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原文标题:《28年前,央视一群疯子干了件大事,16年后,它与我们不告而别》,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电视人·陈虻(逝于2008年12月24日)
01.
1992年,央视时任台长杨伟光国外访问归来,找到了采访部的孙玉胜,要他创办一档早间节目。杨台长看人家BBC啥的,早间都有新闻,我们一个国家电视台,居然8点才开播,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孙玉胜接到任务,找到另外三人。
分别是:童宁、梁晓涛和时间。
台里的意见,是把旧节目包装一下,随便播播。反正那时,全国老百姓都没养成看早间节目的习惯。孙玉胜四个说,那多没意思,好不容易有块处女地,为什么不尝试点新东西?四人策划了一下,想做一本“电视新闻杂志”,分人物、新闻、生活服务三大块。后来觉得只播新闻太枯燥,童宁就让每天在办公室唱齐秦的王坚平入伙,做第四版块:音乐。
“孙玉胜,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给节目取名时,孙想起此前去广州拍专题片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话,叫“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就将其命名为《新太阳60分》。四个子栏目,分别为《太阳之子》《太阳扫描》《太阳家庭热线》《新太阳金曲榜》。结果一报上去,就被杨台长打了回来。
说你这个“新太阳”太敏感了:
“难不成还有个旧太阳?”
孙被“太阳”一词迷得不行,又拟了《太阳城》之类的,加上几个糊弄事的报上去。万万没想到,上面大领导,圈中了他凑数写的一个。
那个名字,叫做《东方时空》。
节目名一改,四个子栏目也跟着改。《太阳之子》变《东方之子》,《太阳家庭热线》改《生活空间》,《新太阳金曲榜》变《金曲榜》,《太阳扫描》成了《焦点时刻》。负责人分别是时间、梁晓涛、王坚平、童宁。
不久,童宁要帮孙玉胜做总统筹,《焦点》便交给了另一个人:张海潮。
张海潮本来要去文艺部,去食堂吃饭,看到孙玉胜和童宁在密谋,就上去打听。一听说有新节目,兴奋得不行,非要加入。当时他朋友罗京还劝呢,早间新闻,风控怎么做?还是日更,压力有多大?你可想清楚。
张海潮没管那么多,创造一档全新栏目的诱惑,实在太大。他加入后,孙玉胜又找来孙克文,做四个版块的串联工作。
“东方时空七君子”
如此一来,栏目有了七个联合创始人。
台里将他们称作“东方时空七君子”:孙玉胜、童宁、时间、梁晓涛、王坚平、张海潮、孙克文。
七人没想到,就是这档完全未知的节目,将为中国电视新闻发展带来何等巨大的冲击,将聚集一帮满怀热望的年轻人,留下一段多么激情燃烧的岁月。以至于多年后,年轻人纷纷老去,一提起那些日子,还会热泪盈眶…
02.
节目名字定了,差三个关键拼图:
队伍、资金和节目形态。
当时搞《东方时空》有两个大背景,一是提倡抓热点,二是要改“新华体”为“中新体”。前者好理解。后者是说,以往的新闻,太强调权威、大气,有种居高临下的指令感。新闻稿过分端着,播音员念稿,没人味儿。应该用一种接近群众的口吻来做新闻。
借着改革的势头,孙玉胜先给四个子栏目的负责人,下放了“用人权”。
在电视台内部,子栏目的负责人,应该叫组长。孙玉胜觉得打在电视上别扭,借了电视剧组的概念,管他们叫“制片人”。时间、梁晓涛、王坚平、张海潮,四个制片人,可以随便选人,看中哪个,无论有无北京户口,是不是央视的,甚至有无稳定工作单位,只要才华够他们的标准,直接请到栏目组。
很快,制片人手上各揽五六个兼职,合成一支20多人的队伍。在这支队伍里,有的来自国家话剧院,有的来自首都师大,有的来自天津电视台,有的来自《工人日报》,有的来自《中国青年报》。有刚回国的访问学者,有在社会上瞎转悠的北漂导演。特别还有两个来自《中国广播电视报》的年轻人。
一个叫白岩松,一个叫崔永元。
“早期白岩松,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孙玉胜盘了下人头,算完账,问上面要1000万。那可是1992年,杨伟光一看,说你们这是要干嘛啊?迟迟不批。离开播还有一个月,孙玉胜只好说,先借20万启动资金吧。不久,杨台签了20万财务拨款,告诉他,钱是借给你们的,要还。
另外给5分钟广告,就不管你们了:
“以后的节目,靠广告费自行运作。”
就这样,在灵活的用人制度后,《东方时空》开辟了一个新的专属财务制度,自己挣钱自己花,不用上报审批。孙玉胜呢,更进一步,把财务签字权下放,每个子栏目费用,无需他过目,全部由制片人负责:
“因为我充分信任你们。”
时间不多,只有一个月。节目组每天花460元巨款,在梅地亚中心开房,专门收看境外节目,探索新形式。四个制片人各带兼职队伍,匆匆奔赴战场。大家每天三点睡,早上六点起,连轴转了一个月。
当时,童宁做中控,整天抱着两个电话远程指导,教那些没做过电视的编导提问,没睡过一个整觉。梁晓涛、张海潮,嘴唇、鼻子起泡。时间胃病犯了,直接跪倒。孙克文高烧39度,还在坚持。一帮人像疯子一样,硬是做出了近一个月的储备节目。
“节目筹备期,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第一期节目顺利播出。当晚就有观众打电话到台里,说看到你们新节目了,有点意思。
但要说反响热烈,还谈不上。
尤其让七君子头痛的,是广告问题。开播前,孙克文找城乡贸易中心的老板谈服装赞助,人家说你们7点的节目,谁看啊?还谈过一个老板,只需200万,包这一年剩下8个月的广告。对方答应了,后来拿不出钱,又黄了。
没几个月,这老板肠子都悔青了。
因为到年底一算,《东方时空》总共卖出的广告费,是2000多万。
最初30秒1500元的广告,涨到了5000。
第一期播出时,5分钟广告,只卖出3分钟,拿节目硬顶了2分钟。但就在随后几个月里,在制片人的带领下,《东方时空》的四个子栏目迅速找到自身定位,拓展出了新的话语空间,甚至颠覆了以往的新闻语态,把中国的电视新闻,变得亲切、热乎、平易近人,让广大老百姓看得如痴如醉。
从此,大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在《东方晨曲》BGM下梳洗。
后来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评价是:
“看完《东方时空》就像从市场上拎回一条扑腾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
但当时,鲜有观众知道,为了这份鲜活,《东方时空》栏目组那群连个正式编制都没有的年轻人,付出了多么巨大、艰辛的努力。
他们熬夜、挨骂、被歧视,背井离乡,放弃铁饭碗,一次次崩溃,为它奉献了自己最美的青春。无数个日夜,他们累瘫在岗位上,无数次绝望,他们默默承受。
之所以这么做,就为两个字:理想。
03.
