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作者：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原文标题：《包刚升 | 西方国家移民的政治效应 ——一项基于演绎方法的分析》，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移民在最近一二十年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政治议题之一，并在最近几年显得尤为突出。早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Brexit）公投中，限制外来移民就是英国脱欧派的主要诉求之一。在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the National Front）领袖玛莉娜·勒庞击败传统主流政党共和党和社会党的候选人，闯入第二轮决赛。勒庞曾经声称，移民是对法国人口的“有组织的替代”（an organized replacement），并认定部分外来移民难以被同化，所以主张限制移民。
2017年德国大选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当时成立不过五年的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一举成为国会第三大政党。该党主张限制移民和抵制异质宗教对于德国社会的“入侵”。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移民问题也是政治焦点之一，主张限制移民的右翼政党的议席得到了进一步扩张。
在美国，移民同样是选举政治的重要议题。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主张限制移民和调整美国移民政策，实际做法包括限制特定国家或宗教移民的入境、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改变美国跟移民有关的法律等。
过去，我们主要根据阶级分析法来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但始料未及的是，并非属于阶级政治经典议题的移民问题却在最近几年快速崛起，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选举政治与政策论争的焦点。其实，移民问题的出现，主要是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移民政策上的重要转向有关。
问题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究竟发生了何种转向？这种转向又带来了何种政治冲击（political impact）与政治效应（political effect）呢？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面对充满争议的移民问题又有哪些可能的选择呢？本文试图系统深入地剖析这些问题。
移民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的兴起
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问题逐渐进入政治场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这些国家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移民政策上的重大转向。总的来说，它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更保守的移民政策，转向了更自由、更开放、更具包容性的移民政策。但这一转向带来的长期后果是始料未及的。
这里先讨论美国移民政策的变迁及其后果。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标志性事件之前，美国在移民问题上的做法可以统称为开放移民政策与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模式。尽管历史教科书经常把美国称为各国移民的“大熔炉”，但这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准确的说法。实际上，1960年代之前，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其移民政策并不能算作是高度自由开放的。
严格来说，美国1960年代之前的移民政策有三个特点：第一，美国主要欢迎的是来自西欧国家的移民，特别是信奉新教的白人移民，美国的早期移民主要来自英国、爱尔兰、德国等国家；第二，美国限制或者严格控制西欧国家以外的移民，甚至包括严格控制来自南欧、东欧国家的移民；第三，美国对所有移民实行同化（assimilation）政策，鼓励所有移民成为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美国公民。
为了说明1960年代之前美国移民政策的关键特征，这里通过几个案例来对美国的移民政策进行一个简要的历史考察。第一个案例是，早在1818年，纽约和费城的爱尔兰人社团就向美国国会请愿，希望在西部获得一块土地来安置需要救济的爱尔兰人。这听起来是一项人道主义的政治请求。但是，国会无情地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当时的美国国会认为，如果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都要建立自己的聚居地，就有可能导致美国社会的碎片化。
第二个案例是，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这固然是一部对华人劳工与华人具有严重歧视性的法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排华法案》的出台有着很强的政治逻辑。事情的背景是，19世纪晚期华人劳工开始大量涌入美国，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担忧。有议员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华人劳工很难像爱尔兰移民、德国移民那样快速地实现美国化，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就是《排华法案》得以通过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案例是，随着1880年以后南欧与东欧移民的增加，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1921年移民法》和《1924年移民法》，其核心就是实行新的移民配额制（a quota system）。当时的美国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Albert Johnson）认为，西欧以外的移民会对“美利坚民族的同一性”构成挑战，所以应该实行移民配额制。新移民法规定，要以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为基础，根据当时已有人口的来源地比例来分配今后各国每年新移民的数量，即移民配额。
根据这些法律的规定，中国、日本、印度、土耳其等国1924～1925年度的移民配额都只有区区百人，同年度德国、英国、爱尔兰的移民配额却分别高达51000多人、34000多人和28000多人。
直到1960年代，美国的移民政策才发生了重要转向，其标志就是1965年通过的《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该法不仅废除了移民配额制，而且不再根据族裔、肤色、语言、国家来源地来区分移民。这样，美国移民政策才迎来了更为宽松的时期。
美国移民政策的转向有两个主要的政治动力。一个是国际政治的因素。当时的美国处在冷战体系之下，美国自己设定的国家形象是“自由民主的标杆”。而根据来源国与族裔严格控制移民数量的做法，已经跟美国设定的国家形象不符。
