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环行星球（ID：huanxingxingqiu），作者：Yinanaa，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作为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北欧国家的公费医疗闻名全球。在丹麦，就诊和检查均是免费，药物费用按照累进制减免。而支撑这一福利的是，普通人交税的比例达到收入的一半以上。笔者获得的丹麦政府奖学金，每月也要交36%的税。
我曾问丹麦人，对如此高昂的税率有何看法。他们的回答是：他们相信，他们今天交税帮助其他生病的人，当自己某天不幸生病时，也能获得帮助。
这个体系既有漫长的等待又有高效的细节，既有温暖的服务又有冰冷的拒绝，既有充足的信任又有偶尔的疑惑，误诊、延误诊治也时有发生。而将这些悖论融合为一的，是全民健身的社会风气，尽量给人少添麻烦的社会自觉，总是选择信任的社会文化。
作为一个慢病患者，笔者本人在北欧的求医中经历过数次惊讶和愕然，也曾因一些温情时刻而感动，最终无奈地学会了耐心等待，少说话和知天达命（或曰，接受现实）。
丹麦官网显示人们要缴纳的税高达他们收入的一半。对新车缴纳高达 150% 的税，但他们很乐意纳税，因为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图：denmark.dk
2017年刚到丹麦时，我跟GP（全科医生）曾经因为一个难以命名的差异发生摩擦。我向她讲述我已患病三年，前因后果，如何服药，减药过程，等等。当时我是同时吃甲巯咪唑和优甲乐。有医生会选择让病人只吃甲巯咪唑一种方便调药量，也有医生担心指标突升突降带来眼部症状而让同时吃这两种药，但无论在家乡还是北京的医院，无论医生本人倾向哪种吃法，医生都一听就懂这些吃法和背后的考量。
但在丹麦，GP听完后就问我，我不懂，你为什么同时吃两种药效相反的药？你这样吃是没用的。我试图和她解释这是一种在中国很普遍的吃法，医生的考虑是尽量缓和地调药避免眼部症状，避免药物性甲减，等等。她依然不解，生气地说如果你这样我不能医治你。
在离开后，当时的男朋友说，你刚才非常不尊重医生！你怎么可以质疑她！我说，我只是在向她解释，中国的做法和丹麦不一样不代表中国医生的做法就是错的啊；不代表我就没有道理啊。他说，但是在丹麦没有人会质疑医生，所以你跟她争论在她看来就是不尊重她。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我换了一个GP（因为不好意思再见她，因为总觉得在这个医患关系良好的氛围中我像个医闹），并改成只吃甲巯咪唑。
我无法总结导致这次摩擦的差异究竟是什么。文化的？社会习惯的？这里是不是隐藏着一种傲慢？一种日积月累出的傲慢？或者只是观念差异？这只是北欧给我的第一个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随后，公费医疗体系的种种不断冲击着我——
由于各种工作的薪资水平都很高，医生又相对辛苦，愿意学医的人并不多。医学生以一部分有情怀的人和一部分移民组成（收入很高的整容医师除外）。护士更是需要从东欧国家招募。医生每天见的患者数量很少，经验相对有限。
一个例子是，我的GP在给我做心电图时，试了好几次都没打出单子。他叫来护士，才发现没有按某个键。而他读心电图的方法，是用一把尺子量每个图形的长度，然后一一对比（作为对比，国内医院心电图仪器基本会自动报告心律不齐等问题）。
但本地人没有“百度查病”的习惯，他们无条件相信医生。在这里，化验单和检查报告都以电子版发送给医生，若非主动查询或索要，患者甚至不会看到，自然也不会拿出手机查询每项指标的意义（而我在国内经常这么做……）有位朋友在听说我有甲状腺问题后，告诉我她也有，而当我问是什么问题时，她却茫然不知；只告诉我医生开了药她就吃。
北欧国家因为医疗资源有限，且是公费医疗，收治都有严格的转诊制度，而GP就是这个制度的第一个守门人。除急诊外，各种问题都是由GP先诊断，根据严重程度选择是否转诊到专科医生或医院。例如，在感冒发烧时，GP给的建议都是：喝柠檬汁、吃止痛片、发烧超过一周不退，再去找他。
而本地人如觉是小病，也都自觉不去就诊，将医疗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必理通（对乙酰氨基酚片）是最流行的药物，在超市、便利店、药房都能买到。本地人感冒、发烧、头痛都会来一颗。但我没有吃镇痛药的习惯，最后都是睡觉、喝水和等待自愈。
丹麦的医疗体系对慢病患者来说非常方便。由于全国医院的信息连为一体，早早实现了无纸化。患者只需定期抽血，等待医生电话告知药量。药吃完了，无须预约，打电话给GP的秘书就能开药。确实省却了不断预约、去见GP和医院的麻烦。
