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林龙飞、高延雷，原文标题：《“躺平青年”：一个结构性困境的解释》，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针对“躺平青年”现象存在正反争议，但缺少揭示产生“躺平青年”缘由的理论探索。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结构性视角，探究当前青年“躺平”的镜像与背后缘由。研究发现，青年“躺平”既是个体行为意向的选择，也是社会结构性困境约束的结果，现实中具体呈现“工作的糊口意义”“需求最低化”“迷茫与颓废”“回到老家”等“躺平”镜像。
“躺平”姿态源于社会结构性困境的倒逼，是青年回应“高房价、低薪酬、少机会、强内卷”的无奈策略。“躺平”反映出当前年轻人的生存焦虑，是青年求而不得的厌倦，是努力后的一种无奈与妥协。避免青年过度“躺平”应从制度层面破解社会结构性困境，给予青年人更大的社会包容与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躺平青年”引起关注
“躺平”已成为时下社会的流行现象，在青年人中“我选择躺平”已成为一种普遍性交流话语。“躺平”本义为身体躯干的躺平，后经网络的发酵，意指对生活和未来无欲无求、不悲不喜、不做任何反抗的佛系态度与行为。在搜狗百科词条中，具体释义为“放弃拼命攒钱焦虑伤身的生活，主动低欲望生活的一种生活哲学”。
“躺平”暗含的是一种丧文化，映射的是青年群体在社会结构性约束下的心态镜像。针对“躺平青年”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
一种认为“躺平万岁”，在生活快节奏和经济高压下，选择“躺平”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打破了“优胜劣汰”的追赶枷锁，让青年人在心理和身体上得到舒适与放松，避免低水平趋同、重复的内耗，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选择。特别是在当前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背景中，“躺平文化”“躺平一族”“躺平哲学”理应得到包容与理解，有网友甚至直呼“躺平即是正义”[1]。
另一种强调“躺平有罪”，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奋斗是青年人的底色，“躺平”是丧文化夹裹下的消极逃避，遇事就“躺平”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特别是对于正处上升期的青年而言，更是没有任何价值。有学者认为“‘躺平’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还对不起亿万个努力工作的纳税人”[2]。
上述正反争议为我们认识“躺平青年”提供了直观的视角，但值得更进一步追问的是，当前青年在生活中具体“躺平”的镜像是什么？“躺平”背后的深层缘由又是什么？“躺平”究竟反映青年怎样的价值诉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认识当前社会热议的“躺平现象”，更有助于理解青年“躺平”背后的深层缘由，进而更具针对性地回应青年社会诉求。
二、文献综述：“躺平青年”的关联性讨论
梳理相关文献，网络上对“躺平青年”的争议在理论文献上主要集中在“丧文化”“废物心理”“佛系心态”“低欲望”等话题上。阶层固化所致的青年阶层焦虑是引发青年“废心理”的重要原因[3]，而快速社会变迁与转型、同辈压力的迅速传播是青年阶层焦虑症候不断显现的社会根源[4]。在主观自身原因与客观社会动因双向约束下，青年出现以“看淡一切、潇洒遁世、顺其自然”为特征的“佛系行为”[5]。
“佛系行为”反映的是焦虑、颓丧、妥协的青年社会心态[6]，这种心态表面上是“风清云高、无欲无求、淡然稳泰”，但实则是一种消极的遁世主义和生存悲观主义，最终将是无意义的价值主义和观念主义[7]。于整个国家而言，很可能会陷入消费行为极度萎缩的“低欲望”旋涡，在一定时期会呈现日本式的“低欲望社会”情境[8]。
青年出现“佛系”“颓丧”“无欲”的心理主要和他们感受到的社会压力有关。这种压力主要是经济压力，其中影响压力类型的常见因素有个人性格、生活环境、就业结构矛盾等。在压力风险的感知下，青年最终呈现出“暮气沉沉”的精神状况[9]。这种以“丧”为核心的“暮气沉沉”折射了当前经济社会全面深化转型时期青年群体复杂多样的社会心态[10]。
一方面踏入社会的青年有着对未来的希望，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跨越阶层的鸿沟，特别是对于90后农村青年，在城市立足实现家庭在城市的再生产，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选项[11]。另一方面青年在城市又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高房价、低工资、高竞争的环境下，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逐渐狭窄，处在城市边缘的青年最终不得不回归“无欲无求”与“顺其自然”[12]。这是一种失望与希冀、努力与失败、追逐与担忧相互交织后的折中心态。
上述理论文献对认识青年“躺平”行为极具参考价值，但现有研究均未直接聚焦“躺平青年”现象，更未揭示“躺平青年”现象存在的深层缘由。鉴于此，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结构性视角，探究当前青年“躺平”的镜像与背后缘由。