《东方之子》筹备时,制片人时间是有私心的。他拍纪录片出身,觉得节目要接地气,什么叫东方之子?只要有生存智慧的,都可以叫东方之子。不光是名人,一个普通老百姓,也该有被采访的机会。
栏目最早在亚运村租公寓办公,聚集了七八个编导。白天在客厅布景采访,晚上改成编辑室。为了压低人工,一个人每天补贴20块。摄影、技术、编导,多是没户口、没宿舍、没编制的“三无人员”。也有一个他的同学,叫崔永元。小崔主要帮他找资料。当时有个编导,怎么都找不到好的采访对象,崔永元总能在报纸的犄角旮旯里找到,并告诉时间:
“别老找那些整版报导过的,要找就找那些只有一两句话的,才有料。”
时间说,你干脆来我这里吧。当时,崔永元还在《中国广播电视报》的《午间半小时》,没敢下决心一走了之,说我有个学弟在《电视报》做编辑,这人不错,我把他介绍给你。这个学弟,就是白岩松。
“制片人时间,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白岩松毕业后,被送去乡下待了一年,然后分到《电视报》。那报的主要任务是节目预告,搞得小白很伤心。业务熟悉后,一个周的工作一下午就干完了,于是花很多时间撰文投稿。当时狂迷音乐的他做人物,已经很有经验,写beyond的故事,被《音像世界》转载了一年。
他还接了一个约稿,十万字《动荡节拍》,讲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
时间看了他的稿子,知道他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当即决定拉他做策划,将其带到亚运村办公。《东方之子》有个兼职主持人,《工人日报》的作家胡健,心直口快,看到20出头又干又瘦的白岩松就说:
“我以为你找了个经验丰富的老头呢,怎么找了这么个小屁孩儿?”
白岩松很不服气,觉得你们瞧不上我,我还要看看你们是什么货色呢。时间找他来策划,是为了在自己和主持人之间,架一座桥梁。没想到不久,白岩松先跟胡健卯上了。有次采访王朔,胡健提问,白岩松在边上着急,批评“你这问的都是什么傻叉问题”。后来这种局面越发频繁,白岩松有自己的提问立场,胡健有另一个立场。双方经常就观念问题吵架。
一天,时间带着白岩松和一个摄像看纪录片,冷不丁来了一句,要不然你做主持人吧。白岩松都傻了,说我这模样还主持人?
那时主持人,讲究一个国字脸,发音要字正腔圆,小白瘦得皮包骨头,非常不符合主流审美。组里人听说他要做主持人,都觉得是开国际玩笑,连崔永元都觉得荒唐。
实际上,时间对此早有预谋。
不久,他把白岩松打发到济南,让他采访济南钢铁厂厂长马俊才。连西服都提前借好了。毫无主持人经验的白岩松,就这么被逼上镜头。而《东方之子》开播第一期,正是五一劳动节,安排的就是马俊才。
“第一次上镜,白岩松看着镜头挺紧张”
头几次采访,给白岩松不少挫败。他心高气傲,平时话说滔滔不绝,采访却总表现不佳。觉得很没面子。屡次想撂挑子不干,都被组里人哄住。时间为了照顾他的面子,从不当面挑刺,偷偷打电话给他老婆,让她转告小白以后该注意点什么。如此,白岩松渐入佳境,最终没有辜负时间的期望。
时间看中他,在于他有“逼迫性”。再难问出口的问题,小白都能面色不改地问下去。这几乎是《东方之子》所有主持人的气质。
也是时间的另一个私心。
对于以前的新闻,时间相当看不惯。他要从人物访谈入手,把这个局面给拧过来:主持人,必须有思考,进而逼迫对方,说真话。
最早这么干的,是胡健。胡健耿直,适合尖锐问题。采访张贤亮时,把张贤亮问得一愣一愣的。白岩松加入后,时间又从湖南电视台借调来一个记者。这个记者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但每次采访,都是“粉碎式提问”。
再怎么冒犯对方、质疑对方的诛心之问,都能拉下脸,不断问下去。
他就是后来《面对面》的主持人,王志。
“《东方时空》时代的王志”
04.
