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不好为师而人师者（ID：buhaoweirenshi），作者：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原文标题：《刘永谋 | 以科学为名，由专家实施的治理行动，不一定都是技术治理，而可能是伪技术治理|非科学的专家政治》，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并非所有打着科技名义的治理方式都是技术治理，而可能是伪技术治理，即自称为技术治理的非技术治理方式。伪技术治理目标并非科学运行社会，而是打着科学和技术的旗帜，实际贯彻的是其他目标，尤其是某种利益和权力目标。随着技术治理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伪技术治理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必须加以认真地厘清，尤其要警惕伪技术治理的危害。一个非常明显的危害是：伪技术治理产生的负面效应，常常被算到技术治理头上，引起普通公众对技术治理的抵触情绪。
伪技术治理并非技术治理，但要冒充技术治理，根本原因是如此做能获得好处，能利用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信任，分享社会对技术治理的实际支持，从而实现自己的潜藏目标。这就像伪科学要冒充科学、伪专家要冒充专家一样。因此，随着技术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越是发达，技术治理越是受到重视，伪技术治理就越是层出不穷。
专家治理社会可能并不遵循科学运行原则，反过来非专家执政可能执行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在现实中，前一种情况更为常见，因为非专家对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的理解有限，在实践运用中更是困难重重。在“技治二原则”之中，科学运行则是实质原则，而专家政治原则是形式原则。但实际上，专家执政并不一定等于科学执政，以科学为名的治理并不一定等于技术治理。专家掌握治理权力之后，实际治理措施可能出现偏离科学技术的情况，我称之为“非科学的专家政治"。
“非科学的专家政治”在当代社会大量存在。尤其常见的是：某个专家最初因为专业技能逐渐掌握政治权力，但占据高位后却实施传统的非科学治理方式。也就是说，此时技治主义和技术治理成为专家操弄权术的欺编性意识形态，作用是掩盖非科学治理的真相，为专家集团或家族、个人谋求私利务。
在21世纪之交，当代科技己经进入齐曼所谓的“后学院科学”时代：学院科学时代具有完全自主性的科学，越来越发展成为受到政治、经济和利益团体等社会因素影响的后学院科学。在齐曼看来，“后学院科学”起源于学院科学，但也有着不同于学院科学的一些特征，即集体化、极限化、效用化、政策化、产业化和官僚化。运转方式逐循PLACE规范，即所有者的（proprietary）、局部的（local）、权威的（authoritarian）、定向的（commissioned）和专门的（expert）的规范。于是，专家的“研究被定向要求达到实际目标，而不是为了追求知识。他们作为专门的解决问题人员被聘用，而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创造力”。因此，专家掌权后，因为私利原因故意偏离技术治理的情况，在后学院科学时代非常容易出现。
除了有意的“非科学的专家政治”，专家在执行科学运行的时候，可能出现无意间的偏差，从科学技术中“导出”非理性、非科学的治理方式。这与治理转译的复杂性有关，治理转译可能变成治理误译，最终使得技术治理成为伪技术治理。当然，仔细追究起来，有意的“非科学的专家政治”也与治理误译有关：因为它同样要用治理误译将非科学的治理术“装扮”成“科学”的形象，所以有意者必须有意进行治理误译。最近，在汉语世界的一个流行词“话术”，可以很生动地讽刺此类处心积虑的治理误译。总之，“非科学的专家政治”与治理误译关系紧密，其中的区别只在于有意与无意。
我们以进化论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转译，来说明无意的“非科学的专家政治”中的治理误译问题。在《物种起源》中，生物进化是无目的、无方向的，不过是不断的生物突变和自然选择过程。也就是说，进化并不意味着进步。到了20世纪之交，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中，进化与进步被等同起来，生物进化也被解释为生物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在《社会静力学》中，斯宾塞断言：
进步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文明并不是人为的，而是天性的一部分；它和一个胎儿的成长或一朵鲜花的开放是完全一样的。人类曾经经历的和仍在经历的各种改变，都起源于作为整个有机的天地万物之基础的一项规律。….…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的各种机能都必然会训练成完全适合于社会性的状态；可以肯定说，邪恶和不道德必然要消失；可以肯定地说，人必然要变得完美无缺。
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并没有此类结论或假定。从外部环境来说，斯宾塞的观点与当时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盛行的乐观主义不无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之间的生存斗争的自然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得出诸多社会运行的治理原则，比如淘汰社会中的不适应者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步骤，所以应当放任社会淘汰甚至主动人工淘汰。因此，如白芝浩所言：
这种逻辑下的经济社会政策，背后潜藏了如下价值判断、道德立场和伦理态度：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弱肉强食是“自然”而合理的现象，这显然属于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强权逻辑。从此强权逻辑出发，可以进一步引申出更为激进的主张，即我们所熟知的纳粹主义者的主张：社会中那些不能适应的失败者，无论是种族，民族还是阶层或个人，都是比较低劣的人，他们不值得同情，活该承受“自然”淘汰的命运。
