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李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原文标题：《【新鲜速递-青年文化】|李音|现代性下的集体改造——基于B市W吧青年“泡夜店”行为的观察与访谈 2017年第7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夜店，由英文单词“Nightclub”意译而来，顾名思义，指的是在晚间营业的娱乐场所，通常设有供人跳舞的舞池和提供酒精的吧台，由“唱片骑士”（Disc Jockey，简称DJ）在现场播放事先录制且节奏感强烈的电子音乐。谈及“夜店”时，不同年龄层人群的看法往往彰显着一个时代的烙印。
对于现代人而言，夜店是上演着社会乱象的灰色地带，是媚外崇洋的午夜“麦当劳”（阎云翔在《麦当劳在北京，美国文化的本土化》中提出：麦当劳餐厅跨洋来到中国后，其性质从发源地的普通“快餐”转变为中国的现代餐饮消费象征的本土化过程。笔者将麦当劳与夜店进行类比，意指夜店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着相似的变化）[1]，还是共同想象下的情感空间？该如何理解夜店参与者的一系列互动性文化实践过程？嘈杂的音乐，昏暗的灯光，晃动的人影，而弥漫于烟酒味之中的，是关于现代性下身体、意识、自我、他者的挣扎、迷失与回归。
本文以B市W吧的主要消费群体（18～30岁的青年）为研究对象，基于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试图剖析中国青年一代“泡夜店”（Clubbing）行为的内在动因，进而反思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化危机。
一、“夜店”的起源与本土化发展
“迪斯科舞厅”诞生于欧洲大陆—浪漫的法兰西共和国。“二战”期间，法国笼罩在纳粹德国的阴影下，饥荒、恐惧与仇怨是法国人对于这个时期的集体记忆。
当时，爵士乐作为堕落的美国文化影响之产物被明令禁止，而向往自由和平等的法国人偷偷聚集于隐秘的地下室，播放遭禁的爵士乐和摇摆音乐，忘情舞蹈，以此抒发内心的愤怒与反抗。这些地下舞厅在法语中被称为“Discothèques”，也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迪斯科”（Disco）一词的由来。
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也存在着很多这样的地下舞厅，会集着不畏强权、追求自由的反纳粹青年，当人性被彻底践踏和蹂躏时，摇摆和音乐维持着不灭的希望。战后，“迪斯科舞厅”这些黑暗狭小的空间便渐渐成了许多社会边缘人士的秘密基地：卖苦力的人、同性恋者、非洲黑人、拉美裔、犹太人......他们不必拘泥于正式酒吧的规定，得以尽情地表达自我，远离公众的舆论与歧视。
随着《周六狂欢夜》在美国的上演，20世纪70年代中期，迪斯科音乐成为大众娱乐的主流。直至80年代，风靡一时的“迪斯科”因过度商业化与自我损毁而遭人诟病并跌入谷底[2]。尽管后迪斯科年代经历了迪斯科的短暂复苏，但是由于电子音乐的流行化，“夜店”最终取代了“迪斯科舞厅”并成为新的宠儿。
对于欧美人而言，夜店的诞生并未真正脱离迪斯科文化的内核，甚至被认为是迪斯科的一种变体形式（英文中，Nightclub与Disco Club同义，两者的翻译均为“夜店”或“夜总会”）。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夜店消费行为被西方社会各界人士所彻底拥抱，它的文化意涵和社会功能也早已植根于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就像喝咖啡、吃面包那般难以被洞悉和解读了。
作为“舶来品”，夜店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却不过短短十几年的光景。
夜店并非与中国传统社会一脉相承的文化产物，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迪斯科风潮”的精神延续（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迪斯科热潮”与21世纪北京、上海等现代化大都市涌现的“夜店”并无直接关系，其原因在于：“迪斯科热潮”退去与夜店出现之间存在近20年的空白；现代夜店中从不播放80年代中国的“迪斯科”舞曲；现代夜店中的常客也不是当年的“迪斯科”热爱者），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受西方娱乐方式影响而产生的断裂性文化复制品。
因此，中国夜店在形式上往往与西方夜店无异。然而，当“泡夜店”成为中国年轻人的一种习惯性消费行为时，夜店文化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开启了新的使命与意义。事实上，自夜店诞生之日，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便赋予了它极为负面的形象，夜店常常与毒品、暴力、酗酒等词语画上等号。长久以来，夜店一直是许多人眼中的“禁地”，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的邪恶之地。