具体而言，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获取访谈资料，访谈对象为35岁以下的10名成年青年。在访谈前研究者会告知受访者研究目的，受访者表达知情同意。访谈采用一个循环往复直到信息饱满的研究进程，不特别设置具体框定性问题，重点围绕“躺平青年”主题开展半结构化访谈。
三、“躺平青年”：选择“躺平”的多样镜像
美国学者Ajzen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强调，微观个体的行为选择受行为意向的决定，而行为意向又受行为态度和社会规范的影响[13]。青年选择“躺平”既是个体行为意向的选择，也是社会结构约束的结果。选择“躺平”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多样镜像，反映出青年群体当前普遍的社会焦虑。
1. 工作的糊口意义
工作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但对“躺平青年”而言，工作的意义并非实现或展示个人宏大的价值与抱负，而是在满足最低生存的基础上，实现基本温饱的手段，是一种最低需求层级的糊口保障。
工作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性需求，追求更高层级和更具价值的工作是微观个体在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共同价值取向，然而在社会环境的约束下，工作对于微观个人具有不同的价值意义，同时微观个人赋予工作内容和形式不同内涵。
对于一部分社会群体而言，工作的发展意义大于温饱意义，但对另外一部分社会群体而言，工作的温饱意义大于发展意义。选择“躺平”的青年绝大多数遵从工作的温饱意义，工作的目的在于糊口的价值。
“大学本科毕业后就没有再多找工作，直接回呼和浩特了，在这个小超市干了快4年了，每个月3200元的基本工资。平时超市不忙，没事的话我就玩手机，来顾客的话我就给结下账，有的时候我也帮老板值夜班，夜里面一般没事都会打打游戏。”
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选择“躺平”行为的绝大多数青年不太会计较工作的发展前景与平台，选择工作更像是解决当下生计的燃眉策略，更为普遍的一种价值倾向是，工作就是解决当下吃饭的问题，先做一段时间再说，至于以后发展前景如何，并不是他们需要着重考虑的事情。
当向被访者询问“您如何看待这份工作？”和“您觉得这份工作价值是？”得到的共同性回复是：“走一步，看一步”“先说眼下，再谈将来”“先把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行”“以后的事情谁也不好说”“不想谈未来”。
选择“躺平”行为的青年不计较工作的层次，对工资报酬也不十分看重，但对工作内容的清闲性较为重视，能让他们产生身体和心理乏累的工种是他们不愿意从事的。在这种择业观念的约束下，多数“躺平青年”会选择低水平、非脑力型工种，最佳的选择是“压力小、事情少、能糊口”的工作。
“我是大专学历，现在当门卫，清闲自在，有人来我就问问，没人来我就不管，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没那么多社会上烦心事儿。”
2. 需求的最低化
学者Maslow认为人的需求是从低级到高级逐渐递增的过程，在满足最低层级生理和生存需求的同时，会渐进向更高层级的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转变[14]。青年选择“躺平”不仅体现在对工作糊口意义的简单追求，更表现在社会需求的最低化属性上。
一方面，社交需求的最低化。社交需求是人生理和情感的基本需求，广泛且丰富的社交活动是社会发展的有机构成。然而，青年选择“躺平”的一个表现就是社交的逐渐狭窄，他们不愿意太多地和社会外界接触，喜欢将自己封闭起来，置于自己喜欢和熟悉的环境中，生活中往往独来独往，不喜欢主动联系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打扰自己。
“来北京4年多了，认识的人也不多，也不想主动认识别人，没事儿的时候喜欢刷刷手机，不喜欢人多的商场啥的，宁愿在房间里面独自待着。”
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最低化。消费是自我价值的满足与体现，青年选择“躺平”的另一个表现是消费的逐渐降低。
“基本的吃穿能够保证就不想奢求太多，网上不是有句话叫‘要啥自行车’，如果有点钱能留就不错了，生活就这样慢慢地过吧，像我这样的男生不买衣服也很正常。”
除社交和消费需求的最低化，青年“躺平”也表现在婚姻和发展需求的最低化。婚姻是人类发展的基本需求，幸福的婚姻是人类追寻的意义。
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多数青年在婚姻方面选择“躺平”，对待婚姻问题持“风清云高、无欲无求、顺其自然”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婚姻并不是生活中的必需，有没有婚姻并不会影响他们未来的生存，甚至部分青年表示，一生不结婚也是可以的，结婚反而是禁锢自己生活的枷锁。
“不会特别地追寻婚姻，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顺其自然，这个事情得看缘分。主要是父母看得重，我想得挺开的，现在自己生活都难。”