另一个是国内政治的因素。自1950年代以来，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兴起，更加注重平等的左翼平权思潮逐渐成了美国社会的支配性观念。这样一来，旧的移民法就被视为一部主张种族不平等或族群歧视的法律，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再正确了。
正是由于移民政策的调整，美国的移民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60年，所有美国移民中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比例高达84.8%；而到了2000年，来自欧洲和加拿大以外地区的移民反过来高达82.2%，其中来自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比例为51%。
简而言之，美国移民政策转向的长期结果就是美国人口结构中族裔构成的重大变化。根据美国著名智库皮尤（Pew）研究中心的估算，美国总人口中来自欧洲的白人族裔人口1960年还高达85%，2005年已经降至67%，2050年将会降至47%；西班牙语族裔人口1960年仅为3.5%，2005年已经剧增至14%，2050年将会攀升至29%；黑人族裔人口1960年为11%，2005年为13%，2050年将保持13%，相对稳定；亚洲人族裔1960年仅为0.6%，2005年已经增至5%，2050年将会上升至9%。
这意味着，到21世纪中叶，来自欧洲的白人族裔人口将丧失美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地位。
除了美国，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也经历了移民政策的重大变迁。尽管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移民政策时松时紧，但就整体趋势而言，移民政策还是朝着更宽松化的方向发展。在1990年代欧盟实行高度一体化的政策之前，左右英、法、德这些欧洲国家移民政策的关键因素，一是二战后的劳动力紧缺，这是鼓励移民的动力因素，二是国内保守力量担心外来移民可能带来的诸种政治社会问题，这是抵制移民的阻力因素。
拿英国来说，该国从1948年到1960年代初实行的是相对自由的移民政策。这一政策既跟当时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国家的政治架构有关，又跟英国国内社会二战后的劳动力短缺有关。但随着大规模移民的到来，英国社会内部就出现了保守派的反弹。
从1960年代初到1980年代，英国先后通过多部立法，实行了相对收紧的移民政策。到了199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由于执政的工党政府实行更为自由的（liberal）而非保守的（conservative）治国策略，更注重全球化条件下移民对经济的推动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加速，英国实际上又迎来了移民政策较为自由开放的时期。结果是，规模庞大的来自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的移民都开始在英国工作、生活、结婚和繁衍后代。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估算，英国1990—2015年间的移民总量高达850万。到2015年，英国有13%的人口是国外出生的。其中，印度人、波兰人和巴基斯坦人构成了英国移民的三大族裔。
尽管法、德两国二战后移民政策变迁的具体情形跟英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基本逻辑却是相似的。两国的移民政策也摇摆于更多基于经济考虑的鼓励移民政策和更多基于政治社会考虑的限制移民政策之间。但是，由于后来全球化的进展和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推动，特别是从1990年代开始，法、德两国实际上也走向了更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两国移民政策变迁的细节问题，本文不再讨论。
由于英、法、德都属于欧盟最发达的大国，所以，当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实行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口的自由流动政策之后，它们自然成了欧盟内部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由此，欧盟内部出现了人口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南欧、东欧国家向更发达的西欧国家的大规模流动。此外，它们还要面对大量来自非欧盟地区的移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欧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缓慢而重大的变化，一个基本的趋势是欧洲本土的白人族裔人口比重的持续下降和人口族裔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到了21世纪初，英、法、德三国人口中白人族裔的比例已经分别降至87%、84%和80%左右。而这一趋势还将继续。除了族裔因素，人口的宗教结构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穆斯林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的持续攀升。皮尤研究中心的估算数据是，201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比重已经达到约4.9%，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已经分别高达8.8%、6.1%和6.3%，数量分别为572万、495万和413万。该中心认为，如果欧盟继续维持高度开放的移民政策，那么，到2050年，穆斯林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比例将高达14%，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将分别高达19.7%、17.2%和18.0%。
总之，20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实际上都逐渐实行了更趋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特别是进入后冷战时代以后，这一政策就变得愈发明确了。
为何移民政策会引发出乎意料的结果
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移民政策的重大转向，跟同一时期的全球化大趋势是分不开的。全球化研究者罗比·罗伯特森（Robbie Robertson）认为，19世纪以来全球化经历了三波浪潮与一次回潮。第一波全球化发生在 1870～1914 年，然后是 1914～1945 年间发生的全球化的第一次严重衰退，1945～1980 年则是第二波全球化浪潮，1980年以来则是第三波全球化浪潮。具体来说，罗伯特森用三个指标来评估全球化浪潮的进与退，分别是跨国资本流动、跨国商品流动和跨国人口流动。所以，移民现象其实是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
