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老猪黄（ID：chen_xq2016），作者：陈晓卿，头图来自：灵璧县档案馆
0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成年后，某一个偶然的场景或者声音，会将自己瞬间带回童年。
比如在南方一个小城拍摄，镜头里的深巷，墙砖因为日久风化，嶙峋地裸露在外。天还早，阳光只在很高的地方穿透树冠，落下些斑驳的影子。一个小学生自顾自走来，右手拿着一支粉笔，在墙上留下一道横线……坐在寻像器前的我，此时大脑会突然短路，眼睛聚焦到画线的那只小手，而画框边缘之外，已经换成了童年的自己。
故乡新汴河上的老船
因为相同的动作，儿时的我也常有。从我家到小学，十分钟不到的路程，我会用粉笔头，或是一块红砖，一直这样画过去，直到校门口。
可能因为我太淘气，五岁半不到，父母就把我送进了学校。沿南关大街向南，沿着一段矮小的围墙，有两组高低不同的立柱，立柱中间是铁丝编的两扇大门，这就是我的小学——灵璧县实验小学，当地人简称作“实小”。
差不多每次进校前，我都会在门口流连。这儿有一个茶水摊，桌子上摆放着用玻璃瓶灌的各色的糖精水，一分钱一瓶，有人喝完了，卖水的妇人会把瓶子口在桶里涮一涮，插上漏斗，再灌上一瓶。
夏天的时候，桌子下还会有一个箱子，里面是冰棒，白糖的三分，香蕉的（加香精和食用色素）的五分钱。茶摊还卖糖豆、瓜子、花生米，有些季节还有新鲜的菱角、山药豆和没去壳的鸡头米，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勺儿。
这一切，尤其是价格，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父母从未给过我零花钱，在学校门口，绝大多数时间，我是个眼馋的看客。就像罗大佑的《童年》， “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穿过校门，面前是个操场，操场北侧是学校办公室，南侧有几排教室。靠近校门这排教室最高，山墙上用油漆写着巨大的美术体字，就是在这面山墙下，我认识了王军。
世纪之交的灵璧实验小学，图片拷自友人
02
那是一场普通的对峙，四个年纪相仿的学生，用言语挑衅一个叫王军的白净男生。显然这位王军是刚转学来的，因为三年级之前，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说着说着双方眼看要动手。王军把书包放到地上，食指和拇指张开摆在胸前，左腿在前，重心压低，身体微微后倾，这在我们那里叫“式子”。
故乡多尚武之人，所谓“式子”，就是练功夫的人出手之前摆的华丽POSE，正如电影里霍元甲、黄飞鸿那样，平时我们打架没这些讲究，直接上手了，搞不了这么强的仪式感。
人群开始聚集，我流着鼻涕斜挎着书包，跟着一起看热闹。王军非常镇静，眼睛紧盯对手，脚步时而向左，时而向右，背景是那面写满大字的山墙。那四人个头更高，但还是被王军的气势震慑住了，带头的琢磨着占不到什么便宜，僵持了一会儿，他示意同伴撤退，走前还表达了“你等着”之类的话，这显然是为了挽回点面子。
王军看着对方走远，站直身子，在满大字的山墙面前做了一个收势，这才低头去捡自己的书包。太帅了！简直像电影里的镜头。就这样，我的生命里出现了第一个偶像。
这之后经常能看到王军，他太醒目了。比如语文老师会把同年级的优秀作文拿到班上朗读，念完会说，这是一班王军同学写的。学校广播站，王军是广播员，在《小玲玲爱唱北京地拉那》的歌声之后，总能听到他标准的普通话。纪念“5.7指示”，学校游行，王军总是排在“学军”队伍的最前面，肩扛着一把带刺刀的假枪，很威风——这让我看了眼红，因为我每次都在“学农”的队伍里，背着养蚕的筐筐，很逊。
那时的实验小学，老师学生加一起千把人，县城以及附近的孩子，大部分都在这里就读。王军的家，在西关外的化肥厂，父母是厂里的技术干部，他们家是因为援建从东北搬来，所以日常王军说的都是标准话。
七十年代灵璧县城的某次集会，图片来自灵璧县档案馆
现在回忆当年的实小，几乎都是室外的。对儿童来说，那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时代。我经常上学不带书包，有时即便带了，直到放学也不曾打开。小学，尤其是四年级之前，我对上正经课的印象十分模糊，因此更深刻的记忆也都在户外。
比如忆苦思甜，比如听援越抗美报告，还有各种出操和游行。当然最多的是文艺汇演，大同小异，套路严重，结束前总是三个女生的表演独唱，我甚至能清楚地记得曲目和他们的名字，杨琳的《我爱呼伦贝尔草原》、吴源源的《我为革命下厨房》和洪伟的《老房东查铺》。
王军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他不仅可以自己表演杨子荣“甘洒热血写春秋”，还可以在呼呼呼哈哈哈的大笑之后到后台换身衣服，又和高家珍老师来一段《沙家浜》：“你待同志亲如一家，尽心调理真不差……”有板有眼，中规中矩。这一方面说明，王军本身有文艺天赋，同时也看得出老师们对他疼爱有加。反倒是和我们这些同龄人，王军没太多交往。
03
实验小学当时都是平房，我快毕业时才有了教学楼。之前建筑格局是这样的，北面是教学区，最南面是三排教工宿舍。我们没事儿，都喜欢在那儿附近瞎转，招猫逗狗的。
后来的实小已经被各种楼宇包围，摄于2009年
第二排一位老师家，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孩子（或许比我大一两岁），叫阿德，唐氏综合症患者。当然这么专业的名字当然是成人以后才有了解，那时我们都叫他“憨子”，这是老家话，意思是傻。每天阿德都被锁在家里，同学们都喜欢到窗口，隔着铁栏杆招惹他，让他唱《XXXX就是好》，或者跳芭蕾舞“常青指路”。