选择“躺平”的青年不注重自己发展的需求，对待未来的发展持有一种焦虑、颓丧和妥协的心理，认为未来的发展是“想象的大饼”，关注和重视眼前的基本生活远比谈论未来的发展更为重要。
“不想想自己的未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到时会有办法的，现在活得都不容易。”
3. 迷茫与颓废
通过努力打拼最终实现自我价值是青年群体的显著标签，但“躺平青年”却时常陷入“迷茫与颓废”状态中，缺乏积极向上的打拼精神，呈现出“不想努力、不想争取、不想向上”的消极心态。青年选择以迷茫、颓废、丧为核心的“躺平”姿态，是在社会结构性约束下的自主选择。
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选择“躺平”的青年大多对未来不抱有积极希望，在具体工作与生活中多数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混日态度；特别是在职业发展中，对未来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职业发展敷衍消极，缺乏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
“也混不出个啥样子，干一天算一天，实在不行就再找个工作试试，反正都是那样，我也早习惯了。”
青年在迷茫与颓废的“躺平”姿态中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厌世的悲观主义”。这种“厌世的悲观主义”本质是对自我价值的强烈否定，对他们而言，社会阶层是缺乏流动的，通往社会顶层的道路已固化，自己的努力多是一种无用功，因而努力不努力都是一个样，还不如选择直接“躺平”。
“再怎么努力还是那个样，我也不想再拼了，这些年几乎是在原地踏步，我想让自己活得轻松点。”
以迷茫和颓废为核心的“躺平”姿态折射出责任感的缺失。进入社会的青年肩负着自我发展和家庭的责任，但在“躺平”的姿态中通常陷入“无限自我”的消极情境中。在这一消极避世情境中，“躺平青年”不愿意承担过多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更愿意以“无限自我”的方式活出自我。
“父母都在老家，不敢考虑那么多，也不想考虑那么多，自己现在生活都难，还没有那么大能力来照顾父母。”
而这种“无限自我”的生活方式通常又与迷茫和颓废紧紧卷裹在一起，进而在现实生活中青年不断呈现出消极的心态。
“压力越大，事情越多，越什么事情都不想考虑，也不想多管别人。”
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以迷茫和颓废为核心的“躺平”姿态会让青年不断产生焦虑，这种焦虑是未来的迷茫与当前的颓废双重效应的叠加，是一种既能接受“躺平”的自主选择，也是一种不想完全“躺平”的被动约束。
“每天其实也很焦虑，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有时候晚上整夜也睡不着，心里面想的事儿比较多。”
4. 回到老家
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落脚城市，实现在城市安稳的生活，是农村青年的殷切期盼。然而，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很难留得下来，无法在城市彻底实现家庭再生产，无法真正扎根城市。
一方面，进入城市的青年在最开始的时候，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实现在城市的安居乐业，但随着在城市留居时间的增加，越来越意识到自身能力与城市迅速发展的差距，这使他们在城市的发展不断受挫，进而产生“逃离城市、回到老家”的“躺平”想法。
另一方面，城市为农村青年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潜在机会，但这些机会通常要求更高人力资本和更多社会资本的累积，对于农村出来的绝大多数青年而言，这些城市发展机会很难被他们公平享有，更多的情况是在城市边缘性机会中不断煎熬与挣扎，这使他们对未来和留城缺乏足够的信心。
“外出是经历，回乡是意义”[15]，在城市高生存压力下，回到老家“躺平”对他们而言似乎是一个必然选择。
“来这个大城市工作好几年了，换了大概有六七份工作了，自己也马上快35岁了，再干几年就回老家呀，起码老家吃穿都会舒服些，这里生活太累。”
回到老家“躺平”折射出当前青年在城市的生存焦虑与妥协。青年进入城市的初心是在城市生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跨越社会的阶层，进而实现市民梦。但在快速社会分工和阶层重塑下，青年容易进入“外出务工—城市艰难挣扎—回乡生活”的低水平发展陷阱中。“回到老家”相对“留在城市”是一种“躺平”，这种“躺平”暗含着青年在城市发展的无奈，是青年结合城市的机会与乡村的发展做出的折中选择。
在我们的受访对象中，有一位在一线城市工作5年的男性青年表示，“过几年回到老家是自己最终的一个归宿”。当进一步询问到“回到老家‘躺平’的价值态度”时，他表示，“这就是自己的一种选择，在城市生存太过艰辛，回到老家可以让自己心身得到放松，这种‘躺平’是有价值的，也是有意义的”。
四、缘何“躺平”：结构性困境的解释
