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ID：zmconnect），作者：于友嘤，编辑：于蒙，顾问：魏玲，插画：余木，出品人、监制：曾鸣，原文标题：《我的抑郁症男友》，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昨天是情人节，这篇文章讲的是两个年轻人的恋爱故事。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中的一个是抑郁症患者。
近几年，抑郁症成为一种“时代症候”，被广泛地书写、解释，人们意识到这是真实存在的疾病，也看见身边的患者。虎年伊始，我们为新的开始感到振奋，有一些人却不能，疾病阻止他们向前。
科普文章告诉我们，对待抑郁症患者，要正确认识，要理解、鼓励，亲近的人更要关心和开解。这篇文章的作者与我们一样，自认有知识，有经验，更有包容的心。恋爱之初，她充满自信，相信陪伴、付出、爱的力量，但渐渐地，病症与亲密关系交替展现出它们的复杂，沟通失效，坦诚甚至变成一种负担，作者随之陷入情绪低谷。
事关疾病与亲密关系，我们相信，与其教导人们应该怎么做，不如如实讲述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抑郁症患者的相处或许困难重重，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但哪一段关系不是呢？我们尝试沟通、交付信任、建立深入的联结。有时我们能成功，有时不能。那也没关系，只要我们还有爱的勇气。
暗号
2020年冬天，我认识了阿树。11月，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在放费里尼专题，朋友给了我两张《阿玛珂徳》的电影票，我在学校电影协会的大群里问有没有人想一起去，有个男生加了我微信。我迟到了二十多分钟，摸黑找到座位时发现对方已经睡着了，就在我走进去的那一刻他醒了，睁开眼睛，好像我认识他很久一样，自然而然地和我打招呼。
幽暗的影院，大银幕明明灭灭的光打在人脸上，这个男生有一双很清秀的眼睛。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们之间大概率会发生些什么。我想我们或许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或许会短暂地相恋，又或许在多年以后意识到彼此间生出的缘分与羁绊，漫长的人生剧情就这样在眼前铺展开来。
电影散场后，我和阿树一起打车回学校，坐在出租车后排聊天。他是个非常擅长聊天的人，绝不会让任何一句话掉在地上。我平日里不算话多，却在这种宜人的聊天氛围中获得了久违的安全感，不知不觉也变得活泼起来。我得知他原本只比我低一届，但因为休学过一年，至今仍在读大四。聊到专业，他说他虽然是工科生，本质上却更像个文科生，旁听过不少社会学系和我们院（艺术学院）的课程，有过转文的念头只是从未付诸实践。
我说：“别转文了，我和我的好朋友们早就总结过了：想去媒体就不要读新传，新传会让你的新闻理想破灭；想当作家就不要读中文系，因为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搞影视就不要读艺术学院，因为艺术学院会让你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他听完哈哈大笑。
这一年我在电影专业读研二。四年前我大二，因为一些原因经历情绪的低谷，在此后的两三年里都抑郁消沉，又艰难重建。支撑我走下去的是最朴素的信念：我会变得更好，不快乐会被填补，前路尚有希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朋友圈签名始终为自己写着：“捱到新天地”。
四年后，我几乎把自己矫正成了一个大体符合自己的审美理想的人：头发染成全紫，看电影，写小说，有几个关系很好的女朋友，以为自己懂得爱、懂得女性友谊，能在自给自足的生活里感受到丰足快乐。总的来说，是“在一种悲观的底色里，积极地生活”。
回到宿舍后我开始翻阿树的朋友圈，简直称得上精彩纷呈。他是少见的会发九宫格照片、拍照水平不错、也从不设置朋友圈权限的男生，有一种我熟悉的“体面”迎面而来。往前翻，得知他说自己患有重度抑郁症，近年来始终在与黑狗（blackdog，抑郁症的代名词）搏斗，每年的跨年时分，他都会在朋友圈里讲，诚心祝福自己，捱得到新天地。
“捱到新天地”，好像对上一句暗号。
我们很快熟络，约着一起玩乐。一整个冬天，我们辗转于各家影院、酒吧、KTV与长街，在寒假前共同度过了平安夜，跨年，以及他的生日。没多久，他把头发染成了蓝色，我们一起出街，像巴啦啦小魔仙和小黑魔仙。电影协会放《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他买来影片里的“电气白兰”和我一起偷偷带进酒吧。去KTV合唱粤语歌，我们很喜欢合唱杨千嬅和梁汉文的《滚》，每次合唱到“请你滚，滚出去，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我们齐齐笑场。北京呵气成冰的冬夜，我们一次又一次游荡到凌晨一两点，又在云观影中度过了整个寒假。
有时他问我：“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你是长在我审美点上的人。”——清秀文气，有反叛精神，不喜束缚，也尊重女性。
漫长的冬日结束，春天快要来了，我们相约去玉渊潭踏青。三月末，春和景明。我们在公园里闲逛，在水边的台子上铺了野餐垫，喝酒，吃零食，坐着，躺着，开着手机放着歌，有时有话说，有时没有话说，最后终于都喝醉了，只记得湖面上波光粼粼，我穿着明黄色的卫衣，野餐垫也是明黄色的，太阳在对面，好像永远都会悬在那里似的。
现在回望，那仍是像小说情节一样跌宕起伏的一天。我们喝醉了，先是在园子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找不到出口，后来在高架桥下蹲着打车，好不容易打到了车，他又在车上丢了手机。小西天从费里尼放到了侯麦，他坐在出租车上含含糊糊地问我：“我们一会儿要去看什么？《冰山上的雪莲》？”是《沙滩上的宝莲》。我的心忽然变得很柔软。
到小西天下了车，我们几乎一步也走不动，相互搀扶着走了没几步，就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了，眼睁睁看着资料馆就在一街之隔，但有如天堑，怎么也走不过去。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在夜风中坐着，将肩与肩靠在一起，头与头靠在一起，就这样慢慢坐到电影散场。
