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的离乡与返乡之间，中国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演和作家们的乡村经验和当下青年的经验已然完全不同，电影好坏自在观众心中。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记录。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程迟，编辑：萧奉，校对：向阳，原文标题：《贾樟柯的新片，先别急着说失望》，头图来自电影
贾樟柯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以作家余华站在海盐县的海堤边的自述作为结尾。不知是黎明还是暮色，幽蓝色的天空下，海风肆意吹拂：
“在我小的时候，看着这个大海是黄颜色的，但是课本上说大海是蓝色的，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我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眼前的大海是浑浊的黄色，课本告诉作家大海应该是蓝色，于是作家需要顺着海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电影在此处戛然而止，海水是否变蓝不得而知，银幕突然变黑却是事实，“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字幕出现后，观众往外四散游走，游到灯火明亮的购物中心。
余华在海边。/《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贾樟柯从来都是极为擅长通过个体去捕捉时代境况的导演，余华随口而出的“我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被他“捉住”，变成了标题。这句点睛之笔也符合贾樟柯拍摄这部纪录片的野心，在接受采访时，贾樟柯说：“我们进入的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旅程，更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灵旅程。”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鸿作为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作家“样本”，讲述了他们从边缘的村庄与小城出发，之后通过文学，进入中心的旅程。这个旅程中，包括匮乏、恐惧、病痛、内疚、无望的生活、隐忍、才华、坚持，以及凭着成名作“冲出”故乡之后的反思。
对于作家们来说，故乡是需要通过“逃离”来获得体认的地方，距离拉远之后，才能够看清楚剧变中的故乡让他们失去了什么，又带给他们什么。贾樟柯想要通过作家们的故乡，映照出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这种剧烈变迁之后中国人的心灵转变。
“回归故里”的他们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三位主嘉宾的成名作，都与农村相关。
贾平凹的《浮躁》《废都》写的是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剧变之时人们的困顿与挣扎；余华的成名作《在细雨中的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的主角们，也都是从乡村出发的“小人物”，直至今天，他最负盛名的《活着》到今天仍然常霸榜单，引起读者们情感上的共振；梁鸿更为特殊，她的《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是自己回到故乡的观察，通过梁庄的故事，映照出当下农村的种种现实。
“汾阳小子”贾樟柯的电影也同样如此，法国影评人让-米歇尔·付东在《贾樟柯的世界》中对贾樟柯电影的概括是：“他把镜头对准看不见的中国，后者正在成为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几百个小城市努力尝试走出计划经济，尝试野蛮的城市化……以及现代休闲方式、新媒体和众多日常变化。”
贾樟柯借由乡村经验，书写着“被隐形”却又极为重要的乡镇群体。《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他将文学、时代、个体经验和乡村结合起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相信没有人在得知贾樟柯要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时会感到意外。贾樟柯的经验，和几位作家的经验是高度类似的，他从来都是是个文学青年，所以“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贾樟柯的世界》，[法] 让-米歇尔·付东 著，孔潜 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
贾平凹需要通过写作，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农村；余华通过不断地投稿，使自己“被看见”，逃脱了略显苦闷的小镇牙医生活；梁鸿则是通过学习，成为了“好学生”，让自己走出了梁庄；贾樟柯也一样，通过考上电影学院，走出了他的故乡。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几位作家以“回归者”的姿态重返故乡。在我们看来，他们的生活似乎有一条分明的界限——离开故乡之前，和离开故乡之后。故乡或多或少地都带着伤痛的记忆，但在他们的叙述中，可以感受到正是故乡带给他们的愁绪促成了他们的作品。
