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FM（ID：thethinkerFM），作者：信睿电台，整理：树野 ，审校：周发发，原文标题：《平台劳动时代：外卖骑手的困境与“饭圈”的行动力》，头图来源：《额温枪女孩》剧照
平台技术和组织的出现，正在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在一些特殊时期，平台提供的服务更是维系着城市部分核心功能的运转。当然，这些都离不开一位位具体的平台劳动者。
近几年，外卖骑手、快递员乃至饭圈粉丝等平台劳动者，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围绕ta们劳动状态的灵活/不稳定、主体/服从性等问题的讨论，也从未停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进入平台劳动研究领域。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研究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原点，着力探讨平台技术如何加强了对劳动过程的精细化控制。不过，与平台技术的复杂性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多样性相比，研究者也需要拥抱更为多元的思考取径。
在《信睿电台》第11期节目“外卖骑手研究，困在批判性理论里"中，我们邀请到社科院的孙萍和北大新媒体研究院的周安安。作为最早一批关注平台劳动的研究者，她们在持续关注平台劳动的同时，也在反思着平台劳动研究自身的发展。
（本期嘉宾：孙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周安安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1.从边缘到主流的平台劳动研究
周发发：要谈平台劳动，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些“媒介考古学”上的发掘。如果要追溯平台劳动最早是如何成为一个公众话题的，我们可能又要回到《人物》的那篇特稿——《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稿子使得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平台劳动者在公共空间引发了更具大众性的讨论。两位老师应该是在此之前就长期关注平台劳动，或者说科技是怎样改变了我们的劳动形态这一话题，可以先聊一聊，当初是为什么会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
孙萍：其实平台研究也是近几年才火起来的。2017年我刚从香港求学回来，看着中国起起伏伏的互联网产业，非常惶恐，不知道要做什么研究。我当时就发现路上多了一群人——外卖骑手。我想这群人还没有被研究过，要不就以此为研究对象。
当时会觉得研究数字劳动的底层劳动者是一个比较边缘的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也没有想到社会会给予这个群体这么大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这和外卖骑手有非常大的“可见性”相关——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看见他们，他们来来回回地像移动的广告牌一样。
但很多其他的平台就业者，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见的。2018年至今，我们调研组每年都会在北京做一轮关于外卖骑手的问卷调查、田野观察和访谈。我觉得一个好的研究项目可能需要学者们至少跟踪十年左右，十年好像才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群体、这条产业链和这套技术系统是怎么起于微末，到现在极其鼎盛。这对我们考察整个外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长的、有历史取向的视角。
周安安：我是一直以来都特别关注劳动问题，初期是农民工、流水线等基层劳动问题，后来才关注到这些年劳动形态的变化。我觉得《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报道能激起非常广泛的社会共情是有道理的，它可能确实预示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正在被某一种技术所改变。
基于这样的想法，加上我对文化生产领域的关注，我就把平台和文化聚到一起，去研究了一些以文化生产为主的平台。新冠疫情最初爆发的时候，我曾经和项飙老师组了一个项目，研究疫情之下的流动劳动者，关注城市停滞时，还有哪些技术力量可以维持其运转，它们都代表了某种在平台信息技术之下重新被点对点组织起来的劳动形态。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2019）
2.“依附主体性”与“饭圈行动力”
周发发：在《人物》这篇报道更多关注到平台劳动会制造社会问题这一面向之前，我们对平台劳动的认识还是更为正面的：比如它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可以赋予劳动者更多自主性和灵活性等等。
我想到肯·洛奇导演拍过一个讲快递小哥的电影叫《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一开场就是代表平台公司的雇主跟劳动者讲说：“我们之间不是雇佣关系哦，我们是合作者、合伙人，你可以自由决定工作时间、多劳多得。”我们可以聊聊，这些新经济的制造者们，在当时许诺给我们的是关于平台劳动的怎样一个美好愿景？
孙萍：在讨论数字平台下人的主体性问题时，我们用了一个概念叫“依附主体性”，这有点类似于贝克所讲的风险社会里的“体制化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 individualism）。这是指，我们从传统的农业、工业时代走出来之后，摆脱了各种各样的束缚，好像变得越来越自由，比如年轻人现在都想逃离工厂，出来跑外卖。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去这样做，但与此同时，你的“自由选择”本身跟整个社会结构还是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在送餐的过程中，要跟顾客打交道，平台算法在约束着你，站点的组长和协调员在时刻看着你，工友可能还要跟你比今天送了多少单，家里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及你的劳动关系、劳动权益，甚至是整个社会所形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疫情防控、边界性问题等等，都紧紧地拴着你。
