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香菱: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一生
2022-04-09 09:00

《红楼梦》中的香菱: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一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詹丹,编辑:王婧祎,原文标题:《<红楼梦>中的香菱:女性被拐卖、被内卷的苦难史》,题图来自:《红楼梦》电视剧(1987年版)


“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红楼梦》,是“金陵十二钗”乃至我国封建社会女性普遍命运的悲剧史。这种悲剧,在小说尚未展开贾府衰败史的第一回,借助甄家小姐英莲(谐音“真应怜”)元宵节被拐的不幸遭遇,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邀请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詹丹教授撰写本期专栏,书写英莲(后更名为“香菱”)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一生。 


(以下为正文)


英莲本是姑苏乡绅甄士隐的独生女,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爱,父母对其娇生惯养,也是夫妻两人生活幸福的主要依托。谁料想,英莲长到四岁,元宵之夜甄士隐命家人霍启抱英莲去看灯,到半夜,霍启因要小解,把英莲暂放在一户人家的门槛上,等回来,已不见孩子影子。


英莲就此失踪,再没有和亲人重逢。她是被人贩子拐走了,这样过了十来年,出落成一个半大姑娘时,才卖给男子为妾。在这个过程中,她被打怕到彻底不敢提自己的过往身世。之后,当她作为一场官司纠纷中的人物重新登场时,英莲这个名字连同她的出生地记忆,已湮灭在黑暗中。


将被拐女子的过往身世进行切割,似乎是由来已久的“神操作”。旁人从她难被尘俗消磨的惊人之美,特别是眉心留下的米粒样的红胎记中辨认出她的“前世”。她被卖给薛蟠为妾,名字改为“香菱”,从此便带着这一名字走过了小说大半部。


第八十回,薛蟠新过门的妻子夏金桂以“菱角无香”为由,责令香菱更名“秋菱”,标志着她开始承受新的磨难。 红学家蒋和森论及香菱,以她三个名字划出了人生的三个阶段,从苦命的“英莲”(“应怜”)开始,到有着一段浸染诗意的短暂幸福的“香菱”,最后是“秋菱”,是诗的毁灭,是香消玉陨。


虽然清代人认为,“香菱”已意味着“香国飘零”,三个名字就其苦难而言并无阶段性区别,不过由这三个名字划出人生的三阶段波折,似乎更贴近小说反映的生活实际,正可拿来供我们分别讨论。


英莲被拐,命运从元宵节陡然改变


1. 英莲阶段两个关键词:元宵、被拐


元宵,是传统社会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之一,古代白话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都有把元宵节作为故事展开或者情节某个段落的重要背景。《红楼梦》的创作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情节设计中,把元宵节作为甄家故事展开的重要节点,让人们在节日的繁盛中鼓噪起欢乐的高峰体验,再突然发生逆转,乐极生悲。 


第一回甄家败落映射出的贾家衰败过程,也在后来贾府多次渲染的元宵节活动中(前八十回已经有两次具体展开,据作者构思,在八十回后应该还有一次)不断得到聚焦。而这种聚焦,又往往把元宵节的变故,和女性命运关联起来,如英莲之于甄家,元春之于贾府,并引发家族的连锁反应。


需要注意的是,面对元宵题材,古人常常是把它作为一个多义指向的复杂话题来处理。元宵既意味着热闹、团聚,但也因人群大量集聚的不稳定,歹徒混杂其间带来的破坏性,产生了混乱和离别的另一种后果。这正是英莲恰好在元宵深夜被拐的现实和提示的多重象征。


被拐,之于女性命运的改变,同样有其特殊意义。 


生在乡绅之家的甄英莲,本来衣食无忧、父母宠爱,幸福生活的停摆,也许只有当出现了外在蛮力如拐骗等突发事件,才可能发生。从叙事功能上说,作为在第一回内容中必须完成的贾府缩影,甄家的败落情节需要加以最浓缩的艺术处理,那么被拐节点的出现,无须以繁多线索的交织形成铺垫,作者只是让癞头和尚神秘兮兮的念念有词,所谓“好防佳节元宵后”来稍作渲染。


但这仅仅是小说技术处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英莲的被拐看似完全出于偶然性,容易让人把这种不幸解释为具有神秘色彩的命运的捉弄。于是,这一事件中潜藏着的真正的社会必然性,诸如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混乱的社会现实,把人当物品一样买卖的卑劣观念,都不易察觉了。


2. 女性命运的“侥幸”与无常


在英莲阶段,还有两位年轻女性的命运值得关注,一位是贾雨村原配夫人,另一位是甄家丫鬟娇杏。 



原配夫人好容易跟着穷书生贾雨村熬出了头,成了官太太,才一二年的工夫,就得病去世。好运到了她头上,但并没有长久的物质生命来享受,令人哀叹。


娇杏作为小妾嫁给贾雨村,在原配夫人去世后得以“扶正”,书中评价她“命运两济”。然而,作者给她取名为娇杏,谐音“侥幸”,其实是想表达,在他看来,命运两济只是一种偶然的“侥幸”,而女性的悲剧、命运的无常,才是一种必然。


