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潘闻博，审核：周晓波（四川省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监制：李晨，原文标题：《一所疗愈贫困精神残疾人的农场，在日渐萎缩》，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过去一个月，精神残疾人的救治、康复问题引起物议沸腾。
备受关注的江苏丰县八孩母亲事件中，多位官员因为对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的救助工作失职，最终被处理。如何解决农村重度精神残障群体的康复救助问题？农疗在很多地方被认为是其中的出路之一。
69 岁的海南农妇韦欢娥，因为儿子是精神残疾人，2012 年创办了儋州市精神残疾人托养农疗站。不同于药物治疗，农疗是一种较新的精神疾病治疗方式，是让病情稳定的精神病人进行种植、养殖等农业劳作，从而接触人与自然，恢复职业技能，最终目的是重返社会。
但受限于资金支持力度，韦欢娥的托养农疗站人力规模、康复项目，却在萎缩。托养农疗站的 10 年历程，也投射出基层精神卫生康复机构运营的困境。
精残病人的照料困局
海南省儋州市罗便村央汉坡，是儋州市精神残疾人托养农疗站的所在地。穿过几片茂密的橡胶林，在距离农疗站几百米远的一个路口，竖立一块蓝色的标识牌。牌子是 2012 年立的，历经风吹雨打，褪了色，变得残破，底端几个字已消失不见。
这个托养农疗站占地面积 50 亩，分为工作区和生活区。工作区有一个鸽子养殖场，一块菜地，一个废弃的养猪场。生活区是三排灰色水泥房。
总共有 10 个儋州当地的精神残疾人在这里托养，接受农疗康复训练。他们都有残疾人证，仍在长期服药，病情处于稳定阶段。
农疗，是一种临床康复治疗的常用方式，但比起药物治疗而言是却较为新颖。
精神疾病患者在急性期，需要住院接受系统的药物治疗。但在恢复期、慢性期，则需要获得以社会康复为主的综合治疗。
不同于传统的药物治疗，农疗主要通过实施适量农业劳作配合康复训练，来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提升患者职业技能，促进他们的机体恢复。
近期，精神残疾人的照料问题引发热议。事实上许多农疗站也承担了一个功能——照料精神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
45 岁的羊三农，是儋州市精神残疾人托养农疗站里 10 个精神残疾人的其中一员。他来自儋州当地一个小乡村，个子不高，留着平头。
2022 年 2 月 25 日下午，羊三农穿着一双紫色的雨靴，拿着喷水壶，在给农疗基地里的菜浇水。在这个托养农疗站，精神残疾人主要做些种菜和养殖的农活。
羊三农属于精神二级残疾。他告诉偶尔治愈，读小学时他和别人打架，被木棍猛击头部，受伤后落下了精神疾病。“我脑袋坏了，讲不清楚。平时没有胆量，也不会做什么工。”
患上精神疾病后，羊三农辍了学。年轻时他曾经外出在工地打工，但是“被工头骗了，一分钱工资都没给”。后来他的父母去世，母亲改嫁，姐姐也嫁了人，就剩他一个。他待在家里，没有收入，“经常没水、没米、没电”。
儋州市精神残疾人托养农疗站 2012 年正式运行。也是在那一年，羊三农经过当地残联审批，搬了进来，一直住现在。在托养农疗站他吃住都不花钱。“我在这里很开心，这里就是我的家，出去了没人照顾我。”
羊三农和韦欢娥在农疗站内。图源：偶尔治愈
年过五十的村民符不尾，1981 年得了精神分裂症，也是个精神残疾人。
符不尾的哥哥符文良说，每年 3 月苦楝树开花的时候，弟弟的病就开始发作。手抖，乱丢东西，别人吵架，这些都是犯病时的症状。
俩兄弟的父母去世得早，符不尾是精神残疾人，一直没有成家，符文良需要养家糊口，不能全天候照顾弟弟。
符不尾也是在 2012 年住进托养农疗站的。“在外面他经常和人打架，我不放心。在里面包吃包住，有人照顾，也是减轻了负担。”符文良说。
在托养农疗站，符不尾住了两年。符文良回忆，那两年他定期到托养农疗站看望弟弟，感觉到弟弟的状态在逐渐变好。“他学会了种菜、种芭蕉，也喜欢和人沟通了。我觉得农疗对他的效果不错，配合着吃药，他情况稳定的时候和常人没什么两样。”
