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2期，作者：郭明（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人员），原文标题：《郭明｜虚拟型熟人社会：一个新乡村社会形态｜“技术创新与文明重构·探索与争鸣青年学人专刊”⑦（附编辑札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熟人社会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亦是学界对传统乡村社会形态的基本判断。熟人社会中，农业生产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村民以土地为中心，围绕农业生产活动长期生活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关系之中。
村民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而抱团生活在几乎不流动的熟人社会中。在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渐渐地被解构、重塑抑或稀释，进而演化成为陌生人社会。然而，乡村社会形态的变迁并不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简单的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
学术界基于不同类型、不同场景、不同视角下的乡村展开了大量探讨，并对乡村社会的基本形态进行理论概括，如“半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无主体半熟人社会”“类熟人社会”“移动主体熟人社会”等，但既有研究缺乏对数字时代的新乡村社会形态的关注。那么，我们应如何从理论上阐释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中的熟人社会？数字时代的熟人社会与传统意义上熟人社会具有什么区别？
笔者认为，数字时代的乡村社会新形态可以概括为“虚拟型熟人社会”。在市场经济渗透乡村社会并引致村民大量流失的背景下，传统熟人社会实质上并没有呈现乡村社会的衰败形态，反而依托互联网技术，重新激活了乡村社会的内部活力，既保持了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基本内核，又展现出熟人社会新的表现形式，最终丰富了熟人社会的实践图景。
虚拟型熟人社会：问题与进路
（一）熟人社会：既有研究的几种分型及理论概括
“熟人社会”是理解传统乡村社会形态的重要学术概念，是学术界分析乡村社会形态的理论工具。熟人社会指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地域型生活生产共同体，该共同体具有明确且清晰的地理边界和生活边界。在这个几乎不流动的封闭的生活生产空间中，村民之间基于生活生产而建构起高度关联的社会关系。支撑高度关联的社会关系的要素在于人情、面子、礼俗规定等，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维系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与滕尼斯著作中的“共同体”的概念可谓遥相呼应，这个学术概念有助于理解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形态。
虽说熟人社会清晰地阐明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形态，但是并不能精准地把握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乡村社会形态的基本属性，后续大多数关于乡村社会形态的研究，大都以熟人社会为研究起点。比如，贺雪峰针对国家规划的行政村实践，提出“半熟人社会”来概括行政村的基本形态。他认为熟人社会仅仅能够在自然村层面发挥作用，那么扩展了的行政村大大延伸了村民行为的空间半径，给村庄选举、村庄治理带来一定的困难。
苟天来等通过皖南自然村落人际关系的研究发现，村民之间依赖于间接连接，强交往关系中存在大量孤立的个体，最后将该特征概括为“弱熟人社会”。无论是“半熟人社会”还是“弱熟人社会”，都拓展了对“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理论认知。
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关注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研究越来越多。其中，吴重庆基于对乡村社会中青壮年逐渐流失现象的观察，认为缺乏足够数量的年富力强的活跃主体下的乡村社会变成了“无主体熟人社会”。随后，相关研究以“无主体熟人社会”为靶子，进行反思与拓展。
高莉莎通过对L乡的哈尼族、彝族农民工在昆明打工的分析，认为外出务工村民基于手机微信建构了一个城市与乡村的“移动主体熟人社会”。陈绍军以“无主体熟人社会”为抓手，基于水库移民社区的分析提出了“双主体熟人社会”来概括该社区的社会形态，即社区呈现原住民与新移民并存的双主体结构。
田鹏等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集中居住社区进行分析，提出了“无主体半熟人社会”。李飞等从农民集中居住社区出发，从治理对策的角度提出建构一个“类熟人社会”来缓解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吴重庆探讨的是中西部空心村乡村社会的形态，那么刘景琦则关注东部地区村民大量流入的工业型乡村社会，将其概括为“类熟人社会”，等等。
针对熟人社会，基于不同的实践场景、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案例，学界已经提出了具有价值的学术命题，形成了一套熟人社会概念体系来廓清乡村社会基本形态。这一系列理论概括都参与到对变革中乡村社会形态的理论解释中，一道为理解乡村社会形态变迁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探索。遗憾的是，既有研究鲜有对数字时代的熟人社会类型的新形态、新图景的探讨。
（二）虚拟型熟人社会：一个数字时代乡村社会形态的理论概括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给乡村熟人社会运行逻辑带来了新变化，探讨数字时代乡村社会形态成为理论与实践的一种必要。近年来，网络社会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议题。
