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 （ID：biede_），作者：Siqi，编辑：Rice，原文标题：《从采访者到艺术家，一场微妙的权力互换观察》，封图来自作者
在我野路子学习采访的过程中，艺术家和艺术行业的从业者，一直是我最主要的采访群体之一。但随着经验的增多，这一工作对我来说却没有变得更简单。不知道为什么，一些对其他记者来说非常简单的操作，我却会踌躇很久。
以前我以为这是“社恐”的表现，但最近当我尝试理清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发现我恐惧的可能不是社交本身，而是它背后所牵引出的、时刻流动着的权力关系。
完了，我和艺术家交朋友了
“完了，我和艺术家交朋友了。”几年前的一天晚上，和二十几个艺术家在798附近一个地方聚餐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句话。
当时我还是个准备跨考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大学生，不论对于新闻还是艺术，都是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
在那之前，我不是没有尝试过和艺术家交朋友。我曾屁颠屁颠地找到一些美院的毕业生，说我愿意帮他们写写文章之类的，却因为我那八竿子打不着的本科专业而被婉拒了。后来我对这事也看开了，因为诸如“新闻专业主义”之类的大道理提醒了我，如果你和采访对象的关系太近，就很可能会碍于情面，无法客观地写出所观察到的一切。所以最智慧的方式，是保持一种有距离的联系。
那天的聚餐是在一个展览的开幕式之后。展览的内容是一个艺术区遭遇强拆后艺术家们利用当地的素材进行的创作。强拆前的两天，我看到朋友圈中一位在展览上加了微信的艺术家说，他所在的艺术区突然被贴上了限期3日内搬离的告示，所以他打算在工作室里做最后一个展。我按耐不住对“在场”的渴望，从偏僻的考研基地出发，去往他们所在的、同样偏僻的艺术区。
这一毫无预先计划的围观，打破了我以往只能在白盒子般干净的展厅里欣赏艺术的人生经验。一起经历拆迁的艺术家中，不乏我以前只会在知名的美术馆和媒体报道中看到的人物。每经过一个陌生的工作室，里面的人都会主动招呼我，“进来看看呀”。那天我拍的一张照片，后来被用作他们的展览海报。一篇极不成熟的文字记录，也在几个月后被发表了出来。
整个过程中，“和艺术家交朋友真好”的兴奋和“该不该和艺术家交朋友”的拷问，在我心里反复占据上风。一方面，我并不是在做什么扫黑除恶的调查报道，而是从我的视角写下了我的所见所闻，那交朋友应该不影响文章的可信度吧？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我以后想成为正式的记者，这种做法会不会显得很不专业呢？
我以为，等我开始职业化的道路时，通过足够多的训练，就可以成为一个躲在“采访者”面具背后的、拥有客观视角的人。没想到，随着认识的艺术家越来越多，我在思考“如何既能交朋友、又能保证报道独立”这件事上花费的时间精力，已经远超过了采访写作本身。
我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
我在拆迁前的艺术区拍的一张照片
“就你，还想采访艺术家？”
我更正式一些的采访者生涯开始于大四实习期间。我报的选题中，有一个是关于某个知名的艺术区。
刚开始，我的采访对象都是由当时的男朋友引荐。不同于大部分艺术家“淡泊名利”、“追求精神共鸣”的说辞，他总是说，艺术家才不会无缘无故和你闲聊。于是，我们每次去见其他艺术家，要么是给带点水果，要么是从对方那里买点小东西。他半开玩笑地说，为了让我能够完成采访，他已经为我花了不少钱。但实际上，在那些场合，我根本说不上几句话。
很快我意识到，靠男人或金钱，都不是好的工作方式。我开始看其他媒体的报道，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我暂且称他为 J。J 原本对艺术一窍不通，是个黑车司机，但拉过的艺术家多了，就跟当地的大人物都混熟了。慢慢地，他开始收藏作品和签名，甚至用这些收藏开了自己的艺术馆。
我加了 J 的微信，向他自我介绍，“XX 老师您好，我叫思琪，特别想跟您聊聊”，云云。他很快就答应了，问我什么时候到北京。我说，“我一直在北京呀。”他问，“你不是在台湾吗？” 我说，“台湾的那是房思琪，是个小说里的人物。”他回，“哦，那我不接受你的采访了。”
这样的被拒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它让我感受到了这个艺术区的荒诞。后来，为了获得更多不同的视角，我开始在小饭馆里跟陌生人搭讪。这是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在那个艺术区，就连外卖员都是卖不出去画的画家。
有一天，我碰上的一位男画家 A，他向我推荐了男画家 B。A 说，B 在这里好多年，是网上能查到的那种艺术家，你跟他聊聊一定会有收获。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 B 的工作室，我们一边翻看他的画册一边聊天。他的确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每提到一个重要场景，就会胳膊一甩，眼神发狠，透露着一种表演欲。采访期间，不断有电话打来，叫他过去喝酒。拒绝了三次以后，他终于问我，“要不你跟我一块吃饭去吧？再介绍几个艺术家给你认识认识。”我高兴极了，觉得这一定是接近他们真实生活的绝佳机会。
