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乡村笔记BTC（ID：xiangcunbiji），作者：大鱼，编辑：保保、婕妤，部分图片来源于公众号“万家图书馆计划”，原文标题：《互动 | 中国乡村图书馆：老人想看〈理想之城〉，你却给他〈哈利波特〉》，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这个人人都有手机、处处皆能联网的年代，你还会去图书馆静下心来阅读吗？你知道老家村庄也有图书室吗？今天中国有3212个公共图书馆，60万个农家书屋，村村有图书馆，但许多图书馆都面临着没有读者的尴尬现状。
究其根本，在于行政命令下自上而下建设的阅读空间，通常被村民当做娱乐消遣，而村民真正想要读的书，都在别处。
你知道在老家村庄，也有个图书馆吗？
在东莞图书馆2020年的读者留言表里，曾有这样一条留言：
“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
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
——湖北农民工 2020.6.24
这样一番关于公共图书馆的朴实之语曾在2020年初打动无数国人。
究其更深，所让人动容的是其背后所体现的对纯粹阅读价值的实践：为怡情、为养性、为修身，而非那些“黄金屋”与“颜如玉”。
而其农民工的身份也让我们将公共阅读的关注视角聚焦到更广博的中国乡村。
如果说在东莞民工的成长背景中乡村公共图书馆曾是物质实体与精神的双重缺席，那么在农家书屋已经走进千村万户的今天，在问起“你们村儿的图书馆在哪里”的问题时，90%的村民都惊讶于自己居住的村庄还有图书室的困窘时，村民们所缺失的是对于公共图书馆的价值认知。
2021年夏末初秋，乡村笔记曾前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村子调研。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村庄在村中心文化礼堂二楼的图书室，灰色的方形建筑内，两张棕红色的木桌、十来把椅子列于图书室中央，两侧是还泛着油漆味的木质书架。
书架上杂乱地摆放着没有多少翻阅痕迹的新书，而桌上和地面上都蒙着灰尘。而最让我们诧异的是，书架上摆放着五彩斑斓的《哈利·波特》系列。
据我们访谈得知，村子里的人大多在镇上或者市区务工，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也只剩下不到八个。图书室虽然每天都开放，但鲜少有村民来这里借书。
住在附近的徐阿姨今年刚五十岁出头，上过初中，在她的印象里除了村里举办活动，就很少去文化礼堂，也不知道二楼是什么时候有个图书馆的。
同样的情况，也正在中国许多个乡村图书馆和农家书屋中发生。书屋大多是一个房间大小，通常被设置在村委会或文化礼堂内，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八九点至下午五点，也就是村委会的工作日上班时间。
在乡村笔记去过的乡村图书室中，大部分书屋都处于关门状态，内部空间狭小局促，落满灰尘，放置的书籍也五花八门——《科学坐月子与新生儿护理》《科学胎教》《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哈利波特》《读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仅村民对书屋了解甚少，鲜有借阅，书籍本身也与村民需求存在偏差，这直接反映了当下乡村图书馆的尴尬现状：没有人在图书馆里从早晨坐到闭馆，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图书馆里的藏书。有不计其数的乡村图书室，在假装“有人读书”。
为什么农家书屋没人去？
窗明几净、书架上码放的图书整整齐齐，放眼看过去大多是没有拆封的新书，随手拿起一本书，塑料薄膜上的灰尘沾惹一手。带领我们参观的馆长露出些许尴尬的神情，急忙递来纸巾，“这些书是前几年向新华书店采购来的，有两千来册吧，是用来卖的，所以才没开封。”
这是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下属乡镇的一家基层图书馆的现状，馆长看上去四十出头。除却馆长的这一管理者身份外，他还同时拥有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乡村振兴中心主任、协管员等多重身份。
对于身兼多职的“馆长”们来说，他们年轻、活力，充满干劲儿，渴望有所作为，但日常精力和时间往往被各种岗位的事务所牵绊，放在图书馆运营管理上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此外，馆长每个月只能领到由政府拨付的100元津贴，建设资金几乎为零，除了挤出时间维持图书馆开馆、闭馆这样的日常事务，想要在馆内开展其他社会活动，只能靠馆长自己的一腔热血。
在人数寥寥的阅览区，一位头发花白的爷爷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只见他捧着一本《隋炀帝传》，手持放大镜逐行阅读，神情无比专注。馆长说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天气好的情况下几乎隔一天来一次。