这天终于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他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要与我说些什么。微信上语焉不详，一连三晚，他都邀请我去未名湖散步到凌晨两点，人在兜圈子，话也在兜圈子。我不敢验证我的猜测，只好陪着他打转。
第三天，我们坐在花神庙附近，他终于说：“你知道吗，每次社团里的好朋友问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我说是，而你说不是，我是不是很尴尬？”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是我好像终于听得懂了。有一些恍惚，四个月来我猜测了无数次这样的可能性，原来是真的，没想到是真的。
我并非特别自信的人，接受不了那种没有根基的好，我迫切地需要知道，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被爱。这个问题一再被打回。问来问去，无非是“感觉”两个字而已。
“喜欢我是什么感觉？”我问。“你知道水床吗？”他想了想说，“充气床垫漂在日光下的水面上，起起伏伏。就和喜欢你的心情一样。”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最甜蜜，最甜蜜的情话。
那是真正的新天地。
飞女滤镜
我从未以有色眼镜看待过抑郁症患者，实际上，我所处的文科环境，对待边缘群体的态度一向开放包容。我们认同于社媒上“政治正确”的必要性，明白我们应该为之做些什么，更明白哪些话适合说，哪些话不应该说。
本科时代我最好的异性朋友也是抑郁症患者。他叫阿岑，大三那年我们常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里一起写剧本。刚刚熟起来的时候，他把朋友圈头像与背景都设置成黑色，签名是一句令人望而生畏的自杀预告：1997.8.1-2017.8.1。
彼时是2017年5月，我觉得我不该袖手旁观，于是常发消息与对方联系，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阿岑是个相当有意思的人，说话引人入胜，写作也有灵气，但时而流露出自怜自伤的倾向。
“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真正爱过我。”这是阿岑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与阿岑的相处让我明白了两件事。 其一是，我知道与他们交流的困难在于，他们有一套非常封闭自洽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与自我评价体系。我曾数次列举阿岑专业第一的绩点、拿到的游戏大厂高薪offer、写出来灵气四溢的剧本，用以佐证“你真的是个很不错的人”。但是这些全无作用。每当说到此处，阿岑都一口咬定自己的糟糕，甚至不惜与我吵起架来，而我则会逐渐被这套逻辑绕进去，最终云里雾里。
其二是，抑郁症患者并非无穷无尽的情绪黑洞。撇去自怜的部分，阿岑是个有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脑洞的人。与他相处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轻松愉快、充满启发的。
正因此，初识阿树的时候，一切问题在我看来好像都是可以轻易逾越的小山丘——我自己也有过站在悬崖边缘的时刻、我有过患抑郁症的很好的朋友、我一向被人称赞共情能力强……只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系统性的学习，我一定可以轻松应对。
更何况，抑郁与其说是一个问题，未若说是一种特质，甚至更接近我欣赏的特质。我认识的那些饱受溺水之苦的朋友们，他们精神世界丰富，头脑聪明，有更强的反思性与批判性，也更愿意与所谓的“主流”保持距离。比起那些光鲜亮丽西装革履的精英们，我对他们在情感上更为亲近，似乎再正常不过了。
恋爱头一个月，阿树一切正常，我尚未看见黑狗的影子。尽管他有时会在微信上告诉我：今天一整天都很低落，躺到傍晚都没有起床。但每次见面时，他都活泼健谈，笑容灿烂，看不出一丝阴霾的痕迹。
我还是想做一个称职的恋人，一起在湖边散步时，我未雨绸缪地问：“等你抑郁发作的时候，我需要做些什么？”他只是说，他也不知道。即便如此，他还是告诉了我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他畏惧冷清，需要陪伴，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他一个人呆着静一静。
为尽陪伴之责，我们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耗在一起：吃饭、自习、散步、看电影、骑着电动车兜风。那时我研二，他大四，旁人忙于保研、工作、为前路惶惶担忧，但我们的生活中少有“内卷”一词。恋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磨了我的斗志，我只想一再在这个春天里耽溺下去。
我会反复向他确认：“你今天感到快乐吗？”每一次我都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是快乐的，非常快乐。那快乐是不是就可以驱散痛苦呢？如果过去感到痛苦，是不是因为没有值得快乐的事，或是快乐的分量还不够多呢？我有我的快乐哲学，人活着是要向世界攫取快乐的，“为一分钟快乐，捱多少不快乐”。但是他说，不是，快乐和痛苦是在两条轨道上并行的事。痛苦就像一个后台运行的程序，快乐不妨碍痛苦的存在，至多只是使自己可以暂时地遗忘或逃避痛苦。就像现在，即便说不出具体的原因，我仍会在快乐的间隙想到自杀。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害怕，但又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给我泼兜头冷水的人是阿岑，他去了南方工作，我兴致勃勃地远程向他分享我恋爱的喜讯，他满怀忧虑，说：“你不太适合。”我觉得不服，问凭什么。他说：“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的精神能量太贫瘠了，你支撑不起。”
“不要有飞女滤镜。”阿树本人也警告我。那时侯我的紫头发很合《飞女正传》里的一句“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骑着电动车在路上飞驰时也会应景地在耳机放，“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狭路再相逢，让我满足于飞车之中抱紧苦恋的做一类人”。“但是这种状态是危险的”，阿树说，“会反噬，滤镜消失以后你可能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性别错置