《东方之子》播出后,受到两个质疑。
第一就是长相,老有群众打电话,说白岩松这种怎么能当主持人?还有王志,一口方言腔,发音都发不利索。时间没管那么多,说那是他们不习惯,等看习惯就好了。就因为时间的坚持,中国电视新闻从此改变了主持人的上镜标准。拿后来崔永元的话说就是:
“当初要不是因为时间的坚持,我们这帮人,根本不可能吃上这碗饭。”
第二就是提问方式。胡健、王志那种咄咄逼人的口吻,让观众觉得太冒犯人。时间还是坚持。他就是要主持人步步紧逼,勾出被采访者真实的想法。
唯一没有坚持的,是采访对象。采访普通人,反响始终不行,导致采访标准模糊。杨伟光就给下死命令,被采的应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此后,采访对象聚焦在学者、科学家身上,至于企业家,除非有突出社会贡献或巨大新闻价值,否则一律不采,给钱也不行。
白岩松感谢聚焦。聚焦后,他才有机会采访季羡林、张岱年、启功等人。每次梳理人物背景,心灵和人生观,都遭受巨大冲击:
“我很幸运,那些采访塑造了我。”
但时间让他跳槽,他还是犹豫了。
“关于《东方之子》的颠覆,小崔的看法”
当时原单位正在策划一个《流行音乐世界》,由他全权负责。小白想扛起中国流行音乐的大旗,以报纸为基石,做节目、签歌星、发唱片。节目名片印了,试刊也做了。结果不久,节目黄了。他只好继续做兼职。直到《东方之子》100期,他去采访给高原牧民放电影的赵克清,被其精神感动,又拿下栏目最佳主持人,心里才开始松动。
那天,白岩松正跟电视报的人搓饭,突然呼机响,打电话去问,央视同事恭喜他拿奖。
回到饭桌上,白岩松一阵阵魂不守舍,望着眼前这帮同事,心想:
“对不住了哥儿几个,我要去另一个行当了。”
不久,白岩松成了央视的正式职工。
可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王志是从湖南台借调的,地方台上星后,湖南要他回去。时间留他,说想办法给解决编制。王志一咬牙,把档案调出来,做了社会人。结果承诺没兑现,王志就很气。直到有一次,时间突然说,今天你去采访一个人,比你进台还重要。王志心说你就扯吧。
结果一去,发现对方是李嘉诚。
那次采访,他把李老板问哭了两次。
还有个叫周兵的编导,更“惨”。周兵本来在兰州,后半生都被父母安排好了,衣食无忧,待遇极好。《东方之子》到兰州做节目,跟他搭上线。他的好基友张朝夕在栏目组,撺掇他来。最后,周兵违抗父命,丢掉铁饭碗,孤身一人去往北京。为了辞职,他交了7000块钱,差不多他7年的工资。
临走前,他告诉父母:
“我要做中国最好的导演之一。”
到了《东方之子》栏目组才知道,这里的竞争,完全是“地狱模式”。
《东方时空》创办时,四个制片人有绝对话语权。招来的都是没编制的临时工。这也就意味着,你干得不好,随时叫你走人。其实在内部,时间不会告诉你让你走,因为每个月要评奖,任何一个人,只要干三个月,一个奖都没评上,不用任何人开口,主动卷铺盖走人。许多编导,都是辞职来的,原单位回不去,一旦离开,从此只能在社会上自谋生路。
那时候,编导、摄影每天研究节目、采访、编素材。吃住工作都在办公室,人人24小时轮轴转。醒来工作,累了眯会儿。包括时间也是,忙起来脑子都迟钝了,有次上厕所,被一编导撞见,问他怎么蹲着撒尿。
时间说:“都忙糊涂了!”
“节目大家庭,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不但工作强度大,还要被时间骂。
因为节目是日播,时间没那么多耐心照顾你的情绪,就靠“挫折教育”让你反弹。他是前辈,眼光贼准,片子哪儿编得不对一句话给你指出来,然后就骂。喷到你痛哭流涕。审片时,常有女孩儿受不了出去哭。周兵的基友张朝夕,受到打击最多。一次节目组外出开会,时间不让他去,说你们留着编片子吧。张朝夕发愤图强,一个月编了11个。
有五六年,周兵都活在恐惧里。公职他已经辞了,如果时间觉得他不行,他就得流落街头,举目无亲。只能每天逼自己进步:
“理想、激情、热爱,对品质的追求,不断创新,是时间教会了我这些。”
当年孙玉胜只给了时间30个正式用人名额,后来他一算,前后用过至少300个人。可见淘汰率之高。曾有沈阳来的某编导,在办公室里盘了三天素材,实在是没招,最后默默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走了......
但那段岁月,不光有压力,还有温暖。
最早大家睡亚运村公寓,后经费不足,住到了职工之家,最后直接搬进了六里桥的地下室。王志、周兵、张朝夕、张洁、徐欢等临时工,加上白岩松和他老婆,两人一间房。长长的走廊,一头是机房,一头是宿舍。
时间觉得太枯燥,就给他们搬来了唯一的娱乐项目,一张乒乓球桌。
大家每天在白岩松放的迪斯科中醒来,然后采访、做素材。回地下室就两件事,睡觉和编片子。经常半夜两三点编完,把正在睡觉或打乒乓的人叫去审片。宿舍里,就白岩松有家电、家具,大家每天去蹭饭。其他人房间,只有一张床垫。后来大家累得不想做饭,时间就请了个保姆。然而,就是这个保姆,还瞧不起这帮临时工,动不动拿出北京暂住证:
“我有这个,你们有什么?”
台里没给大家任何承诺。作为临时工,起初连保险没有,连去食堂吃饭都要被歧视。后来福利才逐渐完善,有了自制的采访证,有了对等的酬劳。但始终没有编制,随时可能走人。正式工白岩松为了照顾大家情绪,从不把台里福利带回地下室,在办公室就分了。
在地下室,白岩松算是老大哥,招呼大家娱乐、吃饭,介绍流行音乐。谁要是病了,他会负责接送、买药。有年春节,周兵采访一整天,没吃一口饱饭。回到六里桥,情绪崩了。一进门,白岩松和他老婆正等大家,小圆桌上是满满一桌子年夜饭。同事一个接一个回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周兵终身难忘。
“六里桥地下室,白岩松的家”
可惜,一次北京暴雨,大水把地下室淹了。一开始大家没当回事,直到水把床垫浮起来。众人赶紧拿衣服堵住机房,保住了所有机器。
发大水时,张洁还在编片子。有人拍下这段画面,配上了惠特妮·休斯顿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此后,大家搬出地下室,各自租房,群体生活告一段落。
日后提起那些岁月,心里是无限怀念。
虽然很苦,但都觉得像王志说的:
“那是一段关于理想的记忆,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
05.
