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嘉宾：王贞会（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马飞，前央视《等着我》栏目导演，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党支部书记），主播：王婧祎、梁静怡（GQ报道编辑），原文标题：《“团圆”等于“回家”？跨年龄人脸识别有多精准？那些打拐你不知道的事》，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电影《亲爱的》当中演员张译饰演的寻子父亲孙海洋，在镜头前许下跨年心愿：天下无拐。就在去年12月6日，他与失散14年的儿子孙卓团聚；23日，孙卓也决定与亲生父母一同返回深圳并继续学业，为这场漫长的团圆之路画上了完满的句号。同年7月，电影《失孤》当中刘德华的原型郭刚堂，也见到了自己被拐卖24年的儿子郭新振。一时之间，解救被拐儿童的话题屡屡登上热搜。
我们注意到，网友在表达感动和祝福之外，还传达了相当多的愤怒的情绪，诸如“人贩子应一律死刑”的评论屡见不鲜。另外，在认亲初期，孙卓和郭新振都透露出继续与养父母一起生活的意愿之后，一些人也表示无法认同。
本期GQ Talk，我们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的王贞会教授，以及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党支部书记马飞，共同探讨多年来关于拐卖、打拐的有争议性的法律问题，在打拐行动当中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以及被拐家庭在团圆之后面临的抉择与困境。
人贩子都判死刑？买卖同罪？
王婧祎：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种声音，说人贩子太可恶了，他们为了一己私利，造成很多家庭的破碎，甚至是家破人亡。因此有些人希望人贩子一律被判处死刑。这是大众的一种比较朴素的情感。但这种朴素的情感，可能在法律上是不能够成立的。
梁静怡：请问王老师，对人贩子量刑的依据是什么？刑法第240条提到拐卖妇女儿童，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另外有八种情况，例如拐卖集团的首要分子，使用暴力手段等，才会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才处死刑。法学界对这个量刑标准有争议吗？
王贞会：总体上，国家对犯罪打击的程度，是宽严相济的一个政策。对于严厉的犯罪，例如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或者社会损害的犯罪，我们是要坚决严惩的。其中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我们国家在法律和政策上，始终坚持的是一种严厉惩治的态度。现在刑法改革的一个主要趋势是限制死刑。而拐卖妇女儿童的刑罚是最终保留了死刑的。对于一般情节的拐卖妇女儿童，五到十年的判决，也已经达到了我们刑法规定的罪行相适应、罪行法定这样一个原则。总体上，我们的法律对拐卖妇女儿童，以区分不同情形来设置不同的量刑等级，是科学的。
电影《亲爱的》
王婧祎：有一种说法，如果人贩子都判死刑的话，可能会造成一种情况——比如这个人贩子拐了一个孩子，在潜逃的过程中被人发现了。然后他会认为反正我拐卖儿童也会被判死刑，故意杀人也是判死刑，那为了更方便逃脱，我直接就把这个孩子杀死了。不知道这个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
王贞会：这个不是理由。立法，对他（人贩子）如何量刑，还是基于对他行为本身的一种评价，而不是说他有可能会把这个孩子杀掉。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比如人贩子被抓住之后，他不愿透露孩子的下落。这种情况对于家长来讲，肯定更急迫，进而可能会向司法机关求情，请求轻判，以此换取孩子的信息。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当然如果犯罪嫌疑人主动说出了孩子的位置，交代了买方，这可以作为一个从轻的情节来处理，这是法律上认可的，而且也是我们的法律所倡导的。但是并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求情就可以左右法律，左右司法机关，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梁静怡：孙卓的养父母被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与以往的案件相比，这意味着什么？