中国残联官网数据显示，据推算到 2010 年末，我国的精神残疾人有 629 万人。如同羊三农、符不尾这样的精神残疾人，不但自身经历疾痛，也带来了沉重的照料负担。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刘卫昌递交提案，呼吁加强对农村精神残疾人的救治和照料。
他告诉偶尔治愈，在农村地区，精神残疾者无人照料并非个别现象。其中一些家属担心他们“闹事”，用铁链把他们拴起来，或是关在屋子里。这些精神残疾人生活环境脏乱恶劣，容易染上其他疾病，难以得到及时救治。
而此类面向精神残疾人的托养农疗站，其中一个作用就是试图解答精神残疾人“谁来照料”的难题。
从出院到康复
今年 69 岁的韦欢娥，是儋州市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托养农疗站的负责人。早年她是一名赤脚医生，后来做起残疾人保障工作，和大儿子的经历有关。
1993 年，韦欢娥 14 岁的大儿子骑摩托车时遭遇车祸，脑部出血，在医院住了几个月，落下精神、智力残疾。韦欢娥说大儿子受伤后性情大变，“有时候一言不发，有时候话很多，见到谁都骂。出院后回到家，拿着菜刀追着弟弟跑，要砍弟弟。”
从那时候起，韦欢娥逐渐接触到残疾人群体。“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可能永远体会不到残疾人的治疗、康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经过多年筹备，2008 年，韦欢娥创办了儋州市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这是一家隶属于儋州市残联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同时还是一家社区医院，能为残疾人的康复提供医疗支持。
康复中心有康复训练室、娱乐室、培训会场等，残疾人出示证件，在这里接受拿药、治疗、培训都不花钱。
“我也有我的私心，就是想救我的儿子。”韦欢娥说。两年后她又萌生一个想法：建立接收精神残疾人的托养农疗站，让大儿子住进去，进行农疗康复训练。
托养农疗站的标记牌已残破缺字。图源：偶尔治愈
什么是农疗？韦欢娥告诉偶尔治愈，大儿子出事前，“农疗”对她而言是个陌生的词汇。康复中心成立后，她在外考察、培训，经常和精神科医生打交道，也逐渐了解到“农疗”这种治疗方式，才有了这个打算。
“托养农疗站一方面的作用是托养，另一方面的作用是康复，也就是用农疗帮助他们恢复职业技能。”韦欢娥说道。
事实上，农疗是一种已被医学界证实行之有效的精神疾病康复手段。
2017 年，江西宜春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的医生们做了一个研究，60 名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被分成两个组，一组参加农疗，一组不参加农疗。结果显示，农疗组患者治疗后精神症状、康复疗效及社会功能更好。
2020 年，上海松江区精神卫生中心的一项研究也认为，农疗可以提高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康复效果，改善病人部分症状和社会功能。
在我国，农疗的历史可以追述到 1963 年。当时在吉林省延吉市，出现了专门收治慢性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村”。
“康复村”坐落在郊区山上，有森林、耕地和果树。120 名治疗后病情稳定的患者，以及 13 名工作人员住进了“康复村”。根据病情、特长、性情和身体状况的不同，患者从事不同工种，或是种田、种菜、种植果树，或是饲养、炊事、清洁卫生、当保姆。
“康复村”的精神疾病患者在集体劳动中，能获得较多的人际交往机会，犹如置身于一个小型社会中。
此后数十年间，这种用农业劳作促进患者恢复社会功的康复机构，在全国遍地开花。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目前都有农疗基地，他们普遍依托于当地精神专科医院，或是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室。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疾病康复中心医生耿彤曾公开回忆，2001 年自己被派到北医六院实习时，医院的姚贵忠医生正在北京大兴创建一个农疗康复基地。
