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作者：史蓓斯，原文标题：《靠呼吸机入睡的年轻人》，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借助呼吸机才能入眠。
最初他们以为自己只是打鼾，不以为意，之后会因为窒息频繁醒来，因此选择就医，确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仅仅在我国，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就有1.76亿人，有重度患者呼吸暂停的时间会超过两分钟，长期下去，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甚至造成猝死。目前，针对睡眠呼吸暂停的治疗手段有限，佩戴呼吸机是其中一种。
为求安稳地入眠，年轻的患者们选择戴上呼吸机，借助外力，维系住睡眠时的一呼一吸。
1、科幻式的睡眠
曲格戴上呼吸机的第一晚，并没能成功入睡。
面罩通过收紧的绷带，被牢牢固定在口鼻上，他小心地躺平在床上。接着，开机，强劲的气流开始充入，顺着鼻腔涌进喉咙。曲格的呼吸道阻塞处在喉结下方，原本宽阔的气道在这里被病变的咽喉壁挤压成了一条细缝。曲格感受到，阻塞处被气流冲开的一瞬，充足的空气很快充满肺叶，整个人舒畅起来。
呼吸顺畅带来的振奋还没消散，曲格就开始感到有一些顶。呼吸机会根据人的呼吸频率，来调整气体压强，可刚睡下时，人的呼吸并不均匀。曲格强行调试自己的呼吸，企图使之均匀，并与呼吸机的频率相符。
可当他越在意呼吸这件事，呼吸就变得越急促，与呼吸机的气流开始赛跑。不一会儿的时间，曲格就开始大口喘气，额头也冒出汗了。
曲格痛苦的样子，妻子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扣在脸上的面罩，连接着塑料管道，上面有螺旋纹的黑灰金属丝。妻子觉得曲格像极了电影里的科学怪人，“睡得有点科幻”。
往返折腾好几次，曲格紧闭的双眼终于感到一些睡意，他无意识地翻了个身，紧覆口鼻的面罩出现了缝隙，受到压力的气体滋了出来，哧哧地喷在脸上。曲格整个人都清醒了。他看了看，时钟指向凌晨三点。
图 | 曲格床头的呼吸机
曲格的呼吸机，是根据医生的诊断购买的，用于帮助他入眠。
2021年5月，经历了好几次在睡眠中窒息憋醒后，34岁的曲格决心去看呼吸科。经过医生判断，他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于是，他转诊到了北京一家医院的睡眠门诊。经过睡眠监测，医生发现了曲格睡眠中频繁发生呼吸暂停，最长的有50秒，因为呼吸不足，脑部血液的含氧量也只有正常人的90%。
确诊呼吸暂停综合征后，为查找病因医院给曲格安排了一场全麻手术，将一只带有摄像机的机器手臂从鼻孔深入呼吸道、肺部。结果发现，喉结下咽喉病变，肿大的咽喉壁挤压了气道。
一般来说，呼吸道阻塞是因为鼻腔、咽喉有息肉，可以通过手术清除。咽喉壁薄而脆弱，无法进行手术，医生经过反复思考，建议曲格佩戴呼吸机入眠，扩张气道，防止窒息的情况发生。
在几次睡眠中窒息憋醒，满头大汗的记忆犹在，曲格决心佩戴呼吸机。他选择了一款国外生产的家用单水平呼吸机，整个机器只有缝纫机大小，重1.21千克。为了湿润呼吸道，这款呼吸机还有一个小小的提供水汽的水箱。可现在，为入眠佩戴的呼吸机，彻底断送了曲格的睡意。
与曲格的抵触不同，赵平把呼吸机看作是对自己的某种拯救。
8年前，28岁的赵平确诊了睡眠呼吸综合征，医生也建议赵平戴呼吸机入睡。当时，他的工资不高，一狠心他买了一台六千多元的机器，戴一年歇一年，到第四年，赵平觉得自己身体愈发变差。赵平重新购置了一台全新的呼吸机，要求自己一周至少戴六天。
赵平使用的呼吸机配置的是鼻罩，三角形的鼻罩只将鼻子完全扣住，漏气的情形会减少。适应了大半年，他还根据医生的指示吃了一周安眠药，逐渐适应戴着呼吸机睡觉。那之后，有了好睡眠的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强健了一些。
疫情期间，赵平得了一次重感冒，鼻子堵住了五六天。这是最让赵平担心的，呼吸机的气流是走鼻腔的，鼻子堵住了，机器就没用了。
