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之一，然而其根基——科研诚信，在学术完全职业化的当代社会不断遭到挑战。今天，距欧美国家着手建设科研诚信已过去三十余年，中国在这一道路上也走了十多年，那么学术不端的行为有所收敛了吗？本文用若干调查数据和案例回答这一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ID：fanpu2019），作者：小叶，原文标题：《科研诚信大调查：人类最伟大创造活动的根基有多脆弱？》，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任何一国，科研诚信都是学术共同体和整个国家立足、发展的根基。上世纪90年代，科技领先的欧美国家开始构建科研诚信的原则和规范，纷纷成立科研诚信研究和监督机构，颁布相关公共政策。最近十多年来，中国也逐步建立科研诚信相关的制度和体系，学术界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关注度也大大增强。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学术不端行为有所收敛了吗？
生医界的图片或数据“误用”
2015年，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曾在一篇社论里悲观地称：“我们人类最伟大创造活动的根基已出现问题……大部分科学文献，也许将近一半，都可能是虚假研究。”[1]同年，英国医学科学院（British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发布题为《生物医学研究的可复现性和可靠性：科研实践改良》（Reproduci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biomedical research: improving research practice）的报告。报告称，在生物医学的某些领域，虚假的科学发现可能高达69%[2]。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可谓哈佛医学院心肌再生领域的“大牛”Piero Anversa，他于2018年被爆出学术造假，31篇顶刊文章被撤。此君从2001年开始，坚持不懈地伪造或修改实验数据，用虚假发现直接“开辟”出一个新的医学研究领域，而其“开创”的领域十几年来跟风者甚众，发表的“研究结果”难以胜数。
著名学术打假人Elisabeth Bik从2013年开始自己的打假事业，主要工作是甄别论文中重复用图和图片篡改情况。2016年，她和同事发表文章，将仅重复用图这一不端行为有多泛滥的情况通报给了公众[3]。她们使用“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为关键词，搜索出1995年~2014年发表在40本科学期刊上的20621篇论文，通过肉眼鉴别，加上计算机工具交叉分析论文中的图片，结果发现，3.8%的论文包含至少一张问题图片，而其中至少一半的问题图片有明显的刻意篡改特征。
2021年7月24日，Bik曾在个人推特上发过一条简单的“大家来找茬”挑战，你能不能找出几幅图片中的重复之处呢？|来源：Elisabeth Bik 推特
迄今为止，Bik的打假行动卓有成效：519篇论文撤稿，74条关注申明，452条论文修正申明[4]。她还在同行评议网站PubPeer.com上报道了约3500篇涉嫌学术不端的论文[5]。
学术不当行为普遍性惊人
不难承认，生物医学界的学术不端状况可谓十分严重，那么其他领域呢？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关于学术不端行为，全球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目前，全球学界公认的三大最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是伪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ication）和抄袭（Plagiarism），简称FFP。
而2019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发布并实施我国首个针对学术不端行为（即research misconduct）的行业标准《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174-2019）》[6]，将学术不端行为明确划分为8种类型：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重复发表、违背研究伦理及其他。
中国首个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行业标准前言 | 来源：www.cdutcm.edu.cn
除此以外，对一些因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介于合规和不端之间“灰色地带”的行为，学界一般视为“有问题的学术不当行为”（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以下简称QRPs），例如忽略研究的负面结果、夸大学术成果的意义和作用等。