王贞会：法律上对于“买”和“卖”妇女儿童的认定是一样的，都是规定构成犯罪的。以往的买卖犯罪，同样也会采取类似的强制措施。只是因为孙卓这个案件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大家都注意到对他的养父母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其他的案件同样会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可能有的是取保，有的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但是都会进入到刑事诉讼的程序里面。
王婧祎：有媒体梳理了近300个拐卖儿童的案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收买方，大部分只被判了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绝大多数适用的是缓刑，少数情节较轻的被判拘役、管制或者免予追究刑事处罚。买方也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其实是非常轻的。
王贞会：对，现实情况是这样操作的。买方是构成犯罪，我们的法律是要制裁他。但同时考虑到他这么多年精心去养护这个孩子，并没有对孩子进行一些违法行为。综合考虑，从轻处理。对于收买儿童的犯罪，最高刑罚也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且现实中，可能有些孩子会选择重新回到养父母身边生活。如果把他们关到监狱里，这个孩子也会面临如何生存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法律，尽管有严厉的一面，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要对他进行判刑，同时也显示了温情的一面。总体上还是为了这个孩子。
梁静怡：孙卓的养母之前在媒体采访中提到，她认为孙卓是离异家庭弃养。她这样的措词会对本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影响她的定罪量刑吗？
王贞会：如果是弃养的情况，可以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拾遗、拾捡儿童的收养程序的。收养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合法行为。而收买，是一种非法行为，这是本质差别。如果别人带过来一个孩子，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去核实一下他的身份。即便是一个弃婴，也应该考虑如何到当地的政府部门去办理领养手续，这是没有任何法律障碍的正规程序。但是你没有去办理，是否意味着已经有“买”的想法。如果你进一步完成了“买”的行为，那就是实施了犯罪行为。
从“团圆”到“回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王婧祎：《亲爱的》《失孤》这两部电影中，孩子的原型孙卓、郭新振在最初都做了一个相似的选择，即继续与养父母住在一起。他们从小到大和养父母一起生活，已经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忽然之间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可能确实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和适应。尤其是像郭新振已经大学毕业，在当地也有了工作，短时间内换一个地方生活也不太现实。但是想到他们的亲生父母多年来悲惨的寻子生活，在感情上又觉得很难以接受。
梁静怡：想问一下马导，录节目的时候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吗？
马飞：有。在《等着我》节目中展现的更多的是“团圆”，离“回家”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遇到很多案例，最终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孩子和亲生父母演变成类似于远方亲戚长期走动的情况。有一个被拐家庭，通过公安机关不断地努力，把孩子找到了。找到时孩子在上初中，正值青春期，一个比较敏感和叛逆的年纪。但是这对亲生父母可能找孩子心切，要求公安机关强制把孩子送回来。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孩子到了新家之后，开始绝食，因为他是抗拒的。第二逐渐有了自杀的倾向。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得把孩子又送回养家过渡。据我了解，可能因为亲生父母的情感太急迫，这个孩子目前仍旧比较拒绝与他们来往。
在做公益寻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未成年人的沟通工作相对困难。因为他们心智还不成熟，更需要关怀和关爱，尤其对于一些孩子来说，现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或者对于自己以前被拐没有印象的，更难以接受与融入原生家庭。
王婧祎：那有没有相关机构去帮助这些被拐的孩子，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促成重新团圆、重新团聚的过程？
