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作者：张洪（登山者），策划：通通，剪辑：大凯
大家好，我是张洪，双目失明25年了。
刚才各位看见我走过来还算正常，这是我事先来回走过好多遍的结果，这也是经过彩排的。我感觉上讲台的紧张一点不亚于爬珠峰。
我们先看两张图片，这是所有人登顶珠峰前必经的一个路段。
远看就像一片刀刃，几乎是垂直的，两边是深达上千米的悬崖，只能一个人经过，很多地方只能放下半个脚掌。从人类首次登顶珠峰至今，差不多70年间，有近200位登山者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里。
去年5月24日，双目失明的我，在不可能有彩排的情况下经过这个路段，站上了世界之巅，成为亚洲第一位、全球第二位，从南坡登顶珠峰的盲人。
下面，我就和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我出生在重庆一个远近闻名的特殊家庭，爸爸和叔叔都是双目失明的盲人。我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用一根竹竿牵着他们翻过大山，到十公里以外的镇上乞讨。
有一次回家，我们不小心摔进了路边的水田里。我爸爸脾气很火爆，就开始骂我，不断地呵斥我，引来了很多围观的村民，他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当时我心里面充满了怨恨，为什么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为什么我不能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得到爸爸妈妈的呵护？
后来，我在抱怨、叛逆中读完初中，考上了高中，但没有条件上。我就遵循叔叔的意见，去了省城，和他一样学按摩。我来到城市，见到了从没见过的高楼大厦、华丽的橱窗，还有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正当我对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幻想，踌躇满志的时候，命运再次给了我一记重锤。21岁时，由于青光眼，我的双目在短短三个月内完全失明。我再一次跌进了天崩地陷般的深渊，无限绝望，好多次都想结束生命。
可能是上天不愿意抛弃我，派了一位天使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是她阻止了我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后来她嫁给了我。为了生活，我们四处打拼、创业。十年前，我有幸被西藏大学附属阜康医院聘为临床理疗科医生。
来自纪录片《让世界看见我》，出品：北京欣欣向阳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在拉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登山家洛则老师。洛则老师成功登顶了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他很有耐心地跟我分享他们的攀登经历，如何躲避冰崩和雪崩，爬上垂直的冰壁，从被大雪掩埋的帐篷里逃生。当然，也有他的队友在他身边被落石击中头部而遇难。
我听了后又刺激又兴奋，之前从来不运动、对雪山没有任何概念的我突然问，老师，有没有盲人登珠峰的？他说，有，美国人埃里克是全球唯一登顶珠峰的盲人。
埃里克·魏亨迈尔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那我又问，中国有没有盲人尝试？他说没有。
那我可不可以尝试一下？我纯粹是开玩笑问了一句。他居然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并提议什么时候带我去拉萨周边的山上走走。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埃里克从小就是运动健将，摔跤、攀岩都是好手，回想起来我真的是胆大，不知天高地厚。
两周以后，老师真带我去了拉萨旁边的一座小山，因为海拔高，路上全是砂石。我只穿了一双普通运动鞋，拿了一根盲杖，就拽着他的胳膊兴致勃勃向上爬，每走两步就要摔倒。老师却对我说，你的平衡力、协调力还不错，虽然容易摔倒，但是每一次都能快速起身，而且自保意识也很强。
回家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脚上、手上全是伤痕，但是内心却感到从未有过的释放和轻松，并有了想再一次去爬山的冲动。后来，在老师的鼓励下，我爬上了5800米的雪古拉峰。
从雪古拉峰回来后，我开始思考，难道我真有可能去珠穆朗玛峰吗？同时又想到了一直陪伴我的爱人和马上快要满十岁的儿子，我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作为一个盲人的家属，特别是孩子，他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在家里是街坊邻居讨论的焦点，在学校一定是同学取笑的对象，甚至难免受到亲戚的白眼。我能够做点啥让他觉得爸爸虽然看不见，但是还是很厉害的，甚至有可能成为他的榜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朝思暮想用什么可以证明自己。难道登山真的可以吗？就像在漆黑的夜晚里，一束光芒向我射了过来，我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
