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丈量城市（ID：Measure-the-World），作者：1/6图片工作室，原文标题：《日本乡村振兴的“四大金刚”》，头图来自：作者供图
一、为什么要乡村振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这种重要性随着今年2月22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而再度强化。
事实上，自建国以来，我国已出台24次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其中更是在2004年至今的19年中连续出台，足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乡村振兴多年来都是国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婺源篁岭村、黑龙江雪乡）
从80年代发布的5次来看，主要对农业体制进行了改革，极大提升了农业产量及农民收入，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稳定农村起了关键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指导着三农相关问题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先后带火了多个热词，如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三农、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等。
全国乡村振兴的优秀代表成都战旗村，2018年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这种用词的演化过程，不仅体现着我国在乡村振兴问题考量上的持续进阶，也反映着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快速变化过程。
当今的乡村振兴该如何理解、如何发展？这个逻辑的启示其实就藏在这些热词的变化中。
二、城乡统筹：乡村振兴的时代着眼点
世纪之初，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农村地区则快速空心化，尤其是城乡收入水平迅速拉大，由此带来贯穿2004-2009年期间的“农民增收”主题。
农民增收的问题关键是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接下来数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纷纷聚焦于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收入反哺农民，来解决“三农”问题。
经过多年的建设，东部发达地区很多乡村的基础建设已经走在前列（浙江安吉余村）
而近几年的新提法“乡村振兴”，则引发了新一轮三农问题关注热度。
为何是“乡村振兴”，而不是“农村振兴”？
由“农”到“乡”的转变，是由“农村”到“城乡”的格局之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城市飞速发展，吸纳了来自农村的大量人口
乡村的衰落，背后必然是城市的繁华。只要城市在发展，必然是以乡村人口减少为代价的。
然而乡村想要振兴，又不可能指望着城市衰落，因为城市的衰落在工业化时代不仅不能带来乡村的繁华，反而只能带来灾难。1930年代的日本“昭和农业恐慌*”既是如此。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所形成的城乡互动，才是乡村振兴的出路。
（*昭和农业恐慌：全球大萧条导致1930年代日本城市、农村衰退，城市危机进一步传导至农村引发更严重社会危机。）
因此由“农”到“乡”，更强调城乡互动、城乡统筹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只靠农村自身。
由“农”到“乡”，又必须充分依靠农村自身，确切地说是充分挖掘、发挥乡村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等特色，撬动城乡互动，才能实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既是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保障，也能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内需市场与增长空间，更是实现新时代下共同富裕的关键。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被乡村的文化、风貌与生活吸引，带动乡村游火爆