阿树的模式简单明确：他付出，并要求回报。一方面，他有着极其敏锐的共情力，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什么时候我的情绪低落了下去，并能及时地给予关注和询问。甚至于多数时候我并非不开心，仅仅只是累了，他同样也会过分为此担忧。
另一方面，我的一切“没那么体贴”的行为都会对他构成伤害，小到不喜欢发恋爱相关的朋友圈、甚至于总是在线上发省略号和句号，大到拒绝采纳他的建议、答应准备惊喜却没有放在心上、独自做自己的事而忘记关注他的在场，一切都会成为吵架的根源。而他对吵架的阈值也相当之低，往往我还觉得只是相互抛出观点，通常他已经觉得难以承受。
于我而言，在此之前我单身了四年，修炼出一身多而无用的“独立女性”姿态。我看过大量网络情感博主的金句箴言，他们一个个言之凿凿，振聋发聩：不可以把恋爱当成生活的全部、你自己也要活得丰富多彩。一旦你太过需要对方，对方离开的速度会比你想象中快一百倍……
阿树对此表现出剧烈的抵触。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对我好一点”，讲自己是“小玻璃心”。一个常见的游戏是，他会把我的手放在他心脏的位置，问：“听见我心碎的声音了吗？”我说：“听见了。”他说：“假的，根本没碎，你乱讲。”我又改口说：“没听见。”他便会迅速地发出拟声词：“咔嚓！碎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受到一种性别角色的错位。这很不合情理，在正常状态下，我已经被周围的朋友认为过于敏感，需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过于丰富的内心戏，鲜少遇到比我还要敏感的人，但事实确实如此。
阿树一向失眠。但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好像所有他被剥夺的睡眠都找上了我一样，在一起以后，我总是一沾枕头便昏睡过去。代价就是次日醒来，需要面对一个失眠了八个小时、对我的不在场感到愤怒不堪的恋人。
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匪夷所思，不断询问后我慢慢明白过来，一整夜对于拥有睡眠的人而言，只是闭眼到睁眼一瞬间，对于失眠的人来讲，却是漫长无边的煎熬。他不敢叫醒我，又忍不住发出各式各样的响动，试图提醒我察觉——但是我从始至终一无所知。
这种对睡眠权利的争夺越来越常态化，到后来他干脆拳打脚踢，像三岁的小孩一样气急败坏，想尽各种方式让我无法入睡。凌晨两三点，我在极度的困乏之中，气得差点哭起来，说：“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这是相当严肃的指控，他终于屈服了，安静下来，不再阻止我入睡。
最严重的一次，是上海电影节的尾声。我们与另一对好友买绿皮火车的四人动卧，一路打着麻将去上海。我们三天看了八部电影，租洋房，吃烤肉，与朋友约夜场电影后的酒局，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看完最后一场《阮玲玉》，我和阿树慢慢地走回酒店，经过苏州河，他几番暗示我，这是他最不想活着的一天。
我大致能够明白：上影节像是一个人生假日的尾声，等到回学校，他要面对的是漫长琐碎的毕业程序。
他和我商量：“你这一天能不能一直陪着我？”“我当然会。”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那天我们在酒店里看电视，央视六套在放俗套的电视电影《闪婚总动员》，依稀记得女主角是吴越，穿的衣服全是高饱和度的死亡芭比粉。我一直强撑着不让睡意彻底掌控我的身体，勉力支撑到凌晨三点，我终于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他几乎是哀求着我不要睡，不要，不要，不要。我缓慢地向下滑落，滑进黏稠的睡眠里，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尽力了。”我在闭眼前最后一刻跟他说，“你不能真的要求我彻底熬一整夜。”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迟了。我们去高铁站，他漫长地、漫长地沉默着。六个小时的回程，他始终一言不发。我感觉自己身处可怕的矿难附近，四周一片死寂，又仿佛能听到空气里飘荡着焦黑，腐臭的哭喊。
我们会在聊天框里列举我们各自需要的是什么：
阿树：我要什么（如果你想知道）——我要一些被共情，我要那些弯弯绕绕的想法被你关心到哪怕是猜测，要情绪层面的“对我好”，不是“我这样做是对你好”的那种“对我好”。要括号里的“如果你想知道”是真的想知道。
我：我要什么——我要你为我爱惜生命，我要我最差的一面被接受，我要获得无条件的支持包括事业上的，我要两个人随时能分开独立但心中都只爱对方不会彼此怀疑。
“你会抛弃我吗？”他一再和我确认，“你会觉得我是一个负累吗？我会给所有和我接近的人带去噩运，很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我败絮其中。”我始终坚定地回答着不会，你不是负累，我也不会抛弃你。
一开始，我很乐观，觉得吵架是必要的磨合。回答这些问题也让我在疲惫之余获得了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安全感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机制，当他一再地表达他的不安全时，我便获得了满足，疲惫似乎也是我为此心甘情愿付出的代价。
但很快，我有一种热热闹闹的悬浮感，仿佛下一秒就会一脚踏空。我知道我们彼此喜爱，也确确实实在日常相处中感到幸福，但总有哪里不对劲。或许是因为过于用力的情感表达。他一再地觉得我不够爱他，我需要声嘶力竭地证明我的心意。
我不断和他解释，我不擅长付出，我有轻微的回避倾向，不严重，但这足以让他觉得我对他不好。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未奏效，很久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当你告诉我你就是一个再爱也不愿意付出的人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很绝望。”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尽了全力。
诊断
在一起之后我听他讲了许多过去的事。他正式确诊是在大二下学期，2018年6月1日，他觉得好像上天开的黑色玩笑。从六院拿到诊断结果出来以后，他一个人去旁边的肯德基吃开心乐园餐，作为给自己的儿童节礼物。