在这个语境下，个体的数字劳动者有点像木偶人，背后有很多条线在牵着他跳舞，就是所谓的“戴着镣铐跳舞”。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个人主义的生发和成长，另一方面发现个人主义的背后其实牵着体制化、机制化的线。所以平台劳动的主体性可能是一个“依附主体性”，或者叫“或然主体性”，就是偶尔会有一点主体性。
周安安：刚才你谈到的这些其实还是基于一个劳动过程的视角，主要考察劳动者个体和其所属的劳动方式之间的关系。比较普遍的看法还是认为，在平台劳动时代，人不是越来越自由，而是与劳动外包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劳动者受到的控制也越来越无微不至了。
一般劳动过程研究会认为，黏性劳动和游戏化的劳动是一种更彻底的对人的控制，是一种新的制造同意的方式。而对于怎么运用平台机制将个体化的人组织起来的问题，可能就涉及到我现在关注的文化生产领域中的“饭圈”问题，它很像所谓的“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的状态——能够让一群不认识的人在某一种情感的召唤下迅速地集结起来，去完成一个具体的目标，在完成目标后又迅速地散开。
孙萍：在这个语境下，饭圈背后的“集聚”逻辑其实是对于idol的一种情感认同？
周安安：其实我觉得不是。饭圈有行动力的关键，在于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感受到真正的行动力。至于这个idol是谁，其实没有特别重要。在谈论相关行动时，其实粉丝最嗨的部分不是对idol的爱，而是自己在爱的激发下所形成的那种行动，以及一整套基于行动的世界观：就是我完整地认识了行动的过程，并且能够投入进去，并且立刻开始执行。
我访谈过一些相对来说社会属性比较高的人群，例如白领女性或精英女性，你能感觉到她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价值感的方式是非常真实的，绝不像很多污名化饭圈的人所说的，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她们审美不行等等。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平台赋予了任何劳动者或消费者主体性，但我在观察饭圈活动时却发现了极强的主体性。粉丝们确实认为自己对偶像是有话语权的，而且中国的饭圈环境也比较特殊，因为中国的明星经纪公司和制作方都相对没有那么强势。
3.饭圈的“反资本运动”：用魔法打败魔法
孙萍：那“资本的逻辑”在这里怎么说呢？
周安安：你要看什么是资本逻辑了，用爱奇艺CEO龚宇的话说，他们这些年其实有点“穷庙富和尚”，就是说这条产业链中所有的人，包括“站姐”都赚到了钱，但只有平台没有赚到钱。
其实平台并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业务模式，所以当说起饭圈和资本的关系时，这事就变得很吊诡，因为饭圈最强烈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反资本。如果说谁满口挂着“资本家很邪恶”这件事，那就是平台上的情感劳动者。
孙萍：这跟我们今天讲平台劳动、人工智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数字劳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数据化的劳动，或者监视化的劳动，也就是说互联网有一个永恒的逻辑——“去过必留痕”，它是有记忆的。受到技术的加持，很多社会行为和观众的喜好脉络会被记录下来，比如什么时候快进、停下、回看，都会被标记起来或者形成用户画像。
其实对平台来讲，这是更加有价值的，因为使用这些数据可以做出比以往更深刻、详细的市场分析，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套以流量为中心的、资本化的生产逻辑。但我感觉生态可能就这么死掉了，因为不再有创新的可能，人们沿着一个pattern走下来，认为可以维持持续的生产。
问题的关键在于每天有不同的平台在挤压注意力时，受众是抱着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在做很多事情，虽然存在“信息茧房”或者“回音壁”，但总体上人和数据化世界之间的交互越来越丰富，在这种语境下，按照单一的商业逻辑或者数据化逻辑去刻画一个东西、不断重复，这样的路径其实并不可取。
周发发：其实另一方面我感觉，正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单一化的pattern，就更加赋予这些饭圈行动者一个非常确定的行动结果，所以更加强了他们参与此类活动的意愿。
周安安： 你说得非常对，饭圈的乐趣其实就在于发现数字世界的这个pattern、这个奥秘，可以通过知道它的规则来打败它。其实饭圈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挑战平台，挑战对家，这对他们来说是在一套既定的规则里获取胜利的方式。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2019）
4.免费“测试员”与算法的进化
周安安：我想问问数据问题在外卖平台中是怎么体现的？
孙萍：数据其实一直是平台经济的核心，这个核心不在于分析、提取或售卖用户画像，更多在于平台业务的竞争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全国每天可能有几千万的订单、几百万的骑手，平台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准确的方式、最高效的逻辑，把这几千万订单派给这几百万骑手，这其实是一个匹配（matching）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历一个算法技术的发展逻辑。算法可以追溯到《九章算术》、珠算、算盘，而数字化之后，出现了Excel表格、编程，算法的逻辑在不断地升级和复杂化。这也呈现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脉络，从局域网，跳到全球网络，再到云空间，再后来出现基于神经认知的深度学习、自主学习。
算法开始像人一样思考，变得越来越聪明。然而，算法的成长逻辑和人脑不太一样，人脑的联想和识物能力很强，而算法需要提取事物的关键特征，对事物进行多维度的标识。有一个科学家团队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How to grow a mind，其实就讲人脑和算法的生成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回到外卖场景，起初我们用Excel拉数据，后来从云端发数据，把这些数据喂给算法，让它进行学习，比如今天派的单是这样完成的，算法把这些实时数据拿回去再学一遍，明天又出来几百单，不停地积累，变得越来越强大。