马飞：我们有一个公益项目叫“帮被拐孩子回家”。同时我们有开通寻人热线，也会收到一些孩子的反馈。很多人会表示出很纠结的情绪，例如工作、现有的亲人、关系全在这个城市，如果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意味着要放弃的不仅仅是对于养父养母的情感这一件事，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要发生改变。因此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方式，在他们之间做调解，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疏导。更多的时候，作为倾听的对象。另外，当某些时刻他们不方便直接与亲生父母沟通，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中间的桥梁。
王婧祎：有您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破镜重圆的案例吗？
马飞：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我觉得没有。从被拐的那一瞬间开始，这两个家庭就都已经不完美了。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一直说，拐卖犯罪是非常可恶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不可逆的。当孩子离开亲生父母那一瞬间，无论做什么，哪怕只有五分钟就把孩子给还回去，这个事已经会对父母造成很大的阴影。这不是孩子回来就解决的事情。更何况很多孩子还回不来。所以我希望天下无拐，不要有这样一些结果。
电影《亲爱的》
对孩子来说，两边都是父母
梁静怡：在孙卓案中，有密切关系的另一名被拐儿童符建涛说，不会对养父母出具谅解书。在拐卖案的司法实践中，出具谅解书的情况多吗？谅解书会对最后的量刑定罪有什么影响吗？
王贞会：在刑事诉讼法里边，有类似的规定，如果说被害人一方同意出具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谅解书，他谅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那么是可以，这也只是可以作为办案机关的一个量刑情节来对待。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还涉及到更多的家庭，所以这个犯罪行为不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长谅解了，就能够消弥，或者能够减轻整个犯罪行为的恶性程度。所以立法上，对于这种谅解，也只是说可以从轻，或者作为一个酌定的量刑情节来考虑。
马飞：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很关键的纽带。很多孩子会跟亲生父母说，你们也别追究了，他们犯了错，但其实把我养大也不容易，他们也给了我很好的教育，供我吃供我穿，我现在也有体面的工作。孩子可能会在中间做一个桥梁，对他们来说，两边都是父母。
王婧祎：那您看到的这些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后是以什么样的关系继续相处呢？
马飞：我们的主张是，最好刚开始不要让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直接沟通。亲生父母当然会说，以后可以以远方亲戚的形式常走动。但根据我们的了解，更多的家庭最终并没有走得很近。因为当你回去冷静下来思考这件事，必然无法完全像面对亲人一样去面对他们，内心里还是有一定的芥蒂。
王婧祎：很多亲生父母这边因为多年来寻子，可能会造成离婚，或者经济状况非常差。但是收买那一方，至少有一部分可能经济条件还可以，把孩子照顾得也不错。那当孩子面临选择继续跟养父母生活在一起，还是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时候，是否也会考虑到这些现实的问题？
马飞：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因素。尤其很多时候，不只是孩子在考虑，亲生父母也在考虑。因为更多被拐的孩子是从农村出去的。很多生活相对富足的家庭，因为某种原因需要去买个孩子。那当亲生父母对比发现，如果孩子在养父母身边生活可以更好，他们会选择委屈自己，让孩子留在更好的家庭，利于他的发展。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并不只是因为经济条件做选择，更多的是面临放弃现有的全部生活的问题。当牵绊的因素很多的时候，往往还是亲生父母会选择退让。
梁静怡：很多网友对于孙卓一开始选择回到养父母家表示不理解。被舆论裹挟会给当事人带来很大困扰。您在接触的案例中，有孩子受到影响吗？
