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Lydia，编辑：Sharon，原文标题：《大理新移民的四十年：在迭代与再生中延续的社区生活可能》，头图来自：青年志
在之前的文章《在撕裂和原子化的社会，青年社区与共同体是一种解药吗？》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青年社区探寻的核心问题：到底什么是良好生活？在都市里我们面临普遍困惑的情况下，青年社区可能是一部分年轻人的解题思路之一。而在全国众多的青年社区实践中，我们对大理这座常被人们美曰为“乌托邦”“桃花源”的城市产生了好奇，年轻人为何离开都市前往，又为何驻足？
大理，这个西南边陲的小城，背靠苍山，环绕洱海，好山好水好气候，二十多年来吸引了无数人移居并长留此地。这之中有早期的嬉皮士、背包客、艺术家，也有近些年来因为厌倦城市生活，来到大理探索另一种理想生活的人们。他们逐渐形成了大理的新移民社区，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氛围，以及一套背离大城市和主流成功价值观的叙事——“专注生活”。
除了自然和气候，大理更有魅力的是人。因为地域小，人员密集，这里的交往模式更倾向于一个熟人社会，不同于城市中人的原子化，大理的新移民们发展出了一种更具有人情味的邻里关系；又不同于一般的小县城，这些邻居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丰富而多元的背景，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长居大理的作家许崧说，“大理是全国唯一一个有多样性社区的地方”。
于是在“社区系列”的探索中，我们来到了大理。一方面，它被塑造成“大理想国”，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而另一方面，资本和旅游业的发展已经为大理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些人失望、有些人离开。
我们想走近看看，在这个远离都市和中心的地方，“邻里”和“社区”是如何发生的？生活在社区里，对于人的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在资本的影响下，大理的社区发生了什么变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何面对？我们又能从中反思些什么、收获些什么。
大理街道 ©雨潇
一家社区咖啡馆的重生
八月初的一个周末，大理古城人民路上游人如织，青石板路加上买民族服饰的街边店铺，和全国各地的古城风光相差无几，索然无味。然而从岔路拐进一个叫“月牙塘”的小巷，顺着墙上的指引标志走向深处，小院儿里有着别样的热闹。
几十平米大的院子，一颗歪脖子的石榴树下，挤满一帮街坊邻居，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喝咖啡聊天，不时有新进来的熟人朋友相互打招呼、加入对话，还有人主动帮忙结账买单、打扫收拾，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店一样。一天下来，店里来来往往大约来了二百号人，都是常住大理的新移民朋友，琦琦说，“感觉全大理的人都见了个遍”。
这天，是大理新移民们的社区店——猫三咖啡馆，在歇业小半年后重新开张的日子。
年初，猫三咖啡馆的店主猫姐，因为生病治疗需要离开大理一段时间，原先在护国路上的咖啡店，由于房东毁约要被收回。猫三一直是大理的新移民们的据点之一，本身就是朋友们一起喝咖啡聊天的地方。大家都很希望店能继续开下去，这也是猫姐自己的心愿。正好猫姐在人民路还有一处客栈，于是邻居们提议，干脆把咖啡馆搬进客栈院子里。
猫姐因为治疗不在大理，也没有心力顾及，几个朋友便把这件事张罗了起来。
慢慢地，越来越多人加入，自发前来帮忙，出人出力，各司其职：做设计师的朋友负责对原来的院子进行硬装改造；财务出身的朋友帮忙跑证件手续、办营业执照、负责日常记账；做咖啡豆烘焙的朋友带来了自己的机器，负责门店的运营，筹备周边和咖啡包的发售。开业前，小小的院子里有七个本地其他咖啡馆的咖啡师同时在帮忙，扫地、搬桌子、做咖啡……开业后，也有很多邻居以充卡、消费的方式支持，这里还开始了社区午餐的项目，由身边的朋友们开始，每周一到两次，根据大家的爱好和特长，做一些日常饭菜，这些收入的三分之一都会给到咖啡馆，提升营业收入。
而这一切，都是猫姐不在场的情况下，由大理的乡亲邻里们共同完成的。
