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机动资讯组
作者 | 黄青春
题图 | 视觉中国
字节跳动终于双休了。
7月9日晚间，据新浪科技报道，字节跳动正式宣布 “公司将于2021年8月1日起取消隔周周日工作的安排，请大家做好相应调整，8月开始有需求的团队和个人，可以通过系统提交加班申请。”
大厂“慢”下来了
今年6月起，互联网大厂突然默契的开始讨论起取消大小周（上六天班为单休大周，上五天班为双休小周）的问题——先是腾讯光子工作室提出取消大小周；接着，快手第一个跳出来宣布7月起正式取消大小周。
当时字节跳动因为一份调研左右为难——字节跳动CEO梁汝波公布了关于“大小周取消”的调研结果，1/3的员工支持，1/3的员工反对，甚至有新员工表示，“取消小周，每年损失10万。”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为什么不把单双休的选择权交给员工？问题是大厂员工分工高度精细化，早被驯化成一颗颗螺丝钉，一旦某个项目有人加班必然会关联到其他人正在推动的工作，所以只能一个部门加班或者不加班。
塔门在《谁动了年轻人的周末》中提到，“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今人们越来越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异化。一方面，人们能够认识到个人对于庞大的资本机器而言仅仅是一个螺丝钉；另一方面，对工作系统的反抗是不现实的。”
否则，字节跳动CEO梁汝波也不会在是否取消大小周问题上摇摆，并在内部进行调研。因为即便取消大小周也不会让工作总量减少，对很多人而言不过是换个地方加班。
另外，知乎答主@Kevin Zhang针对“互联网加班文化”给出过一个十分有趣的视角，“一个女人生孩子需要怀胎十月，但是十个女人也不能一个月生出来”。
要知道，字节跳动自2012年成立起就一直保持着大小周的工作传统，以此每年挤出近20个额外工作日——外界一度将其归结为字节跳动得以快速扩张的核心原因。
字节跳动高歌猛进的这几年，公司陷在一种快速生产——高速增长——快速生产的死循环中，这必然会给员工带来高负荷、长时间的工作承压，以确保高效的执行力。
得益于此，字节跳动这几年的生长速度连腾讯都为之侧目——2016年营收不过60亿元，四年后摇身一变成为年营收2366亿元的巨无霸，相当于每天进账6.5亿元，全球员工总数如今也扩张至11万人。
而且，大小周能在大小互联网公司沿用至今，其实是一种公司与员工“双向选择”的结果。
一位前字节跳动人力资源部门员工告诉《财经》记者，有跳槽来字节意向的人员中，介意加班的只有不到10%，更多人忽略加班要求，更看重字节的工作经历以及高于行业均值的薪酬。
毫不夸张的说，字节员工两个大周赶上五一长假，一个月房租都挣回来了。毕竟，相比节假日，当代年轻人更缺钱。
比如，2020年3月，江西省、浙江省和甘肃省陇南市三地相继发布通知，鼓励推行2.5天假日制。结果再无下文，当地企业该加班照样加班。
而且，很多大厂通过 “圈养”，最大限度缓和着员工的抵触。拿字节跳动举例，一位此前曾在大厂任职的资深HR对虎嗅说道：
“营养丰富的三餐，下午茶、零食不限量供应，基础娱乐设施配套齐全，10点后下班还报销打车费，单身年轻人在这样的职场环境只要安心加班挣钱就行了，换做其他公司这些破事儿谁给你兜啊？说句不好听的，一群进不来大厂、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人为目标清晰的大厂年轻人操心。”
况且，大多数求职者早在面试时，就已经在心底反复权衡过利弊。说的残酷点——想要“活少”就不要贪恋高薪，选择高薪就不要奢望不加班。
难怪有人在微博上嘲讽：
“经济学家凯恩斯1930年大萧条时曾预测，2030年每人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就能过上不错的生活，然而2021年很多人每周加班的时间都不止15小时。”
取消大小周是一场双赢吗？
前些年，各大社交平台流传最广泛的其实是华为的狼性文化——早在十年前，华为就曾整出来《奋斗者申请协议》，要求员工自愿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
华为以一己之力带火了狼性管理和加班文化后，大厂加班制度逐渐成为诸多中小企业为员工画饼的案例素材——随手一搜，2020年7月就有诸如“北京一互联网公司被曝工位旁支帐篷”、“某互联网公司挂出‘不畏加班、不念下班’标语”这样的新闻。
很多企业的毛病在于，给不起加班费却试图通过“上价值、盯考勤”的强制手段胁迫员工加班，这类企业你和它谈工资，它和你谈加班；你和它谈加班，它开始跟你谈效率。
说实话，并非所有企业都适合推行加班文化。
在传统行业，比如富士康，有订单这种极大确定性的任务时才会要求工人加班，毕竟多组装一台手机就有一份钱；反观互联网企业，很多社畜加班情况则完全不同——一些小公司左突右奔，不过是为了跑通业务的盈利模型，进而拴住更多投资人；而诸如BAT这样的大厂，则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损耗在“部门墙”以及眼花缭乱的会议汇报上。
诚如某大厂员工对虎嗅吐槽的那样，“当员工以抢到会议室作为一天工作的最高成就时，你很难不去思考组织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加班反而变成了互联网企业做大之后的“副作用”。也就是说，此前互联网企业确实在颠覆传统企业模式，并培养出了更高效的组织，但是如今部分大厂组织架构复杂、人员冗余，这帮人效率低不说，人力成本还“贼贵”。
这其实能理解，大厂快速扩张时会把任务分解到每个部门变成具体的KPI、OKR，不仅工作量，压力也会从高往低层层累加，结果公司给员工说“我给你钱，你每天精神饱满工作10小时”，先不说合不合理，问题是这现实吗？
所以，形式主义加班成为每个大厂员工必须精进的一门课程（俗称“摸鱼”），并以此和公司斗智斗勇，相爱相杀，达成某种平衡。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互联网企业逐渐滋生出一种非常冷血的“潜规则”，就是互联网人的“35岁困境”，很多人就因为年龄这个坎被老东家无情淘汰——反正对公司而言，既要“年轻”的头脑，也要年轻的身体。
对此，一位虎嗅读者留言指出，“本质上还是成本与收益的综合考量。在狂奔的年代，加班可以跑的比别人更快，加班带来的收益盖过了成本的投入。然而互联网红利殆尽后，单纯的时间堆叠对业务产生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突破也越来越不易，甚至难以盖过全民加班的成本。趋利的企业家们审慎考虑后决定取消大小周，还能落个好口碑。”
况且，大厂取消大小周，员工工作压力就会减少吗？
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也是加班文化盛行，年轻人频频爆出过劳死事件。为此，日本政府专门出台《劳动方式改革关联法》，试图威慑企业主。
结果，计划实施两个月后，某家连锁咖啡店统计数据显示，下午6点以后光顾咖啡厅的人数明显增多，就为在店内完成剩余的工作。
或许，正如《相约星期二》里老教授临终前的感悟：
“他们生活得太匆忙了，他们没有找到生活的意义所在，所以在忙着寻找，他们得到了新的车子、新的房子、新的工作。但过后他们发现这些东西同样是空的，于是又重新奔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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