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19年2月22日，来自微信公众号：水木文泉BookClub（ID：wenquan_bj），作者：文泉君，原文标题《迷雾山丘，殖民遗产，一杯茶中蕴含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题图来自：黄华青摄
他一生致力于割草，赚了一些钱；
他希望被记住，于是挖了一口井。
割草人家里很穷，精神却富足。
我，巴努巴克塔，有财富却一无所成。
我没有井，没有任何产业。
我拥有的财富都在自己家里。
割草人给了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这是尼泊尔诗歌《割草人的井》，几乎所有尼泊尔族的小学生都会吟诵。作者是尼泊尔家喻户晓的诗人巴努巴克塔·阿查亚，他被视为第一位以尼泊尔语写作的诗人，最著名的成果是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从梵语翻译成尼泊尔语。巴努巴克塔是尼泊尔的文化英雄，但由于历史原因，如今的尼泊尔语文学协会的所在地并非在加德满都，而在印度的大吉岭。在大吉岭镇的中心——楚拉斯塔广场上，便醒目地矗立着巴努巴克塔的雕像。
说到大吉岭，无论是它指代的饮品——“茶中香槟”大吉岭红茶，还是作为旅行目的地，无不散发着异域风情。同样的，或许与消费者视角不同，这里也可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维护这片茶园景观的工人——廓尔喀（即印度尼泊尔族）茶工。
大吉岭的茶园景观由来自中国的茶种、英国殖民者和廓尔喀人共同建立。殖民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剥削”的结束，新的种植园体系、地理标志认证和公平贸易认证，并不能实现茶工心目中的公正。种植园中的斗争依然存在，并与廓尔喀民族独立运动交织在一起。楚拉斯塔广场上的巴努巴克塔雕像便暗示着这一切。
人类学家萨拉·贝斯基在这里度过了艰苦卓绝的31个月，与茶工一同劳动，亲历了茶工的绝食罢工运动，从而写就《大吉岭的盛名：印度公平贸易茶种植园的劳作与公正》一书。这是部横跨历史、食品、商业、环境等诸多领域，富于原创性与深刻洞见的民族志与农业农村研究。
人类学家投射的关心或许能够带来改变，至少能够给予提示或警醒。本书由青年学者黄华青译介。在研读、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他与作者萨拉·贝斯基一直保持着密切交流，并亲赴大吉岭进行了实地考察。千言万语，不如听他来说说。
黄华青：清华大学学士、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米兰理工大学访学。著有《意大利经典建筑100例》，译著《大吉岭的盛名：印度公平贸易茶种植园的劳作与公正》。
访谈
你学习建筑出身，为何会关注茶产业？又是什么机缘接触到的这本书？
关注茶村和茶产业，开始于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单军教授一直鼓励我们效仿费孝通先生，寻找一个相对熟悉、小而完整的乡村扎根其中，从中窥视乡土社会及建成环境的全貌。而产业是研究乡村人居史、谋划乡村营建的核心主题。于是我在武夷山深山中找到了桐木村，找到了“茶村生计”的主题，走进了茶业社会史与聚落空间史的研究。
大吉岭这本书，最初是我在国外浩繁的文献中寻找与博士研究相关的田野案例时找到的。后来随着研究深入，武夷山与印度大吉岭、阿萨姆等地茶叶种植历史的密切交织深深吸引了我。
尤其是我在伯克利、麻省理工的档案馆找到那些19世纪中叶将武夷山茶种带到印度的罗伯特·福琼、萨穆埃尔·波尔等人图文并茂的原版游记，才知这看似闭塞的小小福建山村，竟可以与世界贸易史、殖民史产生那样深刻的关联。这也坚定了我尝试翻译这本印度民族志的决心。
图1：曾经于19世纪中叶深入武夷山区采集茶种的罗伯特·福琼是印度植茶页的开拓者之一（黄华青改绘于参考文献[1]）
图2-3：萨穆埃尔·波尔更早在19世纪初深入武夷山地区，手绘了武夷山风景和家庭式茶园（参考文献[2]）
你为翻译本书，曾专门到大吉岭旅行考察。是否带给你与研究预期不同的感受？
大吉岭远超我对印度的想象。从德里、斋普尔、瓦拉纳西到加尔各答，一路穿越炙热潮湿的印度次大陆，换了一趟又一趟卧铺、坐铺或无座火车，最后在塞进十个人的超载吉普车中，超速穿越军队般的柳杉林以及窗边就是万丈深渊的盘山公路，攀上海拔2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麓。眼前就是大吉岭。
空气是温润微寒的，夹杂着泥土和雪松的气息，沿路两侧深不见底的山谷中，皆是绵延不尽的茶园。这一切看起来熟悉又陌生，一方面这里的自然气候条件接近于中国植茶区，另一方面这种巨尺度的农业生产又是在中国很难一见的。
图4：大吉岭山脚下的茂密树林（黄华青摄）
图5：环山公路两旁的连绵高山（黄华青摄）
图6：大吉岭山脊上的茶园和远处的城镇（黄华青摄）
大吉岭形成于殖民史，如同一个英国殖民文化、尼泊尔/藏族文化、印度本土文化杂交并置的魔幻现实主义世界。它在殖民时期曾作为加尔各答的陪都，是最受欢迎的避暑疗养胜地。在老城的楚拉斯塔广场附近，还可见大量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式尖顶木屋，还可品饮到纯正的英式下午茶。
图7-8：楚拉斯塔广场周边的英式建筑（黄华青摄）
图9：英式茶甜品店（黄华青摄）