开业前一天，猫姐悄悄回到了大理，出现在咖啡馆时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而对于猫姐来说，这一切更是大家给她的惊喜。开业前，猫姐发了条朋友圈：“开心的并不是咖啡店重新开业，更多的是有这么多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份真情让我感动不已”。见证了整个重建过程的琦琦也感叹，这是“有情有义的咖啡”。
大家说，猫三的重生，是一件很“大理”的事儿。它展现出一种江湖情义，也体现了一个地方，和它的居民之间紧密的联系，正是因为有社区、有邻里，这件事才得以发生。大理的“人情味”由此可见一斑。
猫三咖啡馆的邻居们给猫三的留言
“社区店”成为公共客厅，赋予公共空间“地方性”
像猫三这样的“社区店”，在大理还有很多，它们如今隐匿在游客世界的背面，或者是远离游客的地方。“社区店”承担着社区的枢纽角色，它们不仅仅是日常的消费场所，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在这个场域里有良好的互动关系，于是人的相遇、相识和相聚才得以发生，社区的网络也慢慢铺开。
城市中公共空间也不少，咖啡厅、店铺、商场比比皆是，但大多数都只提供消费和服务，并不能催生人与人的互动。城市高度的流动性下，再多的人也只是形同陌路，因为彼此心底都清楚，擦肩而过之后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面。都市人也都有一种无需言明的默契，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冷漠。
但大理不同，因为地方不大，常去的地方就那些，圈子很小，所以长居的人们大抵能混个脸熟。于是也就产生了很多“弱联结”，大家不会每个人都认识、产生深度的关系，但大概会知道彼此在做什么，街上遇到能攀谈两句。
这种“熟悉感”，也是“社区店”的重要特质之一。通常情况下，这些店就是熟人开的，来的也都是常客和街坊邻居，所以在进行买东西、吃饭、喝咖啡、喝酒这些日常的消费行为同时，也自然地伴随着社交行为。如果你去到大理当地人常去的这些社区店，你会发现，店主、顾客的身份没有那么分明，更像是去朋友家做客，店里的氛围亲切而有烟火气，常能听到邻居间的招呼声。
大象咖啡馆也是一家社区咖啡馆，在叶榆路上开了 9 年多，店主丫丫觉得，大象对她来说如同一个“对外的客厅”。平时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也需要个人的空间，并不会总聚在一起，但偶尔在店里碰到朋友，就会无比自然地聊起来，相比于在微信朋友圈里了解大家的生活，丫丫更喜欢从朋友口中得知正在发生的事情。
开店快 10 年，大象咖啡馆这个“公共客厅”创造了很多记忆，也成为了一些人的习惯。有些客人天天来，店员也熟悉了他们喝什么、口味如何；有人曾经在这里相遇，坠入爱河；有人几年后再回到大理，发现物是人非，但大象还在，和记忆中一样。相比于城市中很多咖啡馆不断地更新迭代、总有新花样，大象咖啡馆显得朴素简单，餐单上永远是那几款饮品、甜点，几乎没怎么变过。所以很多人多年回来还是觉得亲切，丫丫说，“我们很稳定，一直都在这里，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很大的安慰了”。
社区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熟悉感，有着坚固的确定性，永远有迹可循，于是人们才能产生归属与依赖。在这时，公共空间才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形成了与人有情感联结的“地方”，拥有了“地方性”（placeness），将此处区别于他处的，不是地理位置而是附着其上的记忆、文化和情感。项飙曾经提到过“附近的消失”这一概念，也是如此，消失的并非“附近”这个空间，而是所在“附近”的地方感。
大象咖啡馆 ©青青呀
消解人的标签，“你是谁”关乎你如何生活
处于真正的社区、拥有附近时，人是完整的，而不是标签式的碎片。
Ren 是去年年末来到大理的“新大理人”，刚来的那段时间，住处附近的一家小店“食书”，是帮他“打开大理”的起点。晚上散步时，这家店吸引了 Ren 的注意，“这里的感觉和其他店不一样，这并不是一个游客消费的地方，里面有很多当地常住的人，更多像是一种朋友关系，大家都非常自在”。慢慢地，Ren 也和店主小柯熟悉起来。在 Ren 看来，小柯很有趣，和主流社会中碰到的人很不一样。
