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毫无意义的工作》，作者： 大卫·格雷伯，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曾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当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凯恩斯的这个预言，然而现实与凯恩斯的预言大相径庭。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减少，当前社会甚至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兴职业。在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看来，很多工作没有实际用途，缺少这份工作社会运转也丝毫不受影响，它的从业者也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没有任何社会价值，这些工作可以称之为“狗屁工作”。“狗屁工作”把人们放在自己不擅长，也不喜欢的职位上，白白消耗生命。
大卫·格雷伯的“狗屁工作”理论在2013年被首次发表于激进杂志《罢工！》（Strike!），文章一经发出就引起了轰动，并且在几周内就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在全球传播。而格雷伯本人也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做了丰富和扩充，最终形成了Bullshit Jobs：A Theory 一书。如今，简体中文版《毫无意义的工作》即将面世，我们也不妨来回顾一下最初的这篇文章。
（以下为正文）
1930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言，到 20 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以至在英美等国家，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 15 小时。当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凯恩斯的这个预言。就技术而言，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它，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发展。恰恰相反，一项项技术集结起来，变着法儿地使我们所有人更忙碌。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各种各样事实上毫无意义的工作应运而生。非常多的人，尤其在欧洲和北美洲，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耗费在那些他们其实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不管是道德上还是心灵上，这种状况给人造成的伤害都是深重的。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然而几乎从未有人谈及它。
凯恩斯承诺的（20 世纪 60 年代依然被人们热切盼望着的） 乌托邦为何从未成为现实？对此，如今普遍的说法是，凯恩斯未能考虑到消费主义的兴起。在“少工作点”和“多娱乐些”两者之中，人们集体性地选择了后者。这看起来似乎是个不错的道德寓言故事，但哪怕只要细想一分钟，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是的，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我们目睹了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新岗位、新行业的诞生，但这些新生的工作中与寿司、苹果手机和高档运动鞋的生产和售卖扯得上关系的寥寥无几。
那么，这些新岗位究竟是什么？最近，有报告对比了美国人在 1910 年和 2000 年的就业情况，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据我观察，这个答案同样适用于英国）。20 世纪，佣人、工人和农民的数量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办事员、销售人员和服务业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即从“总就业人数的 1/4 增加到了 3/4”。换句话说，自动化技术确实大幅度减少了生产性的工作，正如预言所说。（哪怕在全世界范围内统计，把印度和中国的工人都算进来，产业工人的比例都远不如从前。）
然而，我们的工作时长并没有大大降低，自然也就没能获得更多自由时间去追求事业、寻找乐趣、追逐幻想以及实践理念。甚至，我们所看到的激增的数字并不是出现在“服务”业，而是出现在行政领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务和电话销售等行业，以及空前扩张的公司法、学术与健康、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领域。这些数字甚至没有反映出为上述行业提供行政支持、技术支持和安全支持的那些人。其实所有辅助性行业都需要算进去（比如，给狗狗洗澡、24 小时送比萨的行业），所有这些工作的存在不过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而无暇顾及其他。
我提议，以上这些工作就叫“狗屁工作”好了。
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问题就出在这儿！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情况是不该发生的。当然，在从前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效率低下，人们不仅把就业当作一种权利，更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这种国家体制创造的工作岗位源源不断。（所以，在苏联百货公司里，卖一块肉都需要三个人来干。）可是，市场竞争不是可以消除此类问题吗？起码根据经济学理论，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绝不可能把钱付给那些没什么用的人。但不知为何，这样的情况的的确确发生了。
公司裁员，毫不留情，有人出，有人进，这些被裁的人往往都是干实事的，他们真的在制造什么、搬运什么、修理什么、维护什么。然而谁也没办法解释，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魔法，从事行政文书工作的领薪人数最终却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跟苏联那会儿的工人没什么两样，理论上每周工作 40 小时甚至 50小时，然而实际有效工作时间不过每周 15 小时，这与凯恩斯的预言是一致的。因为他们还得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组织和参加各种动员大会，来更新脸书内容，来下载一部又一部的电视剧。
这里的问题显然不是从经济学角度可以解释的，我们需要转向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统治阶级意识到一件事：如果老百姓生活幸福、工作高效、时间自由，那么就会埋下巨大的危险种子。（想想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的事就好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靠近这个方向。）同时，人们觉得工作才是正确的事。如果有人每天醒来后，不愿投入自律高效的工作中，那他就不配拥有好生活：这种道德理念正好为统治阶级所利用。