小说第四回,英莲长成半大姑娘被人贩子卖给小乡绅冯渊时,冯渊对她一见钟情,决定三天后正式迎娶,并发誓不再娶第二人。看起来,英莲以后的安宁生活似乎有了保障,连英莲自己得知此消息都感叹:“我今日罪孽可满了。”


 一个女子的幸福转机竟然需要依赖于买家的殷实和情意,而且,她把这种转机视为是自己的罪孽可满,似乎她的一切苦难都是为了赎罪,所有的不幸都是由于自己的前世作孽,还有比这更沉痛、更无奈的吗?



3. 女人是男人争夺的货品和行贿的礼品


冯渊特意安排英莲三天后才过门,人贩子又趁机把她卖给呆霸王薛蟠,想重复捞钱,结果被两家逮住打了个半死。至于被卖了两家的英莲,则成了双方都要争抢的货品,谁也不肯退人去收钱。


表面看,他们都是因为喜欢英莲这个人。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的把英莲当作人来对待,因为他们没有征求过英莲的意愿,霸道的薛蟠不可能,钟情的冯渊似乎也没有。也许,对他们来说,把英莲当物品购买,就已经不存在对人的尊重问题。买家间发生争执,自然是买家间彼此角力,如果要去征求货品自身的意愿,听从其选择,不但逻辑不通,也荒唐可笑。


此时,英莲的命运是被人贩子决定的,也是被争抢的买家决定的,她只能无奈而又绝望地静待命运的落锤。哪怕她曾经寄希望于冯渊,现在也只能自己掐灭了那一点可怜的希望之火。



当冯渊被打死,英莲被薛蟠所抢,她的人生似乎又有了改写的机会。因为薛蟠被冯家人告到应天府,新上任的知府贾雨村正想有一番作为,更何况英莲是曾经接济过他的甄士隐的女儿,他也曾允诺甄家寻访到英莲。然而,当出身葫芦僧的门子把薛蟠的背景交代清楚,向贾雨村道破其中的利害关系,点明薛家与帮助他谋官复职的贾政、王子腾联络有亲时,他当即改变念头,徇情枉法了。


确切点说,他需要埋葬过去的已经贬值了的人情,而把当下的、未来的更大人情牢牢捏在手里。于是他既不追究薛蟠之罪,也不帮助英莲与亲人团聚,而是写了两份讨好贾政和王子腾的书信,说什么“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于把英莲视为是可以行贿讨好贾政、王子腾的礼品了。


耐人寻味的是,贾雨村对英莲的不幸,倒有一番说辞,所谓:


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这冯渊如何偏只看准了这英莲?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头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倒是一件美事,偏又生出这段事来。这薛家纵比冯家富贵,想其为人,自然姬妾众多,淫佚无度,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者。这正是梦幻情缘,恰遇一对薄命儿女。 


英莲是贾雨村恩人之女,但他却完全以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来议论之,并以“孽障遭遇”、“梦幻情缘”的命运观来解释它,似乎自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了。这样的夸夸其谈除了证明他虚伪,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香菱学诗,短暂的诗意人生


英莲被薛蟠夺走为妾,薛宝钗给她起了新的名字“香菱”。英莲仿佛已经是她的前世经历了。我们所知晓的香菱,很大程度上是跟她学诗联系在一起的。“香菱学诗”的片段,一度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广为流传。中学生未必明白的一些问题,这里不妨来讨论。


其一,“香菱学诗”意味着什么? 


首先,它是香菱心灵的一次自我拯救。她苦命的人生,似乎在学诗中得到了暂时的忘却,让她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她学诗投入越专注,毅力越强大,越能说明她曾经被埋在黑暗里的心灵世界是多么痛苦。


学诗,唤醒了她的美好感觉,把苦难屏蔽在心灵之外(尽管未必能驱除苦难)。比如,她和黛玉交流读诗心得,读到“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回忆起上京城来的日子:傍晚船靠到树岸,看几户人家在作晚饭,碧青的炊烟连云而上。当然,只是当她暂时进入大观园,生活和心态都稍稍得到安定时,美好的感觉才有可能被唤醒。


其次,这是对人的一种分类,是从文学修养而不是政治地位进行的分类。贾宝玉说过,“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可见天地至公。”它彰显了一种观念,人的雅俗之分,有没有学诗,是一个重要标准。


再次,它是对《红楼梦》这部诗意小说的一次聚焦,它把散漫在各处的诗意,在香菱与黛玉关于诗的讨论中,上升到了自觉和理性,成为一种诗性智慧。只不过,这种理性,仍然没有脱离感觉,是香菱的个人与生活融为一体的感觉。



其二,香菱的第三首诗作好在哪里?


