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安妮，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塞萨尔（César Solano Catalán）今年19岁了，在很多地方，这正是一个读大学的年龄。他却决定去做一名纽约的外卖员。
这个年轻人来自墨西哥，作为一个移民，没有光鲜的学历和广泛的人脉，他最终发现，自己只能靠送外卖来养活自己。这份工作也比他想象中艰难太多，“外卖系统不会理解你，你的轮胎瘪了，你的自行车被偷了，系统都不会负责。因为我们是个体打工人。”塞萨尔说，甚至这些外卖员还会遭遇危险，“不仅有很多盗窃事件，还有很多人被杀。”
关于塞萨尔所从事的工作，人们提炼出了一个很高级的词汇：“零工经济”。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每天都在参与其中，从点外卖收快递，到直播带货和网约车，我们在享受零工经济带来的便利。这在全球都成为热潮，身处其中的劳动者也正获得越来越多关注。
然而，蓬勃发展的另一面却是，自从这一新兴工作模式走进大众视野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关于劳动者权利的争议——大部分零工平台都将雇员称为“个体经营者”或“自由职业者”。他们试图以此与传统雇佣关系相区分。这意味着，零工们无法享受正式就业所拥有的社会福利。
正如塞萨尔所说，虽然他为某个平台打工，但实际上他又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个体户。
持续很久的新冠疫情，让他们处境更加艰难，尤其是外卖员和快递员。疫情加重了他们的工作负担，相应的保障却没有得到改善。在许多国家，这种情况都日益显著，来自社会各界的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从印度尼西亚到美国，全球外卖骑手都被困在系统里。
一、“我们团结一致”
在全世界，有无数像塞萨尔这样的人。
去年9月17日，希腊的eFood就向签订了三个月合同的外卖骑手宣布：要么成为“自由职业者”，要么辞职。
eFood是一家由德国公司所有的外卖订餐平台，在希腊拥有超过九万名顾客，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其利润飙升了26.7%，几乎形成了垄断。
这一决定不仅引发了员工的不满，消费者们也纷纷打抱不平。
很快，推特上就出现了 #delete_eFood 和 #cancel_eFood 的话题标签。许多消费者卸载eFood软件、给软件打差评来表达对平台员工的支持。短短几天内，eFood在应用商店的评分就从3.5下降到了2.2。
在应用商店的评论里，一位消费者写到：“请重视外卖送餐员的基本权利，如社会保障、雇佣合同、合理工资和工作安全。他们是（eFood平台）不可或缺的员工，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
工会也很快参与了进来。餐饮-旅游-酒店工人工会（Trade Union of Workers in Catering-Tourism-Hotels）在希腊各地组织起了罢工。成千上万外卖骑手穿着eFood员工服装，举着eFood外卖箱，驾驶摩托车和电动车在街道上呼啸而过，以示抗议。
面对这一系列反对声音，eFood 一周之内就决定屈服。他们几乎满足了工人们的所有要求，宣布变更现有的劳动合同，将固定期限改为无固定期限，并承诺扩大其劳工的权利和额外福利。雅典工会骄傲地宣称，“在跨国电子平台面前，我们胜利了！”
胜利不仅发生在希腊。在韩国，政府也开始采取措施来完善工人在失业救济金和事故保险方面的权利，这让国内七万多名外卖骑手受益，在东亚地区，韩国的举措还是首例。
墨西哥零工群体也开始申请建立独立的分销商联盟，他们希望能得到工会认可，并实现集体谈判和让外卖骑手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
最为声势浩大的维权行动发生在纽约。2021年4月下旬的一天，超过两千名外卖骑手组成车队，从时代广场一路骑行，迫使整个市中心暂停交通。除了此前已经举行过大规模集会的 Los Deliveristas Unidos（由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土著食品配送工人组成的集体），全市最大的服务工人工会也加入进来。原本以少数族裔和难民为主的团体，获得了主流白人的支持。
纽约外卖骑手当然对现状很不满。他们工资微薄，如果想赚到更多钱，只能拼命接单，导致他们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无法保证，作为合同工，他们也无法享受到许多应有的社会福利。
在集会上，外卖骑手们呼吁：确保生活工资，获得科技公司员工认可，获得洗手间和安全等候区的使用权，以及让当地执法部门打击抢劫。