20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全球流行，影响甚巨。在中国，严复将赫胥黎的《进步与伦理》翻译为《天演论》，加入大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并由此得出大量关于社会运行的治理命题，比如“优胜劣汰”等观点带有明显的道德意涵，而在《物种起源》中生物进化是没有任何道德意涵。在“互争”篇章，严复强调“与天争胜”，与各国各民族斗争，并认为这是赫胥黎不同于斯宾塞之处，实际完全是严复自己的转译，并非赫胥黎的原意。可以说，刺激各国竞争和民族争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无关系。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成为贬义词。越来越多人反对进化等于进步的观点：如果生物进化是低级向高级进化，阿米巴虫的适应能力比人更强，那阿米巴虫比人就更高级，所以“从低级到高级”是人站在主体立场上的价值评价。若如此，evolution也不应该翻译成“进化”，而应该翻译为“演化”。只有消除进化论中的“价值增生”，才能避免从它开始的治理误译。但是，这无疑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
粗略地说，常见的“非科学的专家政治”现象比如：
（1）官僚主义的专家政治，即以专家政治形式走向官僚统治，以专家组成的官僚集团的利益而不是科学运行社会为旨归，官僚组织的长存和扩展是它的最高目标。
（2）形式主义的专家政治，即没有真正科学运行社会，而是用形式主义的方法迷惑大众，如热衷于让专家“背书”、“站台”，使用各种技术工具（如电脑和物联网）、量化方法、实证方法和所谓“试验推广”，目标不是提升治理效率，而是行谋求私利之实。形式主义方法运用，与一度在街面上留下的“电脑算命”本质上区别不大。
（3）“假智库体系”或“伪智库体系”，即国家政治生活中全面建立的专家支持决策体系，专家并不提出真正的科学建议，而是揣测决策者的意图投其所好，或者干脆就是为政治家的决策进行论证--此类学问，我称之为“政策论证学”。政策论证学形式看起来很唬人，实际经不起科学检验和推敲。它一个典型的特点：对于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意见，政策论证学者均能用相似的逻辑和同样的知识予以证明或否定。
归根结底，伪技术治理产生的原因是对科技的误读和滥用。“伪科学的治理术”以伪科学为根据，完全不是科学，却假充最新科技。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非科学的专家政治”对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的理解都是错误的、片面的。它们均将科学视为一种有力的操控术，而不是探索和造福社会的真理术。关于这一点，在《美丽新世界》中就有很好的说明：表面上推崇科学，但实际上将科学阉割和异化，凡是与控制社会无关的科学研究都被视为危险而禁止。换言之，《美丽新世界》中实行的科学已经不是真正的科学，甚至从根本上可以算作伪科学。
信息技术兴起之后，德勒兹提醒我们：当代社会尤其要警惕将新科技视为操控术的情况，否则技术治理可能成为伪技术治理，智能治理社会可能成为智能操控社会。福柯批判现代社会，斥之为规训社会，即社会对每个人的身体和行为进行改造，使之成为驯服的臣民。德勒兹发展福柯的思想，告诫当代社会可能正在从规训社会滑落到控制社会。
他指出：“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也就是说，社会运行日益强调信息科技在控制中的作用：对统治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简单或力学的机器；对惩戒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高能的机器；对控制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控制学和电脑。德勒兹所称的控制社会，实际上是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智能治理社会，是技治社会在21世纪之交的新阶段。
归纳起来看，通过与规训社会相比较，德勒兹谈到控制社会的一些重要特征：
（1）上述的信息科技的基础作用。
（2）禁锢被控制代替，前者有清晰的主体型塑目标，后者强调不断地调制的过程。
（3）签名被数字代替，前者说明权力深入到个性化的人，后者只关心识别口令，完全不关心信息背后的人。换言之，人在控制社会完全“消失”了。
（4）规训社会的危险是被动混乱（主要根源于信息掌握不全）和主动破坏的危险，控制社会的危险是被动干扰（信道噪声）和主动的电脑犯罪（如电脑病毒传播）。
（5）销售取代了生产，生产是规训社会的轴心，销售是控制社会的轴线。营销学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人们被莫名其妙的成功学激励，逐利享乐之辈。因此，“人不再是被禁锢的人，而是负债的人。”
在德勒兹担忧的控制社会中，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本该通过探索世界，为提升整个社会运行的效率而服务，但实际却被用于操控每个社会个体的目标中。这就违背科学运行社会的技治原则，成为伪技术治理的帮凶。当伪技术治理盛行，整个社会可能沦为某种信息技术所操控的社会即信息操控社会。总之，技术治理不等于技术操控，前者是有界限的，为整个社会效率提高服务的，后者肆意超过应有的界限，为某些人或集团的私利而服务。
从形式上看，伪技术治理与技术治理相似，普通公众很难加以清禁第区别。当代伪技术治理实施的操控产生明显的压迫，人们总是将之怪罪干技术治理和现代科技，容易走向完全否定技术治理的极端立场。所以，技术治理在当代社会遭受的各种批评，除了本身运行不好不畅的问题外，与伪技术治理盛行不无关系。
至于伪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现代迷信，把假的说成是真的，以达到某种庸俗低级甚至卑鄙的目的，通常与别有用心的洗脑或诈骗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伪科学的治理术的危害显而易见，很多已经涉及犯罪活动。因此，我们要反对伪技术治理，揭露以科技为名的社会操控行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不好为师而人师者（ID：buhaoweirenshi），作者：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