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基本概念》里，韦伯说理性的行动即目的和手段均受理性规制的行动，因此任何由清晰目标导向并采取必要手段以实现之的行为都是合于理性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理性行动，又是几乎不存在的。
邓明艳以华尔街著名诈骗案件为例（还被拍成过电影），让大家看到一个表面看来各取所需的故事，背后也隐藏着复杂的状况和动机，无法达到如韦伯所设想的那同一种目的——手段的理性行动拼接成的一个合理性整体。理性和感性，无法二分；现代生活所期望于民众的，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话术。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1年11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邓明艳，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机成了至今萦绕在人们心中一个巨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事件。金融倒塌导致的恐慌和资金链断裂让华尔街形象大变，使之淹没在蒙受巨大损失的投资人和代表正义的公众舆论那无止境的咒骂与口水声中。在我看来，最为离奇的是二〇二一年刚刚去世的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生前数十年如一日导演的最大庞氏骗局。
为“美国联邦诉伯纳德·麦道夫”一案最终判决准备的备忘录中，开篇就说麦道夫的罪行是超乎寻常的，“其欺诈所造成的损失迄今已超过联邦判决指南规定的终身监禁损失基准线三十二倍”；他所谓的“投资咨询”让美国和全球数万人受牵连；他一次次地伪造文件，一边赌咒发誓一边撒谎。他的骗局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被捕为止。他的客户有个人、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骗局所造成的损失达六百五十亿美元。依照备忘录的量刑建议，次年六月二十九日麦道夫在最高法院纽约区法庭被判最高刑一百五十年监禁。
2009年6月5日，麦道夫在保释听证会后离开曼哈顿的区级法庭（来源：usatoday.com）
麦道夫一九三八年四月生于纽约皇后区，祖上是东欧犹太移民。六十年代，这个法学院一年级生、政治学学士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毫无金融背景和经验的无名小子能赚得第一批客户的信任，全靠他自己的聪明。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别人要花三周才能完成的股票买卖，他只用三天就完成了。
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这种传统股票交易形式的低效和垄断里看到了商机，与多家股票零售商直接交易（over-the-counter），并用电脑公开报价的方式来减少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差价，争夺传统股票经纪人的饭碗。这套电脑技术成为七十年代纳斯达克股票电脑报价平台的前身，后者逐渐发展为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市场的第二大市场。
麦道夫的公司一直是纳斯达克平台很重要的做市商（market maker），承担着股票批发供货商的功能，靠赚差价盈利。在东窗事发前，麦道夫公司的这部分买卖由他的两个儿子负责。麦道夫伴随华尔街一同成长，他参与了华尔街的技术更新和游戏规则制订。事发前，他有一大串头衔：纳斯达克非执行总裁、SEC（美国证监会）主任候选人……当然了，他还一手创建了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投资咨询公司。
麦道夫就是靠着这家公司来经营他的庞氏骗局的。在递交给法庭的忏悔书里，他把事情的起因追溯到九十年代初。那时候美国经济处于衰退期，股市投资面临很大问题。他读懂了客户们对他的期待——跑赢大市。为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不得不编造出一套被称作“切分履约转换”（split strike conversion）的投资策略，凭借对证券未来预测衍生出的各种期权交易，打造出类似“乾坤大挪移”一类的绝世武功。