在小柯的观念中，食书不是为了游客来消费的，而是属于自己和朋友们的一个小世界，他把这个地方布置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朋友来了就做个饭，晚上喝个酒，每周举办的小音乐会，来的也都是朋友。他没有经济的目的，除了满足吃喝，这家小店更多是一个社交的场域，一个自己的王国。
所以走进这家小店时，也走进了店主自己的世界里。在你面前的不是老板，而是一个鲜活、完整的人，他的故事、想法、家，都如数展现，这时的你也不再只是一个顾客。
Ren 和小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Ren 觉得小柯比他认识的绝大多数人境界都高，他欣赏小柯的生活状态，觉得那是一种真正的愉悦，小柯也会和 Ren 讨论社会议题、人的认知、AI…… Ren 和他的朋友们通常被冠以“精英”的头衔，有着优秀的学历、国外留学工作的背景，而小柯只上到初中。
如果是在一个非常结构化的社会中，他们或许不会有所交集，但是在这个场域中，社会结构被打破，真正的关系得以生长。当人从一个简化的标签，变成丰富完整的个体，人们会发现深处的共鸣其实和那些标签毫无关系。
城市中，人与人是标签式、脸谱化的交往。人是被嵌入巨大结构和机器中的螺丝钉，当位置和身份被固定：你是商家、你是收银员、你是消费者、你是上班族、你是二本学生、你是名校毕业…… 这些标签成为人们对彼此做判断的依据，人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被机械地定义与窄化，甚至彼此异化：穿着制服的便利店收银员和这家店没什么联系，对于顾客来说，收银员和自助收银机的角色也没什么差别。
而在一个多样化的社区之中，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大家都共享同一片土地，住着差不多的房子，去同样的馆子吃饭，有共同的朋友，在这些社区店和公共空间中，不同身份的人都混合在一起。在大理，一条街上摆摊的人，可能是留学生，或是仅能维持生计的诗人，也可能是搞比特币的程序员。没有人在意来处，所以标签不重要了，社会阶层和结构在这里被天然消解。“你是谁”的定义更多来自于你如何生活。
大理，也因此成为各种“另类生活样本”的绝佳土壤。无论是嬉皮士、身心灵，或是纯粹的“躺平”、FIRE（提早退休），抑或是流浪艺术家、住在山洞里的隐士，还有脱离传统教育体制，开展实验性质的创新教育…… 在大理，都能找到一席之地。在人和文化方面，这里的包容与多样性，一点也不输大城市，甚至更加丰富。
“大理的爱”项目，关于爱和自由，独立与关系的项目 ©雨潇
大理的变迁，从包容性文化到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社区生活可能
几十年间，大理的世界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随着资本涌入、旅游业发展，新移民社区也在发生着变化。
大理新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嬉皮士与背包客们率先开发了这个地方。他们从东南亚沿湄公河向上，进入云南来到大理，带来了西方的饮食习惯、嬉皮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从此奠定了大理的精神基调。尽管那时候还是一个偏远的五线小县城，古城内却形成了一条“洋人街”，能找到正宗的西餐店、咖啡馆、酒吧，所以大理最先吸引的游客，其实是外国背包客，后来才逐渐在国内有名起来。
而大理白族文化极强的包容性，也使得本地人也迅速接纳了这些“奇形怪状”的嬉皮士们。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都经过大理，西南各地的茶叶、布匹、药材等货物在此集散往来，蜀锦、普洱等货物经此运往印度、阿富汗等国，大理也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五湖四海的文化都在此碰撞、交融。
另一方面，白族的文化的包容性也体现在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上。按理说信仰往往是具有专一、排他性的，但在大理和白族文化中，佛、道、儒、本主崇拜等多种信仰并存，在同一座寺院里能看到儒道佛诸神同时供奉，还能信仰本主教。大理还曾是基督教在云南最重要的教区，古城中至今留有一座基督教堂、一座天主教堂。
本地人的包容，加上蓬勃生长的外来文化，使得大理在千禧年间形成了乌托邦一样的世外桃源，自由、开放的文化，加上极低的生活成本也吸引了一批中国的艺术家，从北京的大兴、亦庄等地来到大理。
