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 （ID：IPP-REVIEW），作者：何冬妮，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文标题：《何冬妮：稳经济需要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叙事》，题图来自：pexels
不要把消费和投资对立起来
消费与投资不是对立关系。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是中间需求，说到底中间需求是最终需求引致的需求。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投资消费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两者对立的逻辑和传导机制主要在储蓄，即收入中不消费的部分转化为储蓄，而储蓄是投资的蓄水池，消费多了储蓄就少了，储蓄少了投资的蓄水池就小了；两者统一的逻辑和传导机制则体现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中，当消费需求因购买力不足而下降时，会出现生产过剩，投资需求也会下降，最终结果是在更低的总供给水平上实现均衡，但显然这样的均衡不是最优的。
稳经济需要扩大有效投资。一方面，我国居民存款已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末我国住户存款余额合计达到103万亿元，这个数字到今年4月已超过110万亿元，头四个月增加了约1.74万亿，全部存款总额已接近250万亿，头四个月增加了约7.19万亿。
一方面，资本的结构性短缺矛盾仍然突出，投资效益总体仍在下降。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缺钱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增量资本产出率已经比上一个十年翻了一番，这意味要获得同样的GDP需要更多的投资。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成本越来越高，而且不可持续。
有效投资是消费导向的结果。主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逻辑是：有投资才有产业，有产业才有就业，有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有消费。但如果没有消费导向，这个闭环并不必然实现，储蓄不一定转化为投资，投资不一定转化为产品和服务，产品和服务不一定被消费。投资转化成的产品和服务只有被消费了，才能实现马克思的“由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
只有完成这惊险的一跃，投资才算是有真实需求支撑的有效投资，消费和投资才能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均衡。只有最终被消费者买单的投资才是有效投资。脱离消费导向的投资最终会造成巨大浪费，导致国民财富的流失。没有消费导向，大规模刺激后往往带来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问题，同时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未解。
保消费主体才能保市场主体。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需求释放和消费升级的重要动力，从而是稳定投资预期和投资回报的关键变量。
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5月31日中央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提出六个方面33条措施，保市场主体以保就业保民生被放在政策首位。保市场主体不只是纾一时之困，更要在困境中造新机。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中，能创造大量中等收入就业岗位的行业是否有可持续的消费需求支撑，决定了能否持续形成有效投资。
我国作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经济体，背后是一个全球人口规模最大、需求层次最多、消费场景最丰富的社会。尤其在外需萎缩的困难时期，如果企业还能出口转内销，只要不死，就还有再翻身出海的机会。同时，如果能做到不降低转内销后的产品和服务标准，不但可以扩大国内消费者红利，还能保存培植未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不要把消费驱动等同于消费主义
消费驱动不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体现为消费至上。美国社会存在明显的消费主义特征，超前消费、透支消费非常普遍，当然这与美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比较成熟完善也有关系。消费驱动，要防止走向消费主义，要在社会层面形成可持续消费和健康消费的理念。
从实际看，消费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虽然一些研究报告称中国的Z世代更倾向于超前消费，但“量入为出”“未雨绸缪”等中国传统消费理念在X世代和Y世代中特别是对存有短缺时代记忆的消费群体有很大影响。
另外，一些国家过度强调保护消费者其实也是一种消费主义，就好像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一样，过度偏向的政策也会导致消费市场僵化。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问题还是对消费者保护得不够。
稳经济关键在重塑消费预期。许多关于“消费外流”的研究反映了国内有效供给的不足，但从近两年的情况看，更需要防范“消费意愿消失”及其给国内投资、供给带来的长久伤害。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今年4月降至86.7，是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比武汉疫情爆发和美国启动对华贸易制裁时都低了10个百分点以上。
消费者信心指数由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构成，后者的下降速度幅度大于前者，可见当前消费者预期与信心都处于历史低谷，后续能反弹和恢复到什么水平还有待观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短期内临时性失业造成的消费意愿下降是可治理的，但因预期不稳导致长期消费意愿下降的危害更大。
日本在数字经济时代被许多新兴国家弯道超车，与其“低欲望”甚至“零欲望”社会的需求衰退不无关系。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双重挑战，在短期冲击和中长期因素共同作用下，消费意愿是特别需要政策决策关注的变量。如果消费不升级了，就可能跌入低欲望社会。