像曲格、赵平一样，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正在借助呼吸机入睡。国际著名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呼吸医学》(The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在2019年发布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全球经济负担”报告显示，睡眠呼吸暂停已影响到全球超10亿人的健康。30岁-69岁成人中，轻到中度患者9.36亿、中到重度患者4.25亿，我国睡眠呼吸暂停患病人数居全球首位，达1.76亿。
数据很惊人，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或者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疾病。在睡眠中窒息，会导致全身特别是大脑血氧量不足，诱发头痛、乏力等诸多病症，甚至会导致猝死。
在经历数个痛苦的夜晚后，曲格终于找到了和呼吸机相适应的呼吸节奏，好不容易睡到了天明。他发现充分呼吸的睡眠后，口腔里的干苦味觉消失了，从前频频袭扰的头痛也不见了。他跟妻子开玩笑说，为了睡眠“只能科幻一点了”。
2、可疑的“凶手”
有5年之久，曲格把身体的不适全部归因于鼻炎和咽炎。2014年，27岁的他工作调动，从广州来到北京，那时，这座城市常常被雾霾笼罩，他和很多南方人一样，一吸气就难受。
没过多久，曲格的嗓子也出了毛病。特别是创业后，每天都需要说话，一个星期要和一二十拨人侃侃而谈，谈项目、拉关系。一次，他给人录制课程到凌晨四点，咳了几声，嗓子眼带着血腥味。北京这座城市给他私人化的感受是——“话很多”。
渐渐地，曲格会在早晨起床后感觉头部胀痛，这是大脑缺氧的后遗症。尚不清楚的他，只能找按摩师傅在后脑勺下方的风池穴按压，痛到嗷嗷叫，才会感觉好一些。他还戒了烟酒，又买了很多种治疗鼻炎和咽炎的药剂。
这些是他自己能想到的治疗手段，但全部都是错的。
图 | 曲格确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病情没有得到缓解。熬到了去年5月末，曲格请假去了医院。在呼吸科门诊，看这个病的人在走廊上排起了长队。在病房，一位21岁的男大学生和曲格同住，男生在武汉读大三，宿舍里睡觉打呼噜特别响，被舍友嫌弃后，他专门来北京看病。
起初，赵平也没太把确诊结果当回事，呼吸机也没好好地戴。他曾是某汽车品牌北京和上海车展的负责人，一年有五六次高强度密集工作，每次半个月，每天持续12个小时以上。他沟通能力强，为人温和。但那几年，他突然变得暴躁，跟客户、同事和家人发了多次脾气。
在别人眼里，赵平好像变了个人。他的记忆力也减退不少，话到嘴边怎么也想不起来对方的姓名。几次工作失误后，他认为是自己无法承受工作压力所致，转岗后台做了主管工程师。
脾气失控的同时，赵平总会在白天犯困，瞬间入睡。那阵子只要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脱出来，一坐上车，5到10分钟之内，他就会打起响亮的鼾声。一次回父母家，赵平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父亲给他拍了一段视频，他浅睡着，在鼾声之中，呼吸屡屡暂停。他被父母催促着去医院检查，带着睡眠呼吸监测仪在病房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检查报告显示，赵平患有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一个晚上，呼吸暂停200多次，最长一次暂停了两分多钟。一般来说，呼吸暂停超过4分钟，就会出现不能修复、不可逆的脑损伤，随后而来的就是脑死亡。
真正地理解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后，赵平才明白，脾气暴躁、记忆力下降，甚至血糖升高，这些都是夜间打鼾导致的睡眠质量低，大脑长期供血不足导致的。
图 |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打鼾对健康的危害
夜间打鼾挺常见，但大多数人不清楚它意味着什么，也忽略了危害性。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叶京英教授认为，打鼾和失眠是人类面临的睡眠两大问题，肥胖、下颌小、遗传因素是导致打呼噜的主要原因，对于女性而言，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的降低也可引起打呼噜。
赵平不解的是，为什么自己打鼾能打着打着就喘不上气了？
3、与呼吸机共生