电影分为十八个章节，每一个章节的间隔，贾樟柯都安排了一群“素人”来朗诵文学作品，在田野里、在田埂上、在道路旁……当不标准的普通话说出“高雅”的文字时，我们看到粗粝景观与抽象意义上的“文学之美”的艰难结合，也正是这种安排，让这部电影有了许多争议。
我们可以理解贾樟柯在纪录片安排这种“景观”的用心，但是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贾樟柯的这部纪录片里，“乡村经验”虽然是主题，但我们看到的乡村仍然是极为模糊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我想要在这部电影里找到答案。比如，之前的乡村和现在的乡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离开乡村，到达城市之后，作家们有过什么样具体的体验？这样的体验又让他们对家乡的视角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跳开这些问题回望过去，“故乡”总显得虚浮。
但我们或许不应该责怪贾樟柯的捕捉失真，或许“乡村”本身，已经面目模糊了。
美化的田园，疏离的乡村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贾平凹首部短篇作品集《兵娃》出版的1977年，城镇人口为1.6亿，乡村人口为7.8亿；余华发表第一篇小说《第一宿舍》的1983年，城镇人口为2.2亿，乡村人口为8亿；贾樟柯拍摄第一部长片《小武》的1996年，城镇人口为4.1亿，乡村人口则为8.3亿；梁鸿出版《中国在梁庄》的2010年，城镇人口为6.6亿，乡村人口为6.7亿；而到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制作完成的2020年，城镇人口为9亿，而乡村人口已经减少到5.1亿。
数据直观地显示出了最明显的变化，2010年之后，城镇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乡村人口。在中国，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已经发生。
《山河故人》剧照。
当数以亿计的人们从乡村经验中被连根拔起时，会发生什么？这是贾樟柯的电影想要回答的问题。
在电影倒数第二部分中，梁鸿的儿子——14岁的王亦梁——成为了主角。对梁鸿有着重要意义的梁庄，在儿子的生命中并没有深刻的印记。戴着bose耳机，在人大附中念书，热爱物理的王亦梁印象最深的是梁鸿书中记录的村庄里河道的改变，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长时间段“沧海桑田”般的改变对他来讲是陌生且震撼的，跟着母亲学说河南话、重拾乡音的瞬间，他也自然成为了这变化中的一部分。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的梁鸿。
贾樟柯、梁鸿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的时候，农村人口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她属于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他们的乡村体验或多或少都是类似的——物质的匮乏、精神生活的贫瘠，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到了王亦梁这一代，当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乡村人口，他也同样是“大多数”，只是已经生活在父母那一代人渴望的生活当中，乡村生活于他而言，是陌生的经验。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乡土社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它属于熟人社会，熟人社会造就了城乡的“差序格局”，一个个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稳固地维系着传统的乡村。
《中国在梁庄》的后记中，梁鸿说：“如果不曾离开，我不会如此震惊地看到梁庄的变化。……对于梁庄人而言，那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悄然溃败。”梁庄的“溃败”，就是城市化进程下熟人社会的溃败。
《中国在梁庄》，梁鸿 著，理想国丨台海出版社，2016-11
纪录片里，贾平凹、余华和梁鸿的讲述都有对熟人社会的具体描述，其中最有意思的可能是余华。高考落榜，当了牙医的余华看见每日在街边游荡的文化馆工作人员，和他们交流之后心生羡慕，想到文化馆工作，于是开始投稿。文章被录用，到北京改稿之后，他也立即成为了小镇上的“名人”——这的确只能是在“熟人社会”中才能发生的故事。
有批评说，贾樟柯的这部纪录片或多或少地带有“忆苦思甜”的意思，三位作家有意无意地都是在展示“苦难”，而每一个段落的间隔，那些镜头下的农民也像是对“苦难”本身的风景化呈现。
在贾樟柯的随笔《贾想I》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表达过自己对于苦难叙事的看法：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这也是获得话语权力的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认为自己的经历才算苦难。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
《贾想 I 》，贾樟柯 著，万佳欢 编，理想国 | 台海出版社，2017-6
贾樟柯试图从作家们的叙述中还原出他们记忆中的故乡，而对于几位作家而言，伤痛、哀愁与故乡是紧密联结的。贾平凹因为父亲的原因无法上学，余华高考失败而在牙科诊所每日对着病人的口腔，而梁鸿则是经历了母亲的病痛、贫穷带来的困顿。