三、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乡村振兴？
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展，农村的衰退与空心化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必经的阶段。
之所以说这是必经的，是因为工业化时代下，农业的生产力远远低于工业，从而导致的城乡收入拉大，必然出现人口、资金离开农村流向城市的规律。因此，农业的工业化就成为了非常盛行的思路。
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美英等国就已经开始了关于乡村振兴的实践，从1970年代前后开始，全球主要国家进入了“乡村振兴”的活跃期。如法国的回归自然社会运动、德国的村庄更新、韩国的新村运动等。
英国乡村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治理与改善过程，成为极具魅力的土地（科兹沃尔德地区）
一直以来，学习“美式规模化大农场”模式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观点非常普遍。其本质其实就是农业的工业化——以大机械的方式高效处理大规模的平原耕地，从而将农业的生产效率提升至与工业化相近的水平。
这个模式，确实为美国带来了极高的农业生产力，支撑其全球“粮食霸权”与“粮食金融”的底盘。
美国中部平原的机械化大农场是其农业生产力的保障 地图截图
“美式规模化大农场”模式的存在前提，是人少地多，地形平坦，而且土地高度集约化。事实上，我国的东北、新疆等地区，已经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规模化大生产”式的农业生产。
我国东北地区的机械化农业已基本实现规模化大生产 地图截图
然而我国农村的主体部分，却是人多地少、地形复杂，甚至气候与文化复杂多变，高度碎片化的“小农户”。
以华北平原为例，高度碎片化的小块农地是主流。同样的情况在中原、川渝等主要农业区域也类似
作为数千年农耕史的文明古国，我国文化与社会的基底就是建立在深厚的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这种本土文化，是基于国土跨越了从热带到寒温带、从雨林到绿洲的“完整农耕带”，也基于从三角洲到世界屋脊、从大平原到喀斯特的“完整地形带”。
“十里不同天”的自然环境，生成了“十里不同音”的文化表征，但却统一在以春节、二十四节气为根的传统文化内核之中。
这正是同为农耕文明国家，我国区别于如越南、印度、日本、埃及等“局部农耕带、地形带”国家的根本性原因。因此我国实在是本土乡村文化的富矿。
中国纬度跨度极大，再加上复杂地形以及季风的影响，集多种气候带于一身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们不同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那样因为殖民的历史由少数人占据大量优质土地而实现的“规模化大农场”模式。
更难以效仿欧洲诸如荷兰或挪威那样，依靠天然气和石油资源，完成农业原始资本积累的“资源财富转换为农业财富”的模式。
反倒是，基于本地传统文化，探寻更加适合于当地风土、人文的“内生式本地农业*”发展模式，也许更加适合我国国情。
（*内生式：或称内生性。内生式发展，指以当地的资源、技术、产业和文化等作为基础，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立性、最大化区域经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
荷兰强大的温室农业是在1960年代发现了格罗宁根大型天然气田的基础上，通过烧气维持、并完成温室技术、财富积累的
图源：地图截图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亚大陆的农耕传统原住民国家，更适合成为我国的借鉴对象。
对于传统文化相近，同样具有人多地少，农地碎片化特征，并率先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日本，值得我们深入观察参考。
四、日本乡村振兴的历程
日本的乡村振兴事实上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时期的日本社会由于开始了全面工业化的进程，传统农村社会正在向工业化社会转变。
