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傅青，原文标题：《作家张大春：中文很好，不要庸人自扰》，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采访作家张大春之前，记者内心十分忐忑。毕竟他曾一度让作家阿城“惊得魂飞魄散”，在谈话间隙会突然向朋友抛出诸如“王安石北宋某年有某诗，末一句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他在歌手周华健专辑《江湖》中担任作词人，歌词中穿插的历史典故，难度堪比大学汉语专业考题。
与张大春熟识的女作家朱天文称其小说没有弱点，梁文道说他是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司马中原评价他是“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张大春自己则借班固“小说谓之稗说”的譬喻，写下：“说小说如稗，我却满心景慕。因为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人若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
过去几十年里，张大春曾不断质疑“我们是在用汉字写西方小说吗”，呼吁作家使用更多中国土生土长的叙事手法。在他看来，很多作家都是经由模仿走上创作之路的，因此写作模式大都脱胎于西方小说。
张大春偏爱用“说书人”的方式讲故事，将信手拈来的史料与典故穿插其中，如中国画的技法一般，由一处晕染开来，顺着笔触皴擦点染。他同作家金宇澄探讨中国小说的传统时，对《繁花》表达由衷赞赏：“金宇澄很会发挥这种闲聊处宕开一笔、越宕越远的写法。我认为这是充分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学本质的叙述方法，不断渲染、增补、填充小说的文本内容。”
除了当作家写小说，张大春还在电台主持节目、在大学做老师、在网络上评论时事，跨界合作亦搞得风生水起。他不仅与周华健搭档作词，还给吴兴国的新编京剧写戏词，给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做编剧顾问。
一言以蔽之，张大春是一位用深厚才学作底气、生性洒脱、狂放不羁之人。同这样一位老师探讨非主流火星文、颜文字、抽象话、流行词“yyds”“绝绝子”“nbcs”“咱们就是说”，记者不免会担心因为某句粗浅的表达触怒对方，更不用说疑虑知识储备不够，害怕被突然抛来的问题噎得讲不出话。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切只是庸人自扰。这种杞人之忧，同这次采访当中试图探讨的“对中文未来的忧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遥遥形成巧妙的呼应，十分耐人寻味。
面对记者的种种疑问，张大春表现得耐心十足，并不时豁达地笑上几声，遇到想要延展的话题，还会讲一句“我展开说一下啊，只讲一分钟”，发散思维一分钟后，便再度将话锋收束回来。
张大春今年65岁，他称呼自己为“老人家”，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坐到桌前洗净毛笔，除去电台工作的几小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画毡前用毛笔工作，譬如给朋友写信、做读书笔记、写札记、给家人留便条，每天最少写2000个毛笔字。这是他的个人爱好，也是一种自我要求，“人无法要求社会或大众按照个人意志行事，这时候就更应该做好自我要求”。
有时上网的时候，张大春也会看不懂那些网络流行词汇，但他不忧虑，更不悲观，他更愿意套用那句中国传统古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来将一切看淡，他说：“儿孙自有儿孙磨，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要对汉字多一点信心。”
以下是《新周刊》与张大春的对谈。
人无法要求社会或大众按照个人意志行事，这时候就更应该做好自我要求。| 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不少人感慨当下网络流行词汇越来越看不懂了，豆瓣甚至有一个有15万名成员的“网络黑话指南”小组，学习各种缩写和新梗，你如何看待诸如“yyds”“绝绝子”“nbcs”的网络词汇？
张大春：这些文字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存活时间很难超过一个世代。“梗”的出现就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表达某种情绪，它们从诞生伊始就不会希冀几百年后还有人看得懂，流行一段时间，疲乏了，腻了，也就乏人问津了，文字有自己的新陈代谢。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yyds”必然会慢慢淡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也会有新词取而代之，这是必然规律。因为这些词语无法承载历史文化的重量，它们是即生即灭的，用不着为此忧心忡忡。