起初时，算法只能计算直线距离、识别二维空间，但现在可以处理更复杂的信息。算法成长的过程，其实是和三维世界不断打交道、不断磨合的过程，外卖小哥其实是提供磨合和数据的一个人肉化电池。
深圳大学的丁未老师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遭遇“平台”：另类数字劳动与新权力装置》，其中讲到网约车的“黑车”在当年是如何通过自身的数据化实践，来帮助平台不断地完善和补充。“滴滴”平台成立时，为了圈人、圈地，把很多“黑车”转化为网约车，而这些网约车帮助平台发现了许多漏洞。比如我和安安老师都是司机，我们可以相互下一个“空单”，这样我们俩都不用跑，就拿到了平台的奖励。我们俩这么搞，人多了之后平台就发现了，就把这个漏洞堵死了。
所以平台的算法学习其实会对个人劳动形成一种反噬——个人成为一块人肉化的电池，不断地去帮助平台填补这些空白，这些空白被填上之后，反而是完善和巩固了算法系统的监控性。这其实类似于“玩工”（Playbour），指的是玩家在娱乐过程中免费帮着游戏公司完善游戏。
也类似于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所说的“自主性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技术可以变得有智慧，可以自我进化。在讨论很多平台性问题时，大家会说技术不是中立的，技术偏向了资本方，但它的偏向并不能让我们去否认说，技术完全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正朝着人工智能的时代大步往前走。
自主性技术
兰登·温纳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5.算法发展需要纳入人文逻辑
周安安：对，所以可能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就是要迎来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怎么办？这个过程中的不平等是怎么发生的？
孙萍：是的，甚至说技术的逻辑能不能被改变？说白了其实是可以的，而且也没有那么难。但当下中国算法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逻辑。再说得直白一点，它是一个直男逻辑，技术本身是带有强烈男性气质的。现在的算法技术其实没有把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权力关系等等纳入到思考中去。
近些年对于算法问题的曝光是一件好事，某种程度上它在促使我们社会——尤其是技术领域——去反思如何处理人文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这个点如果加入进来的话，我自己还是对技术的发展抱有比较积极的态度。商业一定是资本统治化的、独断的、压迫式的吗？不一定，商业也可以是公益性质的，也可以是为更多人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的一种模式。只是在现在语境的下，我们离这种模式越来越远。
周安安：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那些在使用技术和算法的“资本方”，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也困在自己的系统里。同时，我们也受到一种技术意识形态的影响。欧美社会跟我们不太一样，隐私是他们不可让渡的重要部分。如果平台要求用户交出一定的数据，其实还是需要一定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可能包括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更开放的线上社区，或者说消费者在网络社区里更容易赋权和获得主体性。这套东西传到国内后，其实同样也在为数据中心的程序服务。当我们交出自己的数据时，很多人可能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认为我应该去分享，这是互联网的属性决定的。然而，或许应该先问一问，这种分享是否合理？
孙萍：归根结底，当我们去思考一个商业模式是不是走得通时，还应该把一种社会的伦理感和人文性带进去。如果一个东西被创造出来后不见得对大多数人更有利或更友好，其实就需要我们三思，而不是先把商业利益放在前面，先捞一笔再说。
这些年我也有点看到一个“转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益性企业，它们首先去看到一个更具人文性或共同价值关怀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怎么去服务于这样一种底层生态，然后再去设计业务模式，而不是首先想到盈利状态。这其实也是平台经济走到今天，伴随着政府对平台监管的加强，社会民众对平台经济的反思，所带来的一种必然趋势。
《完美现在时》（2019）
6.批判性理论的运用正逐渐程式化
周安安：你觉得“数字劳动”或“平台劳动”这个概念本身有没有什么局限性？当我们以劳动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去阐释平台问题时，有没有一些可能会被忽视的地方？
孙萍：现在我感觉数字劳动研究其实走入了一个困境。一是理论化路径遇到了困难，就是输入不再继续，新鲜感不太有了。简单而言，比如劳动研究会天然地和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和反思资本问题的话语联系起来。我们去看任何一篇文章，无论它的研究对象是抖音、快手的直播者，还是哔哩哔哩的Up主、“爱优腾”的内容生产者，还是网约车、外卖、快递的平台劳动者，我们似乎都已经知道文章的结论是什么，无外乎资本压榨劳动者、劳动者非常不稳定、在此过程中是一种阶层化的不平等......这些单一化的结论让我们倒推回去，想说在数字劳动的研究脉络中，What else？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是不是太多地关注劳动过程，而忽略了其他面向？除了控制-自主、压制-反抗这样的二元话语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与数字劳动相关的更大的图谱是什么样子？