麦道夫说他从未对投资回报率做出任何承诺，但这不过是避重就轻的说法而已。对客户来说，这绝世武功不就是那个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吗？类似的投资策略至今还挂在许多投资基金公司的网页上。对冲基金这名头本身就足够吸引人：逆流而上，靠着对未来的精准预测买空卖空，对抗股市波动，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常听闻“不输在起跑线上”，对冲基金做的是不输在未来，难怪人们趋之若鹜。当不了超人，还不能购买超人服务？那些从麦道夫连续数十年百分之二十的年回报率里赢利的人，眨眼变成千万、亿万富翁，跟捡了聚宝盆似的偷着乐。相比那些经历过九十年代IT泡沫、历次股市震荡，被杀得片甲不留、血本无归的人，谁不得由衷佩服麦道夫那近乎神话般的超级投资能力？“圣手”（wizard）这称号在认识他的人看来，实至名归。
美国证监会（来源：bloomberg.com）
就是这些曾对麦道夫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转眼从千万、亿万富翁变成一文不名。麦道夫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投资。他不过是拿不断注入他私人账户里更多的钱去付赎现客户的本金和利润。四千九百个客户户头里的六百五十亿美元，如梦幻泡影。
既是骗局，必有漏洞。一九九九年，波士顿一家投资咨询公司里某个麦道夫的同业竞争者，试图模拟其投资表现，可他用数学模型怎么算也算不出这对冲基金的玩法——不合数学规律啊；于是一纸告到SEC，附上了数学证据。无果。另一个较真的米根（Meaghan Cheung），拿着更多的证据于二〇〇五年、二〇〇七年接着上告。无果。米根执着，跟着他的律师团队苦心修炼十年，一边继续求告于政府、金融业和媒体，让他们调查麦道夫的骗局；一边磨成了《没人要听》（Nobody Would Listen）一书。等书出版，麦道夫已经锒铛入狱。
在麦道夫案中，专业人士的合理怀疑并不比平头百姓的盲目崇拜更有分量。“吹哨人”如蚍蜉撼树，撼不动他的圣手形象。我们基于后见之明，看出这是一个多么拙劣的骗局。可如此拙劣的骗局怎么会演变成这样呢？为什么上到政府下到百姓，大家集体瞎眼？这跟专业不专业恐怕关系不大，倒像跟理性失灵关系甚大。
不过“理性失灵”这说法总让人联想起机器失灵的状态。本来一台电脑运转好好的，突然不能正常工作了，就失灵了。如此，失灵就意味着对正常理性状态的偏离，意味着非理性。在华尔街这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精心耕种的试验田，怎么就能理性失灵几十年呢？这个堪称理想经济典范中的典范，怎么培养出的游戏参与者非但没有实现共赢，反倒表现出集体眼盲、丧失理智和弱智无能呢？看看麦道夫的客户们：英国汇丰（HSBC）、西班牙国际银行（Santander）、美第奇银行（Bank Medici）、荷兰富通银行（Fortis Bank Nederland）……这些银行给麦道夫的投资动辄十亿美元起，下级客户的钱一夜之间打了水漂。
这失灵会不会是参与者某些不合理性的行为导致的呢？比如这些客户想要跑赢大市的目标过于贪婪？可是如果不能跑赢大市，谁要参加一场必定会输的游戏？动机合理，由动机出发所选取的手段似也合理。投资人明知在麦道夫那里能获得百分之二十的年回报率，他们该把钱交给麦道夫的公司管理还是交给华尔街其他投资咨询公司管理？答案太过明显了。如果没有雷曼兄弟垮台，他们只会是比那些在九十年代IT泡沫中栽了跟头、家破人亡的投资人更理性、更幸运的人。单单比较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投资表现，恐怕没有人敢说他们采取的手段、对代理人的选择是愚蠢的、非理性的。若没有后见之明，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他们这么做是瞎了眼？
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里，韦伯说理性的行动，即目的和手段均受理性规制的行动，因此任何由清晰目标导向并采取必要手段以实现之的行为都是合于理性的。而对于这类行动，我们可以具有最高程度的理解。在麦道夫案里，这种理性行动的定义却让我们犯了难。在案发前那几十年，我们作为旁观者，麦道夫的雇员和他的客户们作为当事人，对他们的所为到底具有最高程度的理解还是误解呢？