受访者的表达是克制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撕裂感”。在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一条巨大的裂痕，《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显然是没有办法去弥合这种不可逆的断裂的。
乡村，一种想象
学者胡彬彬在他的新作《中国村落史》中将“村落文化”和“城邑文化”做了区分。在过去，村落文化是动态的，城邑文化是静态的；村落文化是口语的，而城邑文化是文字的。但这个观察放置在当下的城乡中，显然难以成立。在当下，城市才是快速流动的，而村落则呈现出静止的状态。
城市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农村人口的流失，许多村庄只剩老人和孩子并不是新闻。“农民工”的问题从新世纪开始已经被讨论了近二十年，但是仍然不定期的会引发人们的关注，像去年的一篇调查《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只是它变得更为复杂。
贾樟柯的这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之所以会引起部分争论，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在社交网络时代，这样的表现手法无法让他想传达的情感触及到观众。或者说，这部纪录片中的故乡，已经和社交网络时代塑造的“乡村”相距甚远。
以李子柒的视频为例，在她的每一支视频里我们看到一种极为惬意的乡村生活。二十分钟之内，我们会看到日出日落、云卷云舒、鸡犬相闻、春华秋实……农作物在短视频中经历了春夏秋冬，变成了颇为美好的餐食，配上精致的音乐和摄影，李子柒的视频就是人们对于乡村的最美好想象，更具体地说，它满足了中产人士对于乡村的想象。
李子柒置顶微博截图。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对李子柒现象的评述颇为精确：
“我们对古代的乡村生活的了解其实主要是靠古代文人和画家诗意化的再现，很少人会去质疑这种再现，而且那种通过再现和想象出来的画面成为我们对中国乡村生活理解的基础，但那个再现实际是再现了文人的想象，过滤掉了任何不合他们理想的东西，而他们的理想包涵了强烈的政治化倾向。
后现代社会如今天对乡村生活的再现，则需要通过特殊的视觉安排，色调的选择，镜头的剪接和声音的组合来达成，其中某些选择搭配就被用来营造一个消费时代的去政治化的生活幻象，这个表面看来完全愉悦无害的画面实际是高度去政治化的，实际是以消费主义作为基础的，是高度城市化、消费主义时代鼓励大众以生活代替思想和乡村问题成为焦虑之后出现的现象。”
李子柒视频中的乡村，本质是经过商业化整合的乡村。“野蛮”的商业化缔造了精致的田园梦境，和土地逐渐失去联系、社交媒体控制下的新一代人，对“乡村”的理解显然不是贾樟柯和他记录的几位作家所经历过的乡村。
“华农兄弟”“李子柒”等的走红，是人们对于“美好乡村”渴求的具象化。这些美好乡村代表的是富足、安逸、美满，而贾樟柯、余华等人经历的乡村，则是匮乏、不安的。城市化已经把乡村“消灭”过一次，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又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一个理想化的乡村。
当然，社交网络并非只让“美好乡村”获得关注，陈年喜就是个例外。被称为“矿工诗人”的陈年喜写下了不少让人触动的句子，获得媒体关注后，借由他的诗歌，人们看到了农村人的另一种形象。
他的《炸裂志》里，有这样一句：
“你爱过的江山已经老了
而人群依旧年轻
那些微小的人 奔跑的人
他们纸糊的自由
纸莎草的愤怒
被风吹上瓦蓝瓦蓝的天空
在遥远的北方
朔风和大雪正漫过天涯
哦 天光微亮 晨曦寒冷
大海有宁静
你有铁制的毛衣”
陈年喜显然是一个溢出常态的“农村人”，他生猛的文字冲击了很多读者。他生活的环境给他带来的巨大苦痛，滋养了他的文学。他受到关注，也从某个侧面上来说，尽管商业化正在缔造新的“乡村想象”，但还是有能够冲破这种虚假想象的力量。
《炸裂志》，陈年喜 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1
在矿井中工作的陈年喜，和余华有着类似的经历。很多人说纪录片里，余华是一抹亮色，他用轻松诙谐的语调回忆了小时候和“死亡”的接触。
在余华的文集里有着更为具体的表述。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他目睹许多当下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场景，父亲动手术的过程、犯人行刑的过程，他都看过。余华目睹的这些场景也让他早期的作品里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在纪录片中，余华说第一次改稿时，编辑建议他改动结尾，他的回答是：“我从头到尾都可以给你光明。”虽然在采访的语境下，这句话带着调侃和揶揄，但在余华的经验当中，正是“不那么光明”的部分让他对世界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他看到生活之下汹涌的暗潮。
在《兄弟》的后记里，余华提到：“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兄弟》，余华 著，作家出版社，2012-9-1
经历过饥饿的贾樟柯和余华的观点是类似的。在贾樟柯看来，饥饿让他明白了什么是贫穷，有限的资源会把人们推向贪婪。但是在贫穷时代，有一些人却总能给予温暖，贾樟柯用“奶妈”来形容，这些人给了他生活的力量。贾樟柯也说过，活下去是他所有电影的主题。“无论我们在忍受什么，我们都得活下去”。
贾樟柯想通过几位作家的故事，唤起人们对于过去年代的记忆，或许在这些遥远到年轻人不能共情的记忆中，生而为人本能的求生欲才是核心。
海水是否变蓝的确不得而知，但是为了“活下去”，还是得往前游。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程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