Howard Rheingold认为，在互联网平台上，人们基于共同的话题与共同体成员进行情感交流，进而形成人际关系网络，即虚拟社区（ virtual community）。这个定义蕴含着网络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网络社会的基本属性。这对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乡村社会基本形态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平台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城乡之间的有效拼接，是化解城乡差距的一种策略。在我国，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智能手机在乡村社会的普遍应用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生活在偏远乡村的村民已经具有依靠互联网实践与外面世界实现互动的机会，尤其是互联网实践已经成为外出打工村民与乡村社会实时连接的重要纽带，这个变革过程给乡村社会基本形态的变迁带来重要影响。
鉴于此，我们把数字时代乡村社会的基本形态界定为虚拟型熟人社会，即“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的背景下，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之间基于互联网平台实现数字关联、数字约束、数字互助及数字共享等，总体上维持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价值内核，最终呈现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虚拟化展现形式” 。虚拟型熟人社会拓展了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内涵，在数字时代以新的形态展现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乡村熟人社会运行逻辑并没有因市场经济的渗透而走向变异或衰败，而是基于互联网平台，以崭新的形式展现出虚拟型熟人社会的基本形态。在乡村人口不断流失的背景下，学术界大多认为乡村社会走向衰败，作出“乡村社会没有未来”的学术判断。
然而，基于数字时代的背景，我们或许可以给出相反的判断，即乡村社会并不会因为村民流失而走向衰败，恰恰相反的是，村民可以基于互联网平台重构乡村社会的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由此重新塑造熟人社会的内核。而托起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支点，恰恰在于乡村社会中智能手机使用的普及性。
村民行为和内心的变革：虚拟型熟人社会生成的基础条件
村民是熟人社会中重要的行为主体，是维系乡村熟人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农业生产是乡村熟人社会的实践基础，村民围绕农业生产活动而长期生活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关系体系之中，村民基于地缘、亲缘和血缘而抱团生活在几乎不流动的乡土社会，该乡土社会具有清晰的自然边界和明确的社会边界。
然而，在市场经济高度渗透乡村社会的背景下，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乡村社会中大量农民涌向城市，乡村熟人社会运行逻辑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村民内心世界的变化。因此，村民的谋生行为变迁及由此带来的内心世界的变革成为虚拟型熟人社会生成的基础，而数字技术的嵌入为弥合村民行为与内心焦虑提供了难得的舒缓契机。
虚拟型熟人社会的形成，一方面与数字技术在乡村社会的应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村民的生计变迁与内心世界变革具有强相关性，正是二者之间的联合驱动，才促发虚拟型熟人社会的生成。
（一）前置性条件：村民谋生需求的萌发
在村民眼中，把日子过好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过日子”逻辑是熟人社会中的一套生存伦理体系，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一套生活逻辑。然而，村庄人口增多与土地总量有限带来的人地矛盾，迫使村民不断地到村庄外部寻求生计机会。当市场经济渗透到乡村社会导致村民的“过日子”逻辑遭遇货币支付压力的挑战，村民开始“积极主动”地离土离村。
首先，在农业生产上，虽说农业税已经减免多年并给予农民一定的补贴，但是农民的农业生产成本（种子、化肥、农药等）在逐年增加，由此导致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收益并没有实质性提升。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市场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生活已经高度货币化。农民日常生活开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庄世界之外的收入，而村民的能力差异和资源禀赋导致村民的收入差异化凸显，无形之中激活了村民对财富的欲望。
最后，在人际交往上，市场化背景下村民的消费观念正在快速转变。部分在城市务工的村民财富的迅速积累，导致乡村社会内部出现攀比心理。此外，举办乡村社会红白喜事的成本及礼金水涨船高，给村民的人际交往带来不小的压力。
上述三重压力为村民生计带来的货币支付压力，导致熟人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离开村庄，涌向陌生感十足的城市社会。随着村庄中重要劳动力（青壮年）的大量外流，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村庄人口的削减也导致村庄公共空间（大树底下、小卖铺、田间地头等）变得异常冷清。村庄人口主要由“386199部队”所组成，他们难以担当起活化熟人社会的行为主体，由此带来感观上的村庄衰败之景象。
