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城市中存在的问题考虑进来，将老龄群体、弱势群体、贫困群体、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小众群体考虑进来，也许是想象未来城市图景的第一步。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刘江索，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图为2014年5月20日，新加坡，游客从滨海湾金沙度假酒店的屋顶泳池观看城市天际线）
城市研究学者迈克尔·巴蒂曾提出，21世纪正在见证一个巨大的转变——从200多年前大多数人都没有居住在城市里的世界变为一个人人都居住于城市中的世界：这不是从“城市1.0”到“城市2.0”，而是从“没有城市”到“有城市”、从“非城区”（甚至农村）到“城区”的转变。
尽管我们身处城市当中，与城市建立新的联结，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涌进城市的历史并不久远。
仅仅在一个世纪以前，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20%。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这一比例仅为5%。自那时起，世界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在2008年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大多数人已经离放牛娃的田园生活很远了。/《海蒂和爷爷》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编制的《2018年版世界城镇化展望》报告曾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将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随着城市化不断加剧，各国在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需求，提供住房、交通、能源与基础设施，以及就业、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基本服务方面不断面临挑战。了解未来城市化的关键趋势，建立新型城市化发展框架，确保城市化的益处能够人人共享，对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至关重要。”
城市化的进程势不可挡，这意味着，曾经支配广袤陆地的田园梦将逐渐消散，未来世界将由城市组成。
对于城市，美国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曾消极地表示：“大城市是工业时代遗留下的包袱……主要是因为新的信息技术在不断地分解……城市和其他集中的权力……这意味着……小而廉价的分布式组织和技术将占据上风。”
但无论是农耕时代崛起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早期的城市，还是曾作为古代大型城市出现的1世纪的罗马，抑或是近年利用数据和网络驱动的智慧城市，城市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
在英语里，“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城市化”（civilis）。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文明又在其间处处彰显：
它在利用资源方面更有效率，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人均碳排放量高于农村地区，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至关重要；它是经济活动、知识和创新的中心，生产人们所需的大部分资源，以创造更清洁、更环保的世界；它提供社会、教育、文化和其他机会，这些机会在许多农村环境中可能很难或不可能获得。
今年，英国环境署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贝文爵士在由全球行动计划主办的最新“环境状况”发布会上提出：
“我们希望未来的城市不是更少，而是更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为所有人制造更少的污染，拥有更多所有城市居民都能平等使用的绿色和蓝色空间，让我们的城市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乐趣。简而言之，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城市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要求的那样：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化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对未来城市的新愿景，在近年来被不断提出。
一、垂直城市，不是复制更高的摩天大楼
除了附加天马行空的烂漫憧憬，设想未来城市的重要前提，在于预判未来会面临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
因此，诸如人口增加、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流失、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现状成为未来城市规划者和想象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垂直城市概念即基于未来人口过剩和过度拥挤的空间提出。
垂直城市指一种能将居住、工作、生活、休闲、医疗、教育等城市要素一起嵌入一个建筑体的巨型建筑类型。当人口压力来临时，一味地在水平地面扩张，会导致森林和其他栖息地被破坏，这样一来既占用自然资源，又危及野生动物，还有可能破坏生态系统。
与其摧毁森林和沼泽来建造房屋、购物中心和工厂，不如将这些功能空间放置在垂直的塔楼中，以保护环境。相对于水平城市而言，垂直城市可以说是包含在巨大摩天大楼群中的人类栖息地。