这个康复基地一直运营到今天，就是北京市大兴区精神疾病农疗康复中心。
“一名精神疾病患者从出院，到实现精神康复，回归社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耿彤说，“可惜在当时的中国，精神病人出院后只能回到家庭，中间缺乏过渡性的康复机构，缺了社会这个环节。”
资料显示，截至 2016 年，大兴区精神疾病农疗康复中心每年均有 5 ~ 10 名患者康复出院，“出院后他们与家庭社会和睦相处，未发生肇事肇祸行为，有的甚至能胜任原来的工作，有的去做保洁、收发等工作，社会反响较好。”
韦欢娥创办托养农疗站之后三年，也就是 2015 年，儋州市八一农场医院精神科也在建造农疗基地。农疗基地占地 20 余数亩，特色康复项目包括了果树蔬菜种植、鱼塘养殖等等。
农疗的特点是“开放式”管理，解除关锁、禁锢，不采取非治疗性约束。
“精神病人长期服用抗精神药物，容易生活懒散、减少活动、脱离现实。农疗康复是躯体、心理、社会、劳动的结合治疗，能帮患者克服懒散和不良习惯，关注并且适应周围环境，在与大自然的亲近中，获得心理和行为上的支持，恢复自信，获得劳动能力，从而实现精神康复。”
浙江江山第四人民医院 3 名医护人员所做的一项临床研究，曾这样分析农疗使精神病人康复的作用机理。
农疗站如今养殖约 4000 对鸽子。图源：偶尔治愈
重新回归社会
2010 年着手创办农疗站时，韦欢娥承包下儋州罗便村央汉坡这片约 50 亩的林地。
她回忆，那时林地一片荒芜。花了将近两年时间，他们在这里建农舍，垦菜地，造池塘，修马路，托养农疗站终于在 2012 年落成。
儋州市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郑智权告诉偶尔治愈，托养农疗站招收的，是经医院治疗后病情稳定的精神残疾人，有自杀、暴力倾向的病人则不在接收范围，“那一类病人应该继续在医院接受药物治疗”。
精神残疾人是否达到准入、退出托养农疗站的标准，需要经过儋州当地公立医院精神专科医生的评估，并且经过儋州市残联的审批。
在郑智权看来，托养农疗站刚成立的头两年，人手充足，农疗项目比较丰富，“做得有声有色”。
托养农疗站运行的第一年，就住进来 20 多位精神残疾人。另外有 6 个工作人员，包括了场长、厨师，还有一名专职的农疗培训师，教精神残疾人如何种菜和养殖。
培训师在精神残疾人掌握农疗技能后，每天上下午固定时间召集他们，一起到菜地劳作，或是喂养鸡、鸭、猪。每天上下午分别劳作 3 个小时。
托养农疗站借鉴了其他农疗基地的常见做法。对于活儿干得好的病人，他们会进行口头表扬，并给予金钱奖励。
“这种奖励机制，能让他们感到被认可，增强回归生活的信心，是农疗的一种常用手段。”郑智权说道。
他告诉偶尔治愈，托养农疗站之前有一位 20 多岁的精神残疾小伙，经常自说自话，但干活利索勤快。“我们鼓励他，他就很开心。常常早上五六点起床干活，有时喊他回来吃饭，他都顾不上。”
韦欢娥解释，由于托养农疗站依托于她所创办的社区医院，医生、护士每天会来托养农疗站两个小时，检查病人的状况。对于精神疾病发作的残疾人，他们则会将之转到儋州市公立医院的精神专科进行治疗。
以前，托养农疗站还有一个鱼塘。让精神残疾人养鱼、钓鱼，也是农疗的康复项目之一。而钓到的鱼，往往成为病人们当天餐桌上的美味。
以韦欢娥的大儿子为例。她说，大儿子 2012 年住进农疗站，经过康复训练，逐渐学会种菜、养殖鸡鸭，这些变化她看在眼里，心里很是欣慰。如今大儿子已经重新回归社会，是一名环卫工人，可以自食其力。
农疗站内一块空地。这里原本是个鱼塘，后来废弃。图源：偶尔治愈
在韦欢娥看来，她的这个基层农疗站，自然还无法和大城市里依托于精神专科医院的农疗基地相提并论。
例如北京市大兴区精神疾病康复中心，截至 2016 年就有 74 名一线工作人员，其中副主任医师 1 名，主治医师 8 名，住院医师 3 名，副主任护师 1 名，心理咨询师 1 名，主管护师 8 名，护师 15 名，护士 21 人，专职康复人员 16 人。
“原本我们打算进一步扩大农疗站的规模，计划引进精神专科的医生、护士，也让农疗项目变得更加丰富健全。”韦欢娥说。
但托养农疗站的资金来源问题逐渐凸显，这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艰难运营，苦撑待变