尽管如此，近些年，夜店却依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各大都市的繁华地段，消费人群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夜店的本土化实践镶嵌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个体生命历程之中，诠释着文化如何通过有形与无形的力量改造着个体行动与思想意识。
二、初入“夜店”：被真实化的现代性空间
受到主流话语的影响，夜店被认为是法律和道德缺失的灰色地带，人性中的欲望在夜店被彻底地释放。正因为如此，夜店文化实践与消费行为往往并非出于主动。更多情况下，“泡夜店”的原初动因与个体维系关系网络而导致的社交压力密不可分。
“有天朋友问我敢不敢去夜店玩，我心想，有什么不敢，就和他去了。”（WHY）“我不否认第一次进入夜店时那种紧张和害怕的心情。那时候，是我几个朋友怂恿的，拒绝又显得太矫情，就随着去了。我甚至都不敢随意地抬头望向夜店里的男男女女。只记得我局促不安地度过了漫长的三四个小时，然后就和朋友们离开了。”（LQ）
“第一次去夜店是在西班牙留学的那年。欧洲人有句打趣的话，说的是：‘如果我不在办公室或家里，那就在夜店；如果不在夜店，那肯定是在去夜店的路上。’在西班牙，很多的社交活动都离不开夜店，所以我当时常常与西班牙同学出入夜店。也没觉得是特别低俗或危险的事，只是当作逛街、唱KTV一般的娱乐活动。”（CJX）
位于B市的W吧拥有近15年的历史，坐落于B市较为繁华的商业街区，人流量大，周边汇聚着近十所高校和上百家公司。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W吧内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行为趋于大众化，与该市其他的夜店相比，W吧也更具有代表性。
作为一个独立空间，W吧内充满着各种基于社会群体认可和理解的物化符号与感觉符号[3]，例如灯光、音乐、酒水等。这些象征符号的深层结构与青年人内在的现代性意识相契合，将夜店营造为一个西方文化主导下的现代娱乐场所，并通过符号的组合与强化，继而赋予该公共空间较为明确的功能性与象征性。
W吧内较为黑暗，灯光微弱，仅能勉强视物。在灯光的衬托下，W吧的整体氛围呈现冷色调的未来感。“黑暗”的环境为夜店参与者提供一种物理空间的未知感以及情感空间的安全感，视觉的暂时性麻痹有助于个体意识抽离出现实社会并投入某种难以名状的仪式性状态。
“夜店的灯光就是要暗。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不应该被看得那么清楚，如此一来，大家也不会那么拘束，反而有种躲在暗处的快感。”（ZL）
W吧所播放的音乐是富有节奏感的西洋电子乐，舞曲的选用基本参考美国Billboard音乐榜[美国Billboard音乐榜（BillboardHot100）是《公告牌》制作的一份单曲排行榜。榜单是根据歌曲的销量、电台、流媒体等数据联合得出的，被认为是美国乃至欧美国家流行乐坛最具权威的一份单曲排行榜]。不同于酒吧驻唱歌手所演唱的怀旧歌曲或原创音乐，夜店中播放的舞曲几乎都是欧美音乐。
W吧的酒水单悬挂于吧台的正上方，但是不了解欧美酒文化的人定会感到一筹莫展：除了常见的软饮（如可乐、雪碧等），酒水单上都是各种各样的鸡尾酒，并未售卖中国品牌的酒水。夜店作为西方文化的直接复制品，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异文化产物，也是与“传统社会”形态所对立的都市文明的象征。
对于西方夜店模式的移植突显了W吧作为现代性消费与文化空间的本质，而夜店内的一系列非本土化符号为夜店消费者构建了强烈的互动性情境，制造出脱离中国式社会现实的真实化空间。中国青年一代对于西方现代消费文化的“求而不得”在夜店中被合理化、明确化，甚至仪式化。
“音乐是夜店的灵魂啊。我就喜欢节奏感强的、欧美的那种舞曲。你说放中文的歌？那不行，我觉得很奇怪，气氛就不对了。”（LQ）
“在我看来，去夜店是件很潮很酷的事。有的时候，和一些没去过夜店的朋友说起，心里还有些骄傲，感觉他们怎么一点也跟不上时代的潮流。”（WHY）
三、步步深入：实践的反结构力量
尽管进入夜店的原初动因往往出于人际交往的压力，但是重复性“泡夜店”行为的发生却归结于两种直接的目的：“结交朋友”与“释放自我”。
“平时生活中没有机会接触新鲜的人和事物。但是在夜店里，比较容易认识新朋友，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抱着相同的目的。与陌生人交谈、跳舞，通过身体的动作来表达自己，这些在中国的文化中被看作是轻浮的表现，但是这样的互动让我感觉快乐。”（ZL）
“我去夜店就是去释放自己的很多情绪，负面的，正面的，在夜店的环境中，在酒精的催化下，你必然会呈现出一些与平时不同的状态，但是你很难说哪个情形下是真实的你，或许你会做出后悔的事情，或许你会有意地展现感觉自卑的部分，试探别人的反应，又或许你会假装扮演理想中的自己过过瘾。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包括我的朋友同事，从夜店回家后，转天很少会提及在夜店中发生的事，或者去追究和询问说过的话，大家都有默契。也不是说干了多么丢人、难以启齿的事情，只是如果把它拿到现实生活中来谈，就没有一点意思了。”（WHY）
“在夜店里，我可以成为任何人。你不需要向别人透露你真实的姓名或身份，对方提供的信息也可能是假的，但是这都无所谓。去夜店就是去找一种不太‘正常’的精神状态。”（LQ）