垂直城市虽尚未实现，但垂直建筑并不算什么新鲜事。
无论是向下深掘还是向上延伸，古人在空间扩展上已经做出了典范。秦始皇的地底军团、伊斯坦布尔地下水宫殿、费城地铁、墨尔本下水道，能容纳20万人的上海民防避难所、装得下全国军队的瑞士国家堡垒……用于墓穴、交通、军事，甚至充当人的庇护所，满足日常生活，地底世界即是向下垂直的局部城市。
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垂直建筑的概念，则在高度和用途上远远超过史册记载的程度。
高层建筑和城市人居委员会主任安东尼·伍德曾说，总高度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可能是最接近“垂直城市”的建筑，但这座建筑不包括住宅，也没有医疗、学校或政府设施，称不上是满足多种需求的大型多功能建筑（MFB）。
所以，在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虽然居民和游客面对高耸入云的建筑时经常能生发一种赛博朋克式的科幻观感，但它们距离真正的垂直城市仍有很大差距。
而今年7月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知》，要求“严把超高层建筑审查关”，250米以上建筑“严格限制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之所以出台“限高令”，有专家分析，在于摩天大楼这样的垂直建筑其实暗藏消防等多种隐患，同时很多摩天大楼空置率高，某种程度上，它们代表了城市建设中的浮夸特质。
因此垂直城市绝不只是复制更高的摩天大楼，而是提供一个离开地面的综合了生活、工作、休闲等功能的多层次空间，这座空间将拥有纵横交错的公共花园、空中交通轨道和社交场所。
接受采访时，塔拉兹也表达了对垂直城市的无可奈何之处，“人类还是习惯于直立行走，垂直运动并不属于我们。所有的交流和聚会的区域，以及公共空间，通常都是水平的”。
在林荫大道漫步，沿街道、河流行走时，人们可以完成深刻而有意义的交谈。但爬楼梯和乘坐电梯时，这种谈话发生的几率很少。塔拉兹补充道：“水平空间对于人类共同生活是至关重要的。”
人们始终对地面拥有强烈的依赖和需求，渴望与地面连接。未来城市研究室研究员帕诺斯在一次实验中发现，在多层购物中心和复杂建筑里，人们不仅要找到一条水平维度的出路，还要找到垂直维度的出路。
这种复杂的结构，要求人们尝试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去规划路线。WOHO建筑设计事务所另一位设计师对垂直城市可能带来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方案，“随着我们变得越来越垂直，变得更加水平也非常重要”。2015年，事务所提出一种垂直居住理念，把生活空间变成一系列堆叠的村庄，在垂直建筑之间穿插更大的水平平台。
但保罗·多伯拉兹克却对此嗤之以鼻。在《未来城市：建筑与想象》一书里，他认为，摩天大楼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垂直城市存在一种孤立性，虽然有些摩天大楼在垂直结构中加入了水平元素——比如新加坡的滨海湾金沙酒店，但它们是为精英和富人阶层设计的，是资本主义导致社会分隔的直接反映。
他同样不喜欢米兰的“垂直森林”，这座建筑从底部到顶部均由树木和灌木组成。设计师自述设计理念是出于绿色环保、亲近自然的目的，这被保罗概以“浪费时间和精力”。
垂直城市还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高耸的建筑将遮天蔽日，向地面投下一道巨大的阴影，势必有居民被迫让渡自己的阳光权益；老生常谈的热岛效应，则将在垂直城市中比肩而立的高大封闭建筑间进一步加剧。
二、住在海上的可能性
“垂直城市”的概念被提出后，新加坡建筑师杰森·波默罗伊建议，与其执着于在中心城市实现进一步城市化、向上进取，不如寻求多样化，比如建造漂浮在水面上的社区。他相信，未来新加坡人不会只生活在高空，也将生活在海上。
这是另一个关于未来城市的畅想——“漂浮城市”。
因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栖息地缩减，一些人开始思考住在海上的可能性。
和这只企鹅一样，人类同样需要在越来越逼仄的空间中求生存。/Unsplash
过去十年来，国土中有26%的土地低于海平面的荷兰一直在尝试打造漂浮屋。
保罗在《未来城市：建筑与想象》里介绍，建在艾湖上的漂浮屋群由55间模组化漂浮屋组成，高度为两层或三层楼，群聚在新建的码头周围。这座水上社区，堪称迷你版漂浮城市。
但是，漂浮在水上的每座特制屋，要价约100万欧元（2016年价格），更像是有钱人的都市主义游戏，而非提高陆地居民应对气候变化的抗风险性。“强烈对比于海上家园研究所的愿景，这些房子所展现的，是与所处环境之间精致而脆弱的关系。”保罗写道。
2019年，曾存在于想象中的漂浮城市，作为一项可实施项目得到真正的重视。这一年，联合国人居署在纽约总部举行了首次有关“可持续漂浮城市”的圆桌讨论会。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指出，气候相关风险对当今的城市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漂浮城市可以成为应对这一挑战的新模式。
在曼谷，部分地基以每年2厘米的速度下沉，而泰国海湾的海平面却不断上升。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也促使人们离开陆地到水上生活。在拉各斯，因为缺乏土地和人口增长，城市的贫困人口开始在城镇郊区的水上村落中生活。
西雅图、雅加达和墨西哥城的船屋和水上市场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社区与水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水域是城市的一部分。随着气候和水的生态系统不断变化，城市与水的关系也需要变化。”阿米娜说，“漂浮城市是确保城市具有气候抵御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建筑可以随海平面一同上升。充沛的风力和水力可以成为电力供给的来源，漂浮的城市也可以试验水培和可持续水产养殖，比如鹿特丹正在建设一个水上奶牛场。”
联合国人居署与私营企业Oceanix、麻省理工学院、探险家俱乐部合作，进一步推进这一理念，提出Oceanix City项目，希望在75公顷的土地上为1万名居民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弹性和可持续的漂浮社区。