从第二波全球化到第三波全球化，既是因为交通、通信与经济因素的推动，又是因为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性制度建设上的努力。尽管二战以后存在着美苏争霸和冷战格局，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试图在西方世界内部和它们能影响的国际空间内构建一个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全球秩序。在国际层面，它鼓励不同主权国家之间基于互相尊重主权的和平关系，开放商品、服务、资本以及最终包括人口要素的较大程度的跨国自由流动。
从制度建设上看，从联合国到国际货币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国际贸易领域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再到欧盟和区域的自由贸易组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牵头发起的各种国际制度和国际机构成了这种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制度基础。在国内层面，它倡导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制度安排，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获得自由平等的公民权，都拥有包括选举投票权在内的政治参与机会。
由于20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化趋势，这种公民身份甚至还意味着一个人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原住民，还是合法的外来移民，都应该享受至少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这样一来，对移民来说，这种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意味着人口在国家间的流动不仅受到相当程度的鼓励，而且他们一旦合法地移入新的国家，就应该在该国成为享受同等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的公民。
这套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背后，其实是西方国家一整套关于国际社会的理论认知。这种认知可以追溯到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对于世界秩序的经典思考。早在1795年，康德就在《永久和平论》一文中提出了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基本构想，这是一种“内有自由、外有和平”的全球秩序，亦即每个主权国家都是尊重个人自由、立足自由秩序的共和国，而国与国之间则能实现走向“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
当然，康德设想的世界秩序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成为现实。直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民主国家数量的增加，自由市场经济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制度安排，加上上文提到的二战以后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在内的许多全球性制度安排的出现，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才在部分程度上实现了康德当年所设想的全球秩序模型。
这种全球秩序的结果之一，就是移民逐渐成了全球性的新现象。问题是，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认知及其政策推动了全球移民现象的兴起，但大规模移民导致的政治社会后果却是西方世界的思想家和政策设计者起初并未预见到的。
这种政策转向不仅直接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族群与宗教结构的重大变化，而且引发了很多始料未及的政治社会后果，包括这些国家文化异质性程度的提高、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的流失、社会分歧与政治分裂程度的上升以及政治共同体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弱化等。那么，为什么移民政策的转向会带来很多始料未及的后果呢？这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观的主流认知在移民问题上产生了三个主要偏差或误判：
第一，移民在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中被视为简单的劳动力要素。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分析两国贸易时，经常把经济活动简化为资本要素（C）和劳动力要素（L）的流动关系，基本结论是资源优化配置要求资本要素从富国流向穷国，同时要求劳动力要素从穷国流向富国。问题是，这种理论分析只是把移民视为一个抽象的劳动力，他们并没有别的身份。
但实际上，移民还是一个生物人，通常需要缔结婚姻、建立家庭和繁衍后代；还是一个社会人，是一个处在复杂社会网络中的人；还是一个有着政治诉求的政治人，特别是在他获得公民权和投票权之后，他还会通过政治参与甚至政治抗争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第二，移民在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观中被认为能经由同化（assimilation）而完全融入（integration）主流社会，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移民难以实现有效的同化和融入。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观预设的是，一个人只要来了美国，就会逐渐成为美国人——不管他原来是墨西哥人、波兰人、尼日利亚人、巴基斯坦人，还是韩国人。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2004年，塞缪尔·亨廷顿著书认为，美国社会有一部分移民是难以被同化的。
第三，移民的大规模进入是否会影响一个社会原先的同质性（homogeneity）程度呢？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观显然低估了这种可能性。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观的主流认知还倾向于认为，移民甚至能够强化一个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但问题是，移民的大规模进入可能会削弱一个社会原先的同质性程度，进而会削弱一个社会原先的政治共同体。以美国为例，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欧洲以外地区移民的大规模涌入，美国还能维系过去的社会同质性程度吗？实际情况是，美国社会的异质性程度出现了显著上升。
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认知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移民政策转向所导致后果的误判，又源于他们的理论预设。在移民问题上，西方国家过去半个世纪的主流认知有三个主要的理论预设：
第一，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视角，个人主义方法论本身无可厚非。但在移民问题上，个人主义方法论倾向于把人看成一个完全抽象的个体，就会导致认知上的偏差。实际上，人并不是一个完全抽象的个体，而是带有复杂身份特质的生物人（就婚姻繁衍意义而言）、社会人、政治人与宗教人。
