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董子琪，编辑：黄月，原文标题：《被关系标记的金钱：丈夫给妻子的钱，是报酬、补贴还是零用钱？》，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现在我们在媒体上，可以看到大量亲密关系破灭之后关于经济和金钱方面的争议。”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姚泽麟说，“看到过一张图，有点玩笑的性质，讲一对恋爱中的男女各自都有律师，提示应时时注意界定金钱转移的性质——男方的律师提醒男方转钱时加一句什么话，女方律师提醒女方约会或收钱时加一句什么话，把钱界定为特殊关系的表征，而不只是钱。”
在日前举办的《金钱的社会意义》新书分享活动上，姚泽麟以现实案例阐明了这部作品的主要观点，即金钱并不是所向披靡的、冷冰冰的、腐蚀一切关系的东西，金钱无时无刻不受到文化道德观念的约束。
《金钱的社会意义》著于1990年，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系教授，曾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
时隔二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今年引进了中文版，姚泽麟是这本书的主译者。这不是泽利泽作品第一次被译介为中文，中文世界的读者或许已经很熟悉她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道德与市场》《亲密关系的购买》等著作。
《金钱的社会意义》[美]维维安娜·泽利泽 著 姚泽麟 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姚泽麟在活动上表示，长期以来，普通大众以及社会学界都认为文化和经济两者不能融合起来——中国人会批评商人没有道德，一个商人挣了钱就被认为是反道德的，西方也有类似的论述；经济领域强调效率、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而文化和道德领域不能夹杂效率的考量。
然而，真实世界确实如此吗？他以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举例称，我们也会遇到不适合电子支付转账的场合，比如在慰问受伤同事时，应当用红包包装现金，而非在病床前扫码转账，“因为虽然电子支付非常便捷，但是这样的支付会伤害同事之间的关系。”这或许也可作为《金钱的社会意义》的现实注脚。
一、被标记的金钱背后，是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约束
泽利泽的研究聚焦于金钱与社会的关系，她对金钱的看法与以往的经典社会学家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金钱将温情脉脉的面纱全部扯掉，以金钱为代表的理性化的力量，大大破坏了我们原来充满温情的社会关系；“金钱使冰炭化为胶漆”，使得仇人互相亲吻，是现代社会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所有东西拉平，却是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区别。
韦伯也认为，现代社会朝着理性化的发展，大家追求效率，金钱就是其中的代表者、开路者和急先锋。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谈到，金钱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算术问题，把质化约为量，认为金钱所向披靡，不可能受到道德和社会的约束。当代的社会学家也普遍认为，钱越来越侵蚀我们的社会关系，损失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
泽利泽进行这项研究的时间段是美国经济急速腾飞的1840～1930年，这时人们收入增加，金钱急剧增多，与此同时货币化以及货币标准化的趋势也在增加，当金钱进入家庭内部时，就呈现出了更多的矛盾和张力。
所谓货币化，不仅在美国发生，事实上，整个近代世界都是如此——人们越来越习惯用货币交换想要的东西，所有的生存需求都要通过钱的来购买满足。货币不断地标准化，每个国家都有央行来发行和管理货币，这是否意味着金钱扫平了一切呢？
泽利泽观察到，人们在处理钱时会做出标记，“标记”是她阐释金钱与社会关系的重点，对金钱的“标记”包括物理的、空间的以及使用方式、使用者的区别。