当时的日本正面临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快速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时期，大量年轻壮劳力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迅速造成农村空心化。
留守的多为老弱病残或妇女儿童，为了组织起来维护农村社会的留守人员的安全，以及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力，催生出了各地方合作社模式的初级农村合作组织，这就是今天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雏形。
二战结束后，日本则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全方位的乡村振兴探索。
1. 土地改革，第一轮基建整备（1945-1950年代）
战败后的日本在美军的强力推动下，强制将地主手中的土地分配给自耕农，这才基本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后的农户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对战后日本粮食生产保障有重大作用。
这一时期农地部负责农地改革的部分工作，也是日后农业振兴局的前身。
由于战争中农村也受损严重，从1950年代起国家开始推动新农村运动，旨在修整农村基础建设。同时也开始探讨各地方的农业农村振兴计划。
同时制定《农地法》，开启了农地流转的进程，促使零碎化土地规模化，但日后的效果显示并不成功。
2. 放宽农地流转，全面改善基建（1960年代）
这个期间处于工业化发展高峰，乡村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与衰退问题，乡村振兴的紧迫性已经开始显现。
这个阶段也是日本密集出台乡村振兴相关法律政策的时期。为了激活乡村，政府开展了第二轮大规模乡村基建——美丽乡村运动（町を美しくする運動）。
此阶段，日本农地分地区开展了大规模乡村基建运动
这一期间明显的成就是乡村的面貌大为改观，生活设施也趋于完善，这为日后的城市人流与资金进入乡村铺平了道路。同时农地规模扩大化有了进展，但日本乡村依然以零碎化家庭小农户为主。
3. 继续强化乡村基建，乡村美化改造（1970-1980年代）
1970年代席卷全国的造村运动，本质上依然是为了缓解城市化与工业化带来的农村衰败与生产力下降。造村运动之下，乡村的基础设施带着城乡等值的标尺进一步强化，很多乡村的基础设施完备度和面貌已不亚于城市水准。
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各地的乡村振兴探索中，一村一品理念脱颖而出，各地纷纷效仿，培育本地拳头产品。
田原市郊的油菜花田。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阶段，很多乡村在此时期探索出了自己的独特优势
1972年，农地局废止，设立构造改善局，强化农地构造改革，推进农业生产结构与农地规模化等工作。
此外，还调整农地法等一系列法律，扩大农地流转权限，允许农地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
4. 开发乡村旅游，促进市民下乡（1980-1990年代）
1980年代是日本经济最巅峰时代，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产生了巨大的乡村休闲需求。
此时国家适时地推出了《综合休闲区发展法》和《乡村地区发展法》等一系列加强乡村旅游建设的政策，引导城市市民下乡，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成果反哺农村经济。
在这一时期，生态游、体验农场、休闲游等概念风起云涌，体现了工业化后期中产阶级的内心需求规律。至此，历经40余年的日本乡村振兴建设起步过程终于结束。
乡村休闲游已经成为了日本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闲项目
5. 推进可持续发展与数字化（2000年至今）
新千年后，日本人口老龄化持续严重，农村人口不足的问题加剧，再加上乡村的开发与旅游对环境有一定破坏，为了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机化农业开始全方面推广。
同时通过全国统一的农业数据平台，为农民提供数据与信息服务，提高数字化农业水平。此外，农业机械的持续升级与智能化，也在推升智慧农业的水平。
爱知县Kukumu农园是JAS认证的农业园。经过农林水产省JAS制度认定的有机农产品是健康品质的保证
2001年，农林水产省的构造改善局与国土厅下的地方振兴局合并，成立农村振兴局，专门负责乡村振兴相关事务。