某种程度上,比起说人话的《东方之子》,《焦点时刻》的意义更为深远。
节目第一期讲“明星下海”,之后播了几期备录节目。播出后,反响都不够好,大家说没焦点,尤其没有时效性。既然要抓热点,你做的又是“社会新闻”,总得赶新鲜吧?突然有一天,制片人张海潮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辆拉着春游学生的客车在铁轨上抛锚,被火车给撞了,学生全部遇难。
张海潮立马派人到现场,做采访、拍素材。节目因此找到了方向。
《焦点时刻》开始了第一个定位,时效性。
“《焦点时刻》第一期,影星下海”
这年高考前夕,张海潮亲自带队去做了一期探秘,到相关部门拍摄未拆封的高考试卷,采访出卷人。节目播出后,各地栏目打电话来要带子,造成线路拥堵。这期节目最后在《新闻联播》连播了7天。还有一次,北京隆福寺人民商场突发大火。台里就一个摄像,张海潮闻讯,挨个儿呼编导,叫离事发地最近的一个赶过去,拍到了整个灭火过程。
这种直奔现场的工作方式,现在看来没啥,当年可是一次壮举。
然而还不够。《焦点》做了一期《劣质书本进课堂》,跑去印刷厂采访厂长。厂长对镜头哭穷,说没钱换设备。片子拍完,孙玉胜拿来一审,问张海潮,为什么不往下追,为什么会缺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利益空间?
“你们要把新闻背后的原因挖出来。”
就这么着,《焦点时刻》逐渐过渡到了第二个阶段:跟踪调查。
从此,节目组开始满街跑,追问责任,深挖幕后。随之而来的,是《焦点》引起巨大社会关注。老百姓都好奇黑幕、猫腻。这给节目组带来挑战,大家不得不采取偷拍,把摄像头藏在公文包里,或戴摄像眼镜、摄像笔。
“《焦点时刻》现场报道”
那时,随着定位清晰,每次外出,编导和主持人意见不一,总是吵架。
张海潮见状,干脆下了死命令:
“以后编导集体出镜,谁的选题谁采访,不想出镜的,一律走人!”
在那批出镜的编导里,就有三个人:
章伟秋、陈耀文和水均益。
06.
章伟秋本来是浙江电视台的,在央视文教组实习。听说办《东方时空》,就去找孙玉胜毛遂自荐,进了《焦点时刻》。进节目组第一天,张海潮丢给她一个新闻,西城区某中学学生自杀,让她去关注。
章伟秋接过来一看,差点没疯了。
报纸上就两行字,只说学校在西城。她一个外地人,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只能硬着头皮上。找报道记者、去公安局开介绍信、还得联系一个青少年心理咨询机构,跑遍了大半个西城。每天晚上都要哭一鼻子。
后来实习结束,浙江台不放人。她舍不得《焦点》,直接选择了辞职。
“章伟秋出镜,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陈耀文,更猛。当时他在部队做新闻,拿过中国新闻一等奖,有最新的设备,有部队机房,还被配了车和两室一厅。1992年,通过孙克文的关系,他关注到《东方时空》,根本坐不住,选择抛下一切,重新开始,做了栏目临时工。到台里,他去借资料,被歧视,去编片子,被呵斥。这些他都不在乎。
在乎什么?在乎的是不断做出高质量的节目,是揭开那些社会黑幕:
“那时没人比房子、比背景、比你从哪儿来。比什么?就比你手上片子一个月能拿几次奖。是金子你就闪光,是沙子你就走人。”
陈耀文是个特别有正义感的人,嫉恶如仇。每次都以身涉险,做揭秘新闻时,遭遇过被追、被打、拘禁,收过威胁信息,他都不以为意。
节目播到100天时,当初哭鼻子的章伟秋,已能独当一面。那次,她做了一个洋河污染导致农田绝收的选题,直奔事发地,一路联系市长,却一直找不到人,被秘书打官腔说要预约。最后,她站在大楼前说:
“他们说地市合并工作很忙,但我认为老板姓吃饭的事,同样重要。”
围观的农民群众,纷纷鼓掌。
章伟秋的选题也被毙过。有个小孩子做皮脂瘤,结果成了植物人,她突破重重阻力去采访,终于找到原因。为赶时间,站着回北京,在火车上抱着器材。回京赶上暴雨,一路淋到台里,结果片子审完就毙。
章伟秋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选题被毙,其实是家常便饭。
为此,《东方时空》专门搞过一个编辑手册,给出了相关疏导意见:
1. 洗个热水澡,活下去。
2. 活下去,理想才能实现。
3. 忘掉把素材卖给市场的想法。
4. 假设自己是错的,然后试证明之。
5. 总结经验,确定下次如何应对。
6. 给制片人打电话,找一个新选题。
相比之下,水均益要幸运一点。他被枪毙的不多,因为他是做国际采访。那是《焦点时刻》的第三阶段,全国独家报道国际新闻。为了这个版块,张海潮曾专门到各大高校找外语好的学生,找到过一个姑娘,叫杨澜。杨澜那时毕竟是学生,搞不定大问题。这时,编导盖晨光把张海潮拉到新华社楼下咖啡馆,把小水介绍给他,打包票说,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小水出镜,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水均益当年以毕业成绩第一分到新华社,去过开罗分社,当过战地记者,可在新华社,一直不得志。张海潮看了他履历,直接让他出镜做主持人,这可把水均益高兴坏了。此后,便由他和盖晨光搭档,做国际新闻。
好不容易得到赏识,小水没让人失望。那年,基辛格来中国。他跟任何机构都没打招呼,带着摄像,直接去堵人,把基辛格和他秘书堵在电梯里,硬约了一个采访机会。基辛格答应他,没别的,因为水均益张口就来:
“我是《东方时空》的记者,我们这个栏目,全中国有8亿人看。”
采访当天,小水更不客气,见面就问:
“中国和美国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
令《焦点》国际新闻组出圈的,是“银河号”事件。这是中美之间的一次交锋,美国把我们的船扣了,外交部的沙祖康前去交涉。《焦点》不但完成了数次跟踪报道,水均益还打了越洋电话做采访。播出时,需要一张沙祖康的照片。为此,半夜两点,水均益翻进外交部宿舍的院墙,由于没有央视工作证,他用食堂饭卡自证身份,从沙祖康家人手上拿到了照片。
《焦点》带来的社会认可,给了他巨大的工作动力,每天都在想怎么能做出好节目。他干脆跳到了央视。新华社分的房子,也就没了。
水均益一点没后悔,就因为:
“当时你所干的每件事,都是前人没有干过的,又都不知道怎么干,你当下干的每件事,都将是后人的范例,都是榜样。”
“水均益采访阿拉法特”
而之所以说《时刻》影响更深远,是因为1994年,在它的基础上央视特意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有多牛逼,咱们下文再讲。先说那年9月,孙玉胜忙到胃出血,养病一个月。养病期间,接到杨台长的两个任务,其一,就是筹办《焦点访谈》,其二,是台里准备在《东方时空》基础上,把《观察思考》和《今日世界》合并,组成一个新部门,让他领头负责,先给部门取个名字。
孙玉胜左思右想,最终将其命名为:
央视新闻评论部。
07.