这个漂浮社区，将由固定在海床上的六边形平台组成。每个2公顷的模块化地块，创建可容纳300名居民蓬勃发展的自给自足社区，拥有日夜生活、工作和聚会的混合用途空间。附近的所有建筑结构都保持在7层以下，以降低重心、抗风。
每栋建筑都向内部空间和公共区域提供自遮阳，在提供舒适度和降低冷却成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利用屋顶面积进行太阳能捕获。公共农业是每个平台的核心，让居民能够拥抱共享文化和零浪费系统。据说，城市下面的笼子还可以收获扇贝、海带等海产品。
三、废墟也可成为都市环境的一环
在垂直城市和漂浮城市这类对新事物的展望之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一座城市往往不是“焕然一新”，而是存在参差交替、新旧共生的情况，哪怕是未来城市，也一定不是彻头彻尾的赛博朋克或智慧城市——
即便在无现金支付的今天，仍然有坚持使用纸币的人群；贯通互联网的一座城市，也会因为一场突然而至的灾难陷入信息瘫痪；无论智能手机如何普及，总有一些人出于主动或被动留在孤岛上绝缘——但这是他们的权利，城市要保障的，是不愿或无法参与大众流行的人也能拥有继续在城市生活的权利。
面对城市中旧的一部分，我们该如何处置？
基于类似的疑问，保罗提出了“废墟城市”的观点，“废墟”一词放大了城市中繁荣和衰败、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距感。他设想，当城市因为战争、恐怖主义、衰退、遗弃等原因被毁坏后，废墟也许可以被接纳或整合为都市环境的一环。
废弃建筑、非正规建筑、垃圾与废物，这些所谓“城市残骸”，不必落入传统的回收观念的窠臼，用这些材料“融入建筑，可以创造出充满可能性的未来城市”。
保罗认为，城市生活面临着许多威胁，战争和气候变化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破坏，因此，废墟亦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过去的记忆，对未来城市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像建在废墟上的英国考文垂大教堂和德国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
四、难以消弭的“空间不平等”
韩国电影《极限逃生》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市民们被一股不断弥漫上升的有毒气体追赶，争先恐后地爬上更高的摩天楼。在那里，人们可以更早地被前来救援的直升飞机发现，也能离毒烟远一些。
在这部电影中，摩天大楼是一种阶层隐喻，穷人往往住在低楼层，而权贵富豪住在高楼层，后者离天空更近，生还几率也更大——阶级差异和贫富差距经灾难发酵，显得强烈而刺眼。
这种空间不平等，在未来城市里也许还将继续发生。
詹姆斯·贝文从环境角度解读了这种不平等：
“目前英国城市中的环境状况令人欣悦，但你是否能从我们的大多数城市的绿色和蓝色空间中受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谁和你住在哪里。贫困社区的机会要少得多。许多城市居民住的地方离当地的公园、运动场、花园或其他绿地只有几步之遥。
这些人往往是富人：收入排在前10%的家庭中，59%的家庭距离公共绿地的步行距离在10分钟以内；而在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35%。此外，在贫困地区，公园、其他绿地和河流的质量往往较低，这意味着人们从这些地方获得的好处较少。他们也不太可能去参观这些地方，因为人们自然会避免去不安全、不受欢迎或破旧的地方。”
除了贫富差距，种族差异导致的不平等情况也存在：少数族裔人口占40%或以上的城市社区，拥有的绿地面积比主要由白人居民组成的社区少11倍。
差异不只发生在绿色空间。“在现代城市中，较贫穷的社区也更容易接触到空气污染、洪水风险、水质差的河流、工业或废物场所的气味、噪音和其他污染。因此，较贫穷的城市社区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在环境上也处于劣势。气候紧急情况加剧了大多数不平等现象，因为它带来了更多极端天气，对环境造成更多破坏，从而对人们的健康造成更多损害。我们知道，在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对最脆弱的群体造成的损害最大，因为他们适应气候变化后果的能力最低。”詹姆斯·贝文说。
贫穷阶层需要面对的生活困境是非常直观的。/Unsplash
未来，也许像美国普鲁伊特-伊戈这样的住宅项目不会再出现——该项目建造于上世纪50年代，旨在创建一个大规模且高效运转的经济适用房综合体，最初设计给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成员租住，黑人和白人居住在不同的大楼，符合当时种族隔离的社会习惯——但仍然有彰显或隐匿着不平等的空间和情况出现。
数年来，城市设计师们先后提出了对未来城市的愿景：“健康城市”——从城市规划、建设到管理各个方面都以人的健康为中心；“韧性城市”——即反脆弱性，即使遭遇不测也可以很快恢复富足且多元化发展；“智慧城市”——利用创新科技整合城市的组成系统和服务，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邻近度”——人类活动应该尽可能地在本地区域内解决问题，效率成为次要因素，能源损耗因此减少；“生态多样化”——帮助城市应对不可控的冲击；等等。
在《创造未来城市》一书的结尾，迈克尔·巴蒂写到，我们看到的城市，以及我们将来要建造和创造的城市，将是所有压力、力量和愿望的综合体。他借用图灵关于未来人工智能前景的观点来描述自己对未来城市的愿景：“我们只能看到前方很短的距离，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需要做的事。”
将城市中存在的问题考虑进来，将老龄群体、弱势群体、贫困群体、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小众群体考虑进来，也许是想象未来城市图景的第一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刘江索，文章首发于《新周刊》5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