单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在分析一个进入某个社会的移民个体时，比较容易忽略这个移民本身的特质——不管这个移民是意大利人、叙利亚人还是墨西哥人，不管他说法语、波兰语还是非洲的某种部族语言，不管他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锡克教徒，不管他是未受教育者、大学毕业生还是博士学位获得者，不管他是低技能者、专业电工还是高级软件工程师。进一步说，单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通常也不会重视移民个体的特质与移入社会的特质之间的匹配性。
第二，西方文明同化论。这一理论预设移民进入西方社会之后能够实现快速的同化与融入，但这种预设可能过度乐观了。以美国为例，20世纪之前，美国在移民同化与融入方面做得比较成功。而到了20世纪末，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不仅超过了欧洲移民，而且其比重已攀升到80%以上。这样一来，面对规模庞大的非欧洲移民，美国能否在短时间内对其进行有效的同化，使其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就成了一个问题。对西欧主要国家来说，类似的问题是它们难以有效同化规模庞大的穆斯林移民群体。
第三，政治秩序制度论。这一理论预设宪法、政治制度与基本规则是一种政治秩序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是唯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但实际上，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不仅取决于宪法与基本规则，而且取决于该社会公民共同体的构成。换言之，在自由民主政体框架下，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究竟如何运作，关键取决于谁参与、谁决策。
比如，同样一部宪法，由原先的1000万本土公民来操作，跟大规模移民涌入之后，由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1000万或1200万公民来操作，政治运作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就此而言，公民共同体的构成才是决定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关键变量，而移民的大规模进入会显著改变一个国家的公民共同体构成。
移民的政治效应：一个演绎模型
根据上文的讨论，移民问题之所以会兴起并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热点，原因乃在于移民或多或少都会给一个国家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冲击。问题是，到底该如何评估这种政治冲击的程度呢？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种政治冲击的严重程度呢？这就是本文第三部分要回答的问题。这里先从一个假想的国家案例切入，然后基于演绎方法提出一个理解移民政治效应的函数模型。
这里假设有这样一个国家：某年，该国有主导族裔A族（Majority Ethnical Group A）N万人口，信仰宗教C，该族裔出生率为X%；同时有少数族裔B族（Minority Ethnical Group B）M万人口，信仰宗教I，该族裔的新移民以每年m万的速度从境外继续移入该国，该族裔移民有K%能被该国同化并融入该国的主流社会，其他即有（100-K）%的比例难以被同化或难以融入该国的主流社会，该族裔出生率为Y%（参见图1）。根据这些条件，能否评估移民对该国人口结构和文化异质性程度的长期影响呢？
图1 移民的政治冲击
在这个案例中，只要稍作分析就能发现，移民带来的实际政治冲击或政治效应主要取决于几个重要参数之间的关系。如果给这一案例中的重要参数赋予特定的数值，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本文假设了两种差异较大的具体情形。第一种情形是：1980年，该国有主导族裔A族980万人口，信仰宗教C，该族裔出生率为1.2%；同时有少数族裔B族20万人口，信仰宗教I，该族裔的新移民以每年2万的速度继续进入该国，该族裔移民有67%能被同化与融入主流社会，其他33%则难以被同化，该族裔出生率为1.5%。在这种情形下，少数族裔所占人口比例较低，仅为2%；移民速度较慢，每年仅为0.1%；同化率较高，为67%；少数族裔与主导族裔出生率差距不大，仅为1.25倍（1.5%/1.2%）。
因此，移民对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异质性程度带来的政治冲击就比较小。换言之，该国将在很长时期内维系主导族裔A族为主的公民共同体结构，即便少数族裔B族的人口比重在缓慢增加，但由于增速比较低加上较高比例的少数族裔移民实现同化和融入，移民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该国人口的族群结构和文化异质性程度，该国的政治生活不会因为移民的进入而发生重大或显著的改变。
但是，本文假设的第二种情形就很不一样了。第二种情形是：1980年，该国有主导族裔A族800万人口，信仰宗教C，该族裔出生率为1.2%；同时有少数族裔B族200万人口，信仰宗教，该族裔的新移民以每年20万的速度继续进入该国，该族裔移民有33%能被同化与融入主流社会，其他67%则难以被同化，该族裔出生率为2.4%。
在第二种情形下，少数族裔所占人口比例本来就不低，为20%；移民速度较快，每年约为2%；同化率较低，仅为33%；少数族裔与主导族裔出生率差距较大，为2倍（2.4%/1.2%）。因此，移民对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异质性程度带来的冲击就比较大。
由于少数族裔人口比重较高，加上移民速度较快，再加上绝大部分移民在政治上不能被同化，因此，该国人口的族群结构和文化异质性程度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将发生根本的改变，主导族裔A族为主的公民共同体结构甚至可能趋于瓦解。
根据上面的参数，假如还有关于死亡率的数据，这里甚至能计算出大约需要用多长时间， B族与A族的人口数量就相当了。这同时意味着，到那个时间点，信仰宗教I和信仰宗教C的人口数量也相当了。而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之后，B族和信仰宗教I的人口，将逐渐取代A族和信仰宗教C的人口，成为该国新的主导族裔和主导宗教。假设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该国人口的族群结构和宗教结构就会发生永久性的置换。
比较这两个假想的国家案例，可以看出，移民对一个国家政治冲击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参数：一是主导族裔人口跟少数族裔人口的比例关系（N/M），二是每年移民人数跟总人口的比例关系（m/[M+N]），三是少数族裔或移民人口被同化与不被同化的比例（K%/[1-K%]），四是主导族裔跟少数族裔出生率的比例关系（X%/Y%）。
此外，这两个案例没有提及但同样重要的参数是，少数族裔B族跟主导族裔A族在种族、语言、宗教、传统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性或异质性（dissimilarity）程度。
考虑到特定时期——无论是1980年还是2000年——主导族裔跟少数族裔的人口比例是一个既定的参数，可以被视为一个存量，因此，评估移民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政治冲击或政治效应——可以被视为一个增量——需要考察的是下面四个关键参数：
参数一：移民率（Immigration Rate）。这个指标既可以用每年新移民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也可以用历年累积的移民总量占总人口比率来衡量。
