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我是科学家iScientist（ID：IamaScientist），作者：竹子、语文，编辑：靳小明、咻咻，原文标题：《状似埃博拉的出血热病毒，是怎么感染一个人就被按住的？》，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1年8月1日，西非几内亚盖凯杜省南部的一座小村庄诊所接待了一位病人。他有发烧、头痛、疲劳、腹痛和牙龈出血的症状，疟疾检测阴性。尽管得到了支持性护理，却依然在次日死于出血热。
症状似乎有点眼熟？没错，说到非洲的出血热，许多人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词无疑都是“埃博拉”。然而这次患者的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检验结果是阴性，进一步结果则显示：这是几内亚出现的第一例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病例。
马尔堡病毒，旧称马尔堡出血热，是目前已知最危险的病毒之一。此前这种病毒曾在欧非其他国家爆发，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e，CFR，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被诊断出患有该病的所有个体中死于特定疾病的人数的比例）平均50%，2005年在安哥拉大规模爆发时甚至高达90%。相比之下，世界各国新冠肺炎的CFR大多在10%以下，中国可达0.7%[1]。
该例马尔堡病毒患者出现时，几内亚的埃博拉疫情结束尚不足两个月。又一种高死亡率流行病的出现，不仅让几内亚与临近国家警铃大作，也使全球卫生工作者因新冠而紧张的神经再次被触动。然而八月的这起病例却并未引起公众太大关注，甚至鲜有人听说。
为什么在新冠大背景下，这种新高危传染病出现得如此悄无声息？这究竟反映出非洲防疫的成功还是欠妥，受关注还是被忽视？
让我们先从马尔堡病毒本身说起。
什么是马尔堡病毒？
马尔堡病毒的命名来自其首次被发现的地方——德国马尔堡。1967年德国多地同时爆发了出血热病例，检测追踪发现感染源来自德国马尔堡的一个实验室：他们为研发小儿麻痹疫苗，从非洲乌干达进口了感染病毒的绿猴。但不到位的防护措施导致实验员及其密接者感染了病毒，使得这次流行最终造成31人感染、7人死亡。
将马尔堡病毒带到德国的非洲绿猴Cercopithecus aethiops | Flikr， Celso FLORES / CC BY-SA， 2.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这种病毒感染的症状及传播方式都与埃博拉病毒十分相似，在人与人之间经体液，包括血液、唾液、呕吐物等途径传播，潜伏期从2至21天不等。它起病急，症状从严重的高烧、头痛、腹泻、腹痛、呕吐等，到多部位的严重出血、精神错乱乃至休克、死亡都有可能出现。从发病到死亡的周期大多在8-9天，且对患者的摧残非常严重，外表甚至用“魔鬼样”来描述[2]。
事实上，两种病毒都属于单链RNA丝状病毒家族（filovirus），蛋白结构类似，出现时间相差不过九年，均为人畜共患病，可导致人与猴子、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感染后出现严重的出血热症状。只是他们在病患体内引发的免疫机制不同，其中埃博拉病毒的毒性相对稍强一些。
马尔堡病毒(右)与埃博拉病毒(左)同为丝状病毒，卷得各有千秋 | 参考文献[3]
2021年9月，来自EpiAFRIC和阿斯彭研究所的Ifeanyi Nsofor研究员在接受《柳叶刀微生物》（The Lancet Microbe）采访时表示了担忧：“几内亚8月初的这起马尔堡病毒病例与2021 年和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在同一地区发现，说明这里人与野生动物过于密切的互动产生了影响，使得一些类似出血热的人畜共患病从动物传播到人群。”[4]
非洲埃博拉和马尔堡疫情以及可能宿主(非洲果蝠)的地理分布(1967-2014) |参考文献[5]
非洲抗击流行病的双重困境
当病毒从宿主动物转移到人类身上，人群间的传播就开始了。几十年间最严重的则是2004～2005年在安格拉的疫情，近一年时间造成了超过三百人感染身亡，而造成非洲地区流行病高死亡率与高散播程度的棘手原因，远比病毒本身更复杂。
1.医护的艰难处境
面对极其危险的病毒，医护人员在极端的高温下也必须着全身防护服，仅穿脱就一个多小时。更煎熬的是他们都很清楚，这种疾病几乎无药可医[6]。而根据莫·易卜拉欣基金会（Mo Ibrahim Foundation， MIF）近期的一份会议报告[7]， 非洲平均每10万人只拥有135.2张病床和35.4名医生，而对于低收入国家，这个数字可低至“67.4张”和“9.6名”。
此外，至少17个非洲国家的医院里，一千人都分不到1张床位。而ICU床位更为紧张，平均每10万人拥有3.1张ICU床位，低收入国家仅拥有0.53张。在41个非洲国家的公立医院里，只有不到2000台可用的呼吸机需要为数亿非洲人服务，甚至有10个国家连1台呼吸机都没有。
2.医疗系统的信任困局
由于基础卫生教育有限，大多数非洲普通民众不相信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是病因，转而认为医院才是传染源——毕竟送进去的病人大都没有再出来。在恐惧的支配下，人们对医疗体系失去了信心，开始在家藏匿病人，不愿接受治疗，这又进一步增加了病毒传播风险。此外，他们开始把医护人员当作致病的罪魁祸首，因而出现过攻击医护人员及救护车队，甚至杀害工作人员的过激行为[8]。
医护人员全副武装搬运被马尔堡病毒感染的患者尸体。而身着防护设备的医护，在非洲民众的眼里更像是死神降临 | 参考文献[9]
医疗资源匮乏与医疗系统信任缺失的双重困境下，消极抗疫的问题在非洲持续存在。这不仅体现在抗击马尔堡疫情的过程中，也同样深刻影响了抗击其他流行病的过程。
以新冠疫情为例，如果简单关注纸面数据，非洲似乎远不如欧美等地区严重——坦桑尼亚截至2021年底累计确诊人数大概在三万左右，死亡人数在七百人左右，远低于人口总数相近的意大利和法国。然而实际上坦桑尼亚的新冠疫情“治愈率”也几近于零，并且由于检测能力的欠缺，必然还存在大批没有纳入统计的“隐藏”病例。据世卫组织估计，非洲每7 例新冠肺炎病例中就有6 例未被发现。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地图(每10万人中的病例数) | 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