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纽约全市有大约八万名外卖骑手分别为多个订餐平台提供服务，而他们的平均时薪为7.87美元，几乎是这个城市最低工资的一半。根据相关调查，大部分外卖骑手每周至少工作五天，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会工作六天甚至七天。
工人们的声音并不是没有得到一点回应。在 Los Deliveristas Unidos 发起推动相关立法的行动之后不久，纽约市议会通过了一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保证外卖骑手每次送餐的最低工资、限制骑手被要求送餐的距离，还包括一系列防止骑手的小费被应用程序窃取的措施。
这也是美国第一座立法为零工设定最低限度保护的大城市。当法案通过的消息传开，等候在市政厅外的几十名外卖骑手兴奋地庆祝起来。
“我们认为，这次立法成功是一个非常漫长而复杂的旅程。我内心的某种东西一直在对我说：‘不要放弃’。”来自危地马拉的塞尔吉奥·阿杰奇是当天守候在市政厅外的骑手之一，在 Los Deliveristas Unidos 组织外卖骑手、发起推动立法行动的整个过程，他都积极地参与其中。
这次意义重大的成功也是建立在此前逐步取得的种种微小胜利基础之上。譬如，费城在去年三月将带薪病假的范围扩大至包括零工在内的低薪工人；西雅图则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不久就为外卖骑手制定了紧急最低工资标准，并有将其永久化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骑手们仍然没有获得被视为正式员工的权利，作为零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与正式员工最低工资也差距甚远。“但这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纽约市立大学劳工与城市研究学院讲师安德鲁沃尔夫这样评价道，“对于零工行业来说，政府这样做很重要，因为我们不应该让公司决定谁和谁不受法律保护。”
塞萨尔也是 Los Deliveristas Unidos 的一员，他表示，这个组织不仅能够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很大程度上增进了骑手之间的友谊，“通常情况下，一个外卖员，尤其是移民外卖员都会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甚至不知道周围有些什么样的人，就算发生了什么意外，他也会选择一个人去克服。但现在这些改变了。”
他发现，如今骑手们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一旦有人面临任何问题，大家都会伸出援手。说起这些时，塞萨尔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我们有了自己的社区，可以对别人说‘哦，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会邀请你参加我的聚会’。我们可能不是来自同一个国家，但我们团结一致。”
二、平台怪物的成长
早在2000年代初，外卖服务就已经出现，随着技术愈发便利，这项服务的受欢迎程度更是爆炸式增长。根据市场研究公司NPD的数据，2010年，美国有近13.9亿个电话外卖订单直接下达到餐馆，五年后，这个数字已降至约10.2亿，而应用程序订单从4.03亿增长了一倍多，达到9.04亿。
今年，工人正义项目和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工人研究所对500名外卖骑手进行了一项调研。结果显示，由于许多外卖平台都将骑士注册为“独立承包商”或“自由职业者”，工人们被推入了权利的灰色地带，从而缺乏正常的劳动保护。
许多外卖骑手也抱怨，外卖平台总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规则，而最后受影响的往往都是他们的薪水和工作条件。
“这些平台的绩效评估系统很大程度上依赖骑手接受订单的频率和用户评价。”这份报告称，“例如，如果骑手拒绝接受特定订单，应用公司可能就会降低骑手的内部评级，这可能会导致他被分配到更少或更不利的时间段。”
因此，为了获得更多好评、提升自身评级，骑手们不得不尽可能用更快的速度到达更远地点，这极大地增加了安全风险。而各大外卖平台之间的竞争，则进一步挤压了骑手的收入。