事实上，无论是“结交朋友”或“释放自我”，夜店文化的实践过程将个体从长期扮演的社会角色中抽离，突破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经历“阈限”状态之后重新回归至日常生活的现实之中，即“再次交融”[4]。大部分的夜店参与者认为在夜店中可以摆脱社会惯习以及自我意识的束缚，展现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个自己。
进入夜店之时，作为“阈限人”的参与者便开始经历某种程度的“分离”，酒精、音乐、灯光等元素通过对于感官的直接刺激将夜店塑造为现代生活中的“阈限”地带，个体意识的模糊、扭曲甚至错乱将参与者从固定的社会位置或文化结构中“逃逸”出去并进入一种特征并不清晰的过渡阶段。
如果以二元论视角对作为“阈限”主体的实践行为进行解读，则夜店参与者在现实社会与夜店中所呈现的不同状态可表示为：
理性/疯狂稳定/混乱不平等/平等有序/无序复杂/简单智慧/愚蠢性节制/性开放……第一类型的状态是正常情况下，个体所依托的社会位置和文化结构呈现的表征特点，第二类型的状态则是对于前者的绝对反抗与彻底颠覆，而夜店行为便是两种对立状态相互转化的中介过程。
这种隔离或中介阶段通常会具有一些与社会结构所奉行的原则有所联系的象征元素[5]，例如1，夜店中播放的电子音乐的歌词往往充斥着一种“及时行乐”的洒脱与叛逆，这种表达指向的便是对现实世界所倡导的价值观或道德规范的否定。
中介过程本身并无结构，却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反结构力量，破坏性的、无逻辑的、不受安排的意识与行为在夜店中被释放，同时也被消耗，最终再次并入结构，趋于稳定。夜店参与者正是因为难以回避社会结构所赋予他/她的既定位置与责任义务，才选择在夜店中寻求日常状态的解放与突破，完成“结构—反结构—结构”的重生过程。
四、无缘社会：集体欢腾式的互动改造
夜店文化实践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群体性互动行为。尽管人群的互动关系常常受制于客观事实，例如外貌举止、消费水平、风俗习惯等，但是互动本身并不必然与这些结构性事实形成对应关系，事实上，互动行为或以一种与结构相矛盾的方式流畅地进行，而不会对结构性事实构成剧烈的改变。
这种互动实践在夜店中被生动地还原，主要体现在来自不同阶层、不用背景的人主动地聚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从事一项集体行为：扭动身体、呼喊和举手，并由此产生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愉悦。
“我就是喜欢人多的感觉，这种舞蹈、喊叫是大家一起进行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家听到喜欢的歌曲或节奏，开始扭动身体、喊叫。你常常听到DJ说：‘Putyourhandsup（举起你们的手）’，大家纷纷会举起手呼应，这是一种集体的互动，你一定要参与其中，才能感受这种快乐。”（CJX）
“有的时候，音乐会被有意地中断，大家便会发出嘘声，要求音乐继续。音乐再次响起时，大家又一次跳起来，气氛比原来更好了。在这里，我是‘有伴’的，我不是一个人。”（WHY）
笔者愿意将这种看似肤浅直接的身体行为描述成某种形式的“集体欢腾”。
“可以想象，当一个人达到了这种亢奋的状态，他就不可能再意识到自己了。他感到自己被某种力量支配着，使他不能自持，所思所为都与平时不同，于是，他自然就会产生‘不再是自己’的印象了。与之同时，他的伙伴们也感到自身发生了同样的转化，并把这种情感表达为叫喊、动作和共同的姿态，一切都仿佛是他们果真被送入另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6]
这段话被涂尔干用来描述澳洲瓦拉蒙加人有关火的仪典，不难发现，宗教仪式上澳洲人这种如醉如狂的共同姿态与夜店人群的精神状态无异，均是通过群体内密切而活跃的互相关系将个体从凡俗世界带入理想境地，这种激情的鼓舞来源于个体所构成的整体，同时又不断感染着整体中的每个个体。
然而，夜店人群“集体欢腾”的状态并非植根于充满神性的原始宗教力，而应归因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危机。
无论是农耕时期的合作生产，还是传统社会的有机团结，人与人之间强调一种紧密的伙伴关系，现代性制度的建立却从本质上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意识，城镇化将个体从家庭、家族、团体中分裂，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市场化导致的消费主义不断激发着人们的物质欲望，却无法填补内心的空白；社会原子化现象不断加深，个体逐渐陷入“无缘社会”（“无缘社会”原为日本NHK电视台2010年制播的一档专题节目，后发展为一个新名词，指的是人际关系极度萎缩、个体失去所有缘分联系的现代社会）的孤独处境之中。
因此，夜店文化参与者所追求的这种集体欢腾式的互动模式实则产生于一种“去个体化”（“去个体化”指的是因群体思想、情感的一致性发展，个体认同被群体的目标认同所取代，个体难以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与行为的现象。群体中的个体因自制力与思考能力的下降而加入重复的、冲动的、情绪化的行为中。这个概念起源于1895年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众的研究）的逻辑。
