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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PGD）是心理学家刚刚开始承认和理解的一种哀伤，有时被称为“复杂的哀伤”。患有PGD的人不仅仅是在努力“克服它”， 他们患上的这种障碍有明确定义，最近被添加到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
延长哀伤障碍的特征包括沉浸在失去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这使他们处于长期哀悼的状态，严重影响他们的工作能力、为人父母或作为伴侣的能力等，这类人群还面临自杀的风险。新的研究表明，这类患者也可能表现出独特的大脑活动模式。抗抑郁药物或针对正常哀伤反应的治疗对他们来说没有效果，只有为PGD量身定制的新疗法才能缓解他们的部分症状。
研究人员估计，失去至亲的人群中有5%~15%会患上PGD；在任何特定时刻，世界上都大约有2%~3%的人正在经历PGD——但前提是世界还没有经历一场迄今为止已造成超过600万人死亡的大规模流行疾病，结果就是留下的人群中出现了更多的PGD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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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哀伤变得复杂
2019年，DSM指导委员会召开了丧亲之痛专家研讨会，以制定区分PGD与正常哀伤的标准。前者的一个关键性特征是：哀伤的急性症状持续时间比平时更长，包括麻木、情绪痛苦、难以维持关系和极度孤独。为了避免“病态化”正常的哀伤过程，委员会选择了12个月作为PGD开始的截止时间，尽管这种疾病通常可以被更早诊断出来。
流行病学家霍利·普里格森（Holly Prigerson）表示，PGD还呈现出一些通常在正常哀伤中不常见的特征。他是DSM相关标准制定的关键人物，并在2021年《临床心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中与人合作撰写了PGD诊断历史的部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认同障碍：“患有PGD的人感到他们不确定自己是谁、如何融入、归属何处；他们觉得生活缺乏意义、未来缺乏快乐的希冀。”
此外，研究人员注意到经历PGD和非复杂性哀伤的人群，两者之间的大脑活动存在差异。在一项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当提醒哀伤者他们失踪的亲人时，两种类型的悲伤者都会表现出与疼痛相关的大脑活动。但经历PGD的人，他们大脑中被称为伏隔核的脑区表现出额外的活动，该区域是与奖励和渴望相关的大脑通路的一部分。其他神经影像学研究跟踪绘制了PGD患者的大脑模式，这些模式似乎与成瘾者的大脑模式相匹配，而后者的问题也是因为奖励通路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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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D对其亲历者和他们周围的人来说可能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研究表明，它可能增加许多健康问题的风险，例如睡眠困难、药物滥用、免疫异常、癌症和心血管疾病。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采访了150位配偶刚入院的人，并在其配偶去世后进行了多次采访。在那些出现创伤性哀伤的人中，19%的人患上了心脏病，而正在经历正常哀伤的人中这一比例为5%。经历创伤性哀伤的人中有15%在其配偶去世后25个月内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而正常哀伤的寡妇和鳏夫则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另一项研究对近150名经历了复杂性哀伤的人进行了采样，结果发现65%的人有想死的念头，38%的人有自毁行为，9%的人尝试自杀。
二、新冠疫情让一切更为复杂
2020年4月，心理学家马尔滕·艾斯玛（Maarten Eisma）领导的研究小组敲响了警钟：他们在《精神病学研究》（Psychiatry Research）上发表了一篇快报，快报警告说，在新冠期间，延长哀伤发生的比率可能会飙升。他们指出，以前就发生过类似的悲剧：例如2008年中国的汶川地震，丧亲的幸存者中有70%可能患有PGD，这一比例比平时高很多。根据艾斯玛和他团队的说法，这些数据表明，在高度压力的环境中突然失去至亲之后，人们更有可能患上PGD。
研究人员对新冠的担忧是基于已知的PGD风险因素，这些因素是多年来通过采访遭受重大损失的人群确定的。其中一个例子是耶鲁大学的丧亲研究。研究人员与数百名在过去六个月内失去家人的人进行了交谈，然后又与他们交谈了两次，平均采访节点为家人去世后11个月和20个月之后。基于这项研究和其他研究，研究人员汇总了似乎会增加PGD风险的因素。心理学家罗伯特·内迈尔（Robert Neimeyer）表示，大多数都与“我们是谁，我们失去了谁以及我们如何失去他们”有关。
例如，在失去孩子或爱人之后，或者当死亡来的过于突然、意外或暴力时（因为自杀、事故或谋杀导致的死亡），人们更有可能患上PGD。有情绪或焦虑症以及药物滥用史的人也更有可能患上PGD。
早期创伤可能使某人易患PGD：对85名丧偶者的采访表明，在童年时期失去父母的人中，有43%在其配偶去世多年后发展为创伤性哀伤，而在年幼时没有失去父母的人中，这一比例为13%。在样本中，所有童年时期经历过虐待的人都出现了创伤性哀伤，而其他人群中这一比例为14%。至亲之人去世的地点似乎也很重要：一项针对300多名癌症患者的护理人员的研究发现，亲人在医院死亡的护理人员中，有22%患上了PGD。相比之下，亲人死于家中并接受了临终关怀的护理人员中只有5%经历了延长哀伤。
现在想要了解因为新冠失去某人是否会增加一个人患PGD的风险还为时过早。一些研究表明新冠有可能增加相关风险，但数据结果好坏参半。尽管如此，流行病的某些关键方面，例如缺乏支持，是PGD的已知风险因素。
三、定制化疗法
治疗正常哀伤和抑郁的心理疗法和药物通常对PGD无效。但研究人员使用专门针对复杂哀伤的方法取得了一些成功。一些治疗方法，尤其是专注于帮助人们改变不健康行为和思维模式的认知行为疗法（CBT）——已被证明对患者有所助益，研究人员继续探索如何进一步改进治疗方法。
例如，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将CBT与暴露疗法（患者重温亲人死亡的记忆）相结合，对PGD的疗效是单独使用CBT的三倍。经过10次CBT和4次暴露疗法后，只有15%的参与者仍然符合PGD诊断标准。
普里格森和其他专家还注意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希尔开发的治疗方案是有效的，该方案使用了CBT的元素，但也借鉴了其它方法。例如，帮助丧亲者设定个人目标，这能带给他们希望、热情和有意义的感觉。2005年一项对95名PGD患者进行的研究发现，被分配接受这种16次一疗程方案的患者中，超过一半的人症状减轻，而接受非PGD定制化标准心理治疗的患者中仅有28%的人症状减轻。随后的研究——包括2014年对150人的研究——也报告说，希尔的方法对PGD的效果优于标准疗法。
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其它选择，包括在有患PGD风险的人经历丧亲之痛后不久开始线上治疗。这种疗法将通过帮助人们找到享受和重新开启生活的方式来缓解PGD的症状。
鉴于PGD患者的大脑活动与成瘾患者的相似，普里格森和其他人还在考察纳曲酮（这种药物主要针对酒精或阿片类药物成瘾者的奖励系统）是否可以用于治疗PGD，但现在判断它是否能缓解症状还为时过早。
尽管各类疗法都已经具备潜力，但目前研究PGD还仅仅是个小众领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人能够关注PGD并致力于相关疗法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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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来源：https://knowablemagazine.org/article/mind/2022/pain-prolonged-grief-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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