到了巴西。
但受害者家属们却总是愿意把内心最脆弱的一面向他敞开，告诉他从未透露过的宝贵信息。我一直以为这是因为他的执著和不厌其烦，而这次面对面的采访让我意识到，对生命深刻而真诚的信念，才是清水洁身上最动人的温柔力量。
在《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中，有一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闲笔：清水洁反复记录，自己如何在工作间歇，喂养自己的宠物小仓鼠。这只仓鼠叫“之助”（Nosuke），是一只认真吃葵花籽、努力奔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爬到沙盆里如厕的小动物。
追踪桶川事件，一共花去了三个月时间。仓鼠之助在期间寿终正寝。采访当晚回到家中，我重看清水洁的名片，才惊讶地发现，20年过去了，清水洁的邮箱和推特账号，使用的都是“Nosuke”这个名字。
清水洁，图片由本人提供
生命，我应该报道的就是这个
先生制造：桶川杀人事件发生后，大部分媒体都被警方放出的消息引导，认为是随机杀人事件。为什么你从一开始就对警方的说法抱有怀疑？
清水洁：现在的日本媒体已经不会对警方的发表照单全收了，也会质疑，也会批评。走到如今这一步花了很长时间，而变化的契机可以说就是桶川事件。
桶川事件之前我已经做过不少事件报道，偶尔也会听人说，“警察当初要是再认真一点儿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案子了”。以前听到这些话，我也并不会觉得“警察可真是太过分了”，毕竟警察们也很忙嘛，每天那么多突发事件，不可能总是投入全部警力。要说有什么责任，那也是更根本的制度层面的问题，是国家和政治家们的责任。
可是桶川事件不一样。我就认准了一点：猪野诗织此前正式向警方报案，称前男友诽谤她的名誉。警方受理了她的提告状，也就是说已经承认这是一起案件了，但之后却几乎没有进行调查——这是桶川事件和其它案件最根本的不同。
先生制造：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在着重报道受害者的私生活，而您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这个报道方向？
清水洁：那天我赶到现场的时候，面对的并不是一起跟踪狂事件，而是杀人案。我以前也报道过很多杀人案，想法一直只有一个：世上没有任何理由值得一个人被杀害。
如果这只是一起跟踪狂事件，老实说，我可能也会想“这女孩儿的裙子是不是太短了？是不是打扮得太花哨了？”当然不是说打扮得花哨就活该遇到色狼，而是说为了尽量避开色狼，还是普通一点的打扮比较保险。
可是，打扮得花哨、收了别人的礼物、喜欢奢侈品，这些能成为被杀的理由吗？这可是一起杀人案啊。在我的心里，这一点一直非常明确。
对所有人来说，生命都是最重要的。所有人都是赤条条来到这世上，名字、衣服、学校、房子、学历、工作、家人，所有这些都是后来才得到的。到了最后，还是要一个人面对死亡，被扔进火里烧成灰，赤条条地走。除了生命以外，所有东西都是后来才获得的。就算家产在火灾里全被烧光了，就算被公司解雇了，只要还有一条命在，失去的东西总还能再争取回来。唯独生命不能。唯独生命是一旦失去就无法挽回的。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只做事关人命的报道。事件，事故，灾害，战争，医疗。
先生制造：是什么时候决定只做和人命有关的报道的？
清水洁：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不过二三十岁的时候没得选择，整天干的都是杂志社安排的工作。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在日本各地采访各种事件，但也做了不少明星绯闻呀棒球之类的报道，还曝光过一个大八卦呢！不过一点儿成就感也没有。那时候就经常想，我的人生就要花在这些八卦新闻上了吗？我真正想干的到底是什么呢？
1985年发生了日本航空123号航班坠机事件，遇难者有520人。坠机发生在夜里，第二天早上我赶到现场时以为全员都遇难了，没想到居然还有4位幸存者。给这4个人拍照的时候，我感动坏了，眼泪不停地流。死了那么多人，竟然还有人能活下来，真是太厉害了！那是1985年8月的事情。类似的体验，之后也遇到过好几次。
桶川事件发生在1999年10月，2000年《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出台，我以为事情已经就此结束了。可是2001年11月，我自己的女儿因为事故去世了。我从来没想到这么不幸的事情居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葬礼的时候，猪野诗织的父母也来了，给了我很大安慰。那时候我就确信了：生命，我应该报道的就是这个。除了生命，失去什么都不值得恐惧。
