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替诺贝尔背锅百年的数学家》和《〈三体〉故事，源于一个价值千金的错误》中，我们讲述了米塔格-列夫勒、柯瓦列夫斯卡娅与诺贝尔三人之间的故事，以及米塔格-列夫勒在奥斯卡二世数学奖中发挥的作用。米塔格-列夫勒还会在另一项科学奖中表现活跃，那就是诺贝尔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普林小虎队（ID：PUTigersJr），作者：倪忆，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图为居里夫人）
一、庞加莱的遗憾
诺贝尔奖于1901年首次颁发，其中三项科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在诺贝尔奖设立初期，科学院对每项奖成立一个五人评奖委员会，确定获奖者推荐人选，再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物理奖的五名评委都不是理论物理学家，甚至害怕数学推导。
在给班乐卫（Paul Painlevé，1863—1933）的一封信中，米塔格-列夫勒说这五个人都很平庸，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1859—1927）是唯一例外，但他更多地是一个化学家。米塔格-列夫勒认为自己有责任为理论物理站台。他心目中有两个获奖人选：洛伦兹（Hendrik Lorentz，1853—1928）与庞加莱。
当然，庞加莱的工作更偏数学，要说服委员会的难度太大，所以他决定首先推举洛伦兹。他居中联络，与庞加莱、富克斯（Lazarus Fuchs，1833—1902）等人一同在1902年提名洛伦兹获物理奖。经过一番努力，米塔格-列夫勒终于说服了评奖委员会。
洛伦兹和塞曼被授予1902年的物理奖，其中塞曼（Pieter Zeeman，1865—1943）是因为发现了塞曼效应，洛伦兹则从理论上解释了塞曼效应。
1909年，米塔格-列夫勒觉得下一年就是提名庞加莱的时机。为了增加庞加莱获奖的机会，他在当年提名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等人获诺贝尔物理奖，希望如果诺贝尔奖在这一年发给非常实用的成果，那么下一年就能发给更加理论的成果。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确发给了实用成果，获奖者是发明无线电报的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和改进无线电报的布劳恩（Karl Braun，1850—1918）。
1910年，在米塔格-列夫勒的组织串联之下，庞加莱获得了创纪录的34个提名。米塔格-列夫勒早早邀请法国数学家阿佩尔（Paul Appell，1855—1930）撰写一份评论庞加莱的报告。他特意告诉阿佩尔，报告中应该少提数学，改用“纯理论”这个词来代替，并提醒法国同行不要提名别的法国人。
他把阿佩尔等人撰写的报告寄给了五十多位有资格提名者，但在英国和德国都没有得到热切的响应。他还授意法国数学家达布（Jean-Gaston Darboux，1842—1917）给物理奖评委阿伦尼乌斯和哈瑟伯格（Bernhard Hasselberg，1848—1922）写信，询问他们对庞加莱的评价，迫使他们作出回应。
最终，评奖委员会的主流意见认为庞加莱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数学和哲学，而不是物理“发现”，没有推荐庞加莱。要到一百多年后，诺贝尔物理学奖才会第一次颁发给纯数学工作。
二、一封改变诺奖历史的信
1903年，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1859—1906）和贝克勒尔（Henri Becquerel，1852—1908）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奖，表彰他们对天然放射性的研究。皮埃尔·居里的相关工作都是跟他的妻子玛丽·居里（Marie Skłodowska Curie，1867—1934）一同发表的，但当时人们仅仅把玛丽当作皮埃尔的助手，所以玛丽没有得到提名。这当然是极不公正的。
事实上，这一课题的想法由玛丽独自产生，早期实验也是她自己做的。在她取得进展后，皮埃尔才放下手中的晶体研究工作，加入进来。看到提名后，米塔格-列夫勒给皮埃尔·居里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文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从皮埃尔在8月6日的回信来推测其内容。
米塔格-列夫勒告诉了皮埃尔被提名的情况，并询问玛丽·居里是否在放射性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皮埃尔回信感谢了米塔格-列夫勒，并说：“如果对我的提名是认真的，那么我非常希望因为我们在放射物质上的工作而和居里夫人一起被提名。”这时提名截止日期已过，经过一番运作，玛丽·居里的名字被加上了。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部分院士希望能让阿伦尼乌斯同时获得该年度物理奖和化学奖。阿伦尼乌斯是物理化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解释了电解质溶液的导电原理，研究了温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并首次用物理化学方法证实了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他是物理奖评委，以及化学奖事实上的评委。从诺贝尔奖首次颁发的1901年起，他连续三年被同时提名物理奖和化学奖。