2021年6月29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孔燕教授团队在《科学和工程学伦理》（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荟萃分析研究。其估计，所涵盖的论文中，犯有FFP中至少一种行为的比例为2.9%（95%置信区间2.1~3.8%），而涉及至少一种QRPs的比例则为12.5%（95%置信区间10.5~14.7%）。此外，15.5%（95%置信区间12.4~19.2%）的研究人员见证过其他人做出至少一种不端行为，而39.7%（95%置信区间35.6~44.0%）的人见证过其他人犯有至少一种不当行为。[7]
2020年10月到12月，荷兰国家科研诚信调查（Dutch National Survey on Research Integrity，以下简称NSRI）展开了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学术不端与不当行为问卷调查，共有64000多名科研人员受邀参与匿名问卷调查，他们来自各个学术领域，包括理工科以及人文学科，涉及荷兰22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虽然很多机构因担心负面声誉而拒绝合作，但最后仍然收回了6813份完整的问卷回复（回复率为21.2%），这个数量还是比先前的诚信研究样本量大很多。
NSRI这项调查的结果于今年7月发表在预印本网站MetaArxiv上[8, 9]。研究人员将学术不端行为限定为伪造和篡改（即FF），另外还界定了11条QRPs（见下图，点开放大可见），涵盖了实验技能、实验设备、对初级研究人员的监督指导、论文规范等方面。
结果显示，NSRI的统计比孔燕团队的估计值还高：在给出回复的科研人员中，8.3%的人承认自己从2017年至2020年，至少伪造或者篡改过一次实验数据，而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仍然是FF与QRPs的重灾区（分别为10.4%和55.3%）。与此同时，11种QRPs中最普遍的五大行为分别是：
不发表结果为阴性的研究（17.5%）
论文中对研究的缺陷和局限总结得不充分（17%）
对初级研究人员的监督及指导不足（15%）
对设备、技能或专业知识的关注不足（14.7%）
研究过程中笔记记录不足（14.5%）
报告给出的11条QRPs以及论文作者不同领域、身份的总体统计情况。|来源：doi:10.31222/osf.io/vk9yt
总而言之，除了8.3%的伪造、篡改（FF）之外，51.3%的受访者会犯至少一次QRP。其中，在读博士生和初级研究人员犯有QRP的比例高于副教授和正教授级别的科学家。但这个数字仍有可能低于实际情况——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研究伦理学家Daniele Fanelli认为，荷兰的调查对科研行为的定义并非直接明确，还是给受访者的某些“模棱两可”行为留下了“看似没有问题”的解释空间，“因此可能有些受访者的回答并非那么诚实。”
Elisabeth Bik倒不惊讶于这样的结果。她认为，调查中提到的许多不当行为，甚至一些严重的不端行为，不应该总是如此黑白分明。“从研究结果中排除掉一个异常值，已属于伪造，但有时候你却有充分理由这么做。发表阴性结果的论文其实非常困难，因为许多期刊就是不感兴趣。所以，制定诚信行为规范，三思而后行是好事，但无法时刻固守这些规则，也不代表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坏科学家’。”[10]
此外，为了搞清受访者为何做出不端或不当行为，研究团队询问了他们的科研经历、是否感觉到科研压力或者同行压力等，并在调查中列出10条导致学术不端或不当行为的解释因素。结果发现，论文发表压力与不端或不当行为的相关性最显著。而可制止学术不端行为的最大因素则是被同行评审发现问题的机率。
造假丑闻后，荷兰痛定思痛
荷兰展开如此大规模的科研诚信研究，起因可以追溯回10年前荷兰心理学家Diederik Stapel震惊世界的学术造假丑闻。
荷兰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原社会心理学教授Diederik Alexander Stapel |来源：alchetron.com
2011年，Stapel被两名研究生举报涉嫌数据造假，经多方调查发现，他至少在55篇论文以及10篇博士论文中有造假行为，这些无辜的博士生被牵连，研究统统作废。
Stapel的学术丑闻是对整个心理学界的致命一击。在被揭发前，他之所以能平安无事，甚至凭借“虚假研究”平步青云，成为全球知名的学术大师，与“业内在分析数据时普遍存在的粗心、刻意筛选数据，以及不客观分析数据”脱不了关系。
Stapel深谙科学编辑喜欢“漂亮”论文的心理。他曾说过：“我从不研究奇奇怪怪的课题，哪怕我在背后操纵，我总是会检查好我的实验合理性，会有其他实验结果支持。而我不过是踏出了每个人都在期待的那一步。我的实验假设都基于大量相关文献，只有这样，我的结果才令人信服。大家都希望看到有创意的研究，你得有本事证明，你的研究不仅富有创意，还符合人们直觉，从而‘真实可信’”。[11, 12]
自此之后，荷兰学界痛定思痛，努力走在改进科研诚信的前沿。2018年，荷兰各大合作院校和机构共同发布了《荷兰诚信研究行为准则》（Netherlands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13]，明确了好的科研行为标准，从实验设计、操作到最后的结果报告，方方面面都要求恪守“诚实、严谨、透明、独立、责任”的科研诚信原则，从而表明了对诚信议题高度重视的决心。
但很显然，“重视”不足以消除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错误行为。NSRI的调查结果说明，科研诚信的大环境仍然阴霾重重，至少在荷兰如此。