案发当天的命案现场
案发现场的献花
埼玉县警上尾署
池袋
约访的机会只有10秒钟
先生制造：事件发生之后，您怎么采访遗属？怎么才能取得对方的信任？
清水洁：媒体所能做的，归根结底就是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换句话说，事件报道对于被害人和遗属们来说其实毫无帮助。这一点非常可悲，但事实就是如此。媒体是社会公器，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人武器。
有的受害者家属不需要解释那么多就愿意接受采访，但有些家属会说，“为什么我已经这么痛苦了还要抛头露面？”“回答了这些问题也换不回我女儿啊！”
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您说得很对，对于逝者来说，采访于事无补。那为什么还要做呢？就是为了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无论我写了什么，无论家属们再怎么哭泣，逝者都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了，这实在是非常残酷的事实。可是，我们可以防止别人也经历同样的痛苦。
您可能会觉得，凭什么就我家这么不幸？为什么要为别人的幸福而拿我去献祭呢？如果您这么想，我也非常理解。如果您觉得，虽然我的经历可能会对别人有帮助，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采访，那我尊重您的选择。
先生制造：这么说了之后还会有人拒绝您吗？
清水洁：基本上没有。
先生制造：就您所知，其他的记者也会这样和遗属沟通吗？
清水洁：大概没什么人会这么说吧。参加各种讲座呀培训，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清水先生您总能说服受害者家属？”
其实对于受访者来说，我们这些记者都是突然来访的陌生人。大部分普通人不会想“这个人是NHK的，所以可以信任；那个人是《产经新闻》的，所以我不要回答他”，这是熟悉媒体的人才会有的想法。普通人的想法是：我能不能信任面前的这个人，接受采访会不会给自己惹麻烦？如果不尽量消除对方的这种顾虑，之后的沟通肯定会很困难。
我经常会问年轻记者，如果周日一大早你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有陌生人来按你家门铃，“不好意思，我是某某报纸的记者，您家附近发生了一起事件”，接下来他要说什么你才会愿意再多听两句？作为按门铃的那一方，我们总是要不停设想站在门里面的那个人的心情。机会只有10秒，所以我平时一直在练习，一直在思考人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要说什么才能得到对方的回应。
先生制造：怎么练习呢？
清水洁：只能是不停积累经验了。就好像咱们现在说了十几分钟话，我已经大概知道你想要问什么了。约采访的时候，我会想到你的截稿日期比较近了，所以特意为了这个采访临时改了今天的日程，还特意找了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方便的采访地点。要想工作顺利，就得这样不断考虑对方的心情，尽量快地捕捉到对方的需求。这和新闻专业没什么关系。我要是干推销，估计也是个顶好的推销员。
先生制造：那您按门铃的时候会怎么说呢？
清水洁：我会先不停地道歉。“真的是太抱歉了。在这个时间突然打扰您，而且是为了我们单方面的工作，实在是，哎呀，真是太对不起了。如果您知道些什么的话，能不能稍微告诉我一点儿呢？我想您的话肯定会对社会有贡献，肯定能帮上什么人的忙。”最重要的是让对方意识到接受采访对他自己也有好处。
先生制造：采访结束之后，您还会和受害者家属保持联系吗？
清水洁：采访之后我们常常会变成朋友。比如猪野诗织忌日的时候，我会买啤酒去她家，和猪野夫妇一起喝一杯。
我还做过一个北关东连续幼女诱拐事件的报道，受害者中有一位叫松田真实的小朋友。真实去世后，她妈妈又生下了两个弟弟，我有时会和他们家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儿，还一起去箱根泡过温泉。
我因为这些事件报道拿过不少奖，奖金就用来请受害者家属们吃饭或者旅游。刚才我说报道并不能对遗属们有什么帮助，但我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尽力给他们一些回报？除非对方不愿意再联系，否则我不会觉得采访结束了对方就跟我毫无关系。