总之，人地矛盾刺激了村民谋生需求变革，迫于货币支付压力的驱动，村民不断地尝试离开村庄世界走向城市社会，最终导致传统熟人社会形态迅速变迁，但也为新类型乡村社会形态的形成提供前提。
（二）社会性条件：村民内心世界的落寞
如前所述，为了过好日子，逐渐离开熟悉的熟人社会寻求生计，成为许多村民的无奈之举。村庄的无主体化分别给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的内心世界带来深远影响，这又为互联网平台介入与弥合乡村日益紧张的关系奠定基础。
一方面，对留守村民而言，这部分村民大都是由老人、小孩、妇女等构成，属于熟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留守在村庄的村民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往日亲密交往的村民，村庄公共空间渐渐地走向衰败，乡村社会变得沉寂，村庄治理失效、村庄治安混乱等乱象丛生。
在沟通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留守村民与外出村民之间无法保持紧密的联络。当他们在乡村生活遇到困难或村庄公共事务需要解决时，往往会等到年尾家中“主事人”回来后再来集中处理。另一方面，对打工村民而言，这部分村民离开村庄进入陌生感十足的城市社会，他们基本属于漂泊于城市各个角落里的边缘人、陌生人，交往对象相对集中，与城市社会保持着融入与隔离、亲密与紧张并存的尴尬情境中。
脱离了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难免使得打工村民经常感到“城市套路深”的现实境况。熟人社会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络，也难以在城市社会得以有效的运行。当打工村民在外遇到困难无法解决时，他们首先想到从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寻求安全感，他们需要情感寄托以维系在陌生人社会的基本生活。
可见，无论是留守村民还是打工村民，他们都需要内心深处的情感慰藉，留守村民和打工村民“寻求安全感和情感寄托”的现实需求，为互联网技术嵌入乡村社会奠定了基础，也为虚拟型熟人社会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性条件。
（三）工具性条件：数字技术嵌入的弥合
伴随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社会中的个体基于兴趣、专业、爱好、亲情等目的而建构起网络社会的连接，形成网络虚拟平台上的一道靓丽风景。随着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领域的高度渗透，互联网实践从“横向普及”向“纵向普及”铺开，呈现“纵横交错”的基本景象。互联网实践正在成为弥合村民之间联络日渐松散，以及填补村民之间情感缺失的技术性工具。
数字时代的互联网实践在维持村庄公共秩序、重构村庄结构和关系网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无论是留守村民还是打工村民，互联网实践是村民获取安全感、获取情感慰藉的重要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留守村民和打工村民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方面，互联网实践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民在陌生的城市社会的紧张感和焦虑感。当村民生活或工作中遇到麻烦时，打工村民可以在互联网平台（如村微信群）上发出求救信号或者发发牢骚，从而使城市的陌生与乡村的熟悉之间得以和解，使打工村民生发出应对困难处境的底气。
另一方面，互联网实践可以驱动留守村民与外出打工的村民保持着相对紧密的联系，当留守在家的亲人面临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及时给予必要的援助，从而让外出打工的村民能够放心工作。如今，无论是年迈60岁的老年人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基本都会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手机。虽说这些手机不一定非常高级，但却成为与外出打工家属进行交往沟通的重要渠道，最终为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尤其伴随数字中国建设的有序推进，互联网实践逐渐渗透到乡村社会各领域，赋予乡村社会形态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村民之间的沟通和交往从真实实践中的“线下交流”逐步转移到虚拟型平台上的“线上交流”，拓展了村民之间交往的时间和空间，化解了村民谋求生计的现实需求与寻求情感慰藉的内心世界之间的张力，为塑造虚拟型熟人社会提供工具性条件。
手机中的村民：虚拟型熟人社会的实践图景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40年来，为了寻求生计，乡村社会大量中青壮年逐步涌向城市社会，在给城市社会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乡村共同体运行逻辑的总体失灵，乡村社会呈现走向萧条与衰败之景象。而近年来，互联网实践强势渗透，为广大中西部地区乡村社会变革注入新的活力。
通过虚拟型熟人社会与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的“村民紧密关联”“舆论约束生效”“互帮互助延续”“乡村记忆熏陶”四个维度的对比可知，尽管村民生活的情境发生变化，但并不意味共同体意义上的乡村社会网络结构和生活意义的彻底消失。
实际上，互联网实践把基于血缘、地缘而组建的乡村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复制到数字平台上，突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地理边界的限制，建构起横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数字社区，重新构筑起村民之间的联络机制，形成乡村社会的数字化关系网络。