全球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地图(每100人中的接种数) | 来源：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
国际合作在非洲的辛与甜
1.有帮助，但并不万能
从历史上看，援助非洲的努力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孤立活动，不仅决策来自远离非洲大陆的机构，国际组织或合作国家对非洲的援助也通常集中在短期危机管理上，非洲自己的机构和专家很难自主建立可持续的防控系统——换言之，授之以“鱼”要远多于授之以“渔”。如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直到西非报告了近 2000 例病例和近 1000 人死亡，才被正式列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而在国际组织介入之前，非洲国家自己应对流行传染病的能力显然是薄弱的。
与此同时，非洲的可用资源本身却很不足。在新冠初期有70多个国家对包括核酸检测原材料在内的医疗材料出口实施了限制，非洲医疗用品的短缺情况直到 2020 年 6 月非洲医疗用品平台成立后才有所缓解。这件事既清晰地揭示了多边合作和国际援助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其脆弱性。
此外，非洲的公共卫生系统对外界援助或许也存在过度依赖的现象，导致一旦遇到全球性的严重问题，就很容易被忽视。九十年代中期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和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等项目建立之前，已有超过1000万非洲人因无法获得现成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而死亡。
2.有困难，但仍在努力
面对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上的双重困难，非洲的国家也并未完全放弃。继2014～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后，2017年非洲联盟成立的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Africa CDC）在新冠疫情期间起到了重要作用。
2020 年 2 月非洲出现首例新冠病例的同时，非洲CDC就成立了非洲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AFTCOR）与各国公共卫生机构实现协作，四个月后建立非洲医疗用品平台（AMSP），11月成立的非洲疫苗采购工作组（AVATT）迄今已使非洲大陆获得了4亿剂疫苗[10]。到目前为止，尼日利亚的非洲传染病基因组学卓越中心（ACEGID）已经对来自大约 30 个非洲国家的样本进行了测序，还对来自其他国家的 1300 多名遗传学家、公共卫生工作者和官员进行了培训。
研究人员在尼日利亚埃德的ACEGID接受诊断学培训 | acegid.org
世卫组织及国际力量都帮助非洲国家制定了对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非常完整的应对策略。考虑到疾病人畜共患的特征，他们从疫情开始之前就持续监测野生动物状态，疫情完全结束之后也进行了复盘总结[11]，这些帮助也确实提升了西非国家感染性疾病监测能力。
这类非洲国家间、以及非洲与其他国际力量间的协作，使许多非洲国家能够充分利用可用资源，也同样成为了非洲大陆一定程度上缓解新冠大流行的部分原因[12]。
世卫组织制定的埃博拉与马尔堡病毒病应对策略：预防-警报-控制-评估
此次马尔堡疫情的优秀答卷
马尔堡病毒的出现通常伴随极高的死亡率，然而面对多突变、难预防的传染形势，加上新冠病毒的影响，此次疫情却成功地被控制住了：从2021年8月3日马尔堡病毒在几内亚的病毒性出血热实验室被检出，到2021 年 9 月 16 日疫情宣布结束，44天时间里总共只报告了一个确诊病例[13]。
在首位出血热病人死亡几小时内，一队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医疗小组就赶到事发现场，采集病人口腔拭子样本送往实验室快速检测，并由数个研究机构确认。与此同时173名接触者也被迅速找出并检测跟踪，直至世卫组织建议宣布疫情结束。
1.迅速反应、国际合作，还有运气加持
这次几内亚的疫情如此迅速地解决，其实离不开这片土地在与不同传染病长期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接连暴发的埃博拉病毒、新冠和拉萨热等疫情，使得几内亚对于流行病的应对活动成为一种常态，也习惯于广泛检测各种传染病病原体，拥有隔离设施和控制传染病的专业知识，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早期疫情的发现和应对[14]。
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非洲自身的公共卫生能力还是对非洲国际援助的方法和投入，都取得了很大进步，2021年几内亚马尔堡病毒的迅速处置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多边合作的成果。几内亚卫生部积极参与了与世卫组织（WHO）、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国际医疗行动联盟（ALIMA）等机构的合作，共同采取措施追踪接触者并搜索病例[15]，最终得到了这次值得高兴的防控成果。
但不可否认，此次顺利防控也有“幸运”的成分在。假如恰好有密切接触者不幸被感染而未被发现，这次疫情会不会真的造成暴发，为脆弱的几内亚医疗系统再添一份重担？会不会又像当年的埃博拉疫情一样，直到大批悲剧发生，才引起其他大陆的注意？尽管非洲的公共卫生系统相比以往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这种情况依然完全有可能出现，而时至今日，马尔堡出血热的有效药物和疫苗仍在研发阶段，大多数医院不得不以支持疗法为主[16]。