并在2009年，开启地方振兴协力队制度，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乡村振兴探索与实践，日本的农业实现了高端化升级，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大幅上升。
据2013年《PRESIDENT》公布的数据，日本农民平均年收入达到约49万人民币，毫不亚于城市水平。同时，作为主粮的大米，自给率达到98%，作为耕地极为有限的国家基本实现了粮食安全的目标。
日本乡村高普及率的设施农业，保障着农业生产（爱知县）
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起步过程漫长的主因来自于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与风貌改造的工程量巨大，几乎持续了40多年，才达到能够迎接大批市民下乡反哺农村的程度。
日本乡村振兴除了以上五个阶段的逐步推进的整体经验之外，实际上更关键在于夯实了具体的四大领域。
五、日本乡村振兴的“四大金刚”
日本农协、乡村基建、市民下乡和一村一品，作为主要驱动因素，堪称撑起日本乡村振兴的“四大金刚”。
1. 核心合作组织：日本农协是乡村振兴的主导者之一（1947至今）
说日本的乡村振兴，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一个核心的机构——日本农协。
农协，日本乡村振兴的主导者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或JA）于1947年立法成立。是以农户合作、联合、经营与管理为主要功能的互助经济组织。正是它，对日本农业的现代化起着主导作用。
日本农协的群众基础起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的农民互助，以及一战后的经济危机。而其真正的成型与发展则是在二战后。
由于战后日本农村损坏严重，分散的农户难以提高生产力，国家通过立法成立农业协同组合，提供政策、金融方面的大量优惠支持，土地改革也在快速推进中。
最鼎盛时期，全国约有99%的农户加入农协，成为组合成员。此外也逐渐开放了有合作关系非农户申请加入。
农协起初由村、县、中央三级机构组织形成，在1980年代后，由于农户的大幅减少以及自身的人员冗余，精简为县、中央的二级机构。
日本农协的三级组织结构
日本农协全面参与着日本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农业生产、销售、金融、文化产业和衍生服务业等领域，可以说几乎无所不包，是日本乡村社会与农业领域的绝对主导组织，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推进者。
这种半官半民的农民合作组织，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 农业推广
农业推广，也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简称农推），通常狭义上指针对农业生产技术与知识的传播。
农业推广可以帮助农民，尤其是难以获得技术指导的小农户获得必要的技术知识，从而通过普及更加先进的科技提升农业生产力，保障农业安全。
日本乡村的科学生产，依赖于农业推广的普及
日本国家层面虽然也有农业推广的功能，但是鉴于农协的会员覆盖了几乎所有农户，因此农协被称为日本第二大农推体系。
日本农协的农推事业被称为营农指导，是指针对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土地利用等方面开展的指导工作，目的是提高农户的生产力。
农协在全国拥有15，700名营农指导员，他们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户推广与指导技术，2019年全年共产生180万次“入户指导”。对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有重要推动作用。
日本农业对营农指导的依赖度很高，是生产力的保证
农协不仅通过营农指导传授技术与先进知识给农户，还通过引入先进农业机械，教授操作方式，提升农业自动化、智慧化水平。
② 农业金融
日本农协在金融领域为会员提供全流程的服务，包括信贷、保险、融资等，可以说是小农户发生资金短缺时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甚至这种金融服务将农产品的销售、采买，乃至农民的寿险、婚丧嫁娶等全都纳入其中，被民间戏称为“从摇篮到棺材”的一条龙服务。
在农协的金融垄断下，农户的生产与生活高度捆绑农协金融体系。
笔者就曾向一位在自己农地上建房的东京市郊农户租房，不仅对方的账户是农协银行账户，也要求打款方也必须是农协账户才能完成这笔交易。可见农协全方位地融入并影响农户的金融与生活。