刚才说到的北关东连续幼女诱拐事件，受害者一共有5个人。我开始调查的时候，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几二十年，家属们的心都已经死了，拒绝所有采访。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找出来，花了好大力气一个一个地说服，最终所有遗属都接受了采访。在此之前遗属们彼此完全不认识，采访之后大家都成了朋友，还一起聚餐过呢。
现场上空 前方为桶川站
诗织的手表
落网前的实行犯
被带往上尾署的久保田祥史
互联网摧毁了“记者俱乐部”
先生制造：您这么多次先于警方找到凶手，又这么多次指出日本警界内部的问题，警察们怎么看您？
清水洁：警界领导们都觉得我是个极品，大坏蛋。“怎么才能收拾这家伙一下！”“只要我还在这个职位上，决不会给这人提供任何消息！”
不过，也经常会有年轻警察给我写信。“看了您的书，实在是太感动了。”“搜查工作只做到这种程度，作为警察真觉得丢脸。”那些年轻警员、把警察工作视为荣誉、珍惜这个职业的人们会理解我的工作。可是等到他们的职位越坐越高，往往也会被现实束缚住。
记者们也是一样。年轻记者和想要当记者的学生们特别愿意听我说话，而那些加入了记者俱乐部的老记者们就会觉得我是个麻烦的大叔。不过，等到他们退出俱乐部，晋升到了部长、局长之类的高级管理层，往往又会来联系我，“能不能给我们这儿的年轻记者上上课？”挺好笑的。
先生制造：日本长期存在“记者俱乐部”制度，只吸纳电视台、大报社等主流媒体加入，官方只对俱乐部成员公开信息，像您因为不在俱乐部内，很难直接采访到一手信息。很多日本记者也公开批评这项制度，但为什么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根本改变？
清水洁：这项制度最开始是为了方便记者的。像首相官邸这种机构，无论个别记者多么努力都很难约到采访，所以才要十几家媒体联合起来，就像是集体防卫吧。政府不敢把所有媒体都搞成敌人，所以不得不接受采访或者是举办新闻发布会。记者俱乐部至今还是有这个功能，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媒体们也的确可以通过警察记者俱乐部、国会记者俱乐部等等这些团体来监督公权力。
然而，记者俱乐部的成员们平时要不断地和政府机构做各种交涉工作，非常繁琐。有时候为了准备一场新闻发布会，被指定为干事的几家新闻社需要筹备好几个月。如果没有加入俱乐部的自由记者这时候突然跑过来说“我也要参加发布会”，对方当然会很恼火，觉得你平时什么都不干就想直接来窃取劳动果实？另一方面，在自由记者们看来，公权力是在面向所有媒体发言，凭什么要受你们的把持？双方的想法其实是两条平行线，谁也没法理解对方，因此总是摩擦和冲突不断。
先生制造：记者不能既加入俱乐部同时又写批评日本政府的文章吗？
清水洁：的确是没有明文规定说俱乐部的成员不能在外面自由采访。问题在于记者们的懒惰，只敢写官方正式发表的东西。这也是因为，如果写出来的东西和发表内容不同，可能会遭到报复。
《北海道新闻》的记者高田昌幸写过一本书，名字叫《真实：报纸向警察下跪之日》，里面就写了报社是怎么受到报复的。高田和他的同事们揭露了北海道警察伪造发票、滥用公费，因此获得了新闻协会奖。但之后北海道警察就开始打压他们的报社，比如警察署的记者俱乐部发布消息时总是故意漏过《北海道新闻》。
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报社的其他同事也开始有怨言，指责高田“你自己是拿了奖了，我们可是快被搞死了，天天被人骂，天天落后于别的报社”。警察后来还指控《北海道新闻》的函馆分社不当使用营业资金，进行了强制搜查。最后报社社长终于顶不住压力，不许再发批评警方的报道。高田带领的报道团队全员辞职，四散到了全国各地，他自己回到了故乡四国。
先生制造：在日本，供职媒体的领导会要求记者加入各个俱乐部吗？
清水洁：拿我现在供职的日本电视台来说吧，电视台作为一个企业，加入了几乎所有的记者俱乐部，这叫作“加盟社”。电视台里又分为政治部、经济部、社会部等等，各部的部长会决定自己的部门里有几位记者需要加入各种俱乐部。偶尔也会有人自愿做这项工作，但大部分都是部长指派的。
其实记者俱乐部制度这两年正在走向崩溃，最主要的原因是互联网的影响。如果只报道记者俱乐部发表的内容，所有媒体的内容都会大同小异，也就不会有读者愿意为内容付费。为了吸引付费读者，现在的很多媒体都只在俱乐部里安排一个人，剩下的记者都派到外面去采访。这样的变化大概是从一年多前开始的，轨道转变得非常突然。记者俱乐部制度与其说是败给了外界的批判，不如说是正在自然走向灭亡。
先生制造：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似乎已经不大看报纸和电视了？
清水洁：对。年轻人主要通过手机获取信息，看的也都是和自己有关的新闻，比如什么时候开始打疫苗呀，奥运会到底开不开之类的。至于政治呀经济之类的话题，年轻人会觉得太麻烦了，没有兴趣。