在最早写作关于人寿保险的博士论文时，泽利泽就提出钱有两重性：一重是工具性，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用来交换；另一重是象征性，经过包装之后钱可以变成红包，跟赤裸裸的金钱有所区别。
姚泽麟曾研究过医疗领域的红包现象，没有病人会傻到直接把钱塞给医生，总要包装一下，要么变成红包要么变成卡片，才能送得出去。被标记装饰的金钱具有象征意义，其背后是道德和社会规范对金钱的约束。
送钱和送红包表面上看是相似的货币转移，都属于金钱的流动，但意义和结果完全取决于双方的社会关系到底如何。以医疗领域为例，姚泽麟说，红包送错了其实会伤害与医生的关系，“你不送还好，送了以后医生会改变他原有的做法，这是我们有时候对关系的误判。实际上如果医生和病人是完全的陌生人，红包也是送不出去的。”
此外，术前和术后的红包也有差别，这在医生和病人之间都很明白。对有些医生来说，术前的红包是一种压迫，术后的红包才是病人的感激。
另外一个例子是青年人“啃老”。姚泽麟举例道，有学者曾研究过，人们原先认为啃老是年轻人躺平，问父母要钱买房，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家庭是父母主动想被啃，在买房时主动介入，是为了进一步加固与子女的关系，以共同参与买房的方式维系亲子关系。
这种现象也与泽利泽的研究有关系，启示我们虽然金钱货币标准化势不可挡，但是社会中的金钱有着多元的表现方式，也与社会交往关系的维系有关。
二、家庭内部的金钱与关系：女性距离金钱有多远？
《金钱的社会意义》的关注重点之一，是1830-1940年在美国家庭内部女性对金钱的支配。当时，美国消费经济兴起，工资收入不断货币化，家庭经济来源主要是丈夫的收入，由此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妻子有没有权利获得补贴、丈夫给妻子钱是否要规定钱的性质、妻子能否自主决定钱的用途等等。
妻子扮演的角色往往十分“诡异”，她通常要负责采买购物和维持家庭运转，但她手里没有钱，很多女性去店里买东西，再由店里划账给丈夫，女性并不直接与钱发生关系。
在对上层及工薪阶层女性的研究中，泽利泽发现，家庭中的金钱也有许多标记，补贴和零用钱的意义就完全不同。在中上层家庭中，丈夫会不定期地给妻子赏钱——“赏钱”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是特别好的词，意味着关系的不平等，但也正是这个称呼维系了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女性有很多方式获得“赏钱”，有些人会以请求、哄骗或性勒索的方式获得，或者与店家串通，虚报价格，从中获取回扣。
我们在看待家庭内部的丈夫给予妻子的金钱时，也要区分某一笔钱是礼物、报酬还是权益性质。姚泽麟说，今天我们更多把这种金钱认为是权益，如果是报酬的话，就好像女性是家庭的佣人，因为做了很多工作才得到钱。
而如果丈夫偶然兴起的赏钱慢慢变成了固定的补贴，又会产生许多问题——比如，补贴是定时的还是不定时的？是固定比例还是每次都要协商？如果丈夫不给补贴，妻子有没有权利追诉？钱到手之后能够拿来做什么？
今天的女性可以购买自己想买的东西，比如化妆品、护肤品等，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用补贴给自己买小物件是不被允许的。此外，当时的道德家认为，妻子获得报酬性质的补贴会使得女性放松对家庭的责任，把妻子的道德责任商品化了，丈夫不甘心从收入里划出一部分作为补贴。
一方面担心女性对家庭财务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就不听话了，一方面还担心女性在财务方面不称职，因此以这些理由抵制女性拥有自己的钱。
后来，女性即使拥有了零花钱也好像可以自由支配，却仍也面对着实际用途上的限定，比方说可以捐给教堂、给孩子报辅导班，如果家庭钱不够了可以补贴家用，但一定要用于家庭的消遣而不能给自己，她自己去看电影出去玩是不被允许的。
在工薪阶层家庭里，许多孩子会去工作，这笔钱不用交给家庭，女性也很难当家。因此，对家庭金钱的支配能力可以折射出女性的家庭地位，也正是这种地位限定了家庭内部金钱的标记形态。
姚泽麟指出，一百年前的美国发生的事情仍然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原先人们觉得这些领域金钱不应该介入，而事实上家庭内部金钱的使用有着非常多的争论，我们也应该思考金钱对于家庭关系变化的影响。
“思考金钱真的使得夫妻之间没有感情了吗？像中国家庭好像不太讲亲密关系，会说男耕女织像经济合作社一样，奔着合作有效率的目标去，但实际上应该比这个复杂，”他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董子琪，编辑：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