新经济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认为，个体经济行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具体社会与经济结构中实实在在与其他经济与制度结构相连接的[16]。结构性研究视角强调，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单一的原因，而是多个矛盾与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形成的结构性问题。青年选择“躺平”受制于复杂社会与制度结构的影响，是复杂社会结构约束下的具体体现。
1. 就业受限：上升途径的狭窄
青年“躺平”并不完全是自选择的行为，而是社会结构性约束的一种被动结果。就业是青年实现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青年实现自我价值与报效社会的重要途径，但在国内外宏观经济波动的背景下，就业难已成为梗阻在青年择业路上最大的困难，特别是在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青年人就业更是难上加难。
因而由就业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其中因缺乏就业岗位而倒逼青年“躺平”就是最大的矛盾体现。
在当前社会结构性失业的情景中，绝大多数青年面临着“想要就业”和“就不好业”以及“想要就业”和“不能就业”的结构矛盾。这种就业受限的现实困境致使青年想要通过“努力工作”而获得自身上升与发展机会的路径逐渐变窄，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不得不“降低要求”，寻找一些职业前景并不明朗的工作。
这些工作在薪酬回报上处于一种糊口意义的水平，难以满足青年职业发展的诉求，但在“就业难、难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下，青年特别是人力资本较低的青年又不得不接受这类工作，致使他们在理想和现实的折中下选择“躺平”的姿态。
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躺平青年”在工作中“躺平”多是一种努力后的无奈选择，并非在求职择业的初期就喜欢“躺平”，这种“躺平”通常是求而不得的“躺平”，是上升途径变窄后的被动“躺平”。
“年纪轻轻的当然要奋斗的，谁也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我以前找过很多工作也做过很多努力，但都感觉机会不大，最后只能干这个了，主要比较省心。”
在结构性失业的压力下，教育程度低和技能水平差的青年就业通常更为艰难，他们选择“躺平”更具被动性。
“学历不高，找不到好工作，只能选择人家不干的工作。现在好的工作都要高学历，一般专科水平都不行，所以我只能干这个低水平的工作。好在自己还年轻，有些资本。”
青年在就业困境下选择“躺平”存在一个复杂的心理决策过程，这一过程突出表现为对当下的不安和对未来的焦虑。
“找不到好工作心里很难受，不敢太多和父母讲，现在这份工作就是饿不死，以后怎么办也不知道了。”
多数青年在就业困境下对未来缺乏足够的信心，“未来工作也难找，生活会更不容易，但眼前也难，都不容易”。
2. 高压生活：日常生活的艰难
青年选择“躺平”是多重生活压力叠加的结果。步入社会的青年有着成就自我的想法，但在社会高压力的冲击下，越来越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在经过多次努力仍无法改变自己命运时，则会自然而然出现以“丧”为核心的低欲望心态。这一心态在外在行为上就突出表现为“躺平”。青年“躺平”是在日常生活压力下的一种被动选择，是回应现实“高压力”的一种无奈策略。
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多数选择“躺平”的青年在日常生活中都过得比较艰难，他们通常面临着各种社会生存压力，在巨大生存压力的冲击下，不得不选择“向生活低头”，进而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躺平”。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生活压力很大，每天都面临各种压力和困难，有时间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
青年在高压力的生活下选择“躺平”往往伴随着需求的最低化。压力冲击下青年的日常生活通常入不敷出，无法支撑其“过好日子”。
“其实每天过得都很有压力也很颓废，有点闲钱也不敢多花，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好起来。”
致使青年“躺平”的高压生活具有多重性：
一是日益上涨的房价。住房是家的前提，有了住房就代表在一个地区的扎根与下沉，但在高房价的背景下，绝大多数初入社会的青年很难拥有自己的住房，特别是在一线、二线城市。“买房难、买房贵”已成为青年落脚城市的重要障碍，在高房价和高房贷的压力下，青年不得不和自己妥协，最终呈现以佛系为核心的“躺平”姿态。
二是生活成本的上升。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赚钱能力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水平，致使青年陷入一种“付出多、回报少”的怪圈。质性访谈中得到的一个共性价值态度是，“努力之后还是失败，还不如不努力坐等失败”。
三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在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环境中，青年难以找出适合自己发展的“成功道路”，缺乏向上流动的渠道，当努力之后仍然无法成就自我时，“躺平”便成了回应现实的一种必然策略。