按医生的说法，曲格的咽喉病变以后，他的咽喉壁塌陷，挤压了原本让空气顺畅通过的空间；赵平的呼吸道最细处只有3毫米，下颌偏小，容易导致睡眠时呼吸不畅。赵平考虑过手术，扩充呼吸道，但他不太放心，又找到一位呼吸科的专家，对方告诉他，做了手术也不能一劳永逸，很有可能出现反弹。
2021年3月中旬，《医师报》策划了“2021世界睡眠日系列直播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王菡侨教授表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与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均密切相关。
“数据显示，凌晨发生的猝死中，60%源于睡眠呼吸暂停；在缺血性心脏病、既往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中，25%-60%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高血压的发生率为49.3%；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中，83%存在睡眠呼吸暂停。”
图 | 气道阻塞，易发生睡眠呼吸暂停
“很多人一听到呼吸机，就想到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里救命的那个呼吸机，我戴上它不就完蛋了，别人怎么看我，”在江西省售卖呼吸机的邓文理说，他已经接触了上千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这些人中，20-50岁人居多，男性高于女性，其中60%的诱因是肥胖，导致气道狭窄，再有就是年龄大了，肌肉张力下降。
接触的患者多了，邓文理有时感到无奈，“有的人很早就得了这个病，但没有重视，直到呼吸暂停威胁到了生命，才想起戴呼吸机。”
戴上呼吸机后，睡个好觉这件事对赵平来说变得越来越讲究。首先是枕头，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他常年备着三个枕头，一个硬枕头，里面装上了荞麦皮，另两个是软的用棉花填满的枕头，轮换着用。
赵平觉得，戴呼吸机让冷气进入肠道，引发肠胃不适。他不由自主地想抱住枕头、裹着被子侧睡，但是这样的睡姿和呼吸机面罩的佩戴习惯是相悖的。最后，赵平只能尽量减少翻身，在身体的两侧再布局枕头。这两年，无论出差外地或是回父母家，赵平都会事先到房间里安插好枕头。
其次是床的位置。赵平得出一个规律，自己要在床的右侧，头枕着床头，才能睡着。还有感冒，感冒能把鼻子堵住，因而成为生活里的一大敌人，为此赵平小心翼翼，戒烟戒酒，赶上天气寒冷时怕自己着凉，便打车上下班。
一次，赵平的领导在酒席上点明让他喝酒，他只能悄悄告诉对方自己晚上睡觉戴呼吸机的事实。对方没再说什么。更多的时候，他选择保守秘密。中午从不在公司午休，怕自己一睡觉就打鼾；也不能把呼吸机拿到办公桌上，让同事好奇。他担心，职场如战场，有人知道他有这个病，说不定有挑战性的工作就从手里溜走了。
戴了三年便宜的呼吸机后，赵平按照医院的推荐购置了一台相对昂贵的新机器。试戴一晚上之后，赵平把机器的使用数据发给对方，随后收到厂商反馈回来的新参数建议。他不断地探索着如何能把机器使用得更加舒服，如何能让身体状态更好。
去年，他加入一个患者微信群，群里有人分享自己新买的面罩、枕头和使用效果等。赵平觉得这算是一个新起点，终于找到了可以交流信息的组织，在这里，大家都在探讨如何与这个疾病和谐共生。
曲格的呼吸机还处在怎么用都不顺手的阶段。他没找别人帮忙，自己摸索着。一般在零点前后，微信工作群里安静下来，他的一天才算放松下来。如果当天晚上特别困，就在夜里12点前戴上呼吸机，可以睡着。如果不是很困，那就关闭呼吸机，往后背垫一个枕头，尽量别打鼾。
出于一种病耻感，才35岁的曲格很不愿意接受自己是中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有时，他刻意不戴呼吸机，怕对机器产生依赖。他正在减肥，每天早上从家步行去公司，一个多小时。北京冬天的早上，气温零度以下，他也坚持着，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减重，把脖子上的多余脂肪也连带着减下来。
步行这一个小时，曲格不会去想呼吸的事情，靠听一些音频课程，让路途不单调。坚持锻炼并不容易，可他有了一个坚定的愿望：把呼吸机摘掉。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