大量农户将生活中的金融渠道完全捆绑到农协金融体系中
虽然农协通过金融以及交易的方式垄断了农户的大量闲散资金。但给农户带来的好处也是看得见的，其存款利率通常略高于私人银行，且发放的贷款也通常非常优惠。
这样一来，小农户们就可以极低的利息融资，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③ 农业服务业
农家委托：随着劳动力短缺或者经营扩大等问题，农协也受理农作业委托的业务，如90年代初期，单是水稻育秧工作委托给农协的比例就高达七成。农协参与委托业务，客观上有利于农业集约化生产效益的提升。
农村流通：农协的另一大功能是对会员农产品进行统一销售、所需农机农具统一采买。这种统一行为是农协存在的最基础优势，统一的农村市场提高了农户的议价能力。
日本农地委托业务比重较大，有利于碎块化农地的工作效率提升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附加值，农协继续发扬“一条龙”的精神——自己建立加工厂、包装厂、物流中心、冷库，甚至直插终端，建立了批发市场、超市、直卖店等体系。
这样一来由于整个链条由农协负责运行，农户大为省心省力，就更加愿意交给农协负责，从而也更加依赖农协的金融体系。
乡村地区统一的农用物资直卖店（爱知县丰川市）
此外，因为农协对所售农产品的质量有统一要求，这反过来也促进了农户的生产质量提升与标准化。
品牌农业：日本农协为了提升农业附加值，善于建立和经营农业品牌。我们常听的松阪牛、伊势牛、国产米等印象中的高级日本食材，这些都与农协的品牌推动脱不开干系。
农协通过高标准的质量认证，以及品牌符号的推广与宣传，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与价值。结合农林水产省的“本地本物”认证制度，树立各地特产的品牌，并且将“国产最好”的理念植入人心。
宇治地区主打的茶产品
JA农协正面推动力的背后，也有反噬力
日本农协对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扩张，其缺点也显露无疑。
由于其缺乏政府的管制，已经成为日本政坛影响力巨大的“农林派”，手握全日本农户的选票与影响力，政府的改革难以推进。
更重要的是，这种垄断力直接成为推高日本食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我们常听到日本出现天价西瓜、天价樱桃等，并不是因为味道有这么鲜美，而是因为农协的议价体系在农户与市场之间赚取大量剪刀差，“农林派”也影响着日本始终采取高额关税壁垒保护自身农产品市场的国家决策，导致国内、尤其是城市食品价格居高不下。
普遍价格奇贵的日本农产品
在农协金融资金大量用于房地产、娱乐、股市牟取暴利的情况下，日本乡村的弃耕现象也越来越重。
整体来讲，是一个前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后期缺乏更上层监管与制衡，在逐利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日本乡村与农业造成巨大隐忧的农业合作组织。
2. 极致的乡村基建：缩小城乡差距的基础大工程（1950年代-1990年代）
日本版的“新农村建设”。
1955年，农林水产省提出“新农村建设”的设想，是振兴农村地区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中央政府使用强力金融政策工具，为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低息贷款、补贴，甚至是直接投资，集中在道路、电力等基础领域。
在这一轮持续约5年的时期，日本农村地区逐渐摆脱了二战后衰败、落后的现状，勉强跟上了全国的节奏。但这种修整程度只能说是“简妆”，尤其与城市差距甚大。
2021年日本不同级别道路的整备率（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乡村地区的道路整备率不低于城市
而刺激日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走向“精修”的，则依然是时代的洪流——工业化。
日本1950-1960年代是工业发展最快的时代，大量劳动力离开农村前往大城市务工，造成了劳动力紧缺、农民收入低等城乡差距矛盾持续扩大。
为了改善城乡差距，新一轮的“新农村建设”可谓是“精修”级别。基础设施方面，全面提高自来水与排水管道网络建设、推进高速公路连接农村与山区、建立专门机构修建防灾与水利设施，甚至推广、翻新与改建农村民居。
被翻新改造后的乡村民居非常美观
此外，在环境方面也大力推进资源循环理念、改善乡村生态环境。这种“美丽乡村”运动在1960年代席卷全国，伴随着当时的经济高速成长与工业化进程，乡村成为了焕然一新的魅力土地。