参数二：异质性程度（Dissimilarity Index）。这个指标主要衡量的是移民群体与主导族裔在种族、语言、宗教、传统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性程度。
参数三：同化率（Assimilation Rate）。这个指标是指有多少比例的移民或少数族裔实现了同化和融入主流社会，形成了对移入国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
参数四：出生率（Birth Rate）。这里是指不同族裔人口的出生率，既包括主导族裔人口的出生率，也包括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人口的出生率。跟绝对出生率相比，更重要的是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相对于多数族裔的出生率高低。
基于对以上参数的讨论，本文提出一个评估移民的政治冲击或政治效应的函数模型，表达公式如下：
PI = F （IR*DI/AR， BRmin/BRmaj）
在上述公式中，F即Function，代表的是函数公式；PI即Political Impact of Immigration，代表的是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IR即Immigration Rate，代表的是移民率；DI即Dissimilarity Index，代表的是移民跟主导族裔的异质性程度；AR即Assimilation Rate，代表的是同化率；BRmin即Birth Rate of the Minority Group，代表的是移民或少数族裔的出生率；BRmaj即Birth Rate of the Majority Group，代表的是多数或主导族裔的出生率。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移民的政治冲击”在政治上是一个中性概念。它本身不代表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它评估的只是移民进入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的改变程度。换言之，这个函数模型评估的是，随着移民群体的大规模进入，移民究竟会对一个国家原有人口的族群与宗教结构以及文化异质性程度带来多大程度的冲击或改变。
根据上述函数模型，如果移民率较高，移民群体跟主导族裔的异质性程度较高，移民群体的同化率较低，移民群体的出生率较高，主导多数族裔的出生率较低，那么移民对一个国家带来的政治冲击或改变就会比较大；反之，如果移民率较低，移民群体跟主导族裔的异质性程度较低，移民群体的同化率较高，移民群体的出生率较低，主导多数族裔的出生率较高，那么移民对一个国家带来的政治冲击或改变就会比较小。
跟上文假想的国家案例相比，这一函数模型没有列入的一个重要参数是初始年份少数族裔人口跟主导族裔人口的比例。由于这是一个存量概念，而这一函数模型主要评估的是初始年份以后的特定时期（一年或几年）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这是增量概念，所以没有将该数据列入这一函数模型。但实际上，这一比例非常重要。
简单地说，如果少数族裔跟主导族裔的人口比例很低，那么，同样条件下，移民对一个国家产生重大政治冲击所需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反之，这个时间就会比较短。尤其是当少数族裔跟主导族裔规模比较接近时，随着少数族裔移民的增加，少数族裔更有可能较快地成为跟主导族裔产生激烈竞争关系的“竞争性族群集团”。
这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但由于其中的机制和效应都会比上述函数模型更为复杂，本文就不再重点讨论少数族裔跟主导族裔的初始比例这一参数。
到此为止，本文已经基于演绎方法提出了一个分析移民政治效应的函数模型，可以简明扼要地展示移民给一国带来的政治冲击。进一步说，如果这一函数模型在理论上是可靠的，那么它能更有效地帮助我们来理解西方国家如今的移民政策论战，以及未来可能的移民政策调整。
为了说明这一函数模型在经验世界中的真实情形，本文再结合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来做进一步的讨论。这里要讨论的第一个参数是移民率。移民率，一般是一定时期的移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率。这个概念并不复杂，但统计标准往往五花八门。
比如，它统计的到底是特定时期内（例如一年）外来移民占总人口的比率，还是净移入的移民占总人口的比率；或者说，它到底是指移民流量（比如一年或几年内的移民）占总人口的比率，还是移民存量（历年累计的移民）占总人口的比率。
世界银行根据外国移民存量占总人口的比率来估算移民率。根据该标准，截至2015年，美国移民人口占总人口比率为14.5%，英国为13.2%，法国为12.1%，德国为14.9%。如果统计国家组别，那么欧盟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是10.7%，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是10.1%，高收入国家组是13.6%。显然，以外来移民存量占总人口的比率这个指标来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移民率已经相当高。这些国家大致有10%～15%的人口是外来移民。
其实，如果能有每个主要国家每年流入的净移民数量——移入数量减去移出数量——占总人口的比率数据，就能更好地评估这些国家按年度计算的移民率。但这方面目前尚无比较权威的全球数据库。
要讨论的第二个参数是异质性程度。这里的异质性程度，不是考察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人口结构的多样性指标——这一指标一般用族群分化（fractionalization）程度等来衡量，而是考察一个族群跟另一个族群——前者通常是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后者通常是主导族裔或多数族裔群体——之间在种族、语言、宗教、传统和政治文化上的差异性程度。
比如，日本人跟韩国人在种族、语言、宗教、传统和政治文化上的差异较小，即异质性程度较低；日本人跟尼日利亚人在种族、语言、宗教、传统和政治文化上的差异较大，即异质性程度较高。
这里的困难在于，一个族群跟另一个族群的异质性程度能准确衡量吗？从理论上说，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但目前尚无学者或研究机构开发出衡量不同族群异质性程度的完整指标体系与数据库。目前，学术界能够提供的是几个不同的衡量两个族群之间异质性程度的替代性指标。
有学者用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来衡量国家间或族群集团间在文化上的差异性程度。该指标的基础，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中各国被调查民众在政治态度数据上的距离。有学者根据普通美国人学会另一种语言的难度，来度量这种语言跟英语之间的“语言距离”（linguistic distance）。该研究发现，对美国人来说，日语和韩语都是最难学习的语种，而法语和意大利语是较容易学习的语种。
根据这一指标，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跟日本人和韩国人相比，与美国人的语言距离更近。还有学者用语言树（a linguistic tree）来衡量全球6912种语言之间的距离，并以此来界定不同族群之间的语言分化（linguistic cleavages）程度。总体上，在更好的指标被开发出来之前，文化距离、语言距离或语言分化程度，都可以作为度量两个族群之间异质性程度的替代性指标。