儋州市精神残疾人托养农疗站的资金问题，是在 2014 年之后变得严重的。
郑智权告诉偶尔治愈，对于入住的精神残疾人，托养农疗站“不收一分钱”，包吃包住包水电费，再加上要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运营成本很高，“早几年保守估计一年得五六十万”。
韦欢娥说，在托养农疗站建立之后，海南省、儋州市两级残联给予了大力支持，最开始按每名精神残疾人一年 5000 元进行补贴。但后来由于种种限制，政策变动，改为每人 1 年 1500 元。
实际算下来，他们发现补贴较为有限。“一年下来光是买米、买油、买菜，这点钱都不够。”
为了弥补开支，托养农疗站也因利乘便，通过售卖种植、养殖的农畜产品来增加收入，这也是目前我国农疗站普遍运用的运营方式。
郑智权介绍，托养农疗站早些年建了养猪场，通过养殖肉猪卖钱，“基本能做到收支平衡”。但大约三四年前，赶上猪瘟疫情蔓延，上千头猪死了，都被无公害深埋，农疗站严重亏损，养猪场便闲置废弃。
2019 年一场大雨过后，养猪场的房屋塌了。由于没有钱，一直没能改造修缮。
2022 年 2 月 25 日下午，托养农疗站的养猪场仍是一幅颓败模样。台基之上，瓦砾满地，残柱斜矗，房梁横亘。
养猪场坍塌后的第二年，托养农疗站从银行借贷了一笔钱，改做肉鸽养殖。现在，养鸽场约有四千对人工养殖的鸽子，但受限于人力，也无法进一步扩大规模。
“卖鸽子我们能勉强赚钱，赚来的钱，都用在农疗站的运营上。但是最近几个月，鸽子的行情也不好。”郑智权说。
在资金短缺的压力下，托养农疗站不得不缩小规模，开始减员。
往日 20 多名残疾人住在一起的热闹情形不见了。现在，这里只剩下 10 个精神残疾人，除了羊三农之外，分成两拨轮流来住，每次住一个星期，“因为 10 个人一起来住，我们也负担不起开销”。
符不尾因为恢复较好、症状较轻，在农疗站住了两年后回了家，现在生活可以自理。哥哥符文良和他同村，也能每天照应到他。
但是提到那个干活很厉害的小伙子，郑智权倍感唏嘘：“因为我们资金不足，他也回了家，但不到一年就出事了。他的家里人不怎么管他，有一次他深更半夜跑到橡胶林，掉进深坑里，死了。”
农疗站的工作人员也变少了，农疗项目不得不进行压缩。
现在，这里只有场长、厨师，以及一位帮工的年轻人。鱼塘则因为无暇管理，在 2019 年池水被放掉，现在已经废弃。
农疗站里坍塌的养猪场。图源：偶尔治愈
郑智权估算，托养农疗站现在每年要亏七八万元，所幸社区医院还能营收，可以拿出一部分钱，来填补托养农疗站的亏空。
“我们也到外地的农疗基地考察过。农疗基地是公益性质的，具备社会福利色彩，因此并不盈利。但是要怎么样做，才能维持正常运营，对于农疗基地来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难题。”郑智权说。
事实上，这一类精神残疾人康复机构因资金问题运营困难，并不是个例。
据《海南特区报》报道，2012 年，海口市定安县的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和农疗所，也因为长年入不敷出，加上春节期间遭遇连日降雨，饲料毁坏、鸡鸭走丢，一度濒临倒闭。
“按照现在的资金支持力度，维持托养农疗站的运行是很难的。”韦欢娥如此描述托养农疗站的现状。她说，家人劝过她好几回，考虑到缺少经费，她年纪也越来越大，“托养农疗站还是别做了”。
但她始终没有同意：“家里有过精神残疾人，才知道他们的处境有多难。”
符文良说，弟弟符不尾回了家之后，孤寂一人，只能在村里看别人打牌，不比当年在托养农疗站，人多热闹，可以经常和别人交流。“现在他也不会种菜了，已经没有了这个技能。”
2022 年 2 月 25 日下午，韦欢娥从托养农疗站的厨房外，慢慢走到坍塌的养猪场前，伫立了好一会儿。
“我们还是希望能获得政府和社会的更多支持。如果资金充裕，我想把农疗站的规模做大，做得更专业，把这些房子修好，让更多精神残疾人住进来。”望着养猪场的废墟，韦欢娥说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潘闻博，审核：周晓波（四川省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监制：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