这就像几乎同期的欧洲主要国家所做的事一样，如德国，持续几十年的乡村环境整治已经到了“整无可整”的极致，仅有的优化空间只存在于东德地区。美观的风貌，让乡村极具吸引力。
德国乡村已经到了“修无可修”的极致状态，城市人更多的选择在乡村居住，除了交通便捷外，更有设施不亚于城市，但环境更优美惬意的因素（德国宾根）
不仅是基础建设方面的改善与美化，美丽乡村运动还是一个涵盖对乡村立体式体验的系统性改造。
农林水产省就将“农山渔村之美”，解读为应具有“五感”的美。即不仅仅只是视觉上好看，而应该是包含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五感的“总动员”。
不仅如此，1992-2002年期间，还连续评选美丽乡村景观表彰奖，鼓励那些通过地方居民努力构建的农山渔村景观的成绩，以期更好地推广和保护乡村景观环境。
因此日本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往往越是山区的乡村，基础设施越好，面貌越美观，甚至部分超过了普通城市水准。
日本山区乡村的整治力度，体现在整备率高的公路以及景观美观度上（白川乡）
如处于岐阜县深山中的飞驒高山地区。
原本是偏僻破败的山谷村落聚集地，不仅在战后的农地改革过程中重整了农业基础，还在1960年代借势美丽乡村运动完善了生活管道、卫生设施等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造，同时保护古村落建筑与街道、修缮美化溪流等环境美化工程。
去过的人，无不为当地小溪中游弋的肥硕锦鲤、白璧土藏街的魅力古建、飞驒工匠的高超技艺、世界遗产的白川乡合掌造以及地方美食所赞叹，使得当地成为了年均游客400万的旅游胜地，外国游客年人次更是高达当地人口的五倍。
飞驒高山地区的古川町，经过60年代的大力度整治，成为了环境优美、传统保留完善的魅力乡村
此外，深入各地的铁路系统，更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日本全国铁路总长度约4.7万公里，由202家服务商运营，构建起了庞大且交织严密的铁路网络。
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早，日本的铁路系统不仅密布于大城市，更是深入了山区乡野之中，联通起了全国的每个角落。
战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铁路系统大多改为通勤性质，成为了游客深入乡村、小镇等具体景点的最便捷交通工具，相较于汽车来说，铁道受众面更大，更易带来大批客流。
日本全国铁路网密布，不仅联通各主要城市，还联通大多数小镇村落。整体“通勤公交化”的情况下，铁路成为最好的“市民下乡”工具，便利度远超私家车
此外，乡村宽带与网络的普及建设，也为先进农业机械以及农业信息数据的使用奠定了基础条件，这种软基建对智慧农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在全国范围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美化，让乡村生活条件、服务、交通和面貌等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城乡等值，这为日后城市居民反哺乡村经济奠定了先决条件。
日本乡村地区美观完善的道路体系，是基础设施高度升级的体现
3. 市民下乡：实现城乡互动、撬动振兴的途径（1960年代至今）
基础设施与风貌实现城乡等值之后，最大的改变则是城市居民对乡村更深度的接纳，随即带来的是延续至今的“市民下乡”潮。
市民下乡，带来的是乡村摆脱单一农业收入，最大化兑现生态资源、基础设施投资的价值，实现一二三产融合，从而提高乡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这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有效反哺农村的必经之路。
市民乡村游已是日本最普遍的旅游形式（忍野八海）
1960年代以来，通过一系列的农村土地流转相关制度的出台，逐渐放开了专业农户以及规模经营者对农地的经营权。
这一方面带来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与规模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大量城市资金反哺乡村，同时，大量小农户出租了土地经营权后可以有余力开展副业，这种农民兼业的可能性逐渐为进一步的城乡联动提供了人力基础。
农民兼业，尤其是为城市人提供休闲服务为许多日本农民带来大量收入
