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对子女职业发展导向的影响在子女成长的早期就已经存在，本文基于2019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调查（CLOURS）数据，对家庭背景特征与子女职业导向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家庭财富水平越高，在子女职业导向上越呈现“自由择业”倾向；家庭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子女职业导向上越倾向于专业技术导向，表现出“子承父业”的特征；家庭权力地位越高，在子女职业导向上越倾向于社会服务导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高汉祥（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黄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许鑫（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原文标题：《“子承父业”还是“自由择业”：我国城市家庭对子女职业预期导向的研究》，头图来自：《我和我的父辈》
一、引言
虽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能出状元，但是人们对于职业的选择却绝非随意决定，中国人对择业一直以来非常慎重，所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在中国社会中，不仅是个人的选择，同时更是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大事，在表面上林林总总、各择其职的现象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规律。
在这些规律中，最容易也是最早被观察到的就是“子承父业”式的职业选择规律。早在《管子·小匡》中就指出“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直到当今社会，依然存在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等受到普遍关注的“二代现象”。其中“官二代”和“星二代”着重体现了一种政治权力、身份地位的代际传递，而“富二代”更多地展示出家庭财富水平的代际传递。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在报考大学的专业选择环节中，家庭背景的影响尢为显著，并呈现出“富学文穷学理”的特征[1]，同样在大学毕业后的就业环节中，家庭背景依然存在显著影响[2]。可见，学术界普遍认可家庭背景会对职业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但仅认识到子承父业和家庭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希望深入了解哪些家庭更倾向于“子承父业”？又有哪些家庭的子女更可能“自由择业”？家庭背景因素会在个人成长发展的哪些阶段产生影响？
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利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调查（CLOURS）取得的数据，以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四个长三角中心城市家庭为研究对象展开深入分析，讨论不同家庭背景对子女职业选择方向的不同期望，以期发现家庭背景在子女成长早期对职业选择的不同影响，深入理解职业选择的内在规律，并进一步丰富对职业代际流动理论的认识。
二、文献回顾
关于职业的选择、传承以及家庭在其中的影响等问题，是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不同背景的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文献。
首先，学术界对于职业的代际传承现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职业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和个人发展等领域的重要社会现象，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其中最主要的研究话题就是代际传承现象。
研究发现，除了生理特征，父辈对子辈思想观念、社会地位、教育成就等都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李力行和周广肃从收入、职业、教育等多方面对代际传递进行了分析[3]，他们发现职业的代际传递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并且基于Probit回归，进一步发现受教育程度、政治地位偏高的父辈，更倾向于让子女选择与自己相同的职业，而父亲的收入却与职业的代际传递呈现出负向影响。
李瑞琴、林闽钢和张瑞利三人则将研究人群进一步聚焦到农村家庭[4][5]，发现尽管子辈职业的选择约束远小于父辈，但其职业选择仍显著受到父辈职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并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职业代际传递性越弱，这一点与李力行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尽管许多学者均将职业的代际传递视为影响收入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但家庭收入和财富情况也影响着职业的代际传递。曾国华等人则更细致地从不同角度展开[6]，考察不同职业类型下代际传递的差异，肯定了代际传递存在于所有考察的职业中，但差异也确实存在，并且补充了职业效评也是职业代际传递的关键影响因素。
这些研究成果说明职业的选择绝非是随机现象，职业在家庭代际之间会存在传承，深受个体所处家庭的影响，这为后续研究家庭是如何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家庭背景特征与子女职业选择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与代际传承中把职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同，另外一种研究思路是把个体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对个体的职业期望、职业选择等问题。该领域主要有两个不同视角，一是从内因视角基于职业选择者个人角度的研究，讨论由于个体的性别、性格特征、成长经历等对于职业选择的影响[7]；二是从外因视角基于职业选择者外部因素特别是家庭背景角度展开的研究，本文主要关注第二个角度的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末，陈会昌和王莉通过问卷手段测查了父母对子女未来择业的意向[8]，研究表明，父母教育期望受到父母本身性别的影响。郭孟超等人的最新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经济资本对于子女的专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呈现出“富学文穷学理”的特点[9]；尉建文借助Logistic模型分析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子女在前途选择和就业意愿的影响[10]，研究表明，父母社会资本越高，其子女就业的意愿越低且作用显著；童梅等人利用多层次模型（HLM）从性别视角探讨了父母职业对子女的职业期望的影响[11]，发现同性别权威模仿机制对青少年职业期望的形成影响极大，并进一步指出青少年的职业期望表现出代际继承模式，这种代际传承早在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发生。