于是，我开始对爱人和身边的同事、朋友说，我要登珠峰，我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登顶珠峰的盲人。各位，你们猜会怎么样？所有人听完以后都哈哈大笑，他们想，这哥们儿不但瞎了，也快要疯了。
但是，反对声更激起了我心中的攀登意愿。2016年7月，我参加了登山家泽龙登顶珠峰后的分享会，他说，自己在下山途中出现雪盲，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当时我就想，看不到真的可以上山吗？那我不是也可以吗？
结束以后，我主动去认识泽龙，并告诉他，我也想登珠穆朗玛峰。他以为这个哥们儿只是心血来潮，便随便应付，假装鼓励两句。后来，我三番五次邀约他，也开始自己爬楼锻炼。他看到了我的决心，就告诉我，10月份他们要组织攀登海拔6010米的洛堆峰活动，问我要不要去。
按惯例，盲人是不能参加高风险活动的。泽龙顶住了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决定带我去尝试一下。后来我对他说，你当时胆真大，敢带一个瞎子上雪山。其实我胆也不小，敢把命交给他，就这样两个疯子碰在一起了。
出发前，我们在西藏登山学校集中报到，他扛了一大包的登山装备，什么安全帽、安全带、高山靴、冰爪，上升器、下降器，还有各种环境穿的衣服摆了一地，准备教我使用。
我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些玩意儿，他也是第一次接触盲人，两三遍以后，我就能按顺序重新示范一遍。泽龙看完很惊讶，他说，你很厉害啊，之前我教过不少人，有的人连安全带都穿不好，你这么快就都能记住，关键你啥也看不见。
我跟他开玩笑说，我可是要去登珠穆朗玛峰的，那种自信瞬间就起来了。甚至我说，我们这次能不能定个目标，我要前三名登顶。
来到大本营后，我人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雪山，也是第一次住帐篷。
想到要去做一个又陌生但又有点伟大的壮举，我心里面除了激动，更多的是怀疑和恐惧。我们在乱石堆上，泽龙告诉我，跨步一定要小，落脚要轻，前脚踩实以后才能移动重心。我拽住他的胳膊，重心不稳，随时可能滑倒。走了一会，我们两个人的体能消耗都非常大。
图片来自泽龙
冲顶当天的凌晨，我听见前方传来密密麻麻的登山杖敲击石头的声音，我知道，我们离队伍有一段距离了。我心里有些着急，可是穿着笨重高山靴的脚怎么也迈不快。我感觉到泽龙比我更着急。
经过几次调整，我们改为用登山杖，他握住一头，左右上下摆动来告诉我向左向右或者上坡下坡。
这样子我们之间有了距离，不会相互踩脚，轻松多了，速度也快了起来，我们居然一个个超越了前面的队友，来到了队伍的前面。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乱石堆行走，泽龙告诉我，我们要上雪线了。我听见他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声音，我也迫不及待地迈出右脚踩在软软的雪地上，大雪一下子就覆盖了我整个脚踝。
我感觉高山靴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声音，很像我小时候在农村里面踩在干草丛的声音。每一次跨脚，脚都要从雪里拔出来，需要费很大的体力，让我有一点脚踏实地的感觉。
天空一直在飘雪，温度也很低，可我的后背还在冒汗，一点不冷。也许是我还沉浸在第一次到雪山的新鲜感之中，很好玩，很美妙。就这样，泽龙带我登顶了人生第一座海拔6000米的雪山。
登顶洛堆峰的证书
之后的两年，我又陆续登顶了几座海拔7000米的雪山，每一次攀登都遭遇了各种不同的风险，比如说高寒缺氧、严重高反、狂风暴雪，强紫外线晒得人面目全非。虽然承受了不同的痛苦和压力，我也对雪山有了更多的认识。
这里我想提一下2017年12月，泽龙带我反季节自主攀登海拔7050米的卓木拉日康雪山的经历。所谓反季节就是非登山季，一般不会有人在12月份去攀登雪山的，因为气候恶劣，平均气温都在-30度以下。自主攀登是没有向导的，所有的物资装备都得靠我们自己来背。泽龙说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模拟一下珠峰的真实环境。
第一天还算顺利，我们用三个半小时就走完了原计划需要五个小时的乱石堆。两天以后，我们站上了卓木拉日康的峰顶，我创造了历史，成为国内爬得最高的盲人。
我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山下，时间很紧，需要快速下撤，可我怎么也快不起来。于是泽龙就让我坐在滑雪板上，他在后面用绳子拽住来控制方向和速度，这样确实快了不少。
我们正在庆幸额外带了滑雪板。突然，泽龙紧紧拽住绳子，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我的脚碰到了一块硬硬的边缘。因为从上面下来全是软软的雪地，这明显感觉不一样，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时，泽龙让我右脚踩住雪地，慢慢向右转身。他几步上前把我扶起来，让我向前跨了几步。等我站稳以后，他才长舒了一口气说，刚才他脸都吓白了，全身冒冷汗。