到了男画家 C 家的门口，B 停下脚步，他说，“来，你拉着我的手，这样他们知道你是我带来的人，就不会欺负你了。”我看着眼前的 B，他比我爸爸年龄都大，也不缺少网络报道，那应该真的是为了照顾晚辈吧？我还在想的时候，他已经把我的手拉了起来。
一进门，里面的两位艺术家都很热情，根本没人要欺负我的样子，我把手撤了出来。他们开始喝酒，也像长辈一样劝我一起喝点，“不用太多，意思意思就行”。
从他们的脸开始泛红那一刻开始，事情发生了变化。一位头发半白的体制内艺术家，猛地站了起来，拍着桌子冲我嚷，“就你，还想采访艺术家？你以为艺术家是什么人？是你想采访就能采访的吗？艺术家的心声，是会随便说给别人听的吗？！”
坐在我右边的已婚男艺术家也不甘示弱，他问我，“你要是想采访我们，我是不是也可以采访你？你回答一个，我就回答你一个。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跟男朋友一周几次？”
左边的唯一一位女艺术家，抢在我开口前替我回答，“你告诉他，一天八次，气死他。”
而那位带我来的 B，正躺在沙发上，两脚翘起，看着这荒诞的场景笑出声来——一点都不像他作品中那些恐惧的、压抑的眼睛。
趁着女艺术家要回趟画室，我赶紧跟着站了起来，“我想去看看您的画室！”
我跟着她暂时离开了这个酒局。在她的画室里，她写了一幅字，时不时回头问我怎么样。我没学过书法，但我觉得真好看。天色黑了下来，我说，“我一会还有事，就直接回家了。”但她坚持要把我带回饭局打声招呼再走。可能是看出了我的不自在，她劝我，“和男人在一起，就得把自己也当个男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试图去明白，但却发现这并不是我通过努力就能做到的事。一段时间后，我的那篇文章临近完成。有一天，我打电话给 B 确认细节。他用带着醉意的声音说，“我昨天又跟几个艺术家提起你来着，我跟他们说，你屁股长得真好看。”
我假装没听见，继续和他确认一些诸如年份、人名之类的问题。挂了电话后，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
为了不让这一个多月的努力白费，我还是把那篇文章发表了。现在回想当时的写作过程，我好像是在不自觉地做减法，把我的年龄和性别带给文章的影响降到最低。并不是谁在规定我这么做，而是我从来没看到过其他的记者不这样做。
我时常想，如果换成一个年龄大的、有足够话语权的、男性的记者，一定不会有这么多顾虑的吧？也许那才是被人们默认为客观的、中立的视角。而我与那个角色的相距越远，需要被裁去的边角料就越多。这种看似先验的共识同时保护了我和采访对象们，他们保留了作为艺术家的光环，我也得到了一份实习作品。但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该感谢他们的配合，还是警惕被他们再次利用。
那个艺术区中，一个极少数成功艺术家才住得起的院子
一些关于专业性的迷思
那篇文章发表后，一个我采访过但并没有写进文章的、体制内的艺术工作者问我，为什么没有提前给他确认稿件。我说很感谢他带给了我很多思路，但是我的文章中并没有引用他的原话，也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他只回复了四个字，“你不专业。”
我当然不认同，但没有再回复。
在是否给对方确认稿件这件事上，如果是在某家特定的媒体，也许可以听编辑的规定。但作为自由撰稿人，我一直没有一个标准的做法。我问过做社会新闻的朋友，她坚持认为不应该给采访对象看完整的文章，这样可以避免对方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提出太多要求。但同时，我也曾听在美术馆工作的朋友吐槽，有些媒体没有事先确认就发稿，导致一些年份、数字都是错的，太不专业了。
如果受访者身上还不只有 “艺术家” 这一个标签，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微妙。实习结束后的 gap year 中，我采访了一位音乐人，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新闻业的黄金时代里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我能够采访到她，是因为正值她演出前的宣传期。
那天我紧张地坐到她的面前，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就开始翻包，说给我带了礼物。一瞬间，无数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她今天不是媒体人，而是采访对象，那我好像不该收礼物？但我今天也不是正式的记者，只是因为喜欢她而来，好像收了也没关系？她经验那么丰富，一定知道什么时候该送礼物什么时候不该，所以听她的，就一定不会出错的吧？但我并没有给她准备礼物，这可怎么办？……
那天的采访，让我对她的印象很好，但是在写稿过程中，费了半天劲，还是写得像一盘散沙。没有编辑可以给我指导，我只好直接发给她看。她没有对文章做大的改动，但仅仅加了几句话，就变得流畅了很多。我在内心一边指责自己不专业，一边以“免费上了一节写作课”来为自己开脱。