受制于经济条件受限、医疗资源匮乏、科学思想落后、教育水平不足，乃至政治上封闭等种种原因，许多非洲国家在抗击流行病方面经常遭遇特殊困局。各类传染疾病与洪水等周期性自然灾害侵袭，再加上社会政治的动荡，使得医疗保健系统十分脆弱。很难想象下一次流行病袭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可能这么幸运吗？
非洲大陆医疗的未来
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那样，此次马尔堡病毒疫情并没有被太多远离西非土地的人们关注到，那么我们为什么又需要看到这次在公众视野中几乎“隐形”的疫情呢？
说到底，在社会高速发展，人口流动愈发频繁的当下，非洲人民的命运是无法轻易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命运——包括我们自身的命运——分割开来的。国际援助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帮助相隔遥远的人们解决他们眼前的问题，而是在一种层面以适当的方式“授人以渔”，也在另一层面用合适的途径防患未然，最终达到互利共赢、两全其美的效果。在未来，非洲亟待建立自己完善的医疗系统，我们也与此同时持续关注全世界落后地区的医疗健康状况。
毕竟无数辛苦努力的建设才换来了这一次防控马尔堡病毒的“好运气”，这无疑是提醒我们，在期待全人类互利共赢、消除疾病的道路上，我们对待任何疾病都无法掉以轻心。
参考文献
[1] Alimohamadi， Y.; Tola， H. H.; Abbasi-Ghahramanloo， A.; Janani， M.; Sepandi， M.， Case fatality rate of COVID-19: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hygiene 2021， 62， (2)， E311-E320.
[2] (WHO 2021.8.7)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arburg-virus-disease
[3] Vaccines Against Ebola and Marburg Viruses Show Promise in Primate Studies. JAMA 2005， 294， (2)， 163-164.
[4] Bagcchi， S.， Haemorrhagic fevers in Africa. The Lancet Microbe 2021， 2， (10)， e496.
[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bola and Marburg virus disease epidemics: preparedness， alert， control， and evaluation. I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2014.
[6] Eisenstein Z. Fears grow over Angola Marburg outbreak. Reuters. Swissinfo. Available from http://www.swissinfo.org/sen/swissinfo.html?siteSect=143&sid=5662180&cKey=1112803529000; Internet; accessed May 6， 2005.
[7] https://mo.ibrahim.foundation/sites/default/files/2021-06/2021-forum-report.pdf
[8] Ligon， B. L.， Outbreak of Marburg Hemorrhagic Fever in Angola: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Disease and its Biological Aspects. Seminars in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s 2005， 16， (3)， 219-224.
[9] Ligon， B. L.， Outbreak of Marburg Hemorrhagic Fever in Angola: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Disease and its Biological Aspects. Seminars in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s 2005， 16， (3)， 219-224.
[1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3821-8
[1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bola and Marburg virus disease epidemics: preparedness， alert， control， and evaluation. I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2014.
[1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3821-8
[13]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outbreak-news/item/marburg-virus-disease---guinea
[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51403865
[15]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outbreak-news/item/marburg-virus-disease---guinea
[16] Cross， R. W.; Bornholdt， Z. A. et. al.， Combination therapy protects macaques against advanced Marburg virus disease.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1， 12， (1)，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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