因为一直下雪，白茫茫一片，能见度很差，我们走错了方向。刚才，我已经滑到一个冰裂缝的边上了，我的左脚已经悬空了，如果再向前半步，毫无保护的我，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与死神的一次亲密接触。
在这之后，我们又遇到几次危险，天黑再次迷路，远处出现了狼群，直到深夜我们才回到了停在山下面的车里。
不同于第一次爬雪山的喜悦，这次攀登过程中，我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我开始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别人登山可以欣赏无与伦比的美景，也可以拍出很棒很酷的照片，那我的收获是什么呢？难道就是来承受痛苦和折磨的吗？每天朝九晚五、按部就班地生活不好吗？
想到这里我就想快速下山回到城市。可这个时候心里边另外一个声音好像在提示着我，你之前的承诺是什么，不能放弃。
卓木拉日康的攀登让我的体能状态、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我对珠峰的攀登信心也更足了。后来由于泽龙有其他的工作和事业安排，我的向导换成了强子老师，他是一位资深的高山向导。
张洪与强子的合影
2019年，强子带我登顶了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从那以后，我就经常打电话跟强子讨论攀登珠峰的可能性，可能次数多了，他发现我不是在想象，而是很认真。
他也认真并严肃地对我说，我一点不怀疑你的意志和能力，但珠峰真的不是其他山峰所能比的。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爬上六千米、七千米的雪山，就可以去爬珠穆朗玛峰了，它们之间绝对不止是海拔数据的差异而已。
你都不会攀冰，要怎样通过飘忽不定的随时可能崩塌的昆布冰川，怎样爬上垂直的冰壁，还有纵横交错的冰裂缝。这些对常人来说都很困难，你怎么过得去？你怎样面对长达数百米的洛子壁，又怎样躲避掉下来的石头和冰块？还有每一年都有人遇难的希拉里台阶，你怎么上？总之，困难、障碍说了一大堆。
最后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既然美国人埃里克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去尝试一下？
除了这些障碍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困扰着我，那就是攀登珠峰所需的巨额费用。
因为我看不见，需要更多的后勤和向导，费用是常人的好几倍。比如一般人需要5万美金，那么我可能就需要15~20万美金。按我当时的收入，可能要十几年不吃不喝才有可能攒够。找人赞助，没人相信，都说你是天方夜谭。
有一次我在亲戚家说，我要去登珠峰了。他看了我一眼嘲讽地说，张洪，你不要白日做梦了，你一个瞎子，你认为真有人支持你吗？无非是同情你、可怜你，不愿意伤害你而已，你还是老老实实做你的按摩养活自己吧。当时我很想掀翻桌子。后来我听我的爱人跟他们说，他都已经看不见了，我们没有理由阻止他追求梦想。
当我们做出抉择的时候，周围环境也许会以沉默来应对，可我们不能因为畏惧而选择沉默。没有钱请教练教我攀冰、攀岩，也没有钱请教练帮我体能训练，我就独自一个人四点钟、五点钟爬起来，在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负重30多公斤来回循环爬楼梯，200层、300层。
爬楼的过程是枯燥的，沉重的高山靴撞在楼梯上发出声音，似乎在问我，资金没有着落，这样坚持会有结果吗？我也在犹豫。但我也知道，如果就此放弃了，这辈子就再也不可能有机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青光侠基金会陈挺远老师为我募来了第一笔资金。慢慢地，有更多人愿意支持我。去年，西藏阜康医院帮我解决了最后一笔费用。在强子带领下我开始了专业系统的攀冰攀岩训练，范立欣导演也带领着团队全程拍摄。
去年的3月30日，我们终于登上了飞往尼泊尔的国际航班，开始了真正的珠峰之旅。
到达尼泊尔，经过9天的重装徒步，我们抵达大本营，简短地休整两天，便开始了紧张的高海拔适应，各种登山装备的强化训练，以及和每一位夏尔巴向导的磨合。
大本营
二十多天后，当我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冲顶的那一天，我们却陆陆续续等来了登山者遇难的消息。登山者因为高寒缺氧受伤离开大本营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
每年，攀登珠峰的窗口期只有那么十几天。登顶珠峰不是身体好就能上的，也不是有钱就能上的，气候是我们永远无法控制，却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两次推迟出发的5月19日，也就是最后一个窗口，我们冒险出发了。
对很多人来说，今年不行还有明年，可是我只有这一次机会，筹够资金太不容易了。所以，在来之前，我们就做好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其中也包括最坏的打算。出发前，我从怀里掏出手机和身份证交给范导，给了他一个拥抱。我对他说，我尽量活着回来，如果我真的回不来，请你转交给我老婆。