后来这篇文章我找到了一个在音乐领域内很有知名度的公众号发表，实际上，也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没有稿费，最大的收获是评论里有人夸我。
一段时间后，我见到了她的经纪人，经纪人也在媒体工作。我很没自信，就问经纪人，我是不是写太差了？
他说，“我根本没看，你写成什么样都无所谓，只要能发到那个平台就够了。”
在今天的我看来，他说的是对的。话语权更像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什么关起门来打磨十年的手工艺品。
慢慢地，我有了更多的发表、认识了更多的人，不再会有人拍着桌子质问我，“就你，还想采访艺术家？”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想跟我聊聊。有的会在寒暄时说，“我们这个行业太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啦。” 我问，“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我们自己不懂宣传，就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帮我们。”有的人一方面想被媒体报道，一方面又放不下架子，于是百转千回地讲，“咱们一起让艺术事业越来越好”。
我当然不甘心于做他们的宣传工具，但也不会主动推脱。因为我渐渐发现，跟艺术家打交道，最不用相信的就是恭维。
有一位中年男音乐人，在采访前说我做的事有意义，采访后又说我能力不行，不会问问题。我赶紧请教，“是不是因为我不是学音乐的，没问出什么专业性问题？”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在那段时间，艺术的专业性的确制约了我。我问腻了“你如何开始做艺术”、“讲讲这件作品背后的思路”之类的问题，时常想象，如果我能在一个音乐人面前轻描淡写地感叹，“你用的XXX和弦很有特点，我喜欢”，或者在看一个画家的作品时，假装不经意地问，“你这个笔触和结构，是不是受到了XXX时期XX流派的影响？”——他们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吧？
但是他说，“不是，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做纯器乐的人赚不到钱。”
我有一种冲动想要反问他，“那你觉得你懂采访吗？”可当我还在考虑这样问采访对象是否太无礼时，他提前开口了，“但我不会怪你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女孩子嘛！”
紧接着，不知是否在为他的风趣幽默助兴，他邀请我干杯。我没再追问“你对女孩子到底有什么误解？”毕竟酒是他请的。这一点真的是我不专业了。
798艺术区中的一面墙
谁还不是个艺术家了？
如此瞻前顾后，效率低下，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记者。但还好我有另外一招，就是把自己变成艺术家。
长期的摄影习惯帮我积累了很多作品，慢慢地，开始有朋友邀请我参展，或建议我自己办展。去年年底，我和另一位刚从媒体辞职的朋友一起，办了个不怎么正经的双个展。
媒体经验在这时不知道成了好事还是坏事。场地的主理人一直在艺术行业工作，我们和她的争论从展前的宣传开始。为了和平台公众号的其他推文差别不要太大，她建议我们，多放点图，不用那么多字。而我们俩坚持要维护写作者最后的尊严：才1000字而已，已经很少了！
展览开始了，我们终于体会到了艺术家的特权——就算是胡说八道，都不再是一般的胡说八道，而是具有艺术气质的胡说八道。我们在那间屋子里花费的时间，也都是凝练着人类智慧精华的时间。尽管我们内心拥有无限多的开放、包容与爱，肉身却摆脱不了吃喝拉撒睡的基本需求。而且此时，心态膨胀的我们再也不是被夸一夸就会高兴好几天的大学生，现在想和我们来讨论艺术，要么有才，要么有钱。
同时拥有了媒体话语权的感觉就更好了。在展览上，遇到其他的媒体工作者，我们说的最多的是“欢迎找我们约稿”，而不是“你想不想写写我们？”当展览临近结束，一位媒体人不仅不跟我约稿，还问我能不能透露一些接下来的计划，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不能！”
展览结束后，我把整个展览过程写成文章发表。结果，新的问题来了，以后我再认识艺术家时，要不要让他们知道这篇文章的存在？
我想发给他们的原因是，终于有一件事可以简明扼要地证明，我对艺术也不是那么一无所知。不想发的原因是，那篇文章冒犯性挺强，讽刺了不少男的，万一他们看到后，觉得我是个疯女人，更加躲着我，可怎么办？
我在不同人身上尝试过不同的策略，但好像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大部分人的态度都是一句简单的“太长不看”。而且，由于我并没有把“艺术家”这一身份真正内化，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艺术家”光环也渐渐消失了。