1993年12月2日,央视新闻评论部成立。半个多月后,为帮《东方时空》扩充人手,搞了一次公开招聘。初试400多人,128人进面试,最终定50人。一考完就有人打电话给台里,问有没有正式编制。
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最后这50人,只剩下了30个。
考试当天,有个叫樊馨蔓的考生。她知道这场招聘,是因为和时任男友张纪中逛街,张纪中踢了一张报纸,偶然看到信息。在张纪中鼓励下,樊馨蔓参考。当时孙玉胜看她一眼就说,你不行,回去吧,别浪费笔试10块钱。樊馨蔓说我浪费是我的事。
最终考试结果出来,她果然没被录取。
“新闻评论部招聘笔试”
多年后,樊馨蔓成了央视正式编导,导演过《感动中国》。1996年,她的一个杭州老乡来北京办事,还通过她的关系,为《东方时空》留下了一部纪录片。
那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书生马云》。播出纪录片的子栏目,叫《生活空间》。它的制片人,叫陈虻。
就是他把樊馨蔓招进了《生活空间》,给了她成为一名电视编导的机会。
《生活空间》最早的制片人是梁晓涛,节目开播前去了动画部,交给第二任制片卢望平。卢主事时,《生活空间》有《健康城》《走天下》《红地毯》三个小栏目,生活服务、景点介绍、电影资讯,全做,没重点。
这期间,卢望平和纪录片导演蒋樾合作,拍北京什刹海三个游泳的老人,拍他们自得其乐的平民生活,取名《东方三侠》。本来拿到周末试播,没想到观众们看了,都说好。从此,又增加一个版块,叫《老百姓》。
是陈虻把《老百姓》给发扬光大了。
读书时,陈虻是个资深文艺青年。他本来在航天工业部,是重点培养对象。由于太过热爱电视,非要去央视,从打杂干起,一干就是三年。1988年,他开始做记者,采访过很多社会案件,甚至被殴打、拘禁。
那时候,他在央视的一大娱乐项目就是跟一纪录片编导打牌,此人名叫陈晓卿。
1993年7月,陈虻接手《生活空间》,为节目设计了20版方案,有9版形成文字。在和卢望平交接时,他看到了那部《东方三侠》,并没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兴趣。直到有一次,《老百姓》栏目拍了个《两老口骑车走天下》,讲一对普通老夫妇,把三轮车改造成能吃能睡的地方,周游各地。播出后,反响热烈。陈虻这才把注意力集中在纪录片的拍摄上来。
他找到孙玉胜说,其他三个子栏目不做了,以后我们专做《老百姓》。
当时《东方之子》有句口号,叫“浓缩人生精华”,是白岩松想的。《焦点时刻》有句“24小时等你”,是水均益想的。陈虻回到家,一晚上辗转反侧,半夜四点爬起来,给《生活空间》想了那句划时代的口号: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生活空间拍摄的纪录片《上班》”
之所以说它划时代,是因为陈虻完成了时间未能完成的心愿,把普通人的生活送上了电视。从此,并不是只有名人才能被关注,一个有生活态度、人生智慧的平常百姓,也可以成为主角。一开始,陈虻还有点拿不准。他和蒋樾拍完一个女工挤公车上班的故事(《上班》),就问这有什么意义?
蒋樾说,一部纪录片看不出什么意义,但如果我们拍十年,就是3000多部:
“那将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平民生活史。”
此后,《生活空间》拍爱唱流行歌的民工小何,拍省2元车钱帮学生买作业本的山区老师,拍为筹集大学学费在饭馆打工的贫困女学生,拍带小女儿来京治白血病的父亲,拍为照顾孤独症儿子而改变人生道路的母亲......
一开始,陈虻要的是“体现对每一位普通人的尊重”,要体现人文关怀。但随着拍摄数量增加,他发现很多故事背后,内核其实一样。于是他给节目定了一个新方向,不要深层思考,不要想着去教化谁,就拍生活本身,带着对每一个拍摄对象的尊重、包容,像个朋友去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史。
对此,中央某大报的副总编慨叹:
“《生活空间》不仅给电视,给报纸、广播也带来了巨大冲击,它使我们不能再四平八稳地搞报道,而是要重新考虑,我们该从什么角度办报纸、办节目。”
“制片人陈虻,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那时,除了蒋樾,还有牟森这样的纪录片名导和陈虻合作。蒋樾的摄影毕鉴锋,被陈虻精神感召,以社会人身份加入了《生活空间》。中戏毕业的鄢蔓,通过牟森的关系,成为了节目编导。《生活空间》曾想把民间奇人奇事搬上央视,陈虻因此找到了在纺织部工作的李伦,并拉他入伙。还有个济南电视台的主持人,李玉,在一次采访中认识了水均益,机缘巧合下,也跑去了《生活空间》。
多年后,李玉拍出了《苹果》和《观音山》。李伦做过《社会记录》制片人。后来他又跳槽腾讯,跟一个叫许知远的人搞了档对话节目,《十三邀》。
但当年,他们都是被陈虻骂成屎的人。
08.
《生活空间》的工作氛围,和《东方之子》有点像。当初他们在北医三院西南角租民房当工作室,大部分时间,吃住办公都在一起。节目是日更,大家每天累得要死。拍纪录片比采访人物,周期更长,也更累。
为了拍在太平间工作的李某,鄢蔓在对方家里生活了40天,叫对方干妈。毕鉴锋没有闹钟,在手指间点香烟,一晚上惊醒12次。后期海天做《母亲》时,连续20天一天睡3小时,梦中惊醒,差点把母亲的腿当成编辑机。拍《刑警》时,王亚林穿着防弹衣,断断续续拍摄半年,拍了近百盒素材......