对此，米塔格-列夫勒评论说，给阿伦尼乌斯发化学奖没问题，但如果给他发物理奖，就会“让我们在全欧洲面前显得荒谬”。最终，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获得了1903年物理奖，阿伦尼乌斯获得了化学奖。
因为过于疲劳，而且皮埃尔不喜欢被公众关注，居里夫妇没有前往瑞典领奖。
居里夫人获奖是诺贝尔奖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如果没有米塔格-列夫勒的干预，居里夫人很可能得不到物理奖，这将是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大失误之一。后来的化学奖评委会也未必有勇气开先河，将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她。另一方面，居里夫人的女性身份让诺贝尔奖获得了媒体的极大关注，提高了诺贝尔奖的声誉。
居里夫人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直到1963年才有第二位女性得主，到2018年和2020年才有第三、第四位女性得主。其间错过诺奖的不乏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1878—1968）、吴健雄（1912—1997）、乔瑟琳·贝尔（Jocelyn Bell Burnell，1943— ）这些完全有资格分享诺奖的女性。两相对比，就知道米塔格-列夫勒当年的坚持是多么难得。
即便获得了诺贝尔奖，居里夫人也没有能够马上被聘为教授。1906年，皮埃尔·居里不幸因马车车祸去世。巴黎大学将皮埃尔的教授职位转给居里夫人，使她成为巴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
三、朗之万事件
1911年，玛丽·居里被单独授予诺贝尔化学奖。提名她的是达布和阿伦尼乌斯，米塔格-列夫勒积极推动了此事。居里夫人是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两个不同科学领域获奖的人。
当时居里夫人正处于一起丑闻中。1910年夏天起，她跟亡夫的学生朗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展开了一段不伦恋情。朗之万已有家室，但跟妻子的关系很差，毫无共同语言。1911年秋，朗之万的妻子把居里夫人写给朗之万的情书交给报社公布，引发了轩然大波。居里夫人被称为“波兰荡妇”。报纸上关于她的谣言满天飞，有人说她其实是犹太人，还有人说皮埃尔就是发现奸情后自杀的。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给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她的支持，把那些攻击她的人称为“爬虫”。居里夫妇的导师，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普曼（Gabriel Lippmann，1845—1921），和居里夫妇的朋友，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佩兰（Jean Perrin，1870—1942）为居里夫人辩护，因此受到牵连，被舆论攻击。
1911年的首届索尔维会议。照片中居里夫人正与庞加莱交谈。坐着的人中，左四为洛伦兹，左六为佩兰。站立者中，右一为朗之万，右二为爱因斯坦。
朗之万事件被报道出来时，居里夫人和朗之万正在比利时参加首届索尔维会议。回到法国后，居里夫人发现自己有家难归。她的家被暴徒包围，窗玻璃被砸破。她不得不到她的朋友，女作家卡米耶·玛尔波（Camille Marbo，即Marguerite Borel，1883—1969）家里避难。为此，卡米耶的丈夫，数学家波莱尔（Émile Borel，1871—1956）被教育部长威胁开除。
迫于压力，居里夫妇的好友，担任巴黎大学理学院院长的阿佩尔和一群巴黎大学教授预备同居里夫人会面，要求她离开法国，并已经为她在波兰找到了一个职位。卡米耶·玛尔波正是阿佩尔的女儿，她对自己的父亲说：“如果你向这场愚蠢的民族主义运动屈服，如果你坚持要居里夫人离开法国，我发誓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你。”在她的坚持之下，阿佩尔推迟了自己的决定。
讽刺的是，朗之万受到的冲击并不大。他与一名报社编辑决斗，但双方都没有开枪。三年后，朗之万夫妇和解。朗之万的妻子允许他再找一位情人，是他的一个秘书。他后来还跟一个学生有了私生子，并安排这个学生在居里夫人的实验室里工作。
卡米耶·玛尔波写道，在1911年的巴黎，法庭上平均每天有39起通奸案件，每100名新生儿中有24个是私生子女，但只有居里夫人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为什么？因为她不是一个情妇，而是一位独立女性，对男人和女人都是威胁。
阿伦尼乌斯是居里夫人的化学奖提名人之一，也正是他通知居里夫人获奖的消息。朗之万事件最初爆发时，他还并不在意。随着事件愈演愈烈，阿伦尼乌斯也承受不住压力，便写信给居里夫人，建议她不要到斯德哥尔摩领奖。阿伦尼乌斯甚至写道，如果诺奖委员会相信那些情书是真的，那么根本不会决定给她颁奖。
居里夫人回信说：“诺贝尔奖是授予对镭和钋的发现。我相信我的科学工作与我的私生活没有关系……我不能接受这种想法，即对私生活的诽谤与中伤会影响对科学工作价值的评判。我确信很多人都持有同样的观点。”