当年的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过分，经常一下课，就到阿德家找乐子。有次我正在窗前眉飞色舞，王军走了过来，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偶像级的同学近距离交流。
王军很严肃，具体说了什么我记得没那么清楚，但两件事情今天还有印象：一个是他说我这样不人道。“人道”这两个汉字我认得，但我以为只能挂在县医院的影壁上，那是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哪想到会用到自己身上？
另一个是，王军从兜里掏出了两枚两分钱的硬币，让我去校门口买四勺山药豆。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说完之后，我像被拍了花子一样，没有任何想法就去买回，交给了阿德。而且，更难以想象的是我居然没有偷吃。也就是从这以后，我和王军有了更多的交往，带他去过我家，我也去过化肥厂。
王军显然比我们这些同龄的孩子都要成熟得许多，但熟悉之后我知道他其实也蛮有趣的，有时候还很会搞笑。比如当时有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走上打靶台，高唱打靶歌，革命豪情震山河……瞄得准来打得狠，一枪消灭一个侵略者”。
七十年代灵璧老照片，图片来自灵璧县档案馆
那时，正好有部电影《青松岭》上映，里面有一个富农，叫钱广，阶级敌人，搞破坏那种。一般来说，电影里的反面角色，都会被我们模仿。
王军不一样，他用前面的部队歌曲的旋律唱出来，变成了“钱广赶大车，一路卖私货，不是辣椒就是萝卜……”尽管知道这应该不是他的原创，但我真由衷地感觉到和王军的差距，他太“吊能抬”了，这是淮北方言，也可以叫“能吊抬”，总之是很粗口地夸一个人聪明能干。
可以这么说，在我的小学时代，王军就是灵璧县实验小学所有学生中成绩优秀、体格健壮和多才多艺的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从前填表格的时候，总有一项“在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我想王军的这一栏是肯定填不下的，他受到的表彰太多了。不像我，只能填某年某月，邮政有奖明信片活动，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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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的故事是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结束的。那是另一次殴斗，就在化肥厂旁边的农田里，他和村里的孩子发生了争执。和学校打架不同的是，乡下孩子每人手里都攥着一把小“抓钩子”（类似铁叉的一种农具）。当然，据说当时王军还是摆好了“式子”，但无情的抓钩子在他的天灵盖上钉下了三个深深的洞……
王军下葬的时候，学校的好几个老师都去了。我听到的说法是，王军的父母给他戴上了一顶帽子，而此前王军是从来不戴帽子的。
不久后，我也从实验小学毕业。第二年唐山地震，县城里到处搭满了防震庵棚。那年冬天，由于出奇的寒冷，很多人都从防震棚搬回了原来的住房，这时，阿德的故事也结束了——新年前夕，家人发现他赤身裸体冻死在防震棚里。
童年，早已成了记忆，但有时这种记忆的强大，会让你在成年之后，突然像遭遇梦境一样，时空错乱地回到记忆深处，甚至隐隐觉得，今天的经历，或许是童年场景的某种映照。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把王军和阿德的故事写进了《故乡地理》，当时我正做一个关于森林的纪录片。看着屏幕里的故事，不知怎么就断片儿了。突然觉得，森林与我故乡这一代人的生长很像——在茂密的林间，每年萌发出无数个生命，有的因为先天不足而黯然夭折，有的因为木秀于林遭到风摧……它们的经历，难道不像我早年的伙伴王军和阿德？
于是我在文章里感叹道：“并不是每一棵幼苗都有见到阳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 ”
清明时节，田野里的荠菜都开了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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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想起王军和阿德，是一个月前。
因为疫情，今年清明十分窘困。回到老家各种不易，刨除居家隔离，只有一天时间。一早起来，去符离集祖父坟前磕了头，离高铁发车还有五个多小时，我匆匆回了趟灵璧。
当时老家正经历一次“舆情”，北乡渔沟中学，一位住校生意外死亡，上了“热搜”。与同学和朋友见面，大家无一不在谈论此事，我听着各种各样的版本，大脑再次“短路”，不由的，又想起当年的人与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老猪黄（ID：chen_xq2016），作者：陈晓卿（纪录片制作者，美食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