在英国学界，人们需要应付的行政事务越来越多，没完没了。有一次思考这个现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地狱或许正是这样的：在地狱中，人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做着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的工作。比如，你木工活儿很好，因而被雇用，结果发现，你居然需要做大量炸鱼的活儿，并且炸鱼这个工作也不是必须要做的，反正真正需要炸的鱼没几条。但是不知道为何，一想到某些同事炸的鱼竟然比自己少，做的木工活儿比自己多，这里的人就恨得咬牙切齿。不久，地狱工厂里堆满了数不尽的炸鱼，很难吃，也没人来吃，而这竟然就是地狱工厂的全部产出。
我觉得，这幅画面为我们精确地描述了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力量。
我明白任何类似的观点都会立刻激起反对的声音：“你是谁啊？凭什么由你来说哪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必不可少’ 又究竟怎么去定义？你不是人类学教授吗，那么人类学教授这个岗位的‘必要性’又体现在哪里？”（事实上，许多媒体后来确实是这么说的，他们表示我的工作就是无谓的社会开支的典型。）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没说错，社会价值本来就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
我不会冒昧地告诉一个认同自己工作的人，你的工作其实对世界没有贡献。但有些人自己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明白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那样又该如何？
前不久，我和年少时的某个校友重新联系上了，我俩 15 岁以后一直没见过面。这些年他的经历让我感到吃惊：他先是写了一段时间的诗歌，后来又在某家独立公司做摇滚乐队主唱。他的歌我在电台里听到过，但我不知道歌手是我认识的人。很明显，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创造力满满，他的作品也确确实实点亮了许多人的生活。然而，在几张专辑接连失败后，他被解雇了。他债务缠身，女儿又刚刚出生，他只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勾了人生的默认选项—上法学院，跟无数茫然无方向的人一样”。现在的他就职于纽约一家知名公司， 是一位企业律师。他很愿意承认自己的工作全然无用、对世界毫无贡献。在他自己看来，这份工作就不该存在。
在这里，人们有太多问题可以问。比如，我们的社会似乎对才华横溢的诗人、音乐家没什么需求，而对专攻公司法的专业人士有着无穷无尽的需求，这说明了什么？（答：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掌握在 1% 的人手中，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不过是这 1% 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除此以外，这还表明大部分从事无意义工作的人最终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
事实上，我就没遇到过一个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的企业律师。除了企业律师，前文提到的几乎所有新行业的从业者也都这么想。我们社会中存在一个领薪的专业人士阶层，如果你在什么派对上与他们相遇，恰好又提到了你的工作或许挺有趣（比如搞人类学研究），他们就会躲避这个话题，只字不谈自己的工作，等到几杯酒下肚后，他们却开始激动不已、滔滔不绝、骂骂咧咧，一个劲儿地表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愚蠢透顶。
这是很严重的精神暴力了。一个人若是在内心深处知晓自己的工作毫无存在的必要性，那还谈什么工作的尊严？心中的愤怒和憎恨怎么可能不汹涌？然而这个社会的独特性就在于，正如前文所提的炸鱼的例子，管理者想出了一个方法，使这股愤怒和憎恨精准地投向了那些真正做了有意义的工作的人身上。
比如，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想要拿出客观的评价标准不容易， 但是如果想对这个问题稍微有所了解，你只需要询问以下几个简单的问题：倘若这个专业人士阶层嗖一下消失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倘若消失的人是护士、垃圾清理工、机械师，那又会发生什么？
显然，如果护士、垃圾清理工和机械师转瞬之间就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立刻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教师，不再有码头工人，那我们的生活将会迅速陷入困境。哪怕是少了科幻小说家，少了斯卡音乐家，这个世界都会失色不少。可如果消失的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执行官、游说者、公关研究员、精算师、电话推销员、法警和法律顾问，那人类是否会痛苦不堪，是否会面临无法生存的情况，就不好说了。（许多人认为人类的处境可能会大大改善。）个人实际贡献越多，获得的报酬越少：除了少数人们熟知的例外（比如医生），这种情况竟然真的普遍存在。
更有悖于常理的是，似乎存在某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这种看法为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某种隐秘力量。我们可以从媒体对地铁工人的态度上得到佐证。在伦敦地铁工人和雇主发生合同纠纷时，媒体煽动民众憎恨地铁工人，说他们把伦敦搞瘫痪了。地铁工人可以导致伦敦瘫痪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似乎正是这一点惹恼了大家。我们再看看美国，此种情况更甚，共和党相当成功地调动了人们对学校教师和汽车工人的愤怒（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憎恨并不针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层，也不针对汽车行业的高管，而问题恰恰是他们带来的），指责他们要的薪水待遇太高了。这就好像在对教师和工人喊道：“书是要教的！车是要造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是要做的！有这些就够了！你们怎么还敢嚷嚷着要拿到中产阶级的福利待遇？”
假如有人想要设计出一项制度，能够完美地维护资本的力量，那他（或她）是很难想出超越前文做法的方案的。真正有产出的工人被无情地压榨和剥削，剩下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惶恐的不工作的人，这些人受到普遍的抨击和斥责；更多人是在另一组，他们领着工资但其实什么都不做，他们的岗位是为了认同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感受（比如经理、行政管理人员等，其中统治阶级的财务代理人尤为突出），同时还能促使人们对那些从事着具有无可辩驳的社会价值之工作的人产生隐隐不满。
显然，这个体系并不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将近 100 年的试错中逐渐形成的。这是唯一用来解释为什么技术水平提高了这么多，我们大部分人的每日工作时间还是远超三四个小时的答案。
本文整理自《毫无意义的工作》，作者： 大卫·格雷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