米塔格-列夫勒获悉后，立即往巴黎连发了几份电报，告诉居里夫人一定要来。居里夫人在12月7日回电感谢了米塔格-列夫勒的支持，说根据他的建议，自己决定带着女儿一起到瑞典。（电报原文为“Conformément à votre conseil je me décide à partir. Remerciements sincères pour votre appui. Viendrai avec ma fille.” ）
居里夫人在瑞典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颁奖典礼于12月10日举行，没有任何人提起朗之万事件。即便阿伦尼乌斯也非常友善，与居里夫人冰释前嫌。在颁奖典礼前后，米塔格-列夫勒均与她单独作了长谈。像往年一样，米塔格-列夫勒在自己家中为包括居里夫人在内的诺奖得主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有超过200人出席。瑞典当地的妇女科学组织专门为居里夫人设宴庆祝。居里夫人返回巴黎后，还再次写信给米塔格-列夫勒，感谢瑞典之行给她带来的美好回忆。
朗之万事件中，米塔格-列夫勒对居里夫人表示出来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可以说是为瑞典科学界挽回了几分颜面，让诺贝尔奖的历史不至于增添一笔耻辱。长久以来，米塔格-列夫勒在各种故事里被描绘为诺贝尔的敌人，但真实的他却为诺贝尔奖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或许就是历史所开的一个玩笑。
四、曲终人未散
最后说一下本文中涉及的一些人物的结局。
柯瓦列夫斯卡娅在1891年春因肺炎去世。第二年，安妮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柯瓦列夫斯卡娅的传记，但安妮也在当年因阑尾炎去世。庞加莱于1912年因前列腺手术引发的栓塞而去世。他对数学和物理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在科学哲学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被称为“最后一位通才”。他一生中被提名过51次诺贝尔奖，但始终未能获奖。
根据已公开的资料，在物理学领域的未获奖人中，他是被提名次数第二多的，仅次于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的84次。
朗之万事件后，居里夫人再未有过感情生活。因为长期暴露于辐射中，她患上了多种慢性病。1934年，居里夫人因再生不良性贫血去世。她留下的手稿辐射量过高，至今仍密封在铅盒中，需要穿防护服才能阅读。
二战期间，朗之万全家都参与了法国抵抗运动。朗之万被维希政府解职，软禁在家中。他的女儿和孙子被捕，女婿被杀害。朗之万活着看到了法国解放，于1946年去世。
居里夫妇与朗之万都葬在法国先贤祠，其中居里夫人是第一位因自身成就入葬先贤祠的女性。居里夫人的外孙女伊莲（Hélène Langevin-Joliot，1927— ）与朗之万的孙子米歇尔（Michel Langevin，1926—1985）成婚，把居里家族和朗之万家族结合在了一起。
伊莲、米歇尔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都是物理学家。米塔格-列夫勒在1916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后来被命名为米塔格-列夫勒研究所。他把自己的住宅捐献给瑞典皇家科学院作为研究所的主建筑。
他原本打算把大部分遗产捐献给研究所，作为日常运行的开销，但1922年的一场经济危机使得他近乎破产。米塔格-列夫勒于1927年去世。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所都没有能够正常运行，主要工作仅仅是出版Acta以及管理米塔格-列夫勒留下的数学图书馆。
1969年，研究所得到了新的资金支持，终于能够像米塔格-列夫勒所设想的那样开展数学活动。今天，米塔格-列夫勒研究所仍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数学研究所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1] Arild Stubhaug, Gösta Mittag-Leffler. A Man of Conviction.
[2] Lars Gårding and Lars Hörmander, Why Is There No Nobel Prize in Mathematics? Th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 Vol. 7, no. 3, 1985, 73-74.
[3] Michèle Audin, Remembering Sofya Kovalevskaya.
[4] June Barrow-Green, Poincaré and the Three Body Problem.
[5] Mikael Rågstedt，From order to chaos: The prize competition in honor of King Oscar II.[6] Barbara Goldsmith, Obsessive Genius: The Inner World of Marie Cu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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