麦道夫的忏悔书里点明他的骗局始于他不得不去迎合客户要求的压力。到华尔街去走一遭，多半会觉得麦道夫所言非虚。所有的投资金融类公司要生存，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招揽（solicit）客户，这个英文词也用于指妓女揽客。两者的相似就在于，你要不使出浑身解数讨好和迎合客户，就没有客户。一个表面看来各取所需的故事，背后隐藏着多么复杂的状况和动机啊。在这个新时代版的皇帝新衣故事里，我们看到各人有各人的理性，却看不到如韦伯所设想的那同一种目的——手段的理性行动拼接成的合理性整体。
2017年，麦道夫案被改编成电影《欺诈圣手》
这听起来有些不妙。作为不能预知未来的存在，我们能够掌控未来不就在于我们能够按照目的—手段的方式切分、整合我们的所有理性行动吗？我要想学好英语，就得每天背二十个单词；我要赚大钱，就得找那个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金融产品……为了某个远期目标，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勾掉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等到功成名就、财富自由，任性感性的美好生活就开始了。
好像生活可以被分成好多区块。有些区块要越理性越好；另一些则要任性纵情，跟着感觉走。奇怪的是，所谓的真自我或真性情，好像都留给了后者。在理性区块里要说有个整体，它也不是我这个人之为整体，而总跟对象更亲近。若不幸卷入麦道夫这类的骗局，怕连这种外部整体也保证不了。非理性区块作为激情和梦想放飞的舞台，今朝有酒今朝醉，要成整体怕是更难了。这么一来，我们的现代生活竟过成了这般模样？
我们通常说到理性，的确是对着感性、情感、欲望说的。一边是客观冷静不动声色；一边是受感情支配陷入恐慌、不安和盲目的爱情或哥们儿义气。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依据灵魂的实际运作，把后者诊断为意志软弱。它是一种奇特的心理过程，表现为受激情干扰，行事处于一种类似喝醉的不清醒状态或非理性状态。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偏离理性的不正常状态作为对照，理性的状态才得以成立。
但是人在受情感或欲望支配时，果真有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吗？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奥斯汀的那个例子：在宴会桌上，每个人分到同等份的冰淇淋，一个先到的人当然可以优雅体面地先吃掉自己那份，再优雅体面地吃掉别人的几份。服从于欲望或激情，为什么就一定会表现为行为失控、疯疯癫癫呢？一贯优雅体面占人便宜、骗人上当的人，我们见得还少吗？麦道夫案中的这些人，尤其是麦道夫，若总是行为失控、疯疯癫癫，怎能上演这出皇帝的新衣？上面我们说这些人各有各的理性，麦道夫当然有他的理性，不然他怎么对自己的骗局负责呢？只是这理性并非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或行为模式，而是跟他这个人的一般生活和他的性格遭遇编织成一体的。
《皇帝的新装》插图，威廉·佩德森绘（来源：wannart.com）
在麦道夫身上也有他的感性。但要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他诊断为意志软弱、屈从于自己的欲望情感怕也不妥当。意志软弱总被设想成对诱惑想挡又挡不住的那个暗黑的心智状态。但戴维森问得好：一个人明知那么做是不好的，至少不是最好的，他就不能有一回心安理得、高高兴兴地做了，而不感觉到一丝受制于诱惑的驱迫感？一个人老是在计算摄入的卡路里、血糖或脂肪量而不能纵情享用眼前的美食，这个人多半是病了。亚里士多德却说，一个人一旦意志软弱，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就好比一个病人，“他曾经是能够不得病的，但是一旦他丢掉了这个机会，他就不再能那样了”（《尼各马可伦理学》，1114a，16—17）。真个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万劫不复。感性和理性，俨然仇敌般势不两立。
可是现实中两者能这样分开吗？说到底，生活留给我们杀身成仁或做柳下惠的机会少之又少，让我们吃点喝点玩点容易点的机会却多得不胜枚举。依着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我们这些普通人都属于意志软弱无可救药的病人。就算是病人吧，我们这些普通人跟麦道夫终究还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呀。在要负责任这点上，我们得是理性的吧？