走近攀谈我们得知，爷爷从前是村里的小学老师，退休后也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尤爱文学和历史。自从图书馆开放以来，爷爷便成了最忠实的“常客”，经常被家人来找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老人和孩子是开设在乡村的图书馆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在搞懂这个逻辑之后，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没人去。
从挂在墙上公示的规章来看，大多数公立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仅为工作日的8:30~17:30/18:30，还不包括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这个时段大人要上班、孩子要上学，老年人群体中有文字识读水平和阅读习惯更是只占少数，因而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只能辐射到极少数的人群范围。
馆长对农家书屋状况的形容是“有心无力”。“现在大家都看手机，基本上不会到图书馆打开书，而小孩子多是待在家里。”馆长把手背在身后，神情严峻、困顿，眉头紧锁。
这也是乡村图书馆长们的共同困惑：当文化扶贫变成文化救济，文化熏陶变成文化强制，“滴灌式”文化造血演变为“漫灌式”文化输血，于是，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演变成为令人惋惜的形象工程。
沿海省份的村庄这样，内陆省份的村庄也是如此。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有一座靠牦牛养殖脱贫的村子，也在脱贫期间建设了农家书屋。书屋设在村委会的一间屋子里，平时房门紧锁，少有打开的机会。
杨大哥家是典型的藏族牧民房屋，泥土墙、以木板间隔成若干房间的屋子上下两层，下层用来饲养牲口和堆集草料，二层房间以一口火塘为中心，桌椅上大多堆积着杂物，屋内光线昏暗，孩子写作业时要专门搬小板凳和小木桌到屋外的空地上。
即便如此，村里宽敞干净明亮的书屋也不是杨大哥两个小孩做功课的选择。
一方面是藏族村落大多是散居的，房屋沿着河谷零散分布，彼此间的距离相当远；另一方面则是书屋中那一本本落灰的书籍，并不能帮助他们的家庭养出更多牛羊。
与城市汲取知识的路径不同，乡村的知识大多来自经验而非书本。
在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乡村中，田地里庄稼的长势、草地上牛羊的肥壮，除了听取他人手口相传的经验，更多要依靠双手的劳作不断去探索自然的规律、掌握丰收的奥秘。就算是对于新技术的学习，农民们也会更倾向于直接向能人请教或者从手机上搜索，而非埋头看书。
公益图书馆是未来的方向吗？
相对于门可罗雀的乡村公立图书馆而言，具有公益性质的乡村民营图书馆往往能更好地吸引大众读者，似乎代表着乡村图书馆的另一种可能。这类图书室往往由热心公益的社会团体，依靠自身力量聚集、发动起富有爱心的社会人士，联合慈善机构和基金会等组织，共同兴办。
在福建武平县，曾在幼儿园工作的普通林老师在自己的家乡建了第一座民营图书馆。
这最初来源于在北京念博士的儿子在今年春节时跟她说的一段话，小时候很羡慕县城的同学可以去图书馆免费看书，如今20年过去了老家的村里、镇上依然没有，要等自己毕业后开家公益图书馆：“让我们乡下的孩子可以跟城里的孩子一样，有免费的舒适的地方看书。”
儿子的话让林老师十分感慨：“现在村里，整个乡镇，从幼儿园阶段就有许多留守儿童，他们需要图书资源，更重要的是要有人带领他们读书，培养阅读学习习惯。儿子的想法也正是我所想的。”
于是她在科大家长论坛发帖表明开家公益图书馆的意愿，一呼百应，得到很多家长的支持，之后便是去厦门的公益图书馆实地走访学习、购置设施、装修房屋、发起众筹募捐。
图书馆内，贴着一首四年级小女孩萱萱写给图书馆的诗：
如若说知识是茫茫的海洋
那么图书馆就是这片海洋的摇篮——地球
当我踏进它坚硬的躯干
它以书香环绕我
它的个子真的不大
却又织起了阅读爱好者畅读的梦
萱萱是镇上典型的留守儿童，家中还有一个弟弟，父母都在福州打工，从小被奶奶带大。
图书馆建成之前，萱萱每天趴在一张擦褪了色的矮方桌上学习，每次写完作业感觉脖子都快断了，但是懂事的萱萱是不好意思问家人买一张新书桌的，她知道父母辛苦挣的钱要用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开销，要用来供她们姐弟俩未来的学费。
最令萱萱苦恼的是没法解决学习上的难题，没上过一天学的奶奶对课业辅导是有心无力，想查阅什么书籍也只能问同学东借西借——毕竟借又不花钱。图书馆建成之后，书架上满满当当的辅导书和课外书籍让她挑花了眼，每天都呆到写完作业了也不想回去，非要奶奶过来把她叫回家。
林英连不仅是馆长，还兼职起了辅导老师、健康医师的多重角色。时常有小朋友举着书跑来问问题，她扶着黑色镜框认真解答。尤其在疫情期间，她给每一位进馆的孩子们做体温检测和登记，如果观察到有孩子咳嗽打喷嚏，还会把孩子叫到一边，端上一杯冲好的冒着热气的感冒药。
对萱萱来说，喜欢这里不仅是因为有看不完的书，更是因为这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空间，让人更愿意沉下心读书了。