“《生活空间》当年拍过的贫困山区”
拍摄、编片子,只是第一步。
等陈虻审片,你才知道什么叫痛苦。
在“骂人”这件事上,陈虻的技巧,可能比时间还要高超。时间审片骂人,骂你猪狗不如。陈虻不一样,资深文青骂人,不带脏字。
他跟你说的是“你什么时候衣服穿对了,就能把片子做好了”,或者长时间一言不发,突然来一句“你多久没看书了?”“你看的最后一本书的书名是什么?”。审片时,陈虻要是左顾右盼拼命抖腿,你就算完了。
李伦刚进节目组时,被他骂得一无是处,实在憋不住,拉着他说,你能不能不要天天打击我?我以前是单位骨干,到你这儿成废人了。
“陈氓损人,每天都能让你自杀一回。”
“辛苦拍摄中的《生活空间》”
尽管说话损,但被骂的人无不心悦诚服。片子的问题,陈虻总能一针见血。有编导拍过一个女高音的故事,高音女孩想跟某单位的乐团合作、录歌,乐团的人死活不肯,拍出来的成片里,乐团的人显得非常狭隘。
陈虻一问原因,原来人家乐团不帮忙,是经济困难所致。
陈虻当即发火,说谁允许你贪污事实:
“我看你就不是人,你是个机器人,你先得会做人,才能像人一样感受生活。”
还有个编导,拍农妇挑水。得知一担水换三毛钱,编导用了“才三毛钱”,陈虻又问:“你知道三毛钱对贫困山区的农民意味着什么吗?你主观上的东西为什么要强加给观众?你有什么资格替别人做判断?”
陈虻审片,审的其实不是片子,是编导拍片的态度,审的是他们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式。他常说,要出好作品,先学会做人。
当然,在技巧、结构上,也没人敢跟他比。陈虻每天回家就是看电影,反复拆镜头。做纪录片研究时,他常和编导打赌,说你随便找部DVD来,放5分钟后,咱俩打响指,要是我打他就切,你打他就不切,那我就赢了。
那些编导,通常输得很惨。
而谁要是找借口,陈虻会更“愤怒”。有次陈虻找编导聊思路,他说一句,编导说我也这么想,说另一句,编导说我也这么想。陈虻突然一拍桌子,说下次你把思路先写好,我说的要跟你写的一样,我他妈当场给你跪下!
“你应该思考自己哪里没做好,不要总是拿我的话,来印证你是对的。”
所以他的亲传大弟子李伦很感激:
“陈氓不是要把你训练成一个熟手,一个重复劳动的人。他是要训练你敏锐的反思和思考能力,逼迫你不断地去重新认识。”
“李伦对陈虻的评价”
但也因为陈虻骂人实在太损,很多编导都觉得压力大。有一天,有编导掏出一个小本,上面记着陈虻对所有人的评价,当着大家念,在场的人全哭了。《生活空间》每个编导都很累,但在陈虻的高要求面前,他会觉得,你们文化素养、判断力、表现力,还远远不够。还有一次,海天接到电话,对方不断抱怨陈虻的残忍、轻视,结果一扭头,陈虻就站在门口。
他把海天叫到烧烤摊上,刚坐下,就开始哭:
“我对你们怎么样,对《生活空间》怎么样?”
后来做述职报告,提到骂人,陈虻说着说着,当着全体编导泪流满面道:
“其实就是为了电视......”
为了《生活空间》,陈虻殚精竭虑。上班时,总是最晚一个吃饭。实在饿了,就扒两口同事的剩饭。他审片时精妙的言论,后来成了行业里广泛传播的金句。他的每次思考,只要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李伦在他的调教下,成了资深新闻人,李玉在他的指导下,拍出拿国际大奖的《姐姐》。
好基友崔永元嘴上不夸,但心里感叹:
“一个短短的电视纪录片,做到了《秋菊打官司》的水平。电影人孜孜以求的东西,被一个电视人做成了,你不能不服气。”
09.
《东方时空》1000期时,在北展做过一个见面会。那天来了近万人,黄牛票被炒到20元。可见观众喜爱之深。当年,长春甚至有“东方时空购物中心”西安有“东方时空夜总会”,由于商标只有文化保护,你还告不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看电视的习惯,也改变了电视新闻的形态。1000期后,《东方时空》第一次改版,把子栏目里比较突兀的《音乐电视》取消了。
那天,制片人王坚平带队到央视旁一家豆花饭庄吃散伙饭。喝着酒,大家掩面而泣。
对此,孙玉胜心头充满愧疚。
“华仔给《金曲榜》的祝福”
《音乐电视》第一期播的是杨钰莹,还有刘德华送祝福。播了一阵流行歌,杨台觉得不太好,拨款200万,拍100个民歌MTV。所以《音乐电视》是最有钱的。拿到这笔钱,王坚平找张黎做了总导演,拍完100个民歌,又请黄小茂做音乐总监,拍了50个流行金曲。1995年,还搞过一个《95新歌》,开始挖新人。高枫的《大中国》满文军的《懂你》戴军的《阿莲》,都是通过它走红。
陈琳的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播出后,光磁带就卖了150万张。
由于《东方时空》越来越新闻化,《音乐电视》跟整体不搭,就撤了。
随后,王坚平去了一档新栏目,那也是《东方时空》下的蛋。栏目名叫《新闻调查》,本来想纳入早间《东方时空》,终因太长,做单独播出。而45分钟的《新闻调查》之所以诞生,又是因为另一档节目。
那就是前面说的《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曾创下中国电视收视率奇迹,一开播,就高15%,仅次于《新闻联播》。1998年“黄金时期”年均收视率,高达27.48%,被近三分之一的中国电视观众关注。一代观众都很熟悉它那句口号:
“用事实说话。”
《访谈》是从《焦点时刻》衍生来的。定位清晰,紧扣热点,第一期讲的就是当天的国库券问题。第三期就开出第一个监督节目,叫《北京郊区:耕地上建起一座坟茔》,报道北京占地修坟。这本是观众提供给《观察思考》的线索,最后放在了《访谈》的黄金时段。
沿着这条路,《焦点访谈》开始揭各种“暗面”,涉及议题包括农民负担、形式主义、公路三乱、地方保护、药品造假、贪污腐败、环境破坏......这些议题担起了社会责任,引起了改造现实的作用,同时也颇具风险。
“敬一丹是一代人的记忆”
2001年,在《河道里建起商品楼》,他们调查违章建筑,涉及《防洪法》,关系到某省政府的批示。孙玉胜看到那栋楼时,惊呆了,播还是不播,考虑了很久。最后,节目播出,引起领导重视,上级批示“就算是金子做的也要炸掉!”。随后《访谈》做了两次跟踪报道,让它拿下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003年,《追踪矿难隐瞒真相》一期,被誉为《访谈》历史上最有深度的调查。节目组不断接到电话,说山西临汾阳泉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发后未向社会公布,不让新闻单位介入,死者家属也不发声。记者四处奔走,无功而返,最后在事发现场找到的死者身份证,并不在死亡名单上,这才撕开黑幕。
节目最后,全部死难者的名字在屏幕上滚动。那种尊重每个生命的态度,震撼人心。
做这些报道时,台里压力很大。
就说《河道》那期,因为涉及某省,孙玉胜彻夜未眠。还有一期《罚要依法》,涉及交警乱收费,十分敏感。顶着压力签字。
特别有一次,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请希望工程的老师到北京吃饭,节目组关注到老师们的心理落差,拍下的画面是,一位老师哭着说,这一顿饭吃了2000块,是我两年的工资,我们学生吃玉米饼和白薯,这让我很心痛。
播还是不播,会不会得罪人?