从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个体的职业选择问题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首先是通过对代际传承现象的研究，发现了家庭因素对于个体职业选择的重要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研究了父母对子女职业期望的不同影响、子女专业选择与家庭背景、大学毕业后就业愿望与家庭背景等问题。沿着这一脉络继续深入，有两大问题引起我们的进一步关注。
一是家庭背景对于子女职业选择的影响是在高考或者大学毕业这个时点上才发生的吗？诚然高考填报志愿或毕业就业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窗口，比较容易取得研究资料，但是家庭教育中早期的职业期望并不因为学者难以观察就不存在，从个人职业期望的形成发展来看，家庭早期的影响更加重要，更值得展开深入分析。
二是家庭背景对于子女职业期望发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即哪些家庭背景特征对职业期望有显著影响？不同的家庭背景特征将会产生哪些不同的职业导向，是引导子女“子承父业”，还是鼓励孩子“自主择业”？本文将对这两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三、研究设计
1. 理论分析
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个体在成年之前的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都是在家庭中生活学习，在其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中，家庭同样有着与学校教育相当的影响力。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提出的“白板说”指出，人刚出生时，心灵就像白板一样，经验即后天的经历才让白板变得色彩斑斓起来，而父母则是第一个向这块白板挥毫泼墨的人，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不言而喻。
就像在滕媛和程凤春的研究中展示的一样，仅仅是父母的数学价值观，也能对其子女的数学学习动机和学习成绩起到显著影响[12]；无独有偶，肖文娥等人的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子女品德发展密不可分[13]；令人警醒的是，姚嘉等人研究发现少儿时期缺少父母照料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产生了显著的长期负向影响，这意味着早期经历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并不仅仅存在于短期，甚至可能产生不可磨灭的作用[14]。
在教育内容上，学校教育主要是以文化科学艺术学科等为主，但在家庭中，父母的言传身教内容却更加宽泛，父母往往会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对各种职业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并将这些观念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例如，很多父母都会自然地问孩子长大了想干什么等问题，会常常结合具体场景评论某些职业受人尊敬或者非常辛苦等，也会在有意无意中讲述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亲身体验，这些都对个体职业导向的形成产生基础影响，并在其今后选择专业、毕业求职等环节体现出来。
在家庭背景因素中，虽然不同的家庭千差万别，但是归纳起来，对于子女的教育期望和职业引导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家庭经济因素、社会权力地位、教育背景等，这也是研究家庭教育期望等问题中常用的影响因素。例如，魏勇和马欣使用CEPS基期数据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城市家庭经济条件等变量与子女教育期望正相关，父母年龄、乡村家庭经济条件等变量与子女期望负相关[15]；余秀兰在研究中也发现父母社会背景中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影响巨大，并且发现当父母社会背景越弱势时父母对教育价值的重视程度反而越大[16]；杨春华从父母的学历和职业两个角度入手，发现高学历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更高，同种职业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具有较强的相似性[17]。
家庭的财富水平、权力地位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是与父母的职业情况紧密相关，是父母职业生涯的成果，同时也反映着该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深深影响着父母对于不同职业的认知。在家庭教育与生活中，父母也必然将这种职业认知传递和影响着孩子。因此，本文在家庭背景特征方面，将家庭的经济因素、权力地位、教育背景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并构建相关变量进行分析。
在职业导向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和职业分类标准的不断变迁，职业的种类也日益庞大，根据我国201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职业分为8个大类、75个中类、434个小类、1481种职业。但是在家庭对子女的职业期望影响方面，多以潜移默化的熏陶为主，主要是在职业大方向方面产生影响，可以归纳为从商、从政、从军、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等，表现为经济导向、权力导向、专业技术导向、奉献社会导向等。约翰·霍兰德的职业发展理论认为不同性格特征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会具备不一样的职业倾向，而德西的自我决定理论更进一步认为职业选择是目标导向的[18]，主要是从人本身的需求出发。