那么，与传统熟人社会相比，虚拟型熟人社会具有哪些显著特征？笔者将从熟人社会的基本内涵出发，从“村民关联”“舆论约束”“互助模式”“文化传承”四个维度论述虚拟型熟人社会的新实践图景。
（一）村民关系的“数字关联”
传统乡村熟人社会中，频繁的互动、沟通、交流对维系乡村熟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人情”与“面子”的作用之下，熟人社会能够衍生出一张隐蔽的关系网络，建构起村庄中村民之间紧密关联，进而展开持续互动。熟人社会中的闲言碎语、八卦新闻等元素，也把乡村社会最大程度的活化，进而带来乡村公共生活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些重复上演的日常生活成为村民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载体。
在熟人社会中，村民之间的内在纷争可以内部消化，一旦外部力量侵占本村利益，则村民之间能团结一心、一致对外。然而，改革开放40年以来，市场经济对乡村社会的广泛渗透，给乡村熟人社会运行逻辑带来了深刻变化。大量村民流失导致乡村熟人社会运行机制渐渐失灵，村民之间的关联不再像以往紧密，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之间的关联日益松散化，以至于许多学者对乡村社会的现状作出悲观的判断。
而数字技术嵌入对乡村社会关系的活化，不仅重构了传统熟人社会基于血缘和地缘为载体的自然和社会边界，而且在数字平台上实现了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之间的跨时空关联，呈现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新形态。简·梵·迪克认为，数字技术赋予个体灵活的生活方式和地理分散关系的纵横交错景象。
在互联网实践与乡村社会交融发展的今天，智能手机不仅是丰富村民公共娱乐的渠道，而且是联络村民之间情感的润滑剂。尤其随着微信、快手、抖音等社交APP的广泛使用，工作和生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村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在线上平台实现虚拟交流，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的“数字关联”。数字时代的村民之间的数字关联为有效解决村庄公共事务、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带来新的契机。
村庄治理主体可以把乡村公共议题发布在互联网平台上，不同时空下的本村村民便可以就议题展开对话、讨论与协商，在综合考虑各方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当然，打工村民也可以基于打工遇到的新奇事件分享到村庄微信群或快手短视频上，让本村村民了解自己在城市社会的打工生活。而留守村民也可以把家乡发展的变化发布到互联网公共平台上，让打工村民了解家乡的现状。正是在交流和交往的过程中，村民之间的关联度重新得到加强，进而重现熟人社会的景象。
尽管市场经济渗透乡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民之间的关联度，但是互联网实践把不同时空境况下的村民通过网络化的方式重新联系起来，强化了村民之间的跨时空关联能力，促使熟人社会由“实体关联”转向虚拟型熟人社会的“数字关联”。
总之，互联网实践作为一种技术性沟通工具在乡村社会的普及，重新建构起村民之间关联的内在机制，减少了村民之间关联的时空限制和约束，延续了熟人社会中村民之间紧密关联的内在逻辑。
（二）村规民约的“数字约束”
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里，村民之间的紧密关联是维系乡村共同体的重要基础，而村民之间互动而形成的乡村社会舆论，则是村民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是保持乡村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文化基因。“舆论压人”“面子不能丢”是熟人社会中公共舆论制约机制的重要体现。
然而，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也导致村庄道德舆论对村民行为的规约能力正在弱化，制约村民行为的机制逐渐失灵，给正常的乡村社会生活秩序带来严峻挑战。熟人社会中类似“唾沫淹死人”的约束机制渐渐弱化，乡村社会中婚内出轨、虐待老人甚至老人走向自杀的宿命等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频繁出现。那么，这种情形下乡村公共舆论压力是否随之消解？
数字时代，村庄的公共舆论约束机制正逐步通过互联网实践得以展现。即使大量青壮年村民常年不在乡村社会生活，公共舆论同样能够基于互联网实践来约束村民之间的交往行为，给破坏乡村道德舆论的村民带来沉重的道德压力。
比如，近年来，虐待老人、不赡养老人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而养儿防老是乡村社会的传统观念。笔者在家乡调研搜集到一个典型案例，村中一位老人82岁（老伴已过世），养育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老人财产分配出现分歧，导致三个儿子谁也不愿意承担赡养义务。后来经过协商，老人的所有财产归两个女儿所有，由两个女儿承担赡养义务。
这件事成为该村一段时间内热议的话题，随后这件事在该村微信群上继续发酵，给老人的三个儿子带来极大的舆论压力。而本村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在数字平台对三个儿子明里暗里的讨论，加大了三个儿子的舆论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数字化沟通缺乏面对面的沟通的特性，往往更能促使村民敢于发表正义的言论。随后，村委会出台了村民孝敬老人的行为准则来遏制该类事件在本村再次发生。
这表明，村民的外出与否并不意味着村庄公共舆论的完全失效。虽说大量村民为了生计脱离熟人社会的自然边界，但并没有脱离熟人社会的生活边界。基于互联网实践，村民们又重新被拉回到关系层面的乡村社会生活之中，大大拓展了村庄的自然范围和社会范围。数字时代，互联网实践驱动下的村庄公共舆论依然在发挥制约村民行为、维系村庄公共秩序的功能。村庄公共舆论的约束机制也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熟人社会的实体型公共空间，转移到虚拟型熟人社会的数字平台。