副台长沈纪抽了两根烟,才拿定主意。
因为涉及“揭黑”“曝光”,很多节目做了,老有地方的人前来求情。为了切割利益,保证节目播出,《焦点访谈》制定的外出流程是,找宾馆、租车,与线人对接,尽量不惊动地方台。曾经有地方台打电话,要求取消节目,因为用了他们的摄影机,被领导斥为引狼入室,央视只好放弃播出。甚至有的地方,连拍摄素材都敢扣。最后孙玉胜定了一条规则,凡是批评、监督报道,不得与地方台合作:一是不让采访受阻,二是不把同行置于风险中。
“《焦点访谈》曝光违法乱罚”
那时,《访谈》的影响力实在太大。国务院办公厅甚至开设《焦点访谈》督查情况反馈机制,要求对被监督事件、人员跟踪查处。一年中,就有41起被纳入该机制。
像什么商品房虚假广告《没准的承诺》,兜售假药的《洗不掉的罪恶》,这都曾引起了社会和调查部门的高度重视。
所以,后来,央视门口常有两条队伍。
一条是来告状的,一条是来求情。
方宏进作为主持之一,从来不走正门:
“不然有人直接‘砰’给你跪地上,递状子。”
《访谈》把“锋利”做到了极致,以至于敬一丹刚调去时还不习惯。当时她做了两个选题,一个是某厂印错地图,一个是调查假种子,做出来都文质彬彬,过于宽和。
孙玉胜看了就说,你一定要“刚”一点。
“《焦点访谈》当年的影响力”
正是在这份锐利下,央视新闻评论部那些人,一步步探索出了更多新节目。
1996年,评论部推出《新闻调查》,比《焦点访谈》更深入、聚焦,第一期做了《宏志班》。为了这档节目,陈虻专门找来两个主持人,一个叫柴静,一个叫董倩。数年后,在《新闻调查》基础上,又做了期特别节目,名字叫《面对面》,由王志采访胡润。紧接着,李伦制片《社会记录》,节目的主编名叫王志安。为了跟其他时段的新闻区别开,李伦想找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主持人,一开始定了陶虹,最后找了个演小品的,叫阿丘。
2002年,台里想着做个年度评选,陈氓提出一个词,叫“找好人”,希望给老百姓看到崇高,让人们建立起对生活的信念。
陈虻的原话是:
“发现这一年曾有的感动,把它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记忆。”
这个节目,就是《感动中国》。
它和前面那些节目联系在一起,最终都可以追溯到那四个字:东方时空。
10.
当年《东方时空》那帮年轻人,虽然累、苦、没有正式身份,被视为二等公民,编片子要靠边儿站,甚至连学习观影会都一度被排斥在外,一年到头被当成“牲口”使唤,但每年有一天,他们可以扬眉吐气,当大爷。
在那天,孙玉胜要带着时间、陈虻这帮制片人,为他们端茶倒水,钱包里的钱被强行拿出来瓜分,有多少分多少,不许抱怨。
这就是评论部的年会。所有的整蛊、恶搞和“翻身农奴把歌唱”,都被允许。历史上,《访谈》的制片人孙杰,曾把发言写在卫生纸上讲话,时任副台长曾满场卖烟,卖不够数不准走,崔永元曾对着大屏幕上藏有人民币的图案问陈虻看到什么,然后调侃:
“原来陈虻的眼里只有钱。”
“年会上的白岩松”
最早的年会,是1993年中秋节,公主坟新兴宾馆,大家放音乐、跳迪斯科。年底,人多了,在钓鱼台多功能厅搞联欢会。孙克文想了一个主意,让四个子栏目选男编导跳四小天鹅,从此成为保留竞赛。
因连续在这场竞赛中失利,陈虻较真了,给毕鉴锋下死命令,要搞一个很炸的东西。
这件事一直处于半保密状态,只有几个内部参与者时不时跑去机房串联。
随后年会上,陈虻拿出了那部调侃评论部的恶搞片《粮食》,当场引起狂欢。大家忍不住看了两遍。后来,崔永元又做了个《分家在十月》。在那部恶搞片里,白岩松·斯基壮烈牺牲,死前留下不明觉厉的金句:
“理性的四环路胜过激情的平安大道。”
小崔还把所有女同事给损了:
“比敬一丹老那是寿星。”
“比张泉玲单薄的那是她照片! ”
“比董倩腿短的那是武大! ”
2002年,评论部又搞了个大型表演年会,各种风骚出格。后来,充满嬉笑怒骂的年会逐渐走向了严肃正经。一开始,是不能再调侃领导,紧接着是连恶搞同事也不够庄重。几年后,年会逐渐“正常”。
许多人开始躲着不去。
也正是在年会改变的过程中,《东方时空》栏目数次改版,新闻评论部经历了解散、重组。在那数次改版中,有节目形式的动荡,有队伍人心的离散,有话语空间的压缩,有一些身影和声音,永远消融在岁月里。
当初激情燃烧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老去......