很多人问过我，登珠峰有那么大风险，你不会恐惧吗？其实登山的每一步对我来说都是恐惧的。一旦有差错，可能就是万丈深渊。但是，我已经学会接纳登山所带来的任何结果了。所谓恐惧，无非就是我们不敢去面对的事情。当我愿意去接纳它，恐惧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先是在崩塌的地面上走着，耳边不时传来冰崩和雪崩的声音，然后是纵横交错、不计其数的冰裂缝。因为我看不见路况，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应该放在哪里，这就需要向导用声音来指挥。我用脚来回反复地试探，然后用登山杖来确定位置和稳定重心，有时候需要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才能跨过别人一步就能跨过去的冰裂缝。
我们要通过架在冰裂缝上面的横梯，难度更大，因为有些冰裂缝是超过一米多的，这就需要一种特制的梯子，长约两米。有些更宽的冰裂缝需要两个甚至三个梯子连接起来，跨度一大，中间就会不断摇晃，两边也没有栏杆。
图片来自强子
这种梯子宽度刚好放下两只脚掌，两根横梁也是刚刚卡在冰爪前后的两个齿缝间，这就要求你跨出的每一步都必须准确无误，落脚稍微有偏差或者是跨步过大过小，哪怕只是一厘米，就可能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时候我就感觉到两边的向导比我还要紧张。当他们指挥我跨过最后一个横梁踩在雪地上，我大口大口地喘气，庆幸自己又跨过了一道鬼门关。
我用耳朵听前面的向导踩在雪上的声音，来辨别方向和落脚点，因为我希望尽量踩进他们踩过的脚印里，这样就会节省体力和时间。
就这样，我们坚持了四天，终于来到了海拔8000米的四号营地，进入了死亡地带，真正的生命禁区。在珠峰攀登史上，有超过90%的死亡事故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四号营地
我们遇到了很大的暴风雪，简短地休整以后，就决定在晚上7点向峰顶发起最后的冲击。
出发前一刻，我的向导强子再一次弯腰帮我紧了紧卡在高山靴中的冰爪，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一言不语。
狂风夹带着冰块和碎石块形成了一道阻力，我们根本没办法站起来，只能弯腰一步一步向前挪，根本无法直立，每走几步都得停下来休息调整好久。我好像感觉到有人把手从我嘴巴里伸到我的胸腔，一定要生拉硬拽地把我的心和肺给拽出来一样。
我好想坐下来休息，可是在那个海拔高度，一旦坐下来，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了。
将近十个小时的艰难攀登，我们的上升还不到700米，可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由于气温太低，我们中有人的氧气调节阀冻坏了，氧气开始泄露。
在海拔8700米的死亡地带，一般人缺乏辅助氧气很难挺过十分钟。在这生死关头，强子从后面赶上来对我说，氧气可能有问题，为了保证我能够安全登顶，他们决定，包括他本人和两位摄影师在内的五人下撤，留下足够的氧气，让三个状态最好的夏尔巴向导带我继续冲顶。
当时我也很害怕，我说，我也跟你们一起下撤。强子说，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对你来说，也许这一生就此一次。然后他推了我一把，转身就下去了。
在8700米以上，就我一个中国人，还看不见，向导不会讲中文，我也不会讲英文，我们只能用最简单的单词，什么“go、up、stop”来交流。在狂风呼啸中，我们的嘴巴都被氧气面罩全部盖住，即使这样的单词，也需要靠吼才能勉强听见，对体能的消耗难以想象。
我问向导还有多久登顶，他回答我，半个小时。可是走了很多个“半个小时”，我们还是没有到。后来我才知道，全世界的向导都是这么回答他们登山者的。
突然，后面的向导大声对我吼道，“No，No，Stop，Stop”，我赶紧收回了已经迈出去的右脚。
后来下山以后翻译跟我说，当时我们正在经历一道山脊，几乎垂直。刚刚向导冲我吼的地方，但凡有点偏差，我就直接回到二号营地了，落差2500米的高度，可能自由落体2分钟，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回忆人生。
这仅仅12米长的山脊，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爬了上去，这就是著名的希拉里台阶。仅2019年就有七人在这里遇难，我们到达的12天前，一位瑞士登山者和一位美籍华人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里。
希拉里台阶
慢慢地，我感觉脚下出现了相对平缓的雪坡，周围也更为空旷了，头顶的狂风让我毛骨悚然。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我觉得离登顶应该不远了。
我就叫住前面的夏尔巴向导，用手指了指上方，问了他一句：“How long？”他晃了晃手里的路绳告诉我说，“Last one”，最后一段。又是半个多小时的煎熬，我站住了。
他转身抱着我说：“张洪，You Summit。”
我已经没有力气回应他了，又听他用对讲在和大本营交流，听到了对方传来的欢呼声。这时候我才确定，我登顶了，我站上了世界之巅。这一刻，我没有兴奋，也没有激动，很平静。在来之前，我模拟过无数次的喊什么口号，做什么动作，全都忘记了。