但有一件事是值得被作为后续记录的。有一天，一个在美院学艺术的女生找到我，说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青年艺术家的生存现状的，看完我写的那篇文章后觉得很喜欢，就想采访我一下。
和艺术家互换角色，真是个有意思的体验。刚好，那天她也问到了关于身份的问题，“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艺术家？”
在她看来，美院也不会去教你如何做一个艺术家，只要你自己觉得你是艺术家，那你就是。但我好像的确没有那种心理认同，我说，“可能因为我不属于那个圈子，也没有非常想要融入。而且我也不觉得要先有一个艺术家身份，才能做这样的事。”
不过我也不会刻意去否认，“因为在那个展览的现场，如果我每次都解释说我不是摄影师、不是艺术家，别人就又会问，那你为什么要办展？所以我现在觉得，‘艺术家’就是一个社会关系当中的身份而已。今天我在办展，那我的身份就是艺术家，他们的身份就是观众。”
答记者问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和以前总要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个性藏起来有所不同，在那天，我知道不论对方是否认同我，我都有发表观点的空间。而且我也很好奇从别人的视角看到的我是什么样。但是同时，我也终于体会到了做采访对象的不安全感，就好像自己的一部分解释权被夺走了。
所以尽管我很乐于向她分享我的想法，也不在意她会怎样在论文中利用这些素材，但当她临走前提起未来有可能把论文印出来拿到一些艺术市集上面去卖，我竟本能地像所有“令人烦恼的”采访对象一样问了一句：“那印之前能让我看看吗？”
我在展览中展出的照片之一
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我们仍是名利场中的棋子
在我观察采访者与艺术家如何互动的过程中，除了媒体生产以外，我最常把我们的角色与之对比的，是人类学学者与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关系。
我最近看的一本人类学民族志《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中，作者是这样写的：
“人类学家越来越被那些他们所研究的社会中的人问到一个问题：‘你能为我们做什么？’有时候这是一个很烦人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确是个正常的问题 ，因为它表明某些殖民控制形式的终结。苏亚人从没有问我们这个问题，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知道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白人’，给他们带去他们想要的东西，治疗病人，回答一些关于世界的问题，以及给他们唱歌。”
这让我意识到，我正在读的这本书，并不是基于客观、中立等原则而诞生的，而是基于一种交换，以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来交换部落里的原始文化。与这种明显不平等的关系相比，我很难说清采访者和艺术家之间权力的天平在向哪边倾斜。大多数时候，我们之间没有哪一方享有绝对的特权，而更像是一种微妙的共识。
我经常会想起的一个场景是，在《泰坦尼克号》中，轮船沉没前的最后一刻，三位音乐家仍然坚持在慌乱的人群中演奏完了最后一曲。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我对艺术家最浪漫化的幻想。有时候我会代入摄像机的视角，有时候是乐手。这不矛盾，因为不论怎样我们都是彼此的见证者。
但这种共识关系的达成是一种幸运而不是常态。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按耐不住想要挑战高难度任务的冲动，就去跟一支早就在国内各大音乐节压轴的乐队表达了自己的采访意愿。他们的经纪人过来了，礼貌地让我先加他微信，然后把我关在了休息室门外。我后来又追问过采访的可能性，他没有回复。
那天和我一起去的一位年轻气盛的朋友为我感到不平，“怎么这么耍大牌呢？！”但我其实没有那么气愤，顶多是有一点沮丧。尤其是现在，我已经不会再那么莽撞地去联系一些“一看就不好说话”的艺术家了，也学会了用同样礼貌的方式拒绝另外一些我不想采访的人。我谨慎地挑选和我“门当户对”的采访对象，有时是指年轻相仿，有时指有共同话题，有时是经朋友推荐。
如何能找到一个保持警醒又不过度苛刻的报道平衡点？或者说如何把艺术带来的困境再用艺术的方式进行回应呢？这是我最近在尝试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好像向往艺术的人们在大多数事情上的洞察都领先于常人，只有在一件事上会慢半拍，就是如何去接受，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我们仍是名利场中的棋子。
798艺术区中的另一面墙（照片均由作者提供，更多请参考 www.siqi.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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