日本的电视台是按分钟计算收视率的。只要一放美食节目、搞笑综艺、首相新闻发布会直播，收视率就会直线上升，所以电视台老是播这样的内容。
要是让我说，这就是国民水平的问题。只要国民水平不提升，现状就只能是这样。真是悲哀。站在媒体从业者的立场，我觉得这是教育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小就教育孩子“无聊的新闻节目看了也是白看”、“电视台也有历史节目哦，也有纪录片哦”。办法其实就这么简单。
记者的工作，当然痛苦了！
先生制造：《FOCUS》停刊后您选择去电视台工作，是看中了电视的影响力吗？
清水洁：这是原因之一。《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的开头也写了，我讨厌周刊的工作，那是实话，是真心讨厌。
《FOCUS》停刊之后，好多电视台都邀请我去工作，日本电视台其实是最后一家。他们的社会部部长和副部长人很有趣，跟我说，“清水先生你来吧！来我们这儿干你想干的事！”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当年最热衷于报道猪野诗织私生活的就是这个日本电视台！就是他们一个劲儿地渲染诗织曾经在性风俗店打工。更过分的是，诗织的妈妈曾经给各媒体打电话，要求他们不要滥用诗织的照片，而日本电视台的人居然回答说“不用照片的话，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呢？能安排个独家专访吗？”猪野夫妻跟我说起这件事时一直哭个不停，当时我还想“这是个什么公司啊？真是太过分了！”
所以我就想，好吧，那我就从内部给他们来个大改造吧！2001年11月，我通过了日本电视台的入职考试。那年我44岁。
入台半年之后，我多少有了点发言权，就搞了一个报道伦理的学习会。那天会场里来了两百多记者，我把猪野夫妻也请来了，跟他们说“今天你们就把日本电视台干过的坏事都说个遍”！他们说完之后，当年参与报道的记者、摄影师们都哭了，一直跟猪野夫妻道歉。
从那儿之后，我一直在日本电视台负责记者的培训工作，干了19年。记者手册也重写了一遍。直到现在，我每月还在给新记者上课。
先生制造：您会觉得记者这个工作很痛苦吗？
清水洁：当然会觉得啦！成天成天地蹲点，在大太阳底下暴晒。我干的净是这样的工作。
有些报道的成果是肉眼可见的，就像桶川事件，最直接的成果就是《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但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极少数。
2011年时日本发生了大海啸，两万多人遇难。那时候的报道毫无意义吗？从地震发生到海啸来临，中间大概有30分钟时间。那30分钟里，NHK和各个民间电视台不停地播报海啸预警，那些家里还没断电、碰巧正开着电视的人们，正是因为看到熟悉的播音员一直大喊“快跑”才来得及逃到山上避难。遇难的两万人非常不幸，但可能有几十万、几百万人正是因为媒体的及时报道才幸免于难。我们媒体不能自己表扬自己，说“我们救了几百万人的命”，但记者们心里要明白自己工作的价值。
平时也是如此。即便是普通的美食节目，可能也会有人因此而带家人品尝到了美味。对于那些住院患者来说，在病床上看到有趣的旅游纪录片或是搞笑节目，可能是一天中唯一能畅快大笑的瞬间。媒体虽然有很多很多问题，经常被批评，但记者们要明白，我们的工作也有有价值的部分。
记者这个职业，乍看之下是索取者，但最后我们的工作其实是给予，是给世间提供有益的信息，让社会变得更好。当然，现实情况是完不成采访就会被编辑部臭骂一顿。所以你心里要明白，我干这些不仅仅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而是为了社会公益。没有这种坚定的信念，记者的工作就会变得非常痛苦。
先生制造：您会建议现在的年轻人读新闻系吗？
清水洁：如果这个人对媒体现状一无所知，只是单纯觉得“我想当记者”，那我会尽力劝退他，告诉他记者其实只是公司的一个职员，媒体是个论资排辈的地方。
如果这个人了解了媒体行业的实际情况之后还是想干记者，那我会说，来吧！把一切推翻重来！加油干！
那些把寿司职人当成理想的人，期待的是研究出美味的菜单、看到顾客把美食送进嘴里时的笑脸，但职人每天99%的工作其实就是不停地捏啊捏啊捏。现在我每年可以做一个自己喜欢的纪录片。不是总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也不是什么也做不了。很多人说媒体是垃圾，但我总觉得我们还是能有所作为的。只要有力气，我们能做的就还有很多很多。
*除清水洁本人照片外，其余图片都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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