保卫科研净土的路该怎么走？
科学追求真理，科学实验却不一定是通往真理的平坦大道，它会有分叉：一条指向真理，但也许灰暗无趣，还遍布荆棘，道路艰难；而另一条指向荣耀，造假的结果虽然是错误的，但一旦被接受、被认可，名利双收，有多少人能拒绝呢？自始至终，科学研究都不仅仅是纯粹的探索活动。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Bik打假了法国微生物学家Didier Raoult就羟氯喹与阿奇霉素组合用药可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问题论文，遭遇对方起诉[14]。这一风波至今未能平息。Bik的态度非常鲜明：“无论一个假设多么吸引人，只要有足够强大的证据证伪，好的科学家都应该抛弃这一假设。但是，面对全球疫情，有一些科学家确实希望自己的发现或发明能拯救更多生命，同时也能让自己声名大噪。”[4]一个良好的愿景和科研出发点，最终却以不端行为收场，辜负了全球人民的期盼。
以上种种事实让我们看到：科学家原本应该做出“负责任的科学研究”，但是，“有问题的科研行为”普遍存在，甚至发展成“故意的不端行为”，这是一个连续恶化的过程。而近来，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学术不端更是结出最新“恶果”。（参见《计算机领域惊爆论文“花式造假”，中国作者频现可疑期刊》）
应对这一“科学病毒”及其“恶之果实”，国际学界目前仍主要依靠评审专家的学术判断、读者或者同行的揭发举报、学术伦理规范的引导以及反剽窃系统的运作去祛除毒瘤。但是，揭发之后的调查、确认之后的惩罚，以及更明晰更严格的规范标准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欧美学界历经30多年，科研诚信建设还远未成功。我国从2007年科学技术部正式建立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起，大力推进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至今在治理学术不端上仍然任重而道远。建立“洁净”的科研环境，让学术诚信成为科技发展的坚实基础，需要我们正视事实，始终秉持与学术不端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如此才能引导科研人员“返朴归真”，让年轻一代做出“负责任的科学研究”，让科学继续得到大众的信任、尊重，并惠及于民。
参考文献
[1]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5)60696-1/fulltext?rss%3Dyes
[2] https://www.sott.net/article/455428-Trust-the-science-but-how-much-scientific-research-is-actually-fraudulent
[3] https://journals.asm.org/doi/full/10.1128/mBio.00809-16
[4]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1/aug/03/microbiologist-elisabeth-bik-queried-covid-research-thats-when-the-abuse-and-trolling-began
[5]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7/443068.shtm
[6] https://www.cdutcm.edu.cn/Upload/kjc/ContentManage/Article/File/2020/11/23/202011231026512298.pdf
[7]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948-021-00314-9
[8] https://osf.io/preprints/metaarxiv/vk9yt/
[9] https://osf.io/preprints/metaarxiv/xsn94/
[10]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1/07/landmark-research-integrity-survey-finds-questionable-practices-are-surprisingly-common
[11] https://www.nytimes.com/2013/04/28/magazine/diederik-stapels-audacious-academic-fraud.html
[12] https://www.guokr.com/article/437083
[13] https://www.vsnu.nl/files/documents/Netherlands%20Code%20of%20Conduct%20for%20Research%20Integrity%202018.pdf
[1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1430-z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ID：fanpu2019），作者：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