另外有些学者研究发现外界环境因素对职业选择、职业导向也存在显著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有的人选择职业是出于内在动机，例如兴趣导向、奉献导向等，但是另外一群人的职业选择或更多是出于外在动机，例如金钱导向、权力导向等。郑洁在研究社会资本与就业意向时就将职业导向明确划分为具有政治权力倾向的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以及具有金钱倾向的高薪工作，另外还包括具有奉献倾向的去西部、农村工作等就业选择[19]。同样，刘娜在分析研究生就业意向时，也设计了8种择业考虑因素[20]，其中包括个人兴趣与爱好的兴趣导向，经济收入的金钱导向，职业社会地位的权力导向，专业对口的专技导向等。
这种导向的形成和发展，会深受个体所在家庭的影响，而且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在子女成年后实际选择专业或就业之前就早已发生的。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影响的具体内容和表现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些共性的规律？
一方面，哪些家庭更倾向“子承父业”？即经济地位较好的家庭是否更倾向于引导子女从商，而权力地位高的家庭是否更倾向于引导子女从政。另一方面，哪些家庭更可能引导子女“自主择业”？家庭是否会在财富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给予子女职业选择上更大的空间，可以有追求文学艺术等的更大的自由，即所谓“穷学理富学文”的现象。对此，本文将利用2019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调查（CLOURS）取得的数据，对不同的家庭背景特征因素与不同的职业导向之间影响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2.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由华东师范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上海密思根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进行的“中国（长三角）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调查”数据展开相关研究。该项调查关注城市居民的劳动就业、消费投资、休闲活动、交通出行、社会交往、养老状况与意愿及精神生活等主题，是一项涉及多个学科、全国性、大规模的社会科学学术性抽样调查项目，集中反映了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居民的就业与保障、消费行为、子女教育、健康养老、休闲活动等全貌。
项目合计调查200个样本居委会及若干备用样本居委会，名单由上海项目组统一抽样得到，调查设计的最终样本家庭住户样本量为10000户，其中上海4000户，南京、杭州、合肥各2000户，经过前期严密的抽样设计、执行过程中的规范操作以及后期电话回访、数据初步统计分析等工作，最终生成一份包含9267个观测值的有效样本。
3. 变量设计
本文基于已有文献研究，结合理论依据以及实际调查数据结果，将调查问卷中的题“Fab4您对您家小朋友未来的职业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定为被解释变量原始数据来源题，将职业导向划分为：金钱、权力、自主、专技、奉献五个类别，五个类别的具体回答情况如表1所示：
为了研究家庭背景对父母的子女职业导向造成的影响，本文选取调查问卷中与家庭背景息息相关的题目作为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包括：Bc9家庭年收入、Cc5合计产权房套数、Cd3最贵私家车价值、Cg3收支情况、Aa13最高受教育程度以及Bb1家庭权力地位。合计产权房套数是一般定量变量取值在[0，10]，其余解释变量在本研究中均被视为定距变量，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
此外本文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以及省份等7个变量设置为控制变量，期望尽可能减少除家庭背景以外其他因素对父母对子女职业导向的影响。其中年龄视为一般定量变量，其余控制变量为分类变量。
四、数据分析
1. 分析方法
本文旨在研究父母对子女的职业导向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情况，由于被解释变量属于多分类变量，为了更好地对结果进行解释说明，主要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建模。多元Logistic模型可简化表述为ln(Ω)=BX+ε，其中ln(Ω)代表被解释变量发生与不发生概率之比，B代表模型系数，X表示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ε为模型残差[21]。
在操作层面上，借助SPSS软件，进行建模分析，并以不同类别依次作为参照进行对比，从而更加全面准确、多角度的思考问题。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解释变量既可以是定量变量也可以是定性变量，由于解释变量中家庭年收入、收支情况等变量均为反映家庭财富水平情况的观测指标，为了避免出现解释变量共线性情况，以及更好地概括家庭的总体财富水平，在正式进行多元Logistic建模之前，本文引入因子分析对以上问题进行解决[22]。
2. 数据预处理
调查问卷有效数据共计9267条，针对本文研究变量，在被解释变量上选择“跳过”作答的情况予以删除，对于部分变量中选择“不清楚”选项的采用众数插补的方式进行调整，进行变量数据离群值筛选后删除部分异常观测数据，最终共计使用数据量3847条。此外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政治面貌变量属于严重不均衡数据，变量方差接近0，不适合带入模型中，在进行多次初步模型拟合调试后发现，年龄因素检验结果并不显著，最终保留性别、婚姻状况、省份3个控制变量。
在正式进行模型构建之前，考虑到除了家庭权力地位外其余解释变量均属于家庭财富范畴，借助因子分析，期待通过降维的手段获得“家庭财富水平”代表性变量。首先对Bc9家庭年收入、Cc5合计产权房套数、Cd3最贵私家车价值、Cg3收支情况进行巴特利特球形度、相关性检验，P值均显著小于0.05水平，说明这4个变量做因子分析比较合适，基于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成分提取，得到1个成分，鉴于只生成1个成分无须进行旋转[23]，且此时的因子解释已然明确。