日本政府早已意识到城乡加强联动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最典型的是于2002年设置的“都市·农山渔村共生·交流项目组”，以内阁官房副长官（日本政府二把手的副手）与农林水产省副大臣（主管农业农村领域负责人的副手）作为领导者推进。
这个项目主要聚焦生态旅游、农林渔业体验、活动的开展等各种都市与乡村的交流机会创造，以及相关场地空间的整备上。
以渔业体验为主的伊根渔村
事实上，说是都市与乡村的“交流”，“翻译”一下就是把城里人往农村引。
怎么引？旅游，是最佳途径。
这时，观光农业就应运而生，这种形式既满足了工业化后期城市居民对自然的向往，也能让有余力兼业的农民大量投身于“为下乡市民提供服务”的相关工作中，由于收入大幅高于传统农业，因此成为农民提高收入的利器。
如北海道的富良野、青森县的稻田画等都是典型例子。
北海道的富良野，是用农业景观吸引游客的经典例子
此外，为了更多的吸引市民消费，这个项目还明确提出了发展“滞在型休闲活动”。
所谓滞在，就是“留下、住下”的意思。最能体现“滞在”功能的，莫过于遍布日本乡村的温泉设施与市民农园。其中，市民农园即农家将少量自己的土地出租给市民业余耕种，收取一些土地利用费即可的经营方式。
市民既可体验农耕，也可以带孩子学习农业知识，修养身心。种点自己喜欢的花卉瓜果，时不时来打点一下土地。这种回归自然的惬意生活深受市民喜爱，甚至有些市民农园成规模的搭建了小型房舍，房后是出租的小块土地，常年租给某个城市家庭使用。
市民农园如今在日本已经非常普遍，如东京都范围内，在2018年共有434处市民农园，分为24，086个地块，甚至在靠近东京市中心的练马区也有很多市民农园，供市民假日来种植蔬果花卉，农协还派有技术人员指导。
为了更加便于将乡村与市民联结，道站*应运而生。（*道站：（日语：道の駅）是日本各地设置在交通要道旁、可供途经旅客24小时自由使用的休息场所。）
日本道站是区别于服务区（SA）、停车区（PA）的第三种公路休息设施。通常设置在一般国道与主要公路的沿途，并且具有综合性功能
日本的道站共有1，000多处，7成分布于山地丘陵地带，通常与自然环境充分结合，是旅行者中途休息的热门选择。更重要的是从1990年代初发展至今，道站已经成为乡村地区农特产直销、文化推广的重要窗口，拉近了市民与乡村的距离。
富士川道站内的地产地消零售店
4. 一村一品：解决城乡“用什么来互动”的问题（1970年代至今）
一村一品是多年来传播甚广的日本乡村振兴理念。也是市民下乡潮开启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乡村振兴的具体手段和工具。近十几年来在我国愈加知名，不少地方希望学习效仿其理念与做法。
事实上，与通常我们所理解的“每个村都有一个优势农产品”的含义有所不同的是，其原本含义恐怕更加宽泛和开放。
一村一品开启了日本大量乡村寻求创新发展的道路
时间拉回到1970年代，当时的日本在国家层面的倡导下开始探索乡村的提振方式，泛称为造村运动。意在通过对地方的乡村改造提升、经济潜力的挖掘，从而提振乡村经济。各地都在苦苦探索其路径。
破局者在1979年出现。
时任大分县知事的平松守彦首次提出了一村一品的理念，并于80年代初一炮打响了县内的大山町（梅子与栗子农特产）和汤布院温泉这两大明星品牌，在全国范围引起了轰动。
汤布院所在的由布市，因其优质的温泉资源与休闲体验，持续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让这个原本的小乡村成长为人口数万的大型小镇
请记住大山町和汤布院温泉这两个例子，因为它们代表着，乡村振兴必须要有率先发展起来的重点突破案例的逻辑。同时也代表着，一村一品理念的应用，从一开始就不仅限于农特产品而已。
此后日本全国各地纷纷来大分县考察相关经验，从此一村一品运动在日本全面铺开，逐渐发展成为“遍地拳头农特产品”的局面。
静冈以茶闻名，众多村落以特产茶叶闻名（静冈县岛田市）
然而一村一品的真正含义是这样的吗？
“一村一品之父”平松守彦后来在他的著作《技术密集城市探索》中，详细地阐述了他所构想的一村一品的“全貌”：
第一个目标，吸引人口，“一村一品运动的目标，第一是地区上的广度，与地方的结合。某名牌产品即使成了特产，光这一点还不能成为一村一品，重要的是他要成为各地振兴和改变人口过疏的对策，促进人们定居下来。”
即，一村一品就是，“‘开发特产，是为年轻人的定居，从而把地方搞活。’所以虽然称作一村一品，实际上可以是一村二品、三品，最终结果也可能是二村一品或三村一品，而且内容不限于农产品，也可以是旅游或民谣……”
第二个目标，提升技术，“一村一品要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不能依靠单纯的特产。要成为具有世界声誉的产品，就要磨练技术，否则就赶不上日益国际化的经济潮流。”
第三个目标，培养人才，“培养向世界新技术进行挑战、具有进取精神的人才，这也是一村一品运动的最终目的。”
以上，可以概括为引人、强技、育人的三大目标，之所以花费了这么大篇幅引述原文，是因为其对一村一品的真正实践方向具有重要指引作用。