要讨论的第三个参数是同化率。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文化多元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同化甚至已经成了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一个国家到底是否应该对外来移民实行同化政策？答案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取决于他是同化论者还是文化多元主义者。
但本文倾向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对移民实行某种程度的同化并使其融入该国的主流社会，那么移民对该国带来的政治冲击就会比较大。因此，同化与否或同化率可以成为衡量移民政治冲击的一个重要指标。
关于同化，学术界历来有着不同的定义。本文较赞同的一个主流定义是，同化仍然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一种民族性模式（nationality pattern）对另一种民族性模式的取代”，特别是“力量较弱或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群体不得不对自身进行……修正”，以便能够融入一种统一的文化模式。就这种视角而言，同化主要表现为移民接收国影响移民并使其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而移民则在此过程中实现对移入国主流文化模式的适应，包括逐渐建立起对移入国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拿美国来说，同化主要是移民个体或移民群体逐渐美国化的过程。
进一步说，问题是究竟如何衡量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同化了外来移民呢？美国曼哈顿研究所（The Manhattan Institute）把同化视为“随着外来移民在美国生活时间的延长，外来移民跟本国居民的差异（distinction）变得不再显著的过程”，而后，该机构用同化指数或同化率指数（the Assimilation Index）来衡量一个国家“某个特定时间的同化状况”。这意味着，同化率是指在某个特定时间有多少比例的外来移民跟本国居民之间的差异已经变得不再显著。
曼哈顿研究所的报告认为，基于2010—2011年的数据，美国移民的综合同化率从1980年到2010年由35%以上跌到了30%左右。从同化维度来看，移民在美国社会的经济同化（economic assimilation）程度高于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程度，文化同化程度又高于公民同化（civic assimilation）程度——后者是指合法移民在多大程度上像普通美国公民一样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
从来源地来看，加拿大和菲律宾移民的同化指数超过50%——菲律宾同化程度高可能跟该国的英语普及率高有关，而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移民的同化指数仅为15%左右。从移民时间来看，无论移民何时来到美国，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他们的同化指数无一例外都在提高。这份报告带来的好消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外来移民的同化指数在持续地提高；但坏消息是，美国外来移民如今的同化率大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特别是占移民绝大多数的拉美移民同化率显著低于欧洲移民和亚洲移民。
要讨论的第四个参数是出生率。这既包括主导族裔的出生率和移民群体的出生率，又包括这两个出生率之间的比率关系。出生率或生育率其实是较为简单的客观指标。从人口学上讲，出生率一般是指每一年或一个时期内每1000个人所对应的出生人口，一般用千分之几来表示。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的平均出生率一直在稳步下降。比如，1950～1960年全球的平均出生率约为35‰～37‰，2000～2010年的出生率仅为20‰～21‰。如果目前的趋势不变，到2050～2060年，全球的平均出生率将大幅降至14‰左右。
但本文主要关心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生率，而是主导族裔出生率跟移民群体出生率之间的比率关系。总的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白人主导族裔的出生率往往要低于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的出生率。按照皮尤研究中心的估算，在美国四大主要族群中，2010年欧洲白人族裔20—34岁适龄女性的生育率为1.8，即平均生育1.8个孩子；西班牙语族裔适龄女性的生育率为2.4；黑人族裔适龄女性的生育率是2.1；亚洲裔适龄女性的生育率是1.8。
显然，欧洲白人主导族裔是美国社会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至于欧洲，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认为，欧洲不同宗教群体人口的出生率差异较大。从2010年到2050年，欧洲的基督徒人口将从5.53亿左右降至4.54亿左右，穆斯林人口将从0.43亿增至0.71亿左右。
造成这种人口变化趋势的，除了移民，就是由于欧洲基督徒适龄女性的生育率是1.6，而穆斯林适龄女性的生育率是2.1，后者超出前者30%以上。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主导族裔与少数族裔或移民群体相比，其生育率都相对较低。这意味着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相对就会比较大。
综上所述，在本文提出的评估移民政治冲击的演绎模型中，所有参数在经验世界中都能找到对应的数据。基于这些经验数据，这一函数模型能够通过给参数赋值来评估移民对一个社会带来的政治冲击究竟有多大。这样，该函数模型就为理解移民的政治影响提供了一种清晰有效的认知工具。
基于政治冲击评估的移民政策选择
如果上述函数模型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移民政治的基本逻辑，那么我们就能据此来评估这些国家在移民问题上可能的政策选择。过去很长时间，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移民政策的论战主要发生在两种主张之间：一种主张是控制移民数量或限制移民来源地的政策，同时在国内对移民实行同化；另一种主张是更加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同时在国内实行文化多元主义。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是从限制移民转向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从同化或政治同化转向文化多元主义。从政治哲学视角来看，这种转向同时也是从政治现实主义的政策取向转向政治理想主义的政策取向。
如今，强调同化的观点在一部分人看来甚至已经变得政治不正确了。因为只要认可同化的概念，就意味着承认移民接收国及其主导族裔或主导文化相对于移民群体的优越地位。如果接受不同族裔群体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完全平等的身份，那么同化就是政治不正确了。但历史地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主要国家，20世纪中叶之前长期实行的都是相当程度的同化政策，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比如，前文已经介绍过，这样的做法对塑造统一的美利坚民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无意系统比较同化论与文化多元主义这两种政策主张，本文的目标是基于评估移民政治效应的函数模型，来推测西方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的可能选择。换言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想要降低移民对于国内社会的政治冲击，那么它们有可能会采取哪些政策选择？根据上文提出的函数模型——PI = F （IR*DI/AR， BRmin/BRmaj），如果西方发达国家想要减少移民对国内社会的政治冲击，那么它们可能的政策选择应该是很清晰的。