继1996年后,2000年《东方时空》二次改版,单独运作,变成两个半小时,各子版块内容,都有更改。周末增设《世界》、《纪事》和《直播中国》,收视率不错,但观众反应,主持人太多、节目编排太乱。短短一年后,《东方时空》又变回45分钟,重回新闻评论部。陈虻成为了副主任。
那一次,时间没能回到新闻评论部。
他被调到了采访部工作。
2004年,央视一套改版,《东方时空》退出早新闻,去到18点。2008年,频道再次改变,《东方时空》调整,多个栏目被合并。一年后,在新闻频道去专题化中,它变成一个当日资讯栏目。节目更改了包装,与其他大部分新闻节目一致,原来的片头曲和片尾曲取消,改为新闻频道统一片头、片尾。
对此,时间的评价是:
“如今的《东方时空》还在,但它只是保留了过去的名字和标志。”
2008年,于当初那群人,是最悲伤的一年。那一年,央视新闻评论部取消,李伦的《社会记录》被撤,《纪事》和《百姓故事》遭遇合并,当初小崔的《实话实说》早已物是人非。最严重的打击,是在年底。
12月底,因患胃癌,陈虻抢救无效去世。
悲伤弥漫在南院机房里,那里被布置成灵堂。当年一起战斗、努力过的人,一个个都痛苦哽咽。加之新闻评论部解散,历次改版动荡,所有人心里,有说不出的百感交集。
在悼念薄上,时间写道:我们是战友,你走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现在战友没了,战壕没了,冲锋也没了。
葬礼仪式结束,有二三十个人没走。
《东方时空》的编导陈真走上前说:
“陈虻一生没拍什么片子,但我们都是他的作品......”
陈虻最后的时光,十分痛苦,每天需要吗啡止痛。他常做梦,梦见一个北海巨人把他抡在空中。甚至有过求死之心。为了电视,为了新闻,他常年不按时吃饭,奉献所有。然而,他并不甘心,很多理想,还没实现。
“陈虻象征着一个时代”
面对陈虻之死,水均益破口大骂,说老天不公,崔永元说万分感谢他,教会了自己有勇气去承受寂寞,去追求一些永远不会有结果的事。那一年,面对队伍崩离和节目调整以及陈虻之死,当初的年轻人们终于意识到:
“《东方时空》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
再后来的一切,来得更加迅疾。
水均益的《高端访问》,最终没能保住。崔永元做《小崔说事》提不起兴致,也不是他的理想。后来为跟方舟子撕逼,他选择离开央视。
白岩松做了许多栏目,依然可以对着镜头一个人喷十分钟,但他知道:
“现在的《东方时空》,已经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不是说它不好,也很好,可是它不是原来那个了。我依然还在这儿,但这儿已经不是那儿了。”
离开前,老崔在微博上对老水说了一段很“反叛”的话,前面五个字是:
“我们尽力了......”
11.
曾经那些来自五湖四海、怀揣理想从地下室走出来的年轻人,确实尽力了。
在那些还不知未来是什么样的日子里,他们为四个栏目,挥洒了自己全部青春。历经险阻的采访,没日没夜地鏖战,骄傲着,又破碎,狂喜着,又失落,在没有任何保障和承诺的岁月里,只想做出一档好节目。
这节目背后承载的,不止是收视率、影响力、话语权,更是一种广泛尊重,一种平视态度,一种把每一个生命当生命、把每一个人当人的关怀。这种关怀,它不光是一种新闻的语态,也应该从一档有影响力的节目出发,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的语态,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语态,最终成为生活的常态。
一个栏目的内部评论会上,工作人员问大家为什么不走。回答多种多样:
“还没累死。”
“还没过瘾,走什么走?”
“还不是走的时候。”
“在这里,总有达不到的目标。”
“因为希望大于失望。”
其实,千言万语汇成四个字:
“为了理想。”
“那些燃烧过自己的年轻人”
那时候,在六里桥的地下室里,在央视附近的廉价宾馆里,在北医三院附近的民房里,那群年轻人,历经艰苦,共同哭泣,共同欢笑,大家在家人般的友谊中,在战斗般的激情中,铸就了一段闪亮的日子。他们奔波采访、不休不眠,他们心怀信念、渴望颠覆,他们承受、坚持、硬扛,从没想过要放弃。
正因为有他们的疯魔,才有了《东方之子》里的大家风采,才有了《焦点时刻》的舆论监督,才有了《生活空间》对每个平凡者的讲述,有了每个愿意早起的中国人。
那段时光,虽已随风而逝,但它影响过千千万万的观众,影响过一个时代的叙事,它的遗产,也许还散布在某些角落,等待生根发芽。
“《东方时空》第一期”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他们的那些梦想,曾经炫目遨游,他们的那些金句,曾经震荡九州,虽然摇旗呐喊的热情在岁月中离散、失落,但那些理想的光热,大概依然会在某些瞬间,以另一副面孔,注视这个世界。
那些温热的瞬间,就像某刊在上个世纪末最后一年的新年献词中写的: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
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点燃理想的日子》,梁碧波
[2]《点燃理想的日子》纪录片,张洁
[3]《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孙玉胜
[4]《陈虻:我们听你说》,徐泓
[5]《我在央视当台长》,杨伟光
[6]《痛并快乐着》,白岩松
[7]《益往直前》,水均益
[8]《我遇到你》,敬一丹
[9]《“你就是一个可以替代的零件”》,南周
[10]《央视前制作人时间谈央视》,南周
[11]《逝者陈氓》,三联生活周刊
[12]《记“中国十大杰出制片人”陈虻》,余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