这里拥有世界最早的山地窄轨铁路之一“喜马拉雅山地铁路”，于199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铁路建于1879年，将从加尔各答至大吉岭的路途从五六天缩短到两天，不仅将数不胜数的度假者运送至此，也将茶叶源源不断地送至加尔各答港。
图10：Ghum，印度海拔最高（2258米）的火车站，喜马拉雅山地铁路的终点（黄华青摄）
图11：这段铁路依然沿用古老的蒸汽火车头，在大吉岭的云端飞驰（黄华青摄）
大吉岭在1850年前还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地，今天的人口多是曾在茶种植园中工作的尼泊尔移民劳工的后代，也称“廓尔喀人”。在大吉岭行走，随处可见尼泊尔式藏传佛教寺庙、藏传风格建筑，与颜色鲜艳的英式建筑、印度本土建筑似乎亦可和谐相处。
图12：Ghum的藏传佛教修道院（黄华青摄）
图13：大吉岭的藏传风格建筑（黄华青摄）
印度特有的拥挤和热闹在这里也可找到，如楚克集市，是大吉岭的贸易中心，当地人主要依赖的交通工具吉普车统一停在这里，更加重了它的拥挤程度。步行至此，仿佛从喜马拉雅山回到了印度次大陆。
图14-15：楚克集市（黄华青摄）
本书的论述主体是大吉岭的尼泊尔裔茶工，你对她们印象如何？
我在大吉岭考察印象最深的场景是，坐吉普车从大吉岭下山时，窗外擦肩而过的一辆卡车，在它不到10平米的货仓上，挤坐着至少五六十位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女性采茶工，年幼的十几岁，年长的六七十岁。我的眼神与她们一一对视，那眼神黯淡无神，冷漠，失望，抑或是无助，如同她们头上的沙丽一样因奔波而积满尘土。
图16：皮肤黝黑的尼泊尔裔采茶工（来源kathmanduandbeyond.com）
图17：茶工与茶园（来源fortune.com）
当然，更多茶工长期居住在大吉岭的茶园中。大吉岭有39座认证种植园，总面积逾一万英亩，每个种植园都会雇佣500至1000名固定员工，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工人住在50至150人左右、散布在种植园中的村子里。村子颤颤巍巍地攀附在陡峭的山坡上，住宅规模都很小，密集地挤在一起，普通访客很难分清每个家庭的边界。
图18：拥挤的种植园茶村（黄华青摄）
这种高密度的居住环境反映了大吉岭采茶工独特的社会结构。采茶工在当地被认为是“铁饭碗”，往往在母亲和女儿间“继承”（比起来，男人除了在茶厂中打零工，常成为失业、酗酒的象征）。因此，大吉岭茶村成了一个类似中国血缘聚落的母系社会。同一个村里居住的多是亲密的亲人或朋友，邻里空间也没有清晰分隔的必要。
中国的茶叶聚落则与此不同，各家各户的茶山、茶树都划分得毫厘不差，这与我们以家庭个体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有关。
图19-1：1880年的大吉岭（来源：wikipedia）
图19-2：今天的大吉岭，聚落密度大大提升（黄华青摄）
能否简单介绍书中提到的国际地理标志认证、公平贸易认证等运动的背景。
地理标志认证、公平贸易认证、有机认证等等，都是上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权益而发起的平权运动。尽管我国也有不少农产品取得这方面认证，但其实它远未融入中国消费者的认知体系，中国的消费水平尚无法提供这类产品生存的土壤。
2016年我曾在美国加州湾区生活了一段时间，这里是书中提到的美国公平贸易组织的总部所在地。湾区拥有美国最为年轻前卫、崇尚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消费群体，这里的咖啡厅以更新鲜、更讲究产地的咖啡豆为荣，这里的年轻人也以在装修前卫的茶室中品尝更正宗的中国茶叶为时尚。
当地消费者习惯在超市中为远在非洲或南亚、素不相识的公平贸易生产者的权益而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其农产品。就像美国公平贸易组织的口号宣扬的那样，“我们每一次去商店购物，都可以选择用手中的美元，帮助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图20：加州伯克利的一家时尚茶室（黄华青摄）
图21：美国超市中的公平贸易认证、有机认证产品可以卖出更高价格（黄华青摄）
然而，看过本书后读者会发现，在这个看似善意的公正幻想背后，潜藏着很多消费者难以窥探的不公正。不过，我们仍不能否认它的正面价值。例如对我国而言，这种基于市场的农产品帮扶机制的改良，有可能缓解城乡差距日益增大的问题，也呼唤“先富起来”的中国消费者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国内的茶园、茶产业是否可从大吉岭的品牌经营中吸取什么经验或教训？
在我看来，大吉岭最成功的营销策略，是将产品与产地联系起来（皆名为“Darjeeling”），继而发展起繁荣的“食品旅游”（food tourism）——这一旅游主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于美国兴起，满足了那些关注农产品生产环境及生产者、关注社会公平和食品安全等问题的高端消费者的需求。
大吉岭红茶作为“世界四大红茶”之一的名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茶叶朝圣者接踵而至，大吉岭茶叶的品质与大吉岭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画上了等号，互相成全。很多茶种植园都兼营旅游，种植园主在英国殖民时期的茶厂中加建观景茶室，游客参观后可在此了解茶叶知识，品评购买茶叶。