越来越多人慕名前来，除了艺术家以外，2010 年左右，“逃离北上广”的口号成为热门，北京雾霾严重，房价攀升，大城市的生活环境和成本又促成了一批“气候移民”和“生活方式移民”来到大理。此时大理的中心已经从外国人为主的“洋人街”，转移到了“人民路”，大理的新移民社区也逐渐成型。
曾经的古城 ©低俗美术馆
2010 年代，一直是很多“老大理人”的甜美的回忆，那些年也是大理社区氛围最浓厚的时期。
已经在大理定居多年的小七回忆，当时刚来的时候就像进入了“另外一个国度”，每天都非常开心，“从人民路下边‘飞’到上边，到处都是朋友，可以跟任何人聊天“。路边摆摊的都是些奇人异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艺，更像是在表演街头艺术。
那时候古城的房租还很便宜，店铺的运营成本很低，很多人开店也并不为了赚钱，有时候店主看天气好，一锁门就出去玩了。小七记得那时候有个买粥的人，每天晚上睡觉前煲两桶粥，早上天不亮送到古城，就把碗放在那里，旁边搁一个钱箱，然后人就走了，路过的人就自己盛粥喝，自己找零钱。
人民路上新移民开的店也都特别热闹，随便走进一家咖啡厅，天南海北的人坐在一起，相互讲个故事，吹牛逼打牌，都没什么隔阂，坐两个小时感觉没意思了，就去下一家店。每家店里的老板、店里的人都是鲜活的，大家四处窜、在一起玩，也不会说好像耽误了老板赚钱。就这样，一条人民路，可以待上一整天。那时候大家也都住在古城周围，是真实的“邻居”“街坊”，去什么地方都是步行距离到达，在路上随时可能碰见熟人和朋友，围绕着人民路和古城，这是一个完整而丰富的“附近”世界。
但这样的盛景如今已经成为过去。资本的进入，加上旅游业发展，新移民社区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作为旅游资源型城市的大理，无法发展工业，农业收入也有限，所以增加财政收入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大力发展旅游、开发地产。
2017 年，大理州政府和华侨城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2018 年，大理古城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计划投资 32.72 亿元发展“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深谙文旅开发之道的华侨城，带着“文化+旅游+新型城镇化”的模板，终于将大理古城打造得和全国“特色古镇”别无二致。原来路两边的各有特色的白族老房子，“修旧如旧”后，都安上了统一的木质门脸和木牌匾。
随着房租攀升，原来人民路上许多新移民们的店铺难以为继，纷纷搬离。而现在的人民路、洋人街，充斥着鲜花饼、奶茶店、民族服饰和从义乌进货的旅游纪念品。
大理慢慢发展起来的小店文化 ©雨潇
士绅化的进程之后，人民路的景象不再。原先新移民们常去的社区店有些关了，有些搬走到更远的地方、分散在古城的各个角落，或者干脆离开古城，搬到几公里外的弘圣路和大理大学附近。原先的老大理人、在人民路的街坊邻居们，也纷纷离开，一些人去山上的小区买了房，一些人去了更远的银桥村，或是洱海边的其他村子。
当人和公共空间四散开来，大理的“附近”也变得越来越远，交通方式从步行，变成骑行、开车，原先走在人民路碰到的都是熟悉的街坊和邻居，而如今已经几乎全是陌生的游客。
以前人还不多时，丫丫的大象咖啡馆里更加悠闲，背包客们来一坐就是一下午，丫丫也会和客人聊天，如果多来几天，慢慢也就成了朋友。有些客人离开大理后还会给丫丫寄邮票、寄礼物，有些客人也留在了大理。如今店里一半都是游客，尤其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老朋友们大都选择“错峰出行”。忙起来的时候，丫丫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和客人们聊天，“很多人是快速的、一次性的消费行为，喝了就走了，他可能更在意可以在哪里写个点评或者打个卡”。人流量变大了，顾客变得更像“顾客”了。古城里的“熟悉感”和“附近性”在慢慢变弱，或者说，是更加隐蔽了。
如今的大理有太多层平行世界。旅行团拉来成批的游客，在走马观花中匆匆一瞥；街边鲜花饼店铺的店主和雇员通常不是本地人，大多来自云南的其他区县或者临近的贵州、四川，旅游业为他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大理本地的白族年轻人大多去昆明等省会城市工作，留下的老一辈人，有些把田地包了出去，收一些地租，自己做点小生意；房地产开发商和生意人或许并无心“享受生活”；标签和鼓吹之下，也有不少“假文艺”泛滥，抖音快手里的大理，是风花雪月、艳遇之都……