西方发达国家可能采取的第一个办法就是降低移民率。本文的函数模型显示，西方发达国家要想降低移民的政治冲击，他们首要的做法可能就是改变“过度”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进而采取限制或控制移民规模与数量的做法。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是本文的一种政治主张，而是本文在对移民政治效应的函数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一种判断。
西方发达国家可能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控制移民的来源地结构，即减少跟本国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高的国家的移民，或鼓励跟本国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低的国家的移民。假如一个国家已然准备接受每年10万的移民，那么，异质性程度低的10万移民将降低对该国国内政治的冲击，而异质性程度高的10万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就会比较大。
西方发达国家可能采取的第三个办法是恢复过去长期实行的同化政策。历史经验是，同化移民并使移民融入主流社会依然是重要的，也是移民政策能取得成功的关键。如果不实行同化政策或者无法同化移民，随着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一个国家很快就会出现身份、认同与文化的碎片化。而只要人类社会仍然长期处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阶段，那么一个国家内部身份、认同与文化的高度碎片化就可能成为一种政治威胁。本文的函数模型显示，成功的同化会大大减少移民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冲击。
西方发达国家可能采取的第四个办法是提高主导族裔相对于少数族裔的出生率。这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可能首先会采取鼓励主导族裔的生育意愿和出生率的政策。最近几十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生率的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基本趋势。影响发达国家民众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可以归因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推动，比如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机会成本、更低的死亡率与更高的预期寿命、更高的教育水平、更高的女性就业率、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以及更有效的避孕措施，等等。
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只要一个群体的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只要其出生率低于维持人口再生产的水平，那么，该群体的人口总量从长期来看就会持续减少。而任何文明传统都是跟特定的人群有关的。当特定群体的数量规模降低以后，相应类型的文明也会衰落。与此同时，如果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出生率较高，那么该国的人口结构就会发生快速置换。所以，西方发达国家未来有可能会把鼓励主导族裔的生育率作为一项关键的公共政策。但挑战在于，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制度和观念，政府恐怕很难实行针对特定主导族裔的公共政策。
从上述函数模型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可能有动力把降低少数族裔出生率作为降低移民政治冲击的一项政策选择。但问题是，从法律上讲，西方发达国家无法也不可能控制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的出生率，他们唯一能够做的无非是调整某些鼓励移民或少数族裔群体高生育率的政策。
举例来说，给多子女的家庭提供多种福利和补贴，对于收入较高的主导族裔家庭来说，或许并不构成一种有效激励，但是对于刚移入本国、工作技能和收入较低的移民群体来说，这些福利可能客观上构成了一种鼓励生育的激励政策。
综上所述，根据本文提出的基于函数模型的分析框架，西方发达国家要降低移民对于该国国内政治的冲击，他们可能会采取的政策选择主要包括限制移民数量、限制异质性程度高的移民数量、实行同化政策、提高主导族裔的人口生育率，以及调整原先客观上激励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高生育率的相关政策。放眼全球，从北美到欧洲的西方发达国家，那些把降低移民的政治冲击作为政治纲领的政治家或政党，在进行政策选择时，无非是上述政策中的一种或几种。
至于具体的做法，不同的国家完全可能会采取不同的选择。但无论怎样，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右翼政党所倡导的移民政策调整，基本上都能从本文评估移民政治冲击的函数模型中得到相关的结论。
因此，这一基于演绎方法的函数模型的特殊价值在于，我们无须去收集大量的资料和国别的信息，就能从结构上看清楚移民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政治冲击，以及他们可能会采取哪些政策选项来有针对性地减少移民对于国内社会的政治冲击。
由此可见，本文的主要价值不是分析具体的移民政策主张，而是为理解移民的政治冲击这一问题提供一个简约的分析框架。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中，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美国和欧洲保守派政治家与右翼政党提出的跟移民政策有关的各种主张，其实并没有超出这一函数模型所提供的认知框架。
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移民政策的反思及其启示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用一个基于演绎方法的函数模型来分析移民对西方发达国家国内社会所带来的政治冲击，以及这些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总体上，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都经历了重要的转向。
但问题是，这种移民政策的转向带来了某些始料未及的后果。而这种后果的出乎意料又跟西方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主流认知及其理论预设有关。西方发达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三大理论预设——个人主义方法论、西方文化同化论及政治秩序制度论，在理解移民的真实情境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