接下来他开始遵医嘱，吃药，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做咨询，去香港交换兼疗养，结识了当时的女友，渐渐地一切好像好了起来。但是抑郁症在那个冬天复发了，2018年12月，他在寝室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次日又若无其事地醒了过来。那是他最接近自杀的一次尝试。
更多的时候，他总是在服药、稳定、擅自停药、复发之间反复摇摆。他也尝试过学校的心理咨询，每周颠来倒去讲些差不多的内容，他觉得是“从水缸里舀一勺水出来，晃一晃，再倒回去”。
我问过他到底吃过多少种药，得到报药名一样的清单：黛力新、罗拉、思诺思、来士普、乌灵、文拉法辛、丁螺环酮、奥沙西泮、西酞普兰、度洛西汀、曲唑酮、喹硫平、鲁拉西酮……他最喜欢的助眠药是思诺思，因为服药体验很奇幻，吃完以后“可以看到文字舒活筋骨勾肩搭背谈谈情跳跳舞”。
“精神类药物的总量是有限的，每证明一种药物对自己无效，选择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小，直到积重难返。”他告诉我。
“为什么要停药呢？”我也问过。我知道很多人不愿吃药，吃药会令自己对自己的主体性产生怀疑，也有许多人将不愿吃药视作幼稚的行为。
“我知道吃药虽然有作用，不吃药或许更差，但吃药只是让我维持在一个中等偏下的活着的状态，看起来是变好了，其实是变得更差了。”他又解释，“就是在人的各种层面上退步。我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读书和看电影对我来说都变得很艰难。记忆力也会变得很差，发生过的事会慢慢地等量地消失。”
2021年5月中旬，他临近毕业，距离他上一次停药过去6个月。确诊之后，他休学过一年，这个学期要重修大量过去缓考过的课程。但事实上，我一次都没有见他去上过课，翘掉课堂小测也如家常便饭。但期中考试与毕业论文却不能再拖。我们决定再去一次六院。
我第一次去六院，对它有许多森严恐怖的想象，但实际上它与平凡的医院别无二致。阿树对这里轻车熟路，一路带着我走。等待的间隙里，我翻看他过去做过的量表和生理数据测评，有一支交感神经活动数值奇高无比，图表上那一支好似异军突起，完全冲破图表的束缚，甚至要冲破纸张的束缚。
我们在候诊室等待叫号，用电脑看《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二季。终于叫到了，接诊的是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医生，很职业，问话平和，并不刻意温柔。有些敏感的问题，她问的时候有一种微妙的“不当回事”的洒脱，只当是在和朋友交谈，好比轻而易举地问：“你最近有自杀的念头吗？”阿树说：“每天都会想。”我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
还有许多常规的问题，包括既往病史，目前的状况，为什么停药，阿树都一一回答。女医生有时也会向我提问：“他有过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刻吗？”我非常犹豫，不知道算有还是没有，阿树同样犹豫，最终我们达成共识：“是有的，但并不是很明显。”女医生最后说：“难怪你觉得之前的药效果不够好，你有可能是双相二型。”
回到宿舍后我开始查阅知乎，搜索双相情感障碍一型与二型、以及与重度抑郁症之间的区别。一型是最典型的躁郁症，躁狂的一侧与抑郁的一侧等量，人的情绪像钟摆一样在两极之间摆荡。二型则是轻躁狂，重抑郁，临床表现与重度抑郁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两者用药方案完全不同。
我越想越觉得合理，许多事仿佛都得到了解释。比如他精力好的时候希望自己不睡觉，常常毫无节制地调高生活的功率，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完无穷无尽的事情。偶尔觉得自己好起来了，但很快又会被反复无常的无力感击溃。
18年他之所以发病，最直接的诱因就是他在此前的三个月中试图让自己抛弃睡眠。那时他踌躇满志，把自己的日程填得满满当当。到后来这样的状态仍时不时地出现，我猜或许是躁期的表达形态，很是忧虑。“你不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吗？如果你不这样做，有没有可能病症就好一大半呢？”我常试图劝谏。他反驳说：“不是这样，不管我是否这样做，状态都有一天会变差。就是因为知道状态变差是随机的，所以才想抓住所有状态好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是，医生告诉我们有一种新药正在实验期，治疗是免费的，问阿树是否愿意加入实验。但很快我们发现，参与者会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吃的是安慰剂，然而参与者无法知道自己被分入了哪个组。阿树想要确保自己能顺利写完毕业论文，因此拒绝了实验。
毕业季最终是狼狈的，他早已不再想沉沦在理工科的紊流里，但两个礼拜里他要应付四门高强度考试，但凡有一门通不过，已经获得的直博资格就会被取消。成绩录入系统的前一天晚上十一点，他还在发微信和老师沟通，恳请老师给他及格。第二天早上八点，老师同意修改分数。
老师说：“你总不能拿着病历及格。”
从六院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万柳公寓小花园的长廊里，空空茫茫看着天，就这样度过漫长的两个小时。我焦灼着，不知道是否该说话，该说些什么，但怎么也不能撇下他一个人。很晚了，我坚持把他送回学校，自己再打车回宿舍。凌晨两点，上楼前我看到楼下海棠花开得热闹鲜艳，大红的，粉红的，纯白的，好像偷来的一刻浪漫。我在那儿拍了花，发给他看，他说：“我会为了你好起来。”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
阿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最开始我抱有一种天真的幻想，觉得如果能找到根源，或许就可以对症下药。但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抑郁的根源恰恰在于找不到根源。
我的少女时代漫长苦闷，经历过被孤立，被起哄，长久地活在觉得自己没有吸引力的恐惧之中。活着对我而言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最简单的意义就是，改变这一切。
