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洪流法眼（ID：hongliu-lawyer），作者：洪流，原文标题：《今天，想起了伍连德》，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1910年12月，中国东北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到哈尔滨进行调查、防治。伍连德不负众望，成功扑灭了这场东北鼠疫。
谈起伍连德，就避不开一个人——袁世凯。
历史上的袁行伍出身，敢作敢为，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时袁未得君令即先斩后奏率清军入宫击败日军，保证了清廷在朝鲜半岛上的利益，日人对袁恨之入骨。
和其他旧朝臣相比，袁视野开阔，见过世面，尊重科学，爱惜人才。袁回国从政后，编练新军，创立近代警察制度，建立近代医学体系，设立新学替代私塾，鼓励民间兴办近代实业。1907年，经人推荐，袁下聘书给远在马来西亚的伍连德，邀请他出任北洋军医学堂的副校长。
伍连德，马来西亚华人，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896年―1899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 Cambridge），1899年―1902年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1902年―1903年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24岁那年获得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后返回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热带病研究。
这是一个从小接受西方殖民主义教育的海外华人精英。在清末中医统治国内医学的背景下，袁世凯不走寻常路，敢从海外高薪聘请一个连中文都说不利索的西医华人，来担任国内新军最高医学院的副校长，可见袁当时是何等气量和胸怀。
1910年，哈尔滨道外区突然爆发鼠疫。时任蒙务处协理的曹廷杰在其《防疫刍言及例言序》记载：6个月至少死了6万人。疫情很快蔓延至京师，外务部右丞施肇基主动请缨任"防疫大臣"，同时，他力荐伍连德为东北防疫总医官。接受新的任命后，31岁的伍连德没有怨天尤人，他带领唯一的助手林家瑞踏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
当时，疫情下的东北人心惶惶，除了日俄医院的医护人员外，整个东三省的西医加起来不超过10人。在哈尔滨、长春等地，中医自愿参加防鼠疫的很多，由于他们不具备现代医学知识，所以在防疫中殉职的比例非常高。
而就是这些人，对到来的这场瘟疫也不了解，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场瘟疫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以为是寻常的腺鼠疫。对于伍连德的到来，他们对伍连德颠覆传统的做法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极力反对。
1910年12月27日，伍连德和他的助手完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例尸体解剖，找到鼠疫杆菌，确定了通过唾液传播的方式。经过缜密的调查和实验，伍连德提出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他提出的防护措施其实不复杂，在今天我们看来甚至说是常识，但在当年是不可思议的：封城，焚尸，戴口罩，医院隔离。
1911年1月30日，在疫情爆发地哈尔滨傅家甸，为集中焚烧2200具鼠疫患者尸体，清政府特别下了道圣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土葬习俗，第一次为科学防疫让路。
1911年3月1日午夜，当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时，坐落在哈尔滨傅家甸的防疫总部内一片沸腾。几日后，鉴于鼠疫死亡连续多日为零，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经过67天的努力，伍连德成功了，他将曾吞噬整个欧洲的鼠疫，消灭于中国东北，守护和挽救了千万中国人！
对了，伍连德还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伍氏口罩”，并提出旋转餐盘倡导分餐制。
1935年，伍连德因为从事肺鼠疫研究工作，特别是发现旱獭在其中的传播作用，被在广州工作的美国医生嘉惠霖(William Warder Cadbury)向诺奖委员会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
2019年，《柳叶刀》发起“威克利·伍连德奖”，以致敬医界楷模。
梁启超对伍连德的评价是：“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博士一人而已！”
今天回看伍连德在那时能主持实现举世瞩目的防疫奇迹，挽救民众于水火，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有尊重科学爱惜人才的一批封疆大吏和官员。
从下聘书在海外挖人才的袁世凯，到保荐伍连德为东北防疫总医官的施肇基，都是见过世面受过良好教育的明白人，官员精英的属性未改，不在乎人才的出身和流派，敢启用真才实学之人。作为一个仅仅28岁的接受西式教育的年轻人，伍连德即便在今天也很难被随意授予重托，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1908年伍连德刚回国时，陆军部尚书铁良召见他时，又要穿官服，又要戴假辫子，而且不利索的官话让他言不达意，繁文缛节令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的他痛苦不堪。当摄政王要接见伍连德时，施肇基想出了一个办法，让陆军部宣布授予伍连德陆军蓝翎军衔，也就是相当于西方国家少校的职位。这样伍连德成了清军军官，免去了很多觐见前的官方手续，还可以穿着军装上殿，不用戴假辫子，对摄政王的问话也不必详细回答。
第二，清廷在防疫这件事情上给与了专家充分的自主权，放手让专家去做专业的事。
施肇基虽然揽下了防疫大臣的名头，但他把主要的工作全部放给了伍连德，积极为伍连德做好配合工作。为了成功执行分区防疫计划，清廷从长春专门调来了由1160名士兵组成的步兵团交由伍连德管理实施封控任务。
在疫情期间，为了听从伍连德指挥，严格执行封控，1911年1月13日清廷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是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观察。这些措施是如此严厉、如此彻底，以至于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返回时，也毫无例外地在山海关停留5日后才得以返京。
为了防疫，清廷甚至不惜破祖先规矩，专门下旨焚烧鼠疫患者的尸体。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第三、清廷未拘泥于中西医之争，而是务实地让结果和数字说话。
伍连德在疫后总结参与防疫人员的死亡人数发现，哈尔滨防疫人员2943人，死于鼠疫者297人，死亡率是10%；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救护车司机150人，死亡69人，死亡率45%；其次就是当地中医，9人中有4人死于鼠疫，达44.4%；在长春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西医很少，在鼠疫的大流行中，旧医的生意特别兴隆，其后果是登记在案的31位执业中医中，17人死于鼠疫（约54%）；死亡率最低的是医学堂的学生，29人死亡1人，死亡率是3.5%。
很显然，受过近代训练的新医学医务人员在这场鼠疫大流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经受住了考验，而后清廷对他们的关怀又大大促进了全中国科学化的医学实践。
疫情之后，伍连德还做了一件事，对后世影响深远，那就是他提出组建“东北三省防疫处”，而清政府最后也同意了。这个中国第一所防疫机构成立了，就设在清政府灭亡半年前的哈尔滨。
伍连德在哈尔滨设立防疫总局，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创立中华医学会，主推创建了北京协和医院，并建成现代化的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创办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等20多所医学院校。他是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
从28岁来到中国，到58岁的30年间，伍连德把自己“the best life ”奉献给了中国，造福于中国人民，而如今他几乎被遗忘了。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去世，根据其遗愿，他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故居捐献给了中华医学会，至今，这栋楼房还原样保存着。
至于当初把他聘请回国的袁世凯，则因为倒行逆施恢复帝制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哪怕他生前曾经做过那么多推动历史的好事，哪怕他曾经是宇宙多么威武的枭雄，哪怕他死前是多么地后悔：“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这正是应验了后来造反者的那句话，不管你是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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