相比于传统的熟人社会，虚拟型熟人社会的公共舆论传播速度比熟人社会传播得更快且更有效，数字时代的“坏事传千里”即是如此。在传统熟人社会中，村民可以紧锁大门来逃避其他村民的谴责，但数字时代所带来的舆论约束能力具有更大的震慑力和穿透性。也因此，基于互联网实践而构筑起来的网络公共舆论约束机制，正在成为村庄公共舆论约束机制生成的重要场域。
（三）互帮互助的“数字维系”
传统乡村熟人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在规范村民行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邻里互助、帮工换工是村庄公共生活的日常场景。建筑房屋、农业生产、红白喜事等村庄大型活动，大都需要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得以解决。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有村民过来帮忙打理，主人会给“办事”的村民送上红包以表谢意。这个互助机制为维系村民之间的情感、建构村庄公共秩序奠定了基础。
然而，村庄中青壮年群体常年务工在外，导致村庄的互帮互助精神逐步走向衰败甚至失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请专业的装修队伍来修建房屋，请专业的公司来处理“红白喜事”，使用现代农业机器进行农业生产事宜等。有学者认为，村庄中的互帮互助精神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失效。
笔者认为，数字时代，互联网实践的介入反而为传统熟人社会的“互帮互助”精神注入新的动力，并以新形式（数字技术嵌入）来建构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精神。互联网实践嵌入使村民之间“互帮互助”精神得到较好的传承。比如，随着外出务工村民的增多，个别在城市打拼多年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的村民，也被村民誉为“外出打工中的成功人士”，他们具有较大的人际交往圈子，有机会结识不同企业老板或工友。老板或工友会在微信群等数字平台里发布一些用工信息。
当留守在乡村的村民需要找工作的时候，打工村民便成为这些留守村民到城市发展的引路人，有务工需要的村民可以通过此渠道走进城市而得到一份工作。这种“传帮带”精神是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互帮互助精神的“升级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熟人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互帮互助”精神也没有彻底瓦解，而是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此外，由于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乡村社会中婚丧嫁娶事宜大多数都会在村微信群通知，再通过智能手机逐一告知村民家中的“大事”。虽说打工村民不能到场，但是可以通过“微信红包”等方式来表达对“办大事”村民的祝贺，进而维持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精神。
比如，哪个留守村民家盖房子，打工村民虽说不能亲身过去现场进行帮忙，但是当房子竣工家里需要添置家具的时候，一般会通过“微信红包”等方式送去一份祝福，进而完成熟人社会下的人情逻辑。这样，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精神在一定层面上得以维系下去。
总之，虽说村民的生活生产空间在扩大，但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互帮互助”精神并没有彻底被摧毁，而是基于互联网实践呈现新的表达方式，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精神更多是通过“用工信息共享”“线上红包祝福”等方式呈现出来。这种交往方式虽说少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亲密性接触，但给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精神注入新的活力。
（四）乡村记忆的“数字共享”
熟人社会中的乡村记忆是在村民长期持续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是激发村民对乡村社会产生认同的文化力量，是塑造个体村民与乡村社会内在关联机制的文化基础，是渗透村民心灵并内化为村民行为的隐形力量。传统乡村熟人社会往往通过祭祀活动、拜祖活动等地方特色民俗活动，把村民个体与熟人社会有机融合。
然而，村庄中村民的不断流失，也导致村民与村庄之间的依恋关系逐渐被弱化，乡村记忆所带来的凝聚力逐渐弱化，村民的生活面向不再只有熟人社会，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亦日渐削弱。
数字时代，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人类多彩文明并不会因为青壮年走出乡村社会而消逝，反而可以通过互联网实践，赋予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乡村记忆以新的展现形式，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瞬间切换，重构熟人社会的乡村记忆因子。
比如，参加村庄特色民俗活动是传承乡村记忆的重要途径。之前，村民必须以身临其境地参与特色民俗活动的方式来完成乡村文化与记忆的传承。而数字时代，乡村社会举办的重要地方特色民俗活动可以在数字平台上得以展现，实现了外出打工村民的“数字参与”，从而使得乡村记忆在“线下”和“线上”双向建构，实现了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的“数字共享”。打工村民可以通过现代技术的赋权对特色民俗互动进行重构，并与村庄建立起新的联络机制，使得乡村记忆的传承得以继续。