由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到消费驱动创新发展。强调消费，不只是稳经济，更长远的是要以消费驱动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需求变化趋势的信号更容易被捕捉到，也使市场导向、需求导向的创新行为更容易发生。
有时很难辨清是科技创新适应了消费需求变化，还是科技创新引致了消费变革，但即使是科技创新引致的消费变革，也是因为这种创新符合了人性的需求。消费驱动下的创新型社会是企业家、科学家与消费者共生共创的社会。
企业家和科学家不是简单迎合消费者，是与消费者的共生。很多时候企业家和科学家是在创造消费、引导消费。企业家是发现市场需求、利用和组合各种资源、创新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从而满足消费需求和创造消费新需求的人，在消费者中心叙事下是社会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
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叙事
消费者为中心的叙事是人本叙事。一方面，许多消费也是拓展人的“可行能力”的投资，医疗健康消费、知识付费等都是提高人的“可行能力”。一方面，经济数字化正在改变投资消费分开的底层逻辑，许多消费与投资直接融合，消费成为价值创造过程。
以消费者叙事为中心，不是不要投资，不是改变对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的尊重。企业家和科学家都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是发现、创造、满足、引导消费的重要主体。从经济起飞到成熟阶段，生产者叙事会在很长时间内居于主导地位，但越往后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地位将逐步让与消费者叙事。
消费者为中心的叙事是改革叙事。释放14亿人的消费需求潜力，确保居民消费升级进程不被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全球化逆潮等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打断，根本要靠体制制度改革。
一是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重点释放城市化的需求潜力。无论是释放消费需求潜力，还是促进消费升级进程，都要求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此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应以就业为导向提高流动人口落户的便利性，提高大中小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的匹配度，缩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差。
二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了稳住经济大盘，有必要采取经济刺激政策。但前几轮经济刺激计划下大量投资流向了基建与房地产相关行业，导致这两个行业领域的泡沫和金融风险都在堆积。如何把钱花的更有效率，需要转化思维，即由投资者中心的向消费者中心转变，由投资于物为主到投资于人为主。
例如，从公共财政角度看，不是简单地增加民生支出规模，而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导向，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率，以最大限度提升国民“可行能力”，扩大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本。在税收方面，非常时期采取非常之策，税费减免政策应进一步向提供大量中等收入就业岗位的行业领域和中小企业倾斜，长远看税收制度设计与改革应确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导向。
三是打破行政壁垒，加快地方间基本规则统一。应对外需持续放缓和内需预期转弱，国内一体化大市场对加快地方间规则对接统一的需求和紧迫性上升。“十四五”内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但现实中不同地方间政策、标准、管理不统一的问题仍然突出，各地仍存在形式各异、看得见看不见的阻碍商品、服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抬高了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了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的含金量。
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肩负着对外率先对接国际规则和对内率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应尽快建立经济、社会、法律、管理、金融等领域专家共同参与的工作组，系统梳理当前阻碍商品货物和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不对接不统一的清单，尽快提出三地11个城市之间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时间图和路线表。这对全国一体化大市场建设十分重要。
消费者为中心的叙事是开放叙事。14亿人的消费大市场不仅是我国在复杂形势下稳住自身改革发展进程的关键，也是赢得合作与竞争主动的关键。只有新兴大市场、单一大市场和开放大市场三体合一，才能不断增强对全球资本和全球创新人才的吸引力。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消费者是工具化的叙事，生产者也是工具化的叙事，劳动是重要的生产要素。
这在理论逻辑里并无不妥，但在现实世界里已经越来越难让新自由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继续往前。尤其是生产者叙事被一些媒体异化为国家资本抢夺全球市场，而媒体报道中关于造福消费者的消费者叙事却少之又少。
中国更深融入经济全球化，是全球消费者的福音，不仅是拉动需求，也刺激创新、抑制通胀、创造就业。我国防止“脱钩”，应当用好消费者叙事。这不是某个部委的事情，是从政府到智库到全社会的事情。我们在用好消费者叙事方法讲好中国改革开放故事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例如，广交会、海南消博会、上海进博会等都是消费者叙事的好题材，因为美好生活是全球消费者的共同向往，这些展会对扩大全球消费者红利的作用应有更多的研究和宣传。总之，消费者为中心的叙事是开放叙事，中国以更开放的行动为国内和全球消费者带来的红利，这张损益表都应当让国内老百姓和国外的普通人看得到、看得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 （ID：IPP-REVIEW），作者：何冬妮，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