“现在的机会很难再获取，上一辈的成功是有制度的红利，但我们这一代已经越来越难了。”
3. 内卷严峻：努力后的无力感
“内卷”概念最早由学者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意指在人多地少的国情约束下，越多单位土地劳动的投入会带来越少单位的边际产出[17]。现在演化后的“内卷”特指一定环境中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是一种无意义的内部消耗。
青年选择“躺平”源于“内卷”的倒逼，是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派生的应然行为。资源稀缺理论认为，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有限资源的获取需要通过合理竞争，最终才能达到整个社会最优的帕累托状态。但在当前社会结构性发展困境下，有限资源的获取通常需要通过无序非理性竞争途径，对于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而言，在少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约束下，很难跨越阶层成就自我，甚至出现越努力，越容易产生挫败感，越容易激起群体之间无效的自我内耗。
当青年人特别是农村户籍的青年人发现不管自己如何努力都无法成就自我时，就会以“躺平”的姿势回应内卷的现实。与其同他人发生无意义的自我消耗，还不如“躺平”做一个低欲望、轻松自在的人。青年人“躺平”实质是对以“内卷”为核心的反常社会现象的无奈反抗。
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青年人由“内卷”产生的“躺平”行为主要存在以下情景：
一方面是工作上的“内卷”。工作环境中竞争激烈，但激烈的工作竞争并不能换来对等的回报，多数情况是由激烈的竞争而产生的低水平的内耗，无助于青年人通过努力工作进而成就自我。
“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毕业后想从事公司的文字岗位，但对外招聘的都需要研究生学历，而且还得有关系才能进，原本是本科生就能干的事儿，现在都要高学历了，其实这就是内耗和浪费。”
另一方面是生活上的“内卷”。生活中由相互攀比而产生的“内卷”导致青年想要“逃离”生活。访谈中我们发现，青年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这种压力除了经济上的，更为重要的是由相互攀比而产生的压力。在与同辈相互比较的过程中，部分青年发现自己在物质等方面比同辈差很多，但经过努力之后又无法超越同辈，由此而产生“放过自己”的心态，在行为上表现为“躺平”。
“看到别人的成就，特别是同龄人，就会很有压力，干脆不和他们比较，轻松做条咸鱼也是一种选择。”
4. 难以为家：立足城市的破裂
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发现，对于移民而言，成功落脚城市是中产阶级的助推器；失败落脚城市是产生平民窟的温床[18]。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30岁以下的外出青年农民工约648万。数量庞大的农村青年是缔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力量，他们进入城市后对融入城市、实现在城市的长久发展有着殷切的期盼。但长期以来，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被排挤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在住房、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面临着城乡两种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约束。
在这种结构性困境的约束下，农村户籍的青年，特别是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村青年，难以在城市实现家庭再生产，无法安居乐业永久扎根城市，以致落脚城市的梦想破裂。
现实中更为普遍的情况是，为尽可能获得立足城市的多元机会，青年会选择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由此构成了“流动的农二代”现象。这些以年轻为特征的农二代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约束下，受到来自城市住房、医疗、社保的歧视性挤压，在经过城乡的多次往返后，最终不得不以“躺平”的形式被动回流到县域或乡村。这既是他们的主动性选择，也是社会结构性困境倒逼的结果。
有研究发现，农二代离村进城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但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却很难“留得下”[19]。
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大约束下，想要进城安家立业的青年均面临着多重障碍，这些制度性和体制性障碍击碎了青年落脚城市的梦想，倒逼青年不得不以“躺平”和“妥协”的方式回到户籍老家。
