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ID：ruraleconomy），作者：龙文进、路自愿、  庞晓鹏、李睿，原刊发于《中国农村观察》2022年第1期，原文标题：《《中国农村观察》精华版|路自愿等：童年迁移经历对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收入的影响》，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引言

进城务工是农村居民增加收入、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于2020年全部脱贫。除了政府部门投入大量人财物对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帮扶外，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在增加家庭收入、改善贫困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化迁移成为人口流动的新趋势，农民工子女作为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者，其规模也迅速扩大。2015年，3430万流动儿童中户籍在农村的儿童占比高达60.9%。2018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也达到1424.04万人，较2009年增长42.7%。由于户籍等制度的限制，大量流动儿童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相对于留守儿童留守经历的相关研究而言，针对流动儿童迁移经历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相关研究仍较为缺乏。大量研究表明：短期而言，童年留守经历会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健康、主观幸福感等产生消极影响。长期而言，童年留守经历会对个体成年时期的就业、非认知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产生消极影响。对于流动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教育问题和随迁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方面。然而，随着流动儿童的成长，迁移经历长期内会对个体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鲜有关注。

童年时期的“迁移烙印”可能会对个体成年时期的收入产生重要影响。个体生命历程理论表明，个体童年时期的发展状况和相关经历会对其未来的行为以及生命历程轨迹产生重大且持续的影响。现有关于个体童年迁移经历对其成年时期收入水平的影响结论并不一致。

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结论，和一国迁移制度安排、童年迁移的具体特征密切相关。不同于发达国家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户籍在农村的随迁儿童难以在城市享受较好的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随迁儿童难以在城市全程就读，最终往往需要回到户籍地就学。在此制度背景之下的童年迁移经历对个体成年时期收入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探究。

在影响个体成年时期收入的诸多因素的相关探讨中，对童年迁移经历的关注也较为不足。现有研究主要探究了微观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宏观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特征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将关注区间前推至童年时期，探究童年迁移经历对个体成年时期收入的影响，可为理解个体经济福利的影响因素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本文提供了童年迁移经历对个体长期经济福利影响的证据。现有的迁移与个体经济福利关系的相关研究更多侧重于考察迁移带来的当期影响，本文则从生命历程视角考察了迁移对个体经济福利的长期影响。

第二，本文借助IPWRA、AIPW以及随机删除部分样本的方法较好地缓解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本文以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状况为中介变量进行了影响机制检验，并按性别、迁移年龄和迁移类型进行了异质性讨论，进而呈现和诠释了童年迁移经历影响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收入的路径和机制以及不同群体间影响的异质性。

第四，就政策层面而言，本文的研究发现也为有关部门制定减轻迁移对个体经济福利的消极影响、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机制分析

（一）童年迁移经历影响成年时期收入的理论基础

现有研究多从当期视角出发探究某一因素对所关注变量的影响，忽视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定经历可能产生的持久影响。因而，如果把握事物发展的时间性特征，可以加深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基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从一定程度上讲，过去塑造着个体的现在和未来。

基于对时间效应的重点关注，生命历程理论认为，对于事件的探究要重点把握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事件发生的时期、事件的持续期三个维度。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发生时，个体的生命轨迹可能发生彻底转向；同一事件发生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个体经历特定事件的时间越长，则这一事件对个体越可能产生持久的影响。而迁移则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童年时期则是对个体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时期。

（二）童年迁移经历影响成年时期收入的机制分析

童年迁移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环境及其导致的刺激和变化会对个体产生持续的影响。其既可能对个体成年时期收入造成积极影响，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最终效果取决于迁移所带来的净效应。

1. 童年迁移经历对成年时期收入产生积极影响的路径分析。童年迁移经历可能通过三种路径对个体成年时期收入产生积极影响。

一是如果父母携带子女迁移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工作和生活环境，迁移所带来的短期消极影响则会被迁移后更好的生活质量所弥补。一方面，迁移增加了家庭的收入，缓解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约束，使得家庭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投资于子女教育。另一方面，迁移也会产生学习效应。迁移者在流入地会与当地居民互动，在互动过程中迁移者自身对子女的教育、养育等观念和行为会与本地居民趋同。

二是父母迁移到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会给随迁子女带来新的并且有利于增加其未来收入的社会资本，比如随迁子女会结交新的朋友。

三是迁移也会提升随迁子女自我管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对成年时期的收入产生积极影响。

2. 童年迁移经历对成年时期收入产生消极影响的路径分析。童年迁移经历可能通过四种路径对个体成年时期收入产生消极影响。

一是迁移打断了学生学习过程的连续性，对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和受教育程度产生不利影响。不仅如此，由于在流入地就学方面的制度性约束包括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偏低、农民工子弟学校“反学校文化”盛行，以及农民工子女在现有制度约束下遭遇“天花板效应”从而主动放弃学业上的努力等问题，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也会受到消极影响。再加上升学方面中考和高考制度限制以及经济、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动机，大量随迁子女最终还是要回到户籍地。而外出又回流对儿童的学习成绩造成了显著的消极影响。综上，学习过程被打断与制度性约束和反学校文化作用下的自我放弃、外出又回流的迁移经历对迁移者的受教育状况造成了消极影响。