本文基于演绎方法提出了一个理解移民如何给一国社会带来政治冲击的分析框架。简而言之，影响移民政治效应的参数包括：一是移民率的高低，即移民相对于总人口的比率越高，政治冲击就越大；二是移民群体与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的高低，即移民群体跟主导族裔在语言、宗教、文化上的距离或差异越大，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就越大；三是移民被同化程度的高低，即移民群体被同化的程度越高，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就越低；四是移民群体相对于主导族裔出生率的高低，即移民群体相对于主导族裔的出生率越高，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就越大。
根据这一基于演绎方法的函数模型，本文推导出西方发达国家在降低移民政治冲击方面采取的政策选择主要包括限制移民的数量与比重、控制异质性程度高的国家的移民数量、提高移民的同化程度、鼓励主导族裔提高生育率以及调整鼓励移民群体高生育率的政策等。实际上，这一函数模型的优势并不在于对不同国家的各种具体政策进行评判，而在于推导出了西方发达国家可能用于降低移民政治冲击的政策选择及其关键的政治逻辑。
至于具体政策方面，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只要一项移民政策遵循本文提出的函数模型的基本逻辑，就能产生较为显著的效果。进一步说，西方发达国家最近几年中保守主义政治家或者右翼政党提出的新的关于移民问题的政治纲领，并没有超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从更宏观的时空角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移民政策的政治论战大概不会超出三种关键的战略选择。其一是过去半个多世纪逐渐形成的文化多元主义模式。但时至今日，他们已经认识到，文化多元主义已经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相当大的问题和挑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重新审视过于理想主义的路线，甚至开启了向温和现实主义的转向。此其二。这种温和现实主义的政策，一方面在国内要维持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做法，尊重移民群体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在移民与人口政策上又要采取更现实主义、更保守主义和更民族主义的做法，其主要目标就是要降低移民对于国内社会可能的政治冲击。
问题在于，在如今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移民政策向温和现实主义的转向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因为从既有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出发，这种温和现实主义的政策选择在政治上是不够正确的。但也有人认为，对于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如果政治家或执政党派一味坚持文化多元主义的做法，那么最后可能连温和现实主义的政策都会被排除掉。其逻辑在于，如果过度开放移民和文化多元主义模式不受控制，且同时又带来更为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那么这些国家的右翼甚至是极右翼政治力量就会出现大的反弹，到时再采取温和现实主义的政策，也可能无济于事。这样，就不能排除第三种选择，即这些国家在整体上走向极端排外主义（extreme exclusivism）（见图2）。
图2 西方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三种战略选择及其互相关系
跟这一理论推断相对应的社会现实是，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当白人主导族裔由于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宗教族群多元主义的兴起而产生严重的威胁感知时，部分白人主导族裔的社会成员就有可能走向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和极端排外主义。如果这种政治主张取得更大的影响力，那么西方发达国家就会出现比今天的右翼政党更右翼的政治力量。甚至在未来的某个时期，新兴的极右翼政党有可能成为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政党甚至是议会多数党。
如果这样，那么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彻底的改变。实际上，在20世纪的欧洲政治史上，类似这样的情节并不是没有上演过。
问题在于，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主流政治阵营内主张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移民政治的潮流发生重大逆转的风险。文化多元主义者往往更多地基于单纯的价值理念，来倡导或评估一项重要的政策。然而，在对一项重大政策进行评估时，单纯的价值理念往往是不够的。现实主义者——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现实主义者，在对一项移民政策作出政治判断时，不仅要适当地考虑价值理念，而且要兼顾约束条件和政治后果。
西方国家的温和现实主义者主张的是，只有在充分考虑一种政策的政治后果，并在恰当评估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对某种价值理念的坚持和追求才有可能带来好的结果，而非某种始料未及的政治局面。只有这样，才能既避免文化多元主义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又防止可能出现的极端排外主义局面。
回顾思想史，今日的温和现实主义者或许可以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中找到共鸣。在韦伯看来，在考虑一项重大的政策选择时，如果只是基于价值理念，那顶多算是兼顾到信念伦理，但对政治家或政策制定者来说，仅仅考虑信念伦理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考虑到责任伦理。韦伯认为，政治家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责任伦理，并据此原则采取行动，才不会带来太离谱的后果。
韦伯曾经这样说：“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种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据笔者观察，如今西方社会的许多温和现实主义者都持有韦伯式的政治理念。
总之，对于今日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移民政策是一项艰难的选择。移民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政治难题和挑战不仅是现实存在的，而且是无法回避的。在西方社会内部，有人觉得，他们必须采取某种积极的行动，才能避免局面变得更加糟糕。那么，为什么他们必须要采取某种行动，以及他们又会采取何种行动呢？本文提供的基于演绎方法的分析框架，恰恰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一种简约而有效的理论视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