再者说，感性未见得总是与恶相连。一个深夜从图书馆归来的大学生，为了有个充分的睡眠以保证明天考试发挥正常，他听从疲劳和困倦，不刷牙倒头就睡。而一个即将走出沙漠的人，当然也可以不听从他已经万般疼痛的膝盖，咬牙走完最后一公里。但这里的要点不在为感性争得地位，仿佛有个独立于理性的感性在起作用；而是承认在我们的行为中没有单独的理性或感性的心理内容独自起作用，也没有某个隐藏在脑中看不见的小人在支配我们的行动。
最终说来，要豪情放纵还是谨小慎微，不都是你这个人在做决定吗？一个人总是连带着对自己和周边世界的感知整体在行事，作为整体去决定回应。一个人能够每天坚持背十个英语单词，是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界里英语重要，而他感到了它的重要。把自己的生活分区块不可怕，只要在这些分区里你多少能看到某种完整性；怕的是朝三暮四、三心二意或稀里糊涂。
备忘录里提到了那些麦道夫的客户：科恩失去了他二十五年的积蓄和他八十岁父母一生的积蓄。被诊断为乳腺癌的克拉克夫人损失了她的所有——二十五万美元；她直到这时才大梦初醒，人并非生而为善的。艾福根夫妇失去了他们所有的退休金和五个孙子上大学的教育基金，现在他们不得不重新出去找工作，虽然退休老人没多少就业机会。卡瑟琳现在只能靠社保生活，她告诉八十九岁的老父说：“你不能死，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埋葬你。”……
在这些故事里，让人扼腕的是这些人竟然把自己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东西交给别人管理，让别人来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负责。这些曾被旁人艳羡的聪明人，糊里糊涂毁掉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们没有能够更好地行动，没有从他们所认为的重要性中发展出持久而稳固的关系。或许他们以为生活中有条通往幸福或更好生活的康庄大道，他们所需做的，只是抢占在道路上的最佳位置。对麦道夫来说，那条大道也是闪着光的，他一开始只是利用了它的光芒，后来又被它的光芒逼得下不来。你要问这光哪里来的？只要稍微留意下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两眼发光就好了。
善恶却是另外一回事。不刷牙或许能考个好成绩，但牙可能会坏掉；走出沙漠当然好，但膝关节可能永久性磨损；坚持背单词是好事，但不能保证你因此就能学好英语。单独拎出来，差不多每件事都有好有坏，说了等于没说。带着整体的感知行事先于事后的善恶评断。那些被我们认作理性的人，是那些能保有行事的能力而不被恐惧不安或过度反思打垮的人，他们始终敏感于世界中某种他有切身感知的重要事物并借着这份敏感去坚持不懈地开拓他的道路。我们不得不承认，麦道夫是这样一个人，虽然我们不能说他是个善人，也不能说他的行为是良善的。
良好的行动是那些能够帮助人们与这世界中的重要事物建立起稳定联系的持久行动。在这种联系里，我们拓宽自己可以活动和思考的空间，获得自由。这看似如马克思所言，人的理性行动是人最终能够获得自由的内在条件；但又有重大差别。他所设想的目的—手段式的理性行动不是要与世界建立联系，而是为挣脱世界的束缚。他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之处，在于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在这过程中发生的不只是工人带来了自然物品形式的变化，还有他在外在于他的自然中意识到了他自己的目的，这目的给他的活动以法则，他必得以他的意志服从之。”（《资本论》）
说起蜜蜂搭建蜂房，据说蜂巢都是由若干个钝角为一百零九度二十八分和锐角为七十度三十二分的菱形组成。那是蜂群集体劳动互相配合的产物，它们还能定期修补以维持。若说这是无意识的本能活动，那建筑师的理性活动多出了什么呢？可能唯一多出的就是建筑师可以用言语和图纸打造出一个完美的空中楼阁让民众为之疯狂却不需落实，而蜜蜂做不到。现代生活所期望于民众的，不就是希望他们都能像工蜂一样地“理性工作”吗？但不管是秉承目的—手段理性的建筑师，还是辛勤忙碌的工人，恐怕都很难被看成是具有良善行动的人。因为我们就看见了被理性和劳作改造的物，而没有看见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的人。倒是蜜蜂和人之外的其他生灵，它们依然从容不迫地忙碌着，带着它们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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