大二的时候，我完全理解阿岑为什么痛苦。我们的痛苦是一种具体的痛苦，基于自卑，基于缺爱，基于匮乏。因为讲得出原因，摸得到形状，所以也知道该如何自救。倘若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得到一次完整的被爱，这样的痛苦自然会不药而愈。
但阿树的抑郁绝不是因为匮乏于爱。他的成长道路一路顺遂——至少与我相比。无论学业还是恋爱，他都不曾受过太大的挫折。他很聪明，初高中常考年级第一，很顺利地拿到北大预录取，大学以后读的是能力范围内完全能掌控的学科，导师善良体面，从不压榨，得知他的情况后还会每周定期关心。他的初恋在小学五年级，此后也鲜少有漫长的空窗期。他经常说的话是：“大家对我都太好了。”
既然他不缺什么，那痛苦只能是抽象的了。这使解药的研制变得艰难许多，我的存在能给予的安慰也有限得多。我从不高估自己的作用，不妄想成为拯救者，只想做一个观察者，看是否有机会解开谜题。
我获得的一种解答是，他对系统性有一种强烈的偏执。他的宿舍一丝不苟，书架上的书要按照逻辑整理，旁听的每一门课都要认认真真整理笔记（用他自己的话说，并不是学习知识的需要，而是审美需要），看过的电影必须清晰命名然后整理在硬盘里，港译在前还是台译在前都有固定的格式，想要了解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从学科底层的逻辑入手（因此他不喜欢工科，他认为工科是“dirty”的，缺乏某种系统性）。他甚至干过手抄《红楼梦》这样常人无法理解的荒唐事。
另一种可能是遗传。他和我说过，他的外公在六十岁退休后自杀。我终于接受了他自己的说法，“可能有的人生来就是会得抑郁症的”。
我们一起去万圣书园，他专门买村上春树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送给我：“没有和我关系好的人可以不看这本书。”
故事很好读，多崎作是一个五人小团体的一份子，这个小团体除了他以外，每个人的姓氏都带有色彩——“赤”“青”“白”“黑”，每个人都有令人过目不忘的特点，唯独多崎作的姓名中没有色彩。多崎作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阿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
要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明白“没有色彩”这个说法的精确。阿树是一个完全相对主义的人，不相信绝对的价值，不喜欢对人的分类模板，更拒绝一切标签和定义。
他记不起太多的事，很多高中时代的重要节点，我以为如果是我绝不会忘记，对他而言全是一片空白。他也丧失了一部分情绪，少年时代以后，他连哭泣的功能都丧失，再没有哭过。
我们偶尔讨论结婚与生育。我将结婚生子视作一种可以去尝试的生命体验，阿树则坚决地不想要孩子。不同于多数中国人，他并没有繁育后代、藉此与世界发生连接的愿望，在想象中对孩子也没有特殊的感情，更遑论对孩子的责任。
有抑郁特质的人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这无关圣母心与拯救欲。用《马男波杰克》中的一个性格二分法或许更为准确：这个世界上有人是Zelda，有人是Zoe。Zelda光鲜亮丽，热情外向，而Zoe悲观厌世，聪明尖酸。我意识到我持续地想要伪装成Zoe的同类。
我自然完全不是正能量的人，但哪怕我在微博上强调一万遍我的丧气、感伤、懒散与易疲惫，我仍然是积极进取着的，我仍在争取着获得更好的（——我定义的“好”）人生。 我常常觉得，我面对阿树有一种健康的人面对不健康的人的自卑：当我变得健康，我觉得我的吸引力在消退，“我们不再是同类了”。
我们一起旁听过一门社会学系的课，我读了涂尔干的《自杀论》。
《自杀论》里有一个著名的推导，对比新教、天主教与犹太教三种宗教的自杀率。新教教徒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精神更自由，自杀率也比封闭的天主教高出不少，由此可以推出自杀率与受教育程度、思想自由度呈正相关。然而，同样受过高等教育、致力于发展智力的犹太教，自杀率却是这三个宗教群体里最低的。涂尔干得出的解释是，犹太教受到的压迫最多，外界的敌意迫使犹太教强烈地团结一致，群体的整合性强，因此个人拥有较强的对抗自杀的免疫力。
我好像找到了我大二时曾坚定地认为自己不会真正得抑郁症的原因。我和阿树说：“你看，你就是新教徒，我就是犹太教徒。”
“PUA小天才”
阿树的表达方式很有特色，具体来说就是：七拐八弯，语焉不详，从句套着从句，很不受众友好。我们看同一部电影，我在乎这部电影带给我的感受、以及这种感受是如何生成的，他则更在意背后的“现代性”“身份认同”之类的宏大命题。
与此同时，我的语言习惯也遭受阿树的诟病，因为不够准确。“你使用太多文学化表达了。”“你就是喜欢情节。”“每次讲故事你都要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他时常提醒我，“小心用文学化表达糊弄你自己。”
阿树对我说过最刻薄的话是：“你去做心理咨询，咨询师一定不会睡着。”——前情是我们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大多不太专业，阿树的一个好朋友去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听到一半睡着了。他的意思是我太擅长组织叙事，讲述痛苦也未必百分之一百真诚。
生活里的琐事，我讲给他听，连缀成有起承转合的小情节，整个过程中穿插着各种人说过的好笑的话，又时不时发表一番我自己的见解，偶尔使用一些极端词汇进行夸张。阿树可以敏锐地分辨出我使用语言对自己进行了塑造，他会一针见血地说：“你组织过。”
“不可以组织吗？”我反问。
“不是不可以，但这只呈现了一种可能性，选择一种可能性意味着失去了另一种可能性。比如你所讲的，它原本可能只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这种制造生活的赝品的倾向我高中就知道，但我一直对自己很宽容。”
“至少我觉得不应该宽容。我们应该试图趋近真实，即便永远不可能真正抵达。”
实际上，只要我接话，探讨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即便我表达反思，他也会说：“表达反思是逃避做出真正的改变的手段。”我说你这是反思之反思，批判之批判，何况你自己也会这样。接下来，我们就会在细如牛毛的逻辑里不断盘旋。他很聪明，读书也多，能言善辩——一切都符合我喜爱的特质，但这些都成为利刃。最终我甘拜下风。
这种批判也被运用到亲密关系的问题上。我会使用标签和分类法进行解释，好比我会说：“我在亲密关系里有一些恐惧型回避的倾向。”
他会说：“你就是对号入座，对自己进行定义和限制。你觉得你可以分清有用的部分和误导性的部分，但其实分不清的，一定会相互影响。”