马飞：对于孙卓这样的未成年人来说，他对于事情的判断、分析，以及看待自我和世界的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建立。刚认亲几天，孙卓说要去养父母这边，很可能过几天，等他想通了就会去亲生父母身边。在这个节点上做出的判断是不准确的。而且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很多时候他的一句话可能仅仅是任性的表达，媒体或者公众就会抓住这句话做文章。实际上孙卓可能会考虑到学业还没完成，也有一些很难处理的事情。总要给他一个时间。所以说作为媒体也好，作为普通人也好，当了解到实际情况的时候，应当给予孩子更多的空间和包容。
王婧祎：您能分享一个具体的案例吗？一个孩子在被告知自己是被拐来的之后，要面临怎样艰难的抉择。
马飞：拿李静芝这个案例来说，她走失的孩子叫嘉嘉。他的养母从来没有透露过他是被买来的这个情况。在认亲的前一晚，嘉嘉表现得很冷静。我们询问他认亲后的抉择，他只是说要想一想。我们看到嘉嘉这样的情况，转而对李静芝进行了一些心理安抚，因为我们担心，如果嘉嘉现场呈现出相对比较冷漠的状态，可能会对亲生父母造成一定伤害。但是认亲那天，嘉嘉哭得比谁都伤心。他抱在母亲怀里第一时间就喊了一声妈，这是我们所有人没有意料到的。因此，这些被拐的孩子，他们心里是有想法的，他们也在纠结。对他们来说很难第一时间告诉媒体最终想法是什么。
我们再反观李静芝是怎么做的。她没有要求嘉嘉回到西安跟她一起生活，而是让他回成都，继续现有的生活。而李静芝会时而去成都陪她的孩子，有时候也会邀请嘉嘉来西安。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情感需求而强迫嘉嘉作出选择。反而是这种留有空间的一个处理，让嘉嘉最终选择了李静芝。
王婧祎：任何人突如其来地面对这个事情，面对陌生人，可能都会给自己穿上一层铠甲吧，很难迅速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表露出来。所以就像您说的，不管是媒体也好，还是网友也好，都只能是一个旁观者。最终选择权还是在孩子自己手里边，要给他们一点时间，也要尊重他们最终的选择。
电影《失孤》
拐卖儿童新发案件破案率已达百分之百
王婧祎：据《新京报》报道，孙卓，和被同一个人贩子拐卖的儿童符建涛，户口落得都很蹊跷。他们两个人都被拐卖到了山东聊城，但孙卓的户口落在黑龙江的一个地方，符建涛的户口落在聊城下面的一个村子。记者调查发现，这个户主已经去世十几年，没有后代，户籍所在的房屋也早就是一片狼藉。在具体的实践中，被拐孩子的户口是如何被“洗白”的？
王贞会：据我了解，孩子上户口，一种方式是购买或者伪造医学出生证明，这是对婴儿来说。这本身也是犯罪行为。另外还有一种便捷途径，就是通过虚假的亲子鉴定来实现上户口的目的。因为法律上，一旦经过鉴定认证血缘关系，是可以上户口的。还有一种是通过所谓的报假警，说捡到了一个被弃养的孩子，最终以收养的方式来达成上户口的目的。最后一种是针对新生儿的情况，养父母与医院相关人员勾结，在孕妇生产的时候，用养父母的信息直接给孩子进行登记。这个是在入院分娩阶段，就已经把孩子身份“漂白”了。
王婧祎：无论哪种情况都指向了链条上各个环节存在的漏洞。那这几年这些漏洞是否有通过一些方式被慢慢堵上呢？
王贞会：现在都在治理中。国家卫健委专门针对医学出生证明的事情发了文件，严格规范医学出生证明的管理。我们在新一期的反拐行动计划里边也提到了要规范。亲子鉴定机构是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机关也在加强对鉴定机构的管理。
王婧祎：有媒体采访一个户籍警察，他说早年的管理确实存在不太严格的情况。但是这些年随着全国户籍信息联网，还有公安部门的内部整顿，这种情况在近几年来比较少见了。另外一个户籍民警表示，现在对于没有医学出生证明的孩子，需要民警去实地走访，做笔录，给收养者和孩子拍照存档，对情况进行公示，并且还要同步进行采血，录入DNA数据库，防止拐卖和收买的情况发生。
我们注意到孙卓和郭新振被找到，都和近年来打拐行动当中运用新技术手段有关。新闻报道中提到的有跨年龄的人脸识别技术，还有DNA的比对技术。
马飞：人像比对技术是很成熟的，在生活中也有很多应用，例如人脸支付等。但是跨年龄识别，通过小孩的照片，比对出现在的照片，这个过程并不是迅速精准定位。很可能通过一张照片，可以比对出100个人，公安机关还需要做大量的后续工作，逐一细致地比对、排查，逐步锁定一个范围，最终要以DNA鉴定为核心。不过能够锁定到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准确的，可信赖度较高的，是能够配合完成寻人过程的。在以前，这是很难想象的。
谈到DNA数据库，也有网友提及，新出生的孩子是否可以一律采集DNA放入库中。但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一方面，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了，每个人采一遍DNA，这是极大的一个工程，它所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每个人的DNA包含有大量的数据，它背后所带来的一些隐患，是我们目前无法去面对和处理的。