在跟从黛玉学诗阶段,香菱尝试了三首以“月”为题的写作,只有梦中所得的第三首得到赞赏。首联就很好:“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把对月的描写与对人的精神气质刻画统一了起来。


中间两联是“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对仗工稳,虽有套语的痕迹,但前后脉络还是贯通的。到最后,她写“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人与物完全协调,而这个人所暗示的思妇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香菱自己。薛蟠当时远走他乡去经商,而作为薛蟠之妾的香菱,正切合着闺中女子独守空房的境遇,香菱把自己的切身感受写入诗歌,是诗歌成功的重要条件。


然而,薛蟠自身的不堪,对香菱的忽视,如第十六回凤姐对贾琏说起的,“过了没半月,也看的马棚风一般了”,似乎让香菱与思妇的角色不相协调。而香菱好不容易在薛蟠出远门的时候进大观园,有机会跟林黛玉学诗,这正是一件大喜事,那种兴奋的情绪,似乎也跟诗歌里思妇的淡淡哀怨相矛盾。


在这样的情况下,香菱依然在梦境的无意识中把自己带入一种思妇形象,说明她潜意识里对传统封建价值观的认同——尽管薛蟠很快对她失去了热情,但当薛蟠挨柳湘莲揍时,香菱还是把自己的眼睛都哭肿了。通过梦中的无意识而把自己的这种自居形象释放出来,正体现了曹雪芹的批判精神。


其三,为什么不让香菱学得更久一些?


通过设计梦境,让香菱如有神助似的获得一首比较满意的诗,作者可能想暗示,在短时间内香菱诗艺要有真正质的提高,还是比较困难的,实际的学诗过程,必定会有许多的反复和曲折。那么,作者为什么不以较长的时间段落,更为客观、全面、复杂地呈现香菱学诗的曲折发展呢?


一方面是因为香菱这一形象在小说人物整体设计中,并不能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无法得到更多的篇幅;另一方面是客观上也不允许她在大观园停留更长的日子,只有在薛蟠外出经商时,她才获得了短暂进大观园学诗的机会。一旦薛蟠回来,她马上要搬出大观园,回到薛蟠那儿去。


所以,香菱那样玩命似的学诗,固然是她的兴趣所在,也可说是跟她待在大观园日子不多、机会难得有很大关系。而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比较深入地写出香菱的诗艺发展,让香菱学诗一个阶段后有长足进步,给她一种安慰,这大概是作者不得不把笔触延伸到梦里,通过神秘方式来呈现她写作水平迅速提高的一种策略吧?



其四,香菱为何跟黛玉而不是宝钗学诗?


宝钗诗歌写作不比黛玉差,第三十七回,探春发起成立诗社,第一次以咏叹白海棠来进行比赛,薛宝钗是拔得头筹的。而宝钗的见识更比黛玉广,书本知识和人情世故,都要比黛玉积累得多,林黛玉看过的当时那些禁书,是宝钗早就熟悉的,还可以以过来人的姿态来规劝黛玉。最重要的是,香菱和宝钗住同一个院落,跟宝钗学,最顺理成章。为什么没有?


这当然跟宝钗的为人有关。因为她虽然也写诗,但根本上还是认为女孩子做针线活是正经,所以由她带教,她更愿意带教出女红高手,如她身边的丫鬟莺儿。这或许还涉及到宝钗对薛蟠的理解,因为薛蟠确实是一个毫无风雅可言的人,只会写“一个蚊子哼哼哼,二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韵”。如果宝钗把香菱调教成一个成天吟风赏月的人,让薛蟠情何以堪?而一个创作才能太高的女性,似乎又是没文化的男性难以驾驭的,这样的传统观念,薛宝钗不会不意识到。


虽然小说没有明言这一层,但从常理推想,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清代评点家二知道人感慨说,《红楼梦》让他最无法接受的一个悲剧,就是“两呆相遇”。呆霸王遇到了呆香菱,前者之不通诗与后者之沉迷于诗相遇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让人感受到这不单是人生毁灭的悲剧,也是诗的毁灭的悲剧。


其五,诗意人生的终结。


第七十九回,薛蟠要娶夏金桂为妻,香菱兴高采烈,感觉诗社的队伍又要壮大了,但贾宝玉担心夏金桂的到来未必对香菱有利,一句话让香菱变脸了。


宝玉说:“但只我听这话不知怎么倒替你耽心虑后了。”   香菱突然发怒说,“这是什么话!素日咱们都是厮抬厮敬的,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是什么意思!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   


其态度转变之快,令人目瞪口呆。我们不知道香菱这样的态度是因为过分天真,还是因为不敢正视、不愿相信宝玉的暗示?或者像有些学者说的,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真心待她好的人,所以香菱无法理解宝玉真诚的关心。要不然,就是她有一份卑微者的心思:既然宝玉说到底是她无法依靠的远方,所以只能坚定起依靠身边人的信心,以此来安顿她那无助的柔弱?