相比行政命令式自上而下建设的阅读空间，民营公益图书馆从建设伊始就是本着大众的实际需求出发，有专职人员负责运营，因此也会产生更高的服务效能、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和更大的影响力。
在地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到乡村图书馆的创建与运营中，似乎正在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新路径。
从1月试运营到现在，林老师创建的公益图书馆在有序运转着，100余平方米的面积内有阅读室、多功能活动室，按照年龄分成不同的区域，积累了3000册藏书，日均读者数量能达到近百人。读者多是乡镇学校的学生，但我们也看到了孩子的父母、做种植养殖的年轻人，以及来看新闻报纸的老年人。
和农家书屋相比，民营公益图书馆会去做更多的读者调查，从选址、书籍选择到空间设置，各方面的初始目的都是服务读者，所以更具人气。
但公益图书馆依然有其困境：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勉强维系日常运营。这种“用爱发电”的模式不能长期持续，因为一旦这一链条出现断裂，后续的发展都会陷入停滞。
此外，服务体量较小，缺乏更深度的服务和活动，未能形成稳定的文化活动服务机制，这些都是从长远来看的隐患所在。对此，林老师暂时还没有时间多加考虑：“我也不知道这家图书馆能开多久，但是能多一天是一天吧。”
图书馆，作为一种消遣娱乐
当乡村图书馆鲜有人去、书架上的书乏人问津时，是否意味着乡村图书馆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形象工程？我们不妨追溯，最初建立乡村图书馆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翻阅各级政府关于农家书屋建设的政策文件时，不难看到这样的字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保证农民最基本的文化权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抛去这些高屋建瓴的思想指引，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在重庆市开展的阅读情况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在课外阅读中以娱乐性的目的为主，也就是说，大多数儿童是为了满足自身“消遣娱乐”的需求去进行课外阅读。不管是在书店还是图书馆，《故事会》和《读者》总是被翻阅次数最多的，你很难找到一本书皮完全没有翘边的。
建立图书馆和捐书的人或许不会想到，阅读不仅仅是知识获取的路径，也可以作为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而存在。并且后者，或许才是乡村图书馆最常见的打开方式。
孩子们在离开校园里课程和作业的负担后，最希望的当然是阅读自己喜欢的小人书和故事书；大人们在远离工作的烦忧和嘈杂后，只想在翻阅杂志的过程中获取片刻的宁静；不爱打麻将、刷短视频的老人们，又何尝不是把看书当作另外一种特别的娱乐方式呢？
图书馆在大众认知中通常是作为一种学习的符号，传达给进入其中的人一种暗示：来到这里，就请专心学习。环境能够作用于人，给人以暗示，唤起仪式感，从而促进人们进行符合环境特性的行为。
但在村庄里，人们对看书这件事并没有特别的需求，因为看书并不能帮助他们种好地、做好针线活儿，也不能帮小孩子打好游戏从而在朋友同学面前炫耀。
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种休闲时间的消遣，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选择书目，而不必要听从外界的指引，告诉你应该读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书才是有用的。
在越来越“内卷化”的大环境中，“有用”成为价值衡量的重要标准。没有用的漫画书被家长束之高阁，出现在孩子书桌上的，是经过学校和家长认真筛选过的、认为有用的书目，功利化的潮流正在呈现扩大之势。
于是当一座图书馆建成之时，如果只是“一厢情愿”地进行书目的选择，或许从开始就造成了供给的不平衡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民营公益图书馆是出于大众需求而建设的，经过仔细调查和设计，所以能良好运转；而更多的农家书屋却是地方强行植入村庄的，与村庄原本的生活脱节，与现实脱节。
把对书的选择权交还给读者，或许才是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
当一个受到广泛欢迎的乡村图书馆建成后，或许也就成为了芝加哥学派克拉克教授所言的“场景”，即通过提供一定价值观的文化设施集群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实践活动集群，构成了吸引多样化人群的公共文化空间。而这样的文化场景，也是培育村庄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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