不同的是，夜店群体中的个体选择意识与行为的自觉性丧失，并主动加入重复的、冲动的以及情绪化的行为，进而试图缝合现代性下个人与群体、社会的内在撕裂，消解个体所承载的不安与焦虑。尽管夜店文化的实践过程与精神共鸣不足以强大到形成一套完备的信仰体系，因人而异的理想世界由于缺乏绝对权威同样也不会产生任何的道德约束。
但是，以夜店形式呈现的“集体欢腾”假象在某种程度上为缺乏信仰的当代中国社会下了一个别样的注解。
“我读的大学不太好，专业（会计）也不是我自己喜欢的，每天的生活像一潭死水，而我的内心却很不安，很躁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看不到未来。想要逃避现实的时候就来夜店里，和大家一起跳舞，我感觉自己变得饱满了，反而有情绪和知觉了，不再麻木了。但是只要从夜店出来，我就一下子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又回到现实生活了。”（LYX）
五、结论
一定的社会精英和阶层左右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也决定着时代所处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自觉。然而，大众文化的传播、参与和实践有时却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成为与主流文化并行相悖的文化形态[7]。夜店文化，作为这种文化形态的代表之一，正在迅速地发展壮大，主流话语也未能阻止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忘我地投入夜店。
夜店在中国语境下的诞生与发展烙印着西方化的痕迹，却并未延续当年迪斯科文化所承载的精神与内核。夜店的感官世界充斥着各种西方文化的符号元素（音乐、酒水、DJ等），刻意营造的氛围建构了一种异于转型阶段中国社会形态的西方现代性空间。
“泡夜店”行为展现了无拘无束的消费观念以及崇尚自由的西化生活，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带有明显西方文化观感与消费资本主义特色的物理空间中，不断发酵着中国青年一代的身体与情感欲望。
夜店的特殊环境赋予个体意识强大的反结构力量，夜店参与者利用由酒精、灯光、音乐制造的麻痹体验，经历“分离”“阈限”与“交融”三个阶段，暂时消解了社会道德与文化结构的束缚，实现个体意识的逃逸与回归。
此外，“泡夜店”行为不仅仅体现着年青一代对于现代文化与意识自由的向往，同时也投射出一种“反现代性”的深层逻辑。现代性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去传统化”的倾向，个体日益从血缘、地缘、社缘等社会纽带中脱离出来，越发孤独与自我。
夜店参与者与空间内的人群的集体互动行为，修补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松散耦合”状态，将个体“强行”融入群体，以排解这种分裂性痛苦。个体对于现代文化的主动追求以及现代化危机下的潜意识反抗在夜店空间内交叠重合，相互排斥，最终和解。
但是，夜店文化的实践不过是“集体欢腾”的假象，无法从本质上治愈现代社会原子化危机的病根，反现实、反结构的作用力也终将被结构的力量所吞噬。这也解释了为何会出现重复性的“泡夜店”行为。
中国式的现代性是独一无二的，而西方现代性是一本影响巨大的参考书 。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充满争议的青年一代“泡夜店”行为以微观层面社会个体的生命体验为载体，述说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次身体与心理的集体改造。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华生.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M].祝鹏程，译.2015:51-84.
[2][美]约翰-曼纽尔·安德里奥特.劲歌:迪斯科简史[M].郭向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6-105.
[3]瞿明安.象征人类学视野中象征的构成要素[J].贵州社会科学，2013(8):40-43.
[4][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4-97.
[5][英]维克多-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M].刘珩，石毅，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05.
[6][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88-289.
[7]卢德平.迪斯科:一种青年流行文化的符号学解读[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22(3):32-36.
[8]马杰伟.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