在此语境下，我觉得跨学科的视角是丰富数字劳动研究非常好的一个面向。我们有社会学的、关于数字劳动的一整套非常经典的、历史性的文献基础，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笔财富。与此同时，也有人类学、政治学、新闻传媒，甚至是与计算社会学、媒介技术哲学等相关的路径。这些路径一旦打开，我们关于数字劳动的非常多的视野也可以打开。
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数字劳动过程中，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每一个平台其实都有自身的组织模式，那它的组织模式在组织和个人之间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此外，数字劳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中介/媒介的问题。那中介/媒介与数字劳动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当你在直播时、当你跑外卖时，你和手机是什么关系？外卖员和背后这一整套虚拟的媒介算法是什么关系？
《完美现在时》（2019）
7.对抗“算法黑箱”，需要“情境化改进”
周发发：有没有平台公司曾经邀请孙萍老师去参加一些算法研讨会？您从人文社科的角度为他们提供过什么建议？这种“跨界”的沟通有没有什么困难：当他们公开算法时，我们真的看得懂吗？
孙萍：这其实是“算法黑箱”问题，算法有一定的门槛，如果不学编程，可能不太知道它是个啥。但我一直坚持人文社科的感知还是需要带入到算法研究中去，具体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第一个层面是由内而外地去看，是哪些人参与到算法生产中？谁有组织决策权？
其实对算法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但目前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很少开展相关培训，很少有人去做一个逻辑架构、去跟工程师非常明确地讲。工程师大部分时间是在听从市场运营或管理部门的决定，那运营人员的决策权是怎么来的？
这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或者我们去问，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权重是0.3而不是0.4？在这个语境下，其实就需要社会科学家的田野调研等由外而内的东西进入到里边去。就是我们看到基于原来的算法基础所展现出来的劳动生态、劳动关系，再来对算法进行一个内部设计。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一些非常细碎的问题，就可以改善算法系统，帮助其运行得更好。
周安安：这我完全同意，程序员应该回归到一个对自己的工作有自觉的状态，就是当使用一件工具时，要知道在用这个工具做什么 。这也涉及到工程师文化的流变，早期的硅谷工程师认为他们可以用算法改变世界，但进入现在的互联网大厂主导的服务业转型之后，其实他们就变成“996”的工具。
但问题还是在于，到底要改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硅谷输出的那一套关于改变世界的逻辑，其实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天的局面。我觉得还是需要回归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讨论，思考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互联网平台技术在过去十年迅速覆盖了整个社会，它跟我们的社会理想到底是什么关系？
孙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社会理想和公司层面的实践始终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就目前状况而言，就具体的、情境化的东西提出建议，似乎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我们有没有一个公有的、策略性的东西？其实有，比如2022年3月1日国家网信办等四个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中央制定的很多政策，它的指导方针始终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基础，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为什么有了这些规范性的、总体性的、纲领性的东西之后，不同平台依然呈现出非常不一样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逻辑？这其实值得我们深思。
资本盈利和社会公益始终是相互冲突、但又不得不经常在一起的“冤家”，很少有公司可以把这两块同时做得非常好，当然这跟中国的互联网大环境也有关系。所以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反而会觉得基于算法设计的逻辑提出语境化、情境式的对策和建议，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说，在晚上九点之后，不要给女性外卖骑手派特别远的、城郊的单子，这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我们很多的调研可能并不知道算法背后的逻辑，但我们可以告诉平台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地方可以改变，这也算作是一种反向的技术支持。
至于底层逻辑，我们能不能完全推倒重来？不是不可能，但难度非常大。这一整个生态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它就有一个可修复的限度，比如10%～20%，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可能会动摇整个企业或组织化的逻辑。
但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说它不可以被动摇，很多人都会讲说倒下一个之后，“一鲸落，万物生”，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一整套商业逻辑在整个社会当中所扮演的也不仅仅是完全负面的角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FM（ID：thethinkerFM），作者：信睿电台，整理：树野 ，审校：周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