不仅如此，在乡村记忆演绎的过程中，村民能够平等地参与、观赏及评论乡村社会的特色民俗活动，也有助于形成乡村记忆的共同意识，进而强化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广泛使用的智能手机社交软件正在促使分散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村民实现有机联络，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基于社交软件分享昔日乡村公共生活中的深刻片段，村民通过自我表达、自我激活及自我呈现的方式来唤醒并共享乡村记忆，使村民共同体时刻感知家乡即在身边。
村民们基于互联网平台展现和分享家乡的历史片段或特色民俗活动，唤醒了村民对乡村的记忆，完成了乡村记忆的线上传承，激活了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对村庄社会历史文化的记忆，使得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能够通过虚拟化公共交往平台分享乡村记忆，并将其渐渐地渗透到村民的内心深处，内化为村民的内在行动准则，最终为塑造村民个体对乡村社会的认同奠定基础。
数字时代：一种乡村社会新形态的开启
数字时代的乡村社会形态是需要学界直面的重要议题。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20年7月，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这充分表明，党和国家从战略高度上推动“数字乡村”实践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抓手，并将数字乡村实践作为建构数字中国的基础要件。数字乡村在着力打造信息化治理策略、提升数字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同时，也在深层次上改变了村民之间的关联方式。乡村社会正在与信息化、数字化等现代技术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由此导致乡村社会形态的解构或重塑，这将带来传统乡村熟人社会内部结构和实践形态的深刻变革。因而，学界对数字时代的乡村社会形态的探讨亟待推进，其是深化数字中国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前提。
从熟人社会作为描述传统乡村社会形态的概念出发，学界已经基于不同场景、不同时期、不同视角进行了不同面向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与传统乡村熟人社会对比可以发现，数字时代互联网实践的嵌入正在驱动乡村社会形态的渐进变迁，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关联机制、约束机制、互助机制等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本文把数字时代的乡村社会形态概括为“虚拟型熟人社会”，以期扩展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理论意涵。
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地理边界的限制，打造了横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虚拟社区，重新建构了村民之间的内在关联，唤醒村民之间的舆论约束，激发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精神，以及传承乡村社会记忆等，最终总体上维持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价值内核，并呈现熟人社会的虚拟化运行逻辑。
这暗含着，尽管村民生计行为与内心世界的变化带来乡村社会生活情境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熟人社会的实践价值消逝、内在价值的丧失。相反，数字时代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很大程度上复现了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这也间接表明虚拟型熟人社会的生成与村民对互联网实践的拥抱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虽说虚拟型熟人社会丰富了传统意义上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内涵，但通过互联网平台所建构起的虚拟型熟人社会，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具有自然边界和社会边界的乡村共同体形态。虚拟型熟人社会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熟人社会在数字时代的一个复杂的映射过程。
也就是说，虚拟型熟人社会类型绝不是对传统熟人社会的简单回归和呈现，而是展现出数字时代熟人社会的多层次、多面向、多维度形态，不同类型的乡村社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虚拟型熟人社会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之“魂”，但已拓展了熟人社会之“形”。
当前，互联网实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乡村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交融，其带来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复杂。这表明虚拟型熟人社会的理论内涵尚处于变动中，仍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乡村社会中个体之间、城乡之间等存在的“数字鸿沟”现象，对虚拟型熟人社会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如何跨过数字鸿沟，进一步培养村民的数字能力，推动互联网实践与乡村社会的深度融合，是虚拟型熟人社会得以顺畅运行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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