大理的那些美好仍然还有，不过它不再像十几年前的人民路一样简单直接，而是要拨开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平行世界，才探寻得到。
在“衰落”之处看见新生，在社区生态的变化中寻找平衡
几十年间，大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人们感慨、唏嘘，不断回忆和讲述着过去，不少人离开，寻找新的“桃花源”，也有人还留在这里，因为早已经“走不掉”。
面对这一切，丫丫倒看得很开：“反正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对吗？那几年我们真正地享受了这个地方，所以如今也不能去拒绝这种变化。哪怕现在人变得这么多，整个大理已经如此商业，但你骑个电动车5分钟就出城了，你就能看到田野。我们总归还是可以得到这些能量。”
商业与资本带来的干扰往往也是复杂的，它压缩了新移民社区的空间，让古城变得同质化，但对于当地来说，旅游业和地产带动了财政收入，本地的原住民可以靠收租度日、赚到了更多的钱，他们或许并不在意另一个平行世界发生的事。
在许崧看来，社区是一个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从来不负责完美，“不能够要求一个生态是死的：10 年前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所以你才觉得很美好。这是不可能的，生态自身的基本原理就是以万变求不变，就是靠这个生态组成的各个节点不断地变，去维系这个生态的存续和稳定。想象这是一片森林。”
资本是对这个生态重要的干扰因素，但扰动并不一定是非黑即白的。它带来新的关系，可能是冲突，也可能有良性的互动。
琦琦现在工作的“柴米多”，原先只是大理的一个农场，如今也成立了品牌和公司、走向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商业运作不可避免，但琦琦觉得这和品牌的真诚并不冲突，“我们也是想把这样的生活方式传递给更多人，在商业的同时，还是会坚持做内容的输出和情感表达“。
在大理生活了 18 年，琦琦的日常生活也与本地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工作中琦琦也会接触和了解云南本地的农户，通过在地探访，以食材作为连接，将云南丰富的物产与多姿多彩的人文地理、甚至是大理式的社区生活展现给更多人。这也让琦琦和同事们获得一种成就感，“这里不是我的家乡，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会有情感、有热爱，想把它好的一面去告诉外面的人”。
©琦琦拍摄的照片
而对于大理社区来说，地理位置发生了改变，人民路上那个密集的社区不在了，它变成更多小的社区与共同体散落在各处，围绕着那些“社区店”、公共空间的据点展开，它们仍然包容而开放，新的关系还在蔓延。
随着一批老大理“上山”，弘圣路、学府路上也开起了新一批社区店，大家很少再进到古城，而是在这边构筑起了新的附近，在这些店里，街坊邻里的氛围仍在，它们正渐渐形成一条新的“人民路”。还有文章最开始说到的猫三咖啡馆，它的迁移和重生，让很多人感慨“大理还是那个大理”。
古城边上，麋鹿星球成为不少年轻新移民的聚集地，这个新兴的创意集市最初是古城中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经过改造后，如今手作摊主、玩水晶球的街头艺术家、火舞表演、派对和各种有趣的商铺，形成了“趣味共同体”式的小社区。摊主和店家们彼此相识，到了晚上收摊的时候，你能看到三五摊主聚在一起，在一张桌上吃夜宵聊天。
麋鹿星球里一只叫“老王”的流浪狗，大家都认识
麋鹿星球的火舞表演 ©大理麋鹿星球
无论发生了多少变化，大理仍然以包容的氛围和丰富的人类多样性，吸引着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寻找“良好生活”的可能，新的社区和共同体也在此发芽。去年年末，706 青年空间来到大理建立 co-living 的“内卷”，在这里成为了邻居，形成一个小的社区共同体，在定期举办的沙龙中讨论着哲学、社会、技术和未来。
尽管古城已经不是那个古城，但包容、多样、专注生活的精神特质已经成为了大理的基因，没那么容易消散，大理仍然是一片沃土，生长着各种可能性。从“人民路”社区，到散落在古城四处小的共同体，社区被打散了，但仍然存在着，这或许也是一种韧性。