使得这一现象获得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202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的22号提案。这项提案免除了零工平台将大约30万工人归为雇员的义务。为了促成这一提案的通过，包括Uber、Lyft、DoorDash、Postmates和Instacart在内的零工平台公司投入了2.05亿美元的巨款进行游说。而主要由工会和联合劳工组织组成的22号提案反对派，只筹集到了2000万美元。
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公司面对那些“零工经济”打工人时，可以不遵守与医疗保健、失业保险、安全工作条件和其他福利有关的劳动法要求。有媒体将这称作“富人统治故事中的一个里程碑”。
根据《展望》的报道，Uber和Lyft因为拒绝向加州的失业保险基金支付费用，“自2014年以来，共为公司节省了4.13亿美元”。而22号法案更是直接允许这些公司不必支付劳动法规定的员工福利和社会保障，只需提供有限的福利和每小时5.64美元的工资——而州政府规定雇员的每小时最低工资是13美元。
早在2004年就从危地马拉来到纽约的阿杰奇（Ajchee）已经送了十多年外卖。在加入送餐平台DoorDash和Relay之前，他都是直接受雇于餐厅。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回不去的美好时光。
“以前的情况要好多了，至少那时我们有固定的雇主和时间表，”他说，“现在，餐厅和工人之间的稳定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无论多忙，平台仍然按小时给我们计算薪酬。”
阿杰奇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他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也只能赚到800美元。
为餐厅工作时，阿杰奇能拿到小费，老板会给像他一样的外卖员提供食宿，每年圣诞节还会有奖金，这些曾经习惯的待遇在外卖被平台垄断的今天全部成为了奢侈。
三、裁决，姗姗来迟
反反复复的新冠疫情，一方面给外卖平台公司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巨大收益，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重了骑手的负担。据相关调查报告，仅在墨西哥，新冠暴发后外卖服务的增长率就高达80%。
外卖服务在疫情期间更加受欢迎，不仅是因为隔离导致更多人不方便出门，还因为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造成了许多小餐馆的倒闭，并使得社会失业率增长。
但这些并没有让外卖骑手的待遇得到改善。他们仍然无法获得正式工人的身份，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在流行病毒肆虐的全球环境下，他们仍然每天都不得不奔波在街头，连最基本的健康和意外保险都不能拥有。
在22号法案通过一年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初审法院在一场原本普通的审判中作出了该法案违宪的判决，对科技巨头公司们造成了猝不及防的打击。
对于整个零工行业的规范，这也许是一个重要信号。
不满的声音不仅仅来自美国。2019年5月，韩国首尔的外卖员们成立了自己的骑士工会，并在半年后被市政府承认。这赋予了他们直接与平台方进行劳资谈判的权利。也有市政府官员公开表示，“我们认为，有充分理由将外卖骑手视为应用平台公司的正式雇员。”
2020年9月，Rappi和Uber等零工应用程序的工人宣布了全球罢工日，要求平台方承认他们是正式工人。在尼日利亚、日本、德国、美国、法国、西班牙以及墨西哥，轰轰烈烈的行动陆续上演。拉丁美洲的一位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这些平台公司内部就是想要摆脱与零工的任何工作关系。
在2020年一次关于英国独立工人工会（IWGB）的判决中，法官作出了有利于工人与工会的判决结果，他批评“英国未能授予零工经济中工人根据欧盟健康和安全法应享有的权利”。这意味着，零工也有权享有与正式雇员同样的欧盟标准的健康与安全权利。对此，英国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
疫情使得外卖骑手的安全问题格外受到重视。IWGB主席亚历克斯·马歇尔（Alex Marshall）说道，“工人一直呼吁在疫情期间受到更广泛的保护，而这些声音很大程度上被他们的雇主置若罔闻。IWGB也不断在联系各大公司，但他们总是试图逃避对其员工的任何责任。这项裁决已经算是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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