王婧祎：但这样听下来，我认为其实已经没必要采集所有新生儿的DNA了。因为按照现在的规定，孩子一旦被拐走，总要去落户，没有出生证明的孩子，落户时必须去录入DNA信息。另一边，孩子被拐走了之后，父母报案时也要采集自己的DNA样本，接下来就可以等待与孩子的DNA比对成功了。但唯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之前提及的那些漏洞：出生证明或者亲子鉴定报告，是可以购买或者造假的。倘若这些漏洞能够被逐一堵上，是可以杜绝孩子被拐卖成功的。
马飞：对，其实通过公安机关长期的努力，以及打拐专项行动的开展，目前新发（拐卖儿童）案件的破案率是100%。因为现在到处都是监控，都是实名制，拐卖孩子的成本和难度变得非常高。而且大家的防范意识也都增强了。团圆行动找到了将近1万个孩子，这其中大部分是陈年积案。
王贞会：团圆系统面向的不只是被拐儿童，是所有走失儿童。法律规定，只要有人报案孩子走失，马上立刑事案件。即使孩子自己去哪里玩或者去同学家串门，但是只要是家长报案，那么一定是先立刑事案件，而且必须立即启动应急方案。接下来通过公安部的打拐平台，进行信息推送。以儿童失踪地点为中心，失踪1小时内，定向推送到方圆100公里；失踪2小时内，定向推送到方圆200公里；失踪3小时内，定向推送到方圆300公里；失踪超过3小时，定向推送到方圆500公里。团圆系统在全国主要的媒体平台均设有入口。一旦有人在系统中填报了走失信息，在相应范围之内，所有人都能在手机上接收到信息弹出。
刚才提到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我去实地看过，应该说相当的精确。拿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做人脸识别，就能从大数据里面直接点对点，根据从高到低的相似度进行排序，最终找到现在的我。我知道的一个走失案例，是亲生父母没有孩子的照片，后来从类似申报证书上找到了一张极其模糊的照片，最后还是成功比对了。
王婧祎：这给我们父母的另一个启示就是，要多给自己的孩子拍一些正面清晰的照片。
拐卖儿童向线上发展
王婧祎：有一个观点说，我们中国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笃信养儿防老。对于十几年前的县城、村镇家庭来说，花数万元买一个男孩是一个性价比最优的选择。但近些年，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理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对应的拐卖形势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马飞：最初一些家庭，买男孩可能是出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考虑，买女孩可能更多的是当成童养媳。但是近年来，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因为第一，买孩子的成本或者拐卖的成本提高了；第二点，不是你的孩子，很难真正实现养儿防老。因为若干年后，他一定会知道他的身世，他也会去寻找他的亲生父母。另外，之所以在过去会爆发养儿防老的担忧，是在于我们的保障机制存在一定的不完善的地方，但是随着国家福利政策的发展，包括脱贫攻坚的胜利，再加上乡村振兴，包括像缘梦公益在内的很多公益机构在配合政府做一些工作，无论是社会保障还是医保的体系都在逐渐完善。
王贞会：现在突出的几个现象，一个是自生自卖的情况在增加。有几种原因，一个是年轻人偷尝禁果，结果不慎怀孕，但又没有能力养育，那最终可能会以一些方式把孩子处理掉。此外，有一些父母确实以此谋生，或者以此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比如对于有吸毒历史的父母，正当的工作未必能够承担得起购买毒品的花销，所以他们通过贩卖孩子来购买毒品或者达成其他生活需求。第二个是传统的、线下的拐卖儿童的现象减少，但线上发展的情况在增多。一些QQ群、网站，甚至手机APP的存在，可供中介人提供买卖双方的信息，甚至把整个链条全都关联在一起。男女比例也在发生变化，性别选择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需求选择了。
王婧祎：2021年12月6日，孙海洋和他梦寐以求14年的儿子重逢的当天，演员张译也发了一条微博祝福，他说，孙海洋兄是我的角色韩德忠的原型人物，想起初见面那天，他的痛苦令我完全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亲爱的》为我们收获了观众，带来了荣誉，也让我一直牵挂着他的儿子。今天终于哭着看完直播，五味杂陈，祝贺孙海洋一家终获团圆。张译最后还说了一句话，也是我们这期GQ Talk希望传递的最深的祝福，愿天下无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嘉宾：王贞会（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马飞，前央视《等着我》栏目导演，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党支部书记），主播：王婧祎、梁静怡（GQ报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