我说：“重要的不是这个名词是什么，是我首先有这样的感受，才会去对号入座。重要的是我想表达的感受本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逃开遭受指责的命运。我一次又一次地觉得我的感受被精确地解剖、反思、批判，然后被忽略。
朋友问过我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能区分清病理性因素和非病理性因素吗？换句话说，就是哪些事情需要从对方生病了的角度去体谅对方，哪些事不需要。”
而这恰恰是最艰难的部分。我对自己说：我可以包容由抑郁症引发的一切，但对与抑郁症无关、只与人本身有关的问题，我不必包容。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两者根本无法泾渭分明。
他说：“我真的不是只对你会这样，我对自己也这样。我也不希望你像我一样想问题，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好的。”
他确实不止对我如此。思维习惯与情绪特质息息相关，每当他陷入抑郁，一定是他崎岖的脑回路里发生了核爆炸。于我而言，建构意义有各式各样的手段，而阿树拒绝这种建构。他太想面对完整的真实，渐渐地面对得心力憔悴。
2021年十月份我们去乌镇戏剧节看戏，走在很漂亮的水乡里，放眼望去全是小说素材。我想要吃白水鱼，喝乌酒，在临水人家凭栏坐着看水乡的傍晚，去婚礼民俗博物馆穿凤冠霞披。阿树全程兴致低落，很久以后他对我说：“我觉得你只在乎发生什么样的情节，你根本不在乎身边的人是不是我。”
即便是写这篇文章，消费自己与对方的人生的焦虑也一直挥之不去。我编排了事件的顺序，重组了文章的结构，捋出了清晰的线索，似乎在其中包裹了某种意义。就像他自己说的：“如果换成我来讲，那可能就是一个无聊的故事。”
无辜的病人
这段恋爱自然遭到了我的父母的反对，哪怕是态度相对温和的妈妈，也会说：“如果有一天他自杀了怎么办？”我就说：“人活着，获得了快乐，当然要承担风险。”但其实我也害怕。
阿树的手机里有一个30岁生日的倒计时。早在我们是朋友时，我就知道这个倒计时的存在。实际上，“活到30岁就死”甚至是文艺界的一大审美趣味，更常见的时间节点是29岁，卢凯彤唱过《廿九岁的遗书》，My Little Airport唱过《北欧是我们的死亡终站》，讲“二十九岁去芬兰冻死”，我对此并不陌生。
过去我对他的倒计时表示出充分的理解与共情。我在微博上看到过一些自杀者的遗书，提到“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想要活着，死亡对于一些人来讲是真正的解脱”，其中盼望世人理解之心是那么迫切而真挚。秉持着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观点，我认可没有人有阻止他人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力。
但是恋爱以后，我完全无法像过去一样坦然了。
电影里有一类典型场景，专门拍主角在昔日爱人/旧友灵前跳舞，拍得尴尬的，影评人和观众刻薄地称之为“坟头蹦迪”。阿树早先三番五次讲：“你以后也要去我坟头蹦迪哦。”我听到也会笑着应允。
然而我们在一起后，这个梗被再度提起，我才蓦然惊觉我将自己置身于多么大的一个陷阱之中（他曾对我讲过“陷阱自己举着警告的旗子”）。我渴盼长久稳定的恋情，但我也知道他之所以喜欢我，恰恰是我展现出了对他悲观态度的“理解”。
更可怕的是，我意识到他甚至是有意在一些情境下将一些歌放给我听，以期我能渐渐脱敏。
有一天他写论文，我在看书，他的电脑放着一首歌，前奏像灵歌，我隐约听到了“了断”之类的词，于是凑过去看歌名。歌名叫《那边见》，我看到时眼泪便禁不住地往外涌，完全无法自控。那首歌的歌词写的是：
“有些人太早了断
有些人去得太突然
有些人看到了光线 踏前
更多人看不见”
我变得越来越爱哭，也越来越神经过敏。2021年暑假的一天，凌晨三点我没来由地从梦中惊醒，摸过手机，发现他在五分钟前刚刚给我发了条消息，说想念我。我猛地惊出一身冷汗，觉得对方绝不会无缘无故半夜发消息，老天爷也绝不会让我无缘无故让我半夜醒过来。于是疯狂拨电话过去，却拨不通。我觉得天旋地转。
十五分钟后，电话通了，他听起来像刚刚睡着，朦朦胧胧地说：“我没事，你一定要放心。”
仍是暑假，他推荐我去看一部叫《生日》的电影，并不太有名，讲韩国一个因岁月号沉船事故失去孩子的家庭面对余生的故事。阿树跟我说：“我也想要这样的生日会，以后你要给我操办。”我极其敏感，问他：“办给活人的生日会，还是办给死人的生日会？”结果自然和我猜的一样，所谓的生日会是一个纪念仪式，人们在这样的生日会上，笑里带泪地怀念逝者。阿树痴迷于这种“笑中带泪”，他想要知道别人如何看待他，如何评价他。我悲不自胜，说我不看，也不会给他办。他说：“你不尊重我对最后生日会的热爱。”
渐渐地我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将我甩入这样的场景？每一次我都是被迫的，被迫卷入悲伤的情绪漩涡，被迫想象可怖的后果。而他只是无辜地痛苦着，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心声
众所周知，冬天是抑郁症发作最严重的季节。这里的阴天会剥夺所有的快乐，面对着灰黄灰黄的天色，世界末日的窒息感席卷而来，零度以下的天气阻断了所有出门的欲望，关在屋内感受不到所做的事有任何意义。
阿树和我说，从2018年确诊以后，每一年冬天他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2018年冬天他仍心怀希望，觉得自己只要遵医嘱就可以好起来。尝试了很多方式，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然后逐渐发现力所不能，希望一点点破灭。
2019年最平稳，但仍然感到无力，是他所说的“看上去趋势是变好的，实际上仍是下沉的，失去了很多做事的能力和动力”的一年。
2020年冬天是他与我认识的时刻，他刻意想让自己往反方向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努力“让自己变差，让自己不要抱有希望，去挣脱一些束缚”。我与他认识不久，他擅自停药。
到了2021年，他说他的状态是“消极地面对”。还是在面对各种事，努力不要太逃避，但基调通通都消极。
他对待父母，从来都是维持着基本的礼貌，但从不敞开心扉，他从未告诉父母他曾尝试自杀。我们共同的朋友说他，“说话好像从来没有语气”。
在一起半年后，我觉得他身上长出冰冷的罩子，我只能隔着一个玻璃罩子观看他的痛苦。我常常一觉醒来，看到他凌晨三四点在豆瓣上标注了一部电影，或是发了一条充满消极暗示的微博。每到这个时刻，无法彻底地参与进对方的生活的无力感就蔓延开来。