但如果需要进一步检查，比如做彩超等，等待时间则相当漫长。比如一次，我感冒后心脏持续不适，担心是心肌炎。而GP的建议仍是柠檬汁+止痛片。在听了心脏后拒绝给我任何检查。而我向专科医生预约的心脏彩超又足足在一个多月之后。无奈之下，我只得飞回国检查。
如果GP不能处理，转诊到医院，等待期依然看运气。我本人在转诊后等了两个月见到了内分泌科医生。看另一个科时，则经历过打了十几个医生的电话，终于预约到3个月之后的情况。而我体操课的同学在第一节课（9月初）摔到腿后，期中聚餐（11月底）还拄着拐杖，一蹦一蹦。
她告诉我，她的GP认为没有骨折，无须立刻手术，已转诊，排队中，还在等医院安排门诊时间。我看着她的拐杖，不由一脸黑线。而她却习以为常，表示确实给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但也只能耐心等待。
由于大家都默默在家等待，医院里不会出现排队拥挤的情况。我熟悉的大医院里火急火燎的气氛（如有人插队交费时的对骂，如候诊室里人挤人的情况），在这里为一种温情脉脉的气氛所取代。患者初次见到医生时，医生会主动握手问好。但诚实地说，这个握手反而每次都让社恐的我感到紧张……
在北京医院就诊过的人大概都曾为护士抽血的速度震惊。叫号屏上的数字飞速更新，人们按着抽血点匆匆离开。而在这里，不仅不紧不慢，护士还会聊天来缓解紧张。一次，一个护士姐姐用丹麦语问我你说丹麦语吗，我说不。她就换英文问，那你说什么？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分别用这几种语言秀了一发。
有时，我忍不住设想，如果我们省略了这些寒暄、握手和聊天，是不是会有更多人得到及时救治？但如果本地人能够接受这样的节奏，我的这种设想，是不是又落入了以己度人的陷阱？
还有一些其他周到的细节。如作为外国人，医院会配免费的母语翻译。我离开丹麦后，房东甚至还收到医院护士电话提醒我要按时复查。但温情的另一面是严格的秩序。当医生休假时，你永远不可能联系到医生。当你迟到十五分钟后，除了再次预约，就无法见到医生。
工作是工作，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即使你再急，也无能为力。这让我意识到，在国内医院常见的通融和加号，以及对患者各种大小问题（有时甚至纯属焦虑发作的问题）不厌其烦的解答，是多大的善意。
又如，在国内，只要病情属实，诊断证明等材料可以轻松获得。而在丹麦，这些事务尽管微小，却有其严格划分。我曾因为签证申请要提供健康证明咨询我的GP如何开具。她告诉我，由于这个问题并不属于疾病范畴，我需要另外预约一次自费咨询，她的收费是8000克朗每小时。又如，提供给学校的病假条盖章一次收费300克朗，学生优惠价200克朗。
因为插队或催促在理论和实际上都不可行，而几乎每个人都温和、耐心地等待也使焦虑显得不文明，所以像我这样的焦虑症也被慢慢磨平了性子。留学生内由于急病回国求医的例子也有不少。而丹麦本地人则是坚持锻炼，尽量不去医院。
我也听过不少因等待转诊的时间过长，以致病情恶化甚至去世的例子。比如我房东的姐姐患了肿瘤，最初误诊为良性，没有及时治疗，结果突然恶化去世（要知道乳腺肿瘤在发达国家的发现和治愈率是非常高的）。但他没有任何抱怨，而是认为这就是天意。
我认识的一位爷爷，年纪大了有肺病，为了提高生活质量，长期主动要求使用近似毒品的药物（他并不是临终病人）。他确实实现了有精神头地和家人生活。后来情况不好后，更是主动放弃治疗离去。我听到这些时非常感慨——他作为老年人，住的是国家提供的免费房，房间接受了改造（能直接推上救护车的病床和基本监测护理设备），有护士每天看望，每到秋冬季会住院护理，家人并没有赡养负担——但他仍然选择要更好的生活质量，并在不能实现时洒脱离去。
这可能是他作为基督徒的生命观。在路德教为主流的丹麦，这样的观念不在少数。又或者，生活在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福利体系买单的环境里，他们对死亡也不那么恐惧了？
作为外来人，很难对这样的医疗体系做出客观评论。“免费”二字的美好表象背后，是漫长等待的焦灼，是病情迁移加重的风险，也是作为社会一份子对他人的自发奉献，因为一个人交的税也许用不到自己身上。
如果一定要总结，只能说，也许每个社会都有其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套自洽的惯性，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受益于这种惯性，也受困于这种惯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环行星球（ID：huanxingxingqiu），作者：Yinan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