图22-23：大吉岭的观光茶厂（黄华青摄）
一些殖民时期的种植园主住宅，被改造为价格不菲的度假民宿。在美国《名利场》杂志评选的2010年最佳旅行目的地中便有大吉岭的一座种植园，“一处经典的殖民风格种植园……像过去的贵族一样住在拥有玫瑰色英国瓷杯、完美阳台和白色藤条椅的小屋中。”当然，在此还可远眺壮美的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
图24：殖民者官邸改造的度假别墅（来源：Times of India）
图25：从大吉岭远眺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来源：wikipedia）
食品旅游也有助于消费者社会责任的提升。亲眼目睹生产地优越的生态环境与生产者艰辛的劳作过程，消费者会更倾向于为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比任何广告宣传或认证标志都要有效，所谓“眼见为实”。
此类民族志研究的作用是什么？关于大吉岭的茶村和茶农研究是否会对我国的乡村建设实践有所启发？
为了撰写这本民族志，作者贝斯基女士只身一人，和大吉岭采茶工一起生活了三十多个月。民族志的目的就是呈现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进而为那些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批判性启发。在作者提出的“第三世界农业幻想”的批判下，公平贸易、地理标志认证这些平权运动所带来的贸易红利，并未改变底层采茶工的艰辛生活，她也犀利地指出背后的机制性原因，对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或消费者而言如同一声惊雷。
这则“农业幻想”的寓言，放在我国当下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中同样适用。我们的乡村建设是否大多建立在城市精英对传统乡村风情的幻想之上？这种幻想是推动、还是束缚了农村的发展？由少数城乡精英共享的、表面上的欣欣向荣，是否掩盖了关乎农民生息存亡的生产问题？
我想，乡村建设的目的是真正改善农民的生活，让农业成为收入富足的行业，让农村成为所有人向往的居住地。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在从事乡村建设之前，有必要更深入的了解农村、农业和农民。振兴农村，唯有到田间去，到农民中去。
说个题外话，你一直研究茶叶，个人是否也有些饮茶的喜好和推荐？
博士论文期间，我长住武夷山桐木村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都在与茶农的访谈过程中接受当地饮茶文化的洗礼，也深深爱上桐木村的正山小种红茶。后来在大吉岭喝到正宗的大吉岭茶，竟发现它与桐木红茶如此相似，仿佛喝到了一百多年前英国殖民者引进中国茶种在印度种植茶叶的“活化石”。
味道清雅的大吉岭红茶被誉为“茶中香槟”，是英国人唯一遵循不加糖、不加奶的方式饮用的茶类，这衬托出大吉岭的“高贵血统”。大吉岭茶比起浓郁的阿萨姆红茶、锡兰红茶，也更接近于中国人所习惯的口味及品饮方式。
图26：大吉岭茶叶商店中售卖的各类茶产品（黄华青摄）
如今大吉岭也在效仿中国，生产包括红茶、绿茶、乌龙茶、白茶、花草茶在内的多品类茶产品。不过狭义上的大吉岭茶还是指红茶，又分为首季（类似我国明前茶）、第二季（四月中旬至五月采摘）、季风季和秋季茶四类。茶的口味随时间推移越来越重，前两季是最受欢迎、最昂贵的大吉岭茶。
图27：首季和第二季大吉岭红茶茶汤的明显差别（黄华青摄）
大吉岭红茶由于产量小，又有各类认证商标和卓越环境加持，价格一直居于西方茶类之冠，与中国的中高端红茶相近。当然，要论茶文化和对茶叶价格的接受度，没有任何地方可与中国相提并论。但西方国家却在茶文化的推广、年轻化方面走在了前列。
如前面所提到的加州茶文化，当地人虔诚地到中国各产茶区采购高品质茶叶，采取更开放、适合于年轻人的品饮方式，以及更时尚的包装和营销环境，赋予了中国茶文化全新的内涵与活力——这或是后发文化的优势，就像日本滴滤咖啡取代传统意式咖啡成为新一代宠儿一样。我想，要让中国的茶文化更具生命力地延续下去，也不妨在这些方面采取更开放、包容和创新的态度。
参考文献：
[1] Fortune, Robert.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China, third edition, v2 [M]. London: John Murray, 1853.
[2] Ball, Samuel. 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of Tea in China [M]. London: Printed for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184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水木文泉BookClub（ID：wenquan_bj），作者：文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