本文将该初始因子提取出来命名“家庭财富水平”，该成分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为：家庭财富水平=0.806×家庭年收入+0.577×合计产权房套数+0.771×最贵私家车价值+0.525×收支情况，基于该成分值可以更高效地对家庭财富水平实际情况进行解释说明。
3. 模型构建
本文借助SPSS软件，分别以不同的职业导向类型为参考组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经过多次拟合测试，最佳效果模型为主效应模型，取最大迭代次数为100，最大逐步二分次数为5，整体拟合结果如表3所示，与只含截距的模型相比，最终模型计算得到卡方值为125.951，显著性P值远小于0.05，说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零，模型拟合效果优良。
接着本文假设该效应的所有参数均为0，由是进行似然比检验，在SPSS软件中似然比检验是通过比较两个相互嵌套的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来做假设检验，这里卡方统计是最终模型与简化模型之间的-2对数似然之差，简化模型是通过在最终模型中省略某个效应而形成。模型似然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除了家庭财富水平以外的所有变量以及截距项，其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拒绝原假设，意味着这些变量在模型中的参数均不为零，而家庭财富水平的检验结果不具备充分的理由去拒绝原假设，但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接受原假设，因此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分析加以判断该变量对职业导向选择的影响。
在参数估计部分，不同参照组情况下，模型系数估计显著情况不尽相同，本文仅展示系数估计显著（P值小于0.05）或具有一定统计意义的（P值小于0.1接近0.05）结果，且控制变量数值计算相关结果并不在正文中加以展示，结果如表5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讨论
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按照家庭背景特征因素进行分类，这样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不同的家庭背景特征对于职业发展导向的不同影响，如表6所示。
从统计分析结果中，可以归纳出以下的主要结论。
1. 家庭对于子女职业导向的影响，在子女成年之前就已经发生。根据调查数据发现，大部分家庭在子女的职业方向上，都有非常明确的期待。在本次研究中，所使用的共计3847条数据中仅62条数据显示答题者选择了“其他”选项，其余答题者均选择了具有明确教育导向的选项，占比高达98.39%。并且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即使是选择“其他”选项的答题者中，大部分也在填空补充回答时亦给出了“希望孩子将来可以参军报效国家”“希望在政府单位工作”“唱歌”等具体的内容，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导向比较明确。
2. 家庭财富对职业导向的影响，呈现出非常明确且一致的规律，即如果以奉献导向为参照，家庭财富水平与权力、专技、自主导向都是正相关，但是如果以权力、专技、自主导向为参照，则家庭财富水平与奉献导向均为负相关。对于这一结果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是表明经济基础较好的家庭，在对子女的职业导向上有更广泛的选择，权力地位、专业技术或者自主导向等都与家庭财富水平正相关，表现为一定的“自由择业”倾向。但是，财富水平越高，对从事奉献社会的导向如参军、为国家作贡献等却越表现出负相关，这表明在家庭教育中，财富水平越高越可能导致自利的倾向，而对于利他主义、奉献社会等意识则相对薄弱，特别是在子女的职业选择方面，不倾向于引导子女从事重在奉献的职业。
3. 家庭权力地位对职业导向的影响，在奉献导向方面与财富水平的影响上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表现，以金钱、专技、自主导向为参照，家庭权力地位与奉献导向均为正相关。同时，以专技和自主导向为参照，家庭权力地位与权力导向均呈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表明，权力地位高的家庭往往更倾向于引导孩子从事服务社会的工作，更具有利他和奉献意识。从社会权力地位的内涵来看，奉献和服务是权力运行的内容之一，也是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家庭权力地位与奉献导向、权力导向呈正相关，这是在职业导向上自我强化的一种传承式影响。
家庭权力地位的影响中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以奉献、权力、自主导向为参照时，家庭权力地位与专技导向均为负相关，而同样以奉献导向为参照，家庭财富水平则与专技导向正相关。这一发现表明，有较好的权力地位资源的家庭背景，反而不鼓励孩子从事具体的专业技术工作，这反映了权力导向的管理工作和专业导向的技术工作，在家庭对子女的职业引导上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
4. 家庭受教育程度对职业导向的影响，也表现出非常一致的规律，即以金钱、权力、自主导向为参照时，受教育程度与专技导向呈正相关，而以专技导向为参照时，受教育程度与金钱、权力、自主导向均呈负相关。这表明家庭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学历越高，越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会更倾向于引导孩子从事专业技术方面的工作，而不是金钱、权力或自主导向。因此，在家庭受教育水平高的家庭中更可能出现子承父业式的职业引导。
总的来看，家庭背景因素对子女在职业导向方面的影响，是早在子女真正择业之前就已发生了，是由家长在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中渗透不同的导向而潜移默化施加的。在导向的方向上，既有“子承父业”式的，也有“自由择业”式的，具体与不同的家庭背景特征相关。家庭的权力地位、受教育程度因素更容易引发“子承父业”式的引导，而家庭财富水平因素则更倾向于自由择业式的影响，表现为家庭财富水平越高，对子女的职业导向内容越广泛。
这些发现将对我们认识职业的传承与选择规律，以及进一步做好社会层面职业教育引导起到积极的帮助。同时，本文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一是家庭财富水平与奉献导向呈负相关，表现出自利倾向高于利他和奉献倾向；二是家庭权力地位与专技导向呈负相关，表明权力导向的管理工作和专业导向的技术工作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这些特殊现象背后的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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