总之,孤单的她似乎更需要把远方的关心视为是一种过分,以站稳自己当下的立场。香菱远方的消失,是无可避免的。 



但夏金桂又把她保留的一点诗意诗情也兜底铲除了。


香菱用娴雅的心态和充满诗意的语言来描写菱角的淡雅之香后,夏金桂立马让她改名,把香字抹掉,改为“秋菱”,对她那一点自我陶醉的温暖诗意给以最冰冷的打击。秋天正是浓烈的桂花香四散之时,哪里还有一点菱香存在的余地?


根据曹雪芹原来的构思,香菱最终结局,就是被夏金桂虐待死的。这是在第五回判词中写得较为清楚的:


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两地生孤木”,正是一个“桂”字。


秋菱的归宿:女性内卷的牺牲品


西哲说,以往的哲学家都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红楼梦》让我们看到的是,有关香菱世界的解释和改变都成了问题。


对于香菱的人生,相信不少人设想过,如果薛蟠的正妻不是奇妒的夏金桂,而是一个脾气温和得多的人,那香菱的人生也许就不会这么悲苦。所以,说到底,是她的运气不好,或者用癞头和尚的话来说,就是“有运无命”。这看似解释了问题,其实遮蔽了问题。


因为,造成香菱悲剧的根本问题是女性无法在社会上自立,是不合理的妻妾制度,特别是她在人生起步阶段就被拐被卖,失去了做人的基本自由和女性的起码尊严。



遭遇奇妒的夏金桂,偶然中有必然。在男性霸权社会,所谓“妇女嫉妒”的恶德,就被反复书写,整理成像《妒记》这样的专书,成为一类需要社会声讨或者取笑的对象,而能像清代学者俞正夑说的“妒非女子恶德”的人,毕竟是少数。


类似的社会问题,我们不能用自然性格问题或者神秘的命运问题来解释。如果情感本质上具有排他性,而当时社会女子只能依附于男子生存时,她们就需要通过固宠来争取自己的地位。这样,妻妾制度中的女子,只能借助于打击另一个更弱小的女子,而不是直接对抗男子,来为自己争取地位。


夏金桂对待香菱是这样,凤姐对待尤二姐也是这样。用时下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女性借彼此间的无情内卷,来谋求可怜的生存地位。


有没有走出这种内卷的出路?对女性命运有着普遍关注的“情种”贾宝玉就有过尝试。当他听闻香菱不堪忍受夏金桂的奇妒时,也曾想帮助香菱摆脱困境,但他是怎么做的?他去找了江湖郎中王一贴,希望有一贴灵的膏药来贴好夏金桂嫉妒之病。于是王道士给出了一段绝妙的回答:


王一贴又忙道:“这贴妒的膏药倒没经过。倒有一种汤药,或者可医,只是慢些儿,不能立竿见影的效验。”宝玉问:“什么汤药?怎么吃法?”王一贴道:“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早吃这么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宝玉道:“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见效。”王一贴道:“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说着,宝玉茗烟都大笑不止,骂“油嘴的牛头”。


乍一看,王道士胡诌这样的疗妒汤,似乎就是要和贾宝玉开玩笑,或者想戏弄他一下,更有人以为,这是对中医药治病难见疗效的讽刺,对江湖郎中骗人术的揭底。其实都未必说到点子上。


因为当贾宝玉在无奈中找到王道士,想用贴膏药的方式来治愈夏金桂的妒忌时,他实际上是把涉及女性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一概简单化了。这种行为,一如小说中的人物甚至香菱自己用“有命无运”“罪孽”“孽障”来解释她的不幸,乃至用诗意和远方来鼓励、拯救她的心灵世界,其实都是简单化的处理方式。


而曹雪芹的伟大,就在于写出诗的毁灭和远方的消失,让一切宗教哲学的解释和儿戏般的治病行动归于可笑,从而把香菱的活生生悲惨遭遇,呈现到每一个人面前。令人不无感叹的是,程伟元、高鹗整理本在续写的第一百零三回,以对秋菱结局的改写,让夏金桂误食了本想毒死秋菱的毒药一命呜呼,秋菱得以扶正,给出了一个大团圆结局。如此不敢直面残酷现实而只能闭眼说瞎话,以自欺欺人的情节来拯救女性,其实是把她们抛入了一个更难以救助的深渊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詹丹(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古典学会副会长),编辑:王婧祎,图片:《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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