我常说他冷漠，心里有坚冰。他也会问我：“我这个人是不是其实内里冷冰冰的？非要从冷冰冰里取出点温度来热情。假装热情。”
有一天我们在夜里聊天，他说：“我不想把你卷入到我的世界里来。这是一个悖论：假如你不能感同身受，相当于你还是无法真正介入，你还是只能袖手旁观。但假如你真的能感同身受，这对你来说是太糟糕的一件事了。”他又说：“我不能随便把负能量传送给别人，就算别人最初说可以接受，最后都会发现是不可以的。人和人在一起只是为了快乐。”
我试图反驳：“人和人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快乐。至少对我来说不是。”
他问：“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说：“我需要缔结一种真正深刻的亲密关系，不浮于表面。比起每时每刻都快乐，我更在意共同经历的一切让两个人无法想象分开。如果不让我介入你的痛苦，那我们的快乐都是浮于表面。”
他说：“但是共同的经历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我的记忆会等量地衰退，只有当时当刻能感受到的快乐才是真实的。”
我反观他对待前女友的态度。那个女孩使用一种远比我更加细致严谨科学的方式照料他，读了不少抑郁症与亲密关系的相关书籍，时时刻刻提供着积极的情绪价值。他一面心存感激，另一面他又觉得，对方对待他的方式过于程式化。
资料里讲，抑郁症的发作与大脑缺少了几种神经递质有关，它们是多巴胺、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因此，新鲜的多巴胺对于有些抑郁症患者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它能帮助他们暂时摆脱抑郁的低落。
他的爱好像孙悟空拔下一根毫毛，一时变出了十分盛大的幻象，我恐惧有一天魔术结束，我手里握着的最终仍是一根毫毛。
我不愿意再点赞他每一条消极的朋友圈——而我们共同的朋友可以轻而易举地为那些消极的朋友圈按下赞。点赞或许暗示着情绪的共鸣，或许代表着安慰与关怀。但我意识到，当我们成为恋人后，所谓的“共鸣”消失了，安慰与关怀也变得微不足道。更大的恐惧与失落替代了共鸣。我不再确定我是否能给出对方真正需要的东西。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是真的不能理解他的感受。他看到的世界，他每天经历的情绪的起伏，他感受到的一切。我以为共情是我引以为傲的品质，可是共情能力通通都失效。人真的只能共情自己经历过的情感。要是我可以理解就好了。
好像是老天听到了我的心声，从某一天开始，我感受到巨大的疲惫感，我说不出话，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脑子好像被浆糊堵住，时常无缘无故掉眼泪，站在秤上体重一个劲地往下掉。接下来，我的脑子里开始浮现出我从阳台上坠落的画面，即便我清晰地知道我不想死。从前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惜命的人，原来真的不受控制。
我请假回家，去医院。坐在候诊室里，我想起短短的五个月前，我和阿树坐在六院的候诊大厅，我们拿着电脑，分两个无线耳机，看《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二季。他看起来若无其事，只是显得疲惫。我忽然想到，那一刻他心里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我以为我完全了解，我们每天24小时呆在一起，没有什么是我感受不到的。但我忽然意识到，一定与我想象中不同。
做了大量的测评量表、脑电图与心电图，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医生给出诊断，中度抑郁状态加中度焦虑状态。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讲的都是“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状态”。抑郁情绪持续两周以上就是抑郁状态。既然是状态，就可轻可重，或许持续一段时间就结束，或许反反复复，永远无法好转。
最后女医生对我说：“你需要慢慢去学会去感受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及时行乐，carpe diem，我心里想，这是抑郁症界的又一句接头暗号吗。
医生开的药是帕罗西汀和奥沙西泮。决定吃药前我终于感到巨大的惶恐，在知乎上反复搜查药物的副作用，头一个礼拜的感受，以及是否会给人带来长期不可逆的影响。过去我始终坚定地觉得生病必须要吃药，但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作“对主体性的怀疑”。
吃药的第一天，我觉得药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去他的主体性，我感到久违的平静。但是很快，药物的副作用开始出现。我觉得头晕，无力，即便躺着也像漂浮着，情绪像是被关进了一个小黑屋，但我能感受到它还在，它并没有消失。它像一头困兽，被暂时地囚禁，但仍伺机而动。
状态最差的两个礼拜，药物的副作用让我无法舒适地思索，也无力流出眼泪。我感觉到体内有无穷无尽的需要，像一种摧毁性的力量，我无法做别的事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回想起阿树过去那些需要我保持清醒不能睡着的时刻。那些时候我曾无法理解。
我的妈妈以身作则地示范了陪护者应该做什么。我想要回家就让我回家，我想要吃药就让我吃药，我不想吃药就让我不吃药。她试图让我早睡早起、自己做饭、每日散步，建立起生活的规律。但在我失败的日子，她也从不苛责我。有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醒来，听见她在客厅里，放抑郁症的科普纪录片。我对自己有无尽的苛责：我有这么懂得爱的妈妈，为什么我自己做不到呢？
那段时间我开始看一些和抑郁症相关的影像，有个短短的纪录片叫《近乎正常》，还有日影《丈夫得了抑郁症》。那是一部非常日式清新温情治愈向兼带一些科普性质的电影，丈夫患上抑郁症，妻子以离婚逼丈夫辞职，然后两人就过上了在家疗养的生活。丈夫低落，嗜睡，食欲下降，身体疼痛，心灵脆弱，时常有轻生的念头。妻子陪伴丈夫做各种日常的事：买菜、做饭、散步、躺在地上滚来滚去，两人渐渐在日常中获得疗愈。
观影过程非常愉悦，看完之后颇让人增添几分对生活的勇气。但评论纷纷说，影片里呈现的生活，不过是关于抑郁症过于轻巧的想象，一种所谓的“抑郁症成功学”。