从大本营出发之前，一位波兰登山家曾告诫过我，张洪，攀登珠峰，登顶不是目标，回家才是目标，只要你没有回家，永远记住你还在路上。当然我也知道，更大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因为绝大多数的死亡事故都是在下山途中。很多人在上山的时候精神绷紧，专注登顶的目标，但是登顶以后，下山路上会有很多想法，会想有多少欢呼和掌声，人就会松懈。这个时候一旦摔跤，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几点了，也不知道氧气够不够，只感觉到周围一片压抑和阴沉。后来他们跟我说，太阳很大，可我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的温暖。
我简单拍完几张图片以后，就催促向导赶快下撤。我都不知道夏尔巴还帮我拍了一段小视频。
云中漫步
又是三天三夜的死里逃生，在5月27日的清晨，我们在暴风雪中回到了离大本营还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点。我屁股刚坐下，一个热乎乎的杯子已递到我的手中，一只手在拍打我的肩膀，并叫着我的名字，原来是大本营厨房里的夏尔巴厨师。我不记得吃了多少饼干，喝了多少奶茶，但我肯定我之前从没吃过这么多。
吃喝完以后，脱去了冰爪，走在大本营高低不平的乱石路面上，眼泪夺眶而出。一幅幅画面在我脑海里面一闪而过，心里面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我感谢珠穆朗玛峰接纳了我这位来自中国的普通盲人，感谢我的中方向导强子及每一位夏尔巴兄弟。感谢整个摄制组，感谢导演范立欣，他陪伴了我两年，还要感谢摄影师丁亮和Rocker，以及录音师甘欣。我要感谢家人一直不离不弃的陪伴，还有每一位我认识不认识的曾经支持过、帮助过我的贵人们。
同时我也没忘记感谢我自己，因为在以往无数次绝望、即将放弃的时候，我挺了过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大自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公正的，珠穆朗玛峰没有因为我是盲人而格外仁慈，也没有因为他人是富豪、是精英就提供更多的便利和资源。大自然给到我的和给到别人的都是一样的，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靠自己的实力，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
整个珠峰的攀登过程，向导提供了必要的后勤和方向指引，而每一步都得我自己迈出去，甚至有70%的路段，都需要我自己独立艰难地通过。
有人认为盲人不能做什么，只能接受家人的保护和社会的恩赐，甚至也有人认为盲人可能就是社会的累赘。这种想法也让一些残疾人不愿意走出来，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弱点，对外界缺乏信任，自我封闭。
可是这一次，经过我的亲身经历，在整个攀登过程中，我认识了各国登山者。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是在休息的小木屋里，各个国家的登山者一起唱歌、跳舞。一位来自希腊的保罗大哥用双手抓住我的脚一步步教我跳希腊舞蹈，还专门去沿途的寺庙求高僧为我诵经祈福。
他们给予了我无比的尊重，因为他们看到我和他们之间没什么太多的不一样，很多事情我都可以独立完成，我没有因为自己是盲人而自卑。当然，我也希望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登山者。
回到人群，我也意识到，当你真正愿意去释放自己，相信他人的时候，外界也会给回馈给我们包容与善意。
登顶珠峰不是我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的下个目标是带着五星红旗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以及徒步抵达南极和北极，就是所谓的“7+2”。
虽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希望通过我的足迹让更多人看到我，能看到一个普通的盲人一样能做很多事情。我们要敬畏生命，但不能畏惧生活，这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勇气，值得我们用一生来验证。
顺便告诉各位，我的纪录电影《让世界看见我》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中，预计在七八月份会和全国观众见面，到时候也希望各位有机会多多关注。
来自纪录片《让世界看见我》，出品：北京欣欣向阳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最后祝愿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梦想成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作者：张洪（登山者），策划：通通，剪辑：大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