我记得几年前的流行热词“不明觉厉”“喜大普奔”，听起来跟成语似的，套用一个成语的壳，形成一种对原有文化载体的嘲弄，夹杂着一点反讽的意味，但后来用的人也很少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词语的出现，颠覆了原本的语境，尝试做一些不同以往的表达，不应该被一味谴责，它其实体现了年轻人对于一成不变表达的不耐烦，对于字字都有标准答案、处处都被规范限制的一种小小叛逆。
《新周刊》：有很多人表示自己患上了“文字失语症”，很多时候明明内心百转千回，有诸多复杂情绪，可一张嘴，却只剩下网络词汇，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张大春：为什么一张口就要复制粘贴呢？因为复制粘贴快啊。如果想在几秒内给出有效的回答，迅速作出回应，选择复制粘贴来的“梗”也是人之常情。我不认为有失语症的存在，哪怕一个青少年大部分时间都耗在网络上，习惯用各种网络流行词进行表达，也不一定会失语，因为来自生活中其他面向的文字刺激，并不会因此消失，他也一样会理解常规的文字沟通方式，自己也会用常规的方式来表达。
放到一个大的文化框架下来看，我们的汉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基础很牢固，绝不会因为一些流行词汇的出现就触及根基，我们还是要对汉字多一点信心。文字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约定”与“俗成”两个面向。俗成是民间流行的讲法，约定就是硬性规定的要求。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里，约定和俗成不断影响，文化也随之不断扩充，兼容并蓄，这其中有着很强的包容度和延展性，并不会呈现出你死我活的狰狞状态。我曾说一个字长途跋涉来到我们面前，早已不是它出发时的模样，它是变化的，也会找到最适合、最丰富的表现方式。
《新周刊》：这些缩写词本来是小圈层内部的“黑话”，类似于某种“圈内语言”，为什么最终会导致全网流行？
张大春：过去帮会中的“黑话”，是不希望外人听出其中蕴含的秘密，还要用来验证对方是否能答得上来，不懂“黑话”的人，就证明不是自己人。现在的流行词汇是没有以上特性的，它毫无秘密可言，区别可能就在于我比你早知道，用得更早，而且它是没有理解门槛的，不懂也没关系，不会因此而精神紧张，产生负担，所以它们才会迅速流行开来。
如果说读书的乐趣，是遇到懂的人产生自有其相互会心的秘密，那讲这种“圈内语言”也算是一种乐趣。很多时候大家聊到这些“梗”，也是抱着一种游戏心态，恰如一件时髦商品，装饰自己的表达，沟通者之间彼此心领神会。
《新周刊》：你觉得平台在流行词的传播中起了多大作用？
张大春：这里我想展开讲一下“梗”字的来源。其实一开始它的本字是“哏”，意为经过语言的组织铺垫，最终达到喜剧效果。一个哏对应着一个包袱，抖包袱的目的，就是引得大家发笑，这个词在曲艺界用得比较多。将“哏”误写为“梗”，最早可以追溯到演艺圈，艺人们讲“哏”，但是字幕打成“梗”，后来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所以你说梗的流传，除了网络平台，是不是也有电视台的责任啊？在我看来，即便平台通过算法和运营，特意放大某些内容的声量，加速梗的传播，它就能使一个短命的、没有文化承载重量的语言符号变得更长寿吗？不会的。
《新周刊》：有人总结近两年文字的演变为“火星文—缩写—抽象话—表情包”，是一个逐渐去文字化的过程。在你看来，这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文化变化？
张大春：我特别爱用的一个表情是用手遮住半张脸，嘴巴在笑，眼睛却流出泪水，表达一种哭笑不得的感受。有时候一个不够，还要一连打好几个，真是胜过千言万语。“你这样做，我真是哭笑不得，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是不是听起来特别隆重，感觉怪怪的？但表情包就不会，能很好地化解这种尴尬。
所以，我不觉得去文字化会伤害到文化，它更有效，比文字来得更直观，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如果说不止一个世代的年轻人都喜欢一轮一轮地去文字化，那么背后的原因应该是文字不够用，无法承载更多的表达。
《新周刊》：不知你是否注意到，社交媒体上表达情绪的符号越来越“通胀”了，之前一个“哈”可以表达的情绪，现在至少要打五个，如果对方打少了，也会瞬间脑补出冷漠的语气。
张大春：我觉得这可能更多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见得是文字符号那么简单。这说明大家在线上沟通时，对彼此的真诚度，更敏锐也更怀疑了。如果真能通过“哈”的多少来判断真诚，两个不够就打五个，五个不够就打十二个，哈哈哈。
《新周刊》：“Z世代”又被称为“网络一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深受互联网的影响，有的小朋友甚至在考卷中都使用网络词汇，对此你会有担忧吗？
张大春：这点我倒不太担忧。4年前，我去济南给一群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上课，你知道小朋友有多严格吗？我写“歡”字，写完之后，有小朋友举手说老师你写错了，最后一笔应该是一个长点，但你写的是捺。你看吧，他讲究得很。
这个学校对学生的文字教育肯定是十分讲究的，但同时我也会隐隐担心造成某种程度的“反弹”。要知道很多古帖上练习书法时，一捺跟一个长点并没有多大分别，那种个性活泼的小孩，可能就会试图挑战权威，想要跟老师分辩究竟怎么说才是正确的。我担心太教条反而会适得其反。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门课叫“应用文写作”，老师教我们如何写便条、如何发邮件、如何写信，问候语放在什么位置，结尾处应当要空格，有很多固定的格式，有很多细微的讲究，可以说，我们小时候都曾受过严谨的应用文写作训练。可等我们一考完试，这些东西基本全都还给老师了。