后来又看了拉斯·冯·提尔的《忧郁症》，一度成为我心里的年度最佳影片。那是一部充斥着精神崩溃、末日景象的灾难片，影片的上下半场完成了对抑郁症具像化与抽象化的两次概述。下半场中末日到来，忧郁星撞击地球，巨大星体带来压迫感，人们等待死亡降临的恐惧，呼吸急促的生理表征，都构成关于抑郁症患者的绝望和痛苦最直观的表达。
我逐渐稳定，停止吃药，重新可以开始做事，尝试去做心理咨询。一个月以后，我觉得自己渐渐脱离医学上定义的抑郁状态。抑郁症的世界，就像上天掀起它的帷幕让我窥得了一个很小的角落，然后又将帘子放了下来。
瓦解
回家的时候，我去找我高中时代的同桌兼室友Lola吃饭。她的前任男友在与她恋爱期间确诊了抑郁症，2020年年初，她与对方分手，给我打漫长的电话。现在轮到我去找她求助。
这位前男友是她交往过的所有对象中最喜欢的一位，日常相处也一直舒适。2019年两个人都在美国读书，相隔两座城市的距离，每两三周开车见上一面。在发病以前，一切顺遂。
2019年下半年，她男友的科研压力日趋增大，情绪状态也日渐变差，最终去医院确诊。年底时男生开始吃药，情绪渐趋平稳，Lola觉得是好事，但很快她发现事情并不如她预期。吃药让对方失去了许多情感反应，“他还是会告诉我他很依赖我，但是我不再能感觉到他喜欢我了。”Lola说。
有许多与我的遭遇相合的细节。比如，他们在线下见面，仍能相处得非常开心，但一旦回到线上，交流就变得毫无质量可言。又比如，Lola觉得击溃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的男友告诉她，他觉得他们不会有未来，以后未必在一起。Lola说，到最后，我对他的感情也变成了，只是希望他好起来，其他的全都不重要。
2020年春天，纽约的疫情日渐加重，每天新增一万多病例，Lola开始出现非常严重的焦虑症状，夜里常常喘不过气。四月份，她回到国内。生活的变动让她觉得自己彻底熬过了最痛苦的那段时期，最终她和对方提出分手。
“你知道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吗？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只要是我想要的，通过努力，多多少少都可以争取到。但那之后我才明白，人生有一些事就是由不得你控制的，真的就是很无常的，所以要接受生命里的无力感。”Lola告诉我。
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泡在知乎上，研究其他人怎么应对相似的境况。搜索结果是令人绝望的。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成功的例子，千篇一律的分手结局。网上的帖子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一说抑郁症患者会刻意推开爱人，而爱人需要做的是绝不被推开；二说抑郁症患者冷酷，一切仅为自己而活，从不真正考虑伴侣的感受。
所以故事的结局也无外乎两种情况：患者本人现身说法，控诉另一半是怎么遗弃了自己，使自己的病情加重；或是伴侣发帖，讲自己怎么意志坚定地要陪伴着另一半，又是怎么被对方一次次推开，一次次伤透心扉。
最打击人的是一类记录帖，答主现身说法：“我的男/女友是抑郁症患者，我正在使用何种方式与他/她相处，在这里记录一下，希望自己坚持下去。”回复区满是网友的鼓励，还有寻求共鸣者，“我也是这个情况，怎么办啊”。隔了一段时间答主出现更新：“谢谢大家，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日趋接受我们有一天会分开的事实，阿树同样告诉我，他无法讲“永远”。
“我觉得我们最终会在一起。”他在“最终”上加重音，这是他说过的最接近承诺的表达，“比起说‘永远’，我觉得说‘最终’会更笃定一些，但最终也意味着会有崎岖。”“或许会有分分合合，或许分开后无法再合，但我还是希望我们最终能在一起。”
最后的时光里仍然夹杂着一些好的片段，像珍珠项链摔碎了，散落下来的细小的珍珠。2021年十二月，我们坐在喜茶的店里，各玩各的手机。他无声地把手机递给我，给我展示他仍然保存着的《Let it go》的微信浮窗。
那是去年寒假的时候，微信刚刚更新版本，我在网上学到一些放迪士尼烟花的浪漫小烂招，兴冲冲地去找他试验。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将聊天背景换成一张迪士尼的城堡图，打开迪士尼烟花常用BGM《Let it go》，然后不断发送烟花表情，烟花就会在屏幕上依次绽开，好像人在迪士尼身临其境。
时隔将近一年，他一直保留着那个浮窗没有关掉。
在一些时刻我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爱。但我也知道，爱并非恒定不变的，爱也并非可以击败一切的。
这几乎是我经历的最温情的分手。我们聊了一整夜，复盘到每一个对对方心生怨怼的节点，甚至商量了戒指、头像、给彼此的备注等一切善后细节，约定短时间内不谈新的恋爱，以示对这段感情的尊重。甚至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收尾，说，如果有一天可以一切清零，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或许我们还会重新在一起。
分开后我们仍然在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我们一起去资料馆看了电影，然后在旁边的枫蓝国际吃了饭，逛了书店，买了书，买了三元梅园的奶酪，又分别在喜茶和满记甜品坐了一阵。出来时夜幕低垂，我们心血来潮，查了查腾讯地图，一共五公里路，我们决定一路走回学校。
那几乎是整个冬天以来最轻松的一天，我问：“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时刻是什么吗？”“你有很多非常生动的表情，皱眉，嘟嘴，河豚脸，还有五月我们住在朝阳，在空调房间里打跑跑卡丁车，跑赢了的时候，你会学着那个卡通角色的样子喝彩。”
“但那只是我很小的一个切面吧。”他说，“气得要死，我苦心建设的智识性的一面根本不受重视。”我说：“是的，而且还经常引发争端。”
沿路一起走十里长街，我仍旧提议放歌。我跟他说：“你来点歌吧。”他叫我放《热带雨林》。我没有听过，问他这首歌讲的是什么。他说：“讲亲密关系就像亚马逊的丛林，每分钟都在消失。但也留了一线生机，因为亚马逊的丛林，永远不会耗竭。”
北京飘了三日雪，一路上都是被扫成一堆一堆的积雪，洁白里混着污泥。我选的最应景的歌是王菲的《邮差》：“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怕日出一到，彼此瓦解。”我想，我们不会再彼此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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