其实一直以来，大理都被赋予了太多符号意义，无数标签把它塑造成了一个想象中的“世外桃源”，所以总有人失望而归。逃避式的找寻，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也曾带着一种“完美-衰落”的二元思维来到大理，却发现不少老大理人早已“和解”。社区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令人惊喜的是，在变化之中，这个生态仍然迸发着活力，衰落之处，亦有重生，消亡和新生同时存在，生态就这样在变化与迭代中延续。
当然现实中的问题仍然存在，谁也无法为此开脱。不过在“好”与“坏”的机械判断之外，变化、生态的思维可以为我们开辟一种新的叙事。
社区生活，是一种人类的“有机组合”形态。在企业、社会组织中人们“机械结合”，人与人之间没有摩擦，变成功能化的而存在，所以效率也高。而对于社区来说，“有机”就意味着多样和复杂，人与人的关系、各种成员和元素，在社区中如同网络一样相互勾连、彼此缠绕，它有人情味、有温度，也自然会有冲突、藏污纳垢，它无法用好坏做简单的判定，因为“好”与“坏”相互依存。
这让人联想到《末日松茸》中罗安清所描绘的松茸的世界。松茸往往生长在受人类活动干扰的森林中，它滋养树木、帮助林木在险恶中生长，也能忍受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失调。人们至今无法控制松茸的生产，因为它的生长条件复杂，诸多人类的、非人类的因素相互纠缠在一起，无法预料。
罗安清也在书中探讨了“干扰”：扰动带来的影响常常是不确定的，就像人类活动和资本，造成了环境失调，但也带来了松茸，森林遭受种种损害，但从复苏的势头从未停止。松茸的世界展现了一种“尽管受到资本主义掌控，却仍可维系的生活方式”，它繁杂纠结，协作共生。
社区的世界或许也是这样，无数的关系“彼此缠绕，相互干扰”，它是复杂的，也是动态的，但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在社区系列的开篇文中，我们曾提出问题：“在撕裂和原子化的社会，社区和共同体会是一种解药吗？”
大理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或许没有一劳永逸的特效药，“社区”并不能成为诸多问题的解药，因为不是所有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大理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但并不代表着乌托邦。在不确定的时代里，或许我们总要学会和“问题”共存，而缠绕式的生活和一种变动为本、协作共存的生态思维，或许才是社区应该带给我们的启示。
*特别感谢：伯渐、亚芳、琦琦、丫丫、Ren、斯嘉莉、许崧、阿德、小七，对本文的帮助*
参考资料:
[1] 《末日松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罗安清著，张晓佳译，2020
[2]《地理 | 如何制造“地方感”》，乔尔事务所，2019
[3]《项飙：大家提了很多反对意见，这让我特别兴奋》，第一财经YiMagazine，许冰清，2021
[4]《地方：記憶、相像與認同》，Tim Cresswell著，王志宏、徐苔玲译，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6
[5]《大理古城风貌改造进行时 特色小镇值得期待！》，大理电视台，2019
[6]《【深度报告——转型】华侨城发力全域旅游“云南大会战”成效显著》，《国资报告》杂志，2019
[7]《大理，寻找理想国》，中国国家地理，高晓涛，2014
[8]《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黄菊，2020
[9]《房价暴涨的大理，这些人被赶到山上，居然还是不肯走》，一条，2020
[10]《专访｜《仿佛若有光》：大理从名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澎湃新闻，高丹，2020
[11]《大理造市：风花雪月的古城“新移民”与创业者的时代机会 | 文娱地理》，三声，尹航，2018
[12]《大理文艺史丨大理变成今天的样子，背后是一段少有人知的传奇》，苍山下，许崧，2016
[13]《行李︱四人谈：无论怎样迭代，大理仍是最牛的试验场》，行李，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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