“孩子的事是大事，但没有北京户口，孩子现在在老家上学，带不到身边，为了孩子以后的发展也得回老家，我这辈子的奋斗估计也就这样了。”
城乡两种制度的设计致使户籍在农村的青年群体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进而削弱了他们立足城市的意愿和能力。
“房价本来就很高了，但现在即使你有钱也不能买房子，还需要交纳一定年限的社保，这些条件对我们灵活就业的人来说不太友好。”
“高中毕业就出来拼搏，但现在拼不动了，感觉自己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那就回到老家吧。”
五、讨论与启示
作为时下流行的社会现象，“躺平青年”已引起广泛社会讨论，讨论的背后反映的是对当代中国青年群体思潮与行为忧虑。但事实上，部分青年选择“躺平”并非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早期发达国家在经济高增长阶段也有类似情况，例如英国的“尼特族”、美国的“归巢族”、日本的“低欲望青年”等，这些发达国家青年也曾出现过以“丧”为核心的“佛系”“颓废”“无欲”的心理和行为。
本文认为，认识中国本土青年的“躺平”行为，应以发达国家曾出现的情景为参照，针对中国本土青年“躺平”行为的讨论，不应仅停留在简单的正反支持层面，更应基于社会结构性困境，深度理解产生“躺平青年”背后的内隐缘由。结构性研究视角强调，社会经济现象是多个矛盾与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形成的结构性问题。
当代部分中国青年选择“躺平”受制于复杂社会结构性困境的约束，这种结构性困境突出表现在：
在经济转型发展的中后期，青年面临着以城乡两种制度设计为核心的住房、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的不均等，进入城市的青年在“高房价、低薪酬、少机会、强内卷”的结构性困境约束下，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作为对当前结构性困境无奈反抗的策略，部分青年只能通过缩小自身欲望来缓解生计压力，进而呈现出“不消费、慢工作、低欲望、回家乡”的“躺平”姿态。
“躺平”反映出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焦虑，说明当下社会环境对年轻人并不友好，背后是求而不得的厌倦，是努力后的无奈选择。质性访谈中发现，多数青年其实并不想“躺平”，更不想永久“躺平”，“躺平”多是回应无奈现实的暂时性策略，是应对不确定未来的自我调侃。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青年“躺平”并不仅是自选择的结果，更是社会结构性困境约束的后果，未来避免越来越多的青年过度选择“躺平”，不能仅从道德层面予以简单谴责与批判，更应从制度层面破除社会结构性困境，激发青年干事立业的主动性，给予青年人更大的社会包容与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核心的政策举措在于，破除城乡两种体制机制的障碍，弱化城市市民身份导向的资源配置，在城市住房、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青年人重点支持，特别注重农村户籍的青年落脚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诉求。
具体避免青年“躺平”的关键性政策包括：
一是完善城市住房体系。降低城市高房价，特别是特大城市和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推进针对青年群体的公租房政策，降低农村户籍青年城市购房门槛。
二是强化青年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增进城市认同、缓解进城后顾之忧的重要制度性安排。目前在城灵活就业的青年群体社会保障缺失严重，政策亟须针对灵活就业的青年群体设计专门性的社保制度，增强青年立足城市的意愿和能力。
三是健全劳动力市场，加快户籍改革。出台针对青年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降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通过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青年的劳动收入。同时要继续改革户籍制度，减少户籍与就业、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挂钩，降低青年城市就业准入门槛，淡化户籍在获取相关公共服务和福利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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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林龙飞（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长江大学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高延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