二是童年迁移打破了原有社会资本（比如留在流出地的其他家庭成员和朋友），这些社会资本对迁移者未来的发展可能也是重要的。

三是在流入地面临的被边缘化和社会排斥的风险会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不仅如此，户籍等制度性约束的存在使得迁移到城市的流动儿童难以在城市全程就读，往往还是要返回农村继续上学，随迁又回流也同样会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四是青春期、环境变化等多重挑战的叠加也会对个体的发展（比如认知能力）产生消极影响。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7年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的调查对象是调查当年在流入地连续居住1个月及以上，非本县（市、区）户口的15～59岁的流动人口。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方法进行抽样，对不同的省级单位选定不同的样本规模。2017年，调查的受访者共计约17万人，涉及的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共计约45万人。  

根据国际上常用的关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界定，本文将研究样本的年龄控制在15岁以上。结合问卷中受访者的户籍性质、第一次离开户籍地的时间和出生时间信息，本文将出生时是农业户口并且接受调查时仍为农业户口，0～15时因作为随迁家属离开过户籍地的个体，定义为童年有过迁移经历的样本，将0～15岁时没有离开过户籍地的个体定义为童年没有迁移经历的样本。

由于劳动者自我雇用与被雇用在收入获得上有较大差异，本文将研究样本限定在被雇用的劳动者上。此外，本文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的童年迁移经历对其成年时期收入的影响，而改革开放前后户籍管理制度差异巨大，因此，笔者删除了1978年以前出生的样本，最终使用的样本有28913个。

（二）模型与变量设定

本文首先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进行估计，而后使用具有双重稳健性质的IPWRA模型和AIPW模型进行内生性的处理，在此基础上针对可能发生的回忆报告偏差采取随机删除5%和10%样本的方式进行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接下来文章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机制的讨论，最后则从性别差异、迁移时年龄差异以及迁移模式差异进行了异质性的讨论。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个体童年时期是否有迁移经历，有则赋值为1，没有则赋值为0；本文的因变量是受访者上个月工资的对数值。在基准回归中，本文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是否党员、受教育年限、职业、单位性质、行业、兄弟姐妹数量以及省份固定效应。

在运用IPWRA模型和AIPW模型进行估计时，文章将样本所在区县降水量、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兄弟姐妹数量和省份固定效应作为影响因素以估计个体童年是否迁移的概率，将样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是否党员、受教育年限、职业、单位性质、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作为影响因素以预测个体的潜在收入。

四、回归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童年迁移经历对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童年迁移经历依旧会显著降低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的收入。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应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综合使用IPWRA和AIPW两种模型来缓解内生性问题。两种模型通过使用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对结果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校正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模型不同时要求结果模型和选择模型的设定都是准确的，只要二者有一个设定准确，则估计结果便具有稳健性。而且即使结果模型和选择模型的设定均存在偏误，其估计误差也相对小。

估计结果均表明童年迁移经历会显著降低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的收入，在分别随机删除了5%和10%的样本后基本结论保持不变。

（三）中介效应检验

综合使用逐步回归法和Bootstrap法的检验结果表明童年迁移通过影响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原有的社会资本、健康状况进而降低了成年时期的收入；而童年迁移通过新增社会资本则会部分抵消童年迁移经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四）异质性分析

就性别而言，童年迁移经历对男性和女性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收入均会造成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对男性农村流动人口的消极影响更大；就迁移年龄而言，16岁以前迁移均会对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收入产生消极影响，其中，6～12岁时迁移产生的消极影响最大，6岁以前迁移产生的消极影响次之，13～15岁时迁移产生的消极影响最小；就迁移类型而言，市内跨县迁移对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收入的消极影响大于省内跨市迁移，而跨省迁移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童年迁移经历给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的收入带来了显著的消极影响。

迁移经历会通过对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和原有社会资本产生消极影响降低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收入。同时，童年迁移经历会对个体的新增社会资本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从而提高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收入。

童年迁移对男性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收入的消极影响大于对女性的影响；6～12岁时迁移产生的消极影响最大，6岁以前迁移产生的消极影响次之，13～15岁时迁移产生的消极影响最小；市内跨县迁移的消极影响大于省内跨市迁移，而跨省迁移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乡城人口迁移作为发展经济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迁移经历对流动人口产生的影响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对于该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首先，本文将迁移影响的考察范围从当期或者短期扩展至长期，这也为从生命周期视角出发研究迁移的影响提供了启示。其次，本文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父代主动迁移的影响，而是子代作为被动的随迁者，童年迁移经历可能对其产生的长期影响。

由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将长期存在，以及国家层面“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关政策举措不断落地，“十四五”时期仍将产生大量拥有童年迁移经历的农村流动人口。本文的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经历迁移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成年时期收入的提升。而产生这种消极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户籍等制度性约束所引发的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就学难和社会融入难等问题。

因此，如何更好地缓解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不利处境，减轻甚至消除迁移可能带来的短期乃至长期的消极影响，依然会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流动儿童的生存发展状态，努力消除户籍等制度性约束所导致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限制，让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从而有力地促进居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ID：ruraleconomy），作者：龙文进、路自愿、  庞晓鹏、李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