不用书中规范化的东西，我们一样沟通得很好，所以没必要杞人忧天，时刻追求文字的意义，要求一种严整的语言规范，文化教育应该是活泼且自主的，不应该被当成一种工具。在轻松的氛围中，人们可以自由做选择，愿意被文化浸润的浸润，不愿意被浸润的也可以选择在旁观看，过分要求一致性，追求所谓的意义，就会失掉趣味。
《新周刊》：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语言是人类思考世界的工具，而现在很多人的表达大都通过梗和表情包来实现，这是否意味着思维能力的退化？
张大春：举个例子，我特别喜欢看有些网友写的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球评，一看就是深谙门道的人写的，用语非常活泼有趣。我常常会想，如果没有火星文，没有这些网络热词，他们的文章会不会如此有趣。我并不是说他们的文章当中用到这些文字符号，而是说有趣的表达一定脱胎于整个世代的文化氛围，网络作为一种分享、表达态度的管道，如果能更多元、更包容，就能产生更多有趣的表达。
人是会自主思考的，也需要思想，不够用的时候，自然就会去寻找，倘若思想无法满足现状，自然就会去思想的疆域上开疆拓土。我曾在《见字如来》中写过，字，反映了每一历史阶段的现实处境和价值取向。字的意义有时膨胀，有时萎缩，随时人而决。语言无非是一种承载思维能力的工具，存在即合理，如果不好用，就不会流行，不流行便会慢慢消失。所以，我不觉得这些文字符号的变化能取代人们对于思维的探索，我不认为它能有那么大的法术和魔力。
《新周刊》：你曾在《认得几个字》中写到，“你每得到一个‘最’字的答案，好像就对这个世界的边缘多了一点了解，可是偏偏这个世界是不断在改变的，说不定今天你知道的‘最’到了明天就不‘最’了，这一分钟你相信的‘最’，或许早在上一分钟里也已经不‘最’了”，可以结合文字聊一聊吗？
张大春：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不会有停下来的时候，同样，网络语言的流行也不会停止，无须做极端设想，亦无须杞人忧天。
不能要求人们对每个汉字都有充分的理解和体会，这不现实。不过如果对汉字感兴趣，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很多乐趣，比如说这个“最”字，你知道它的本义是什么吗？“最”的本义是冒犯夺取，犯而取之，从曰，从取。是不是觉得跟现在的释义差别挺大的？
你可以尝试用一个名为“汉典”的网络工具，《汉语字典》《康熙字典》《说文解字》的文字释义都能通过这个网址查到，用不了太多时间，三分钟就能搞定，好玩啊，越咂摸就越有意思。
《新周刊》：你每天练习书法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张大春：汉字的演变过程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等。用书法写字，已经形成一种独立的意趣、一种独立的价值。一个汉字可以有多种写法，你可以从字帖里找到很多异体字，也不见得是完全统一的。毛笔在纸张上快速流转，铁画银钩、龙飞凤舞，不断衍生出新的美学，讲究流畅、讲究生动、讲究鲜活，有各自的章法在里头。我不是书法家，只是单纯地喜欢，也不敢讲太多。
《新周刊》：在你看来，雅正的语言是必要的吗？
张大春：对于我从事的工作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我个人还是有一些比较吹毛求疵的讲究，咬字准确，语气完整，对音韵、声调、字音等都有一套自我要求。这跟我这么多年电台的工作也有关系，但现在电台DJ已经没什么门槛了，变得没那么多讲究，所以这些必要，也就慢慢变成了自我要求。
我的父亲特别喜欢查字典，遇到模棱两可的，他就说“查查字典吧”，我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但做这些就显得我比较有文化吗？完全不会，纯粹就是我个人的好奇，而且我能从其中挖掘出趣味来。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对每个字都有充分的认知，不能要求大家不用“yyds”，这些文字的流行，并不会听从法条的管制对不对？
我今年65岁，是个老人家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儿孙自有儿孙福”，几千年的文化流传下来，具有很强的包容度和延展性，我更愿意把流传下来的文字，火星文、缩写以及时下各种流行词汇当成子孙来看待，我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自有儿孙磨，无须担心。
《新周刊》：火星文、“hold住”“酱紫”“886”这些流行词几乎已经绝迹了，是否正如你所说的，无须理会，时间会给出答案？
张大春：是啊，文字会自行新陈代谢，甚至说物竞天择，保留下最合适的表达，这些自然消失的，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磨的结果，被磨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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