草津温泉的“揉汤仪式”使它在众多温泉村中，独具一格
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经历40余年的发展，在这三大目标的指导下，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如静冈茶、越光米等特色农产品之外，还越来越多地涌现出各种类型的乡村振兴新花样。
但实话实说，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一定能发展起来。
乡村振兴要想有真正的成果，必须要寻求重点突破和重点投入，让一批乡村率先振兴，从而带动其他乡村。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大山町和汤布院吗？他们就是自身特色足，被率先发展起来的典型。前者是农特产加工的方式，后者是特色资源深度利用的方式。但无论哪种，其实本质都是通过内生式的发展，实现更深度的城乡联动。
汤布院温泉内的商业设施中，贩卖着由本地原材料生产加工而来的商品。此外，特色街区也是汤布院的“一村一品”
那些被投入相对少的、非重点突破的乡村难道就没有机会了吗？当然不是，事在人为。关键有两种途径：
途径一，六次产业化，把东西卖到城里去。
最常见的就是农特产加工的方式。其逻辑就是培养本地的优势农产品，一方面将其品牌化、高端化，另一方面通过工业深加工方式，六次产业化，创造更多附加值。
如将柚子打造为知名品牌的马路村，凭借将柚子进行全方位深加工，打造了诸多爆款级产品：原味果汁、化妆品、籽油医学应用研究、柚子料理、柚子浴等，深受城市居民的喜爱。
每年近两亿人民币的销售收入，对于一个只有800多人口的小村来说，已是巨款。
那么本地没有优势农产品怎么办？没关系，善于发现市场商机的话，连树叶都能做成巨大产业，上胜町就是典型例子。
上胜町的营农指导员由于敏锐地发现了城市中很多餐厅用枫叶做装饰的市场，全村1700人几乎都改为从事枫叶的栽培、收集、整理、加工等工作，还出口到海外多国，年收入达到两亿多日元。
途径二，营造特殊环境，把城里人引进来。
如何把城里人引到乡村来？只能靠温泉和采摘吗？不，比如大地艺术，就是眼下在日本越来越流行的方式。
当稻田画、油菜花田和薰衣草园也遍布全中国时，用艺术品装点乡村的形式尚在初级阶段。
我国近些年已经出现了不少农业大地景观艺术
偏居一隅、缺乏特长的乡村地带，通过大型艺术节的策展活动，将众多艺术品装置因地制宜地布设在乡村的任意地点，用艺术的形式表达着本土的传统人文，这种环境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但办好的难度也同样巨大。
因为这需要专业团队与经验丰富的策展人，再加上与本地乡村的充分交融沟通，才能呈现出一届经典的大地艺术节。
濑户内国际艺术祭
在此方面，日本越后妻有的大地艺术节、濑户内国际艺术祭以及新起的北阿尔卑斯国际艺术祭等，已经在资深策展人北川富朗的经营下，成为引起全世界关注的乡村大地艺术节系列。
这三处分别位于平原、海岛和山区的偏僻乡村都因此而重新焕发了本地传统文化的魅力，迎来了大量的人气。
越后妻有的大地艺术节是坐落于新澙县、每三年举办一次的国际性大地艺术展。原本偏僻荒凉的内陆乡村，因此活动而受到更多关注，每届到场者超过50万人次
靠本地自然环境的某方面优势，打造一种本地特有的生活环境体验，也是一种一村一品，同样可以把城里人引进来。
如靠优质的星空资源与观赏条件吸引人气的美星町。
依托吉备高原良好的星空视野，“借题发挥”美星町的本地地名，打造天文台等观星设施，并发布全国第一个《光害防治条例》，如今已成为了“观星圣地”，尤其是成为无数情侣立下“山盟海誓”的见证地。
靠本地特色的传统生活情调，也是一种一村一品。如靠渔村生活和“舟屋”特色传统民居而吸粉无数的伊根渔村。
这个距离京都仅80多公里却要驱车超过两小时的偏僻渔村，凭借不甚发达的交通保留了传统的渔村生活氛围与传统建筑群。渔船停入屋子下、渔民上岸、品尝鲜鱼料理……这些都成为了城市人趋之若鹜的元素。
伊根渔村的舟屋是日本唯一的船屋聚落，被称为日本最美渔村
如果没有以上那些现成的好资源怎么办？没有环境，硬造环境，也是一种思路。
结合当前的互联网发展趋势，靠远程办公的环境吸引城市人来，会不会更有趣？
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在日本普遍发生，甚至在日本的码农界，有专门的网站交流讨论适合远程办公的“移住地”，这算是互联网浪潮下的阶段性风潮。
网络条件好、环境宜居、与大城市交通便捷的乡村或小镇，都有机会被惠及。
所谓“绿色硅谷”神山町的例子，虽然现实中远没有《神山奇迹》书中所写的那么神乎其神，但注册了百余名外来迁入者，并且其中有10几名常住办公的成绩，已经是对这个衰落乡镇药力适中的“续命丹”了。
最后，来看一个乡村创业的例子，西粟仓村。
事实上，乡村创业是日本政府推行了多年的事业，并且搭建了全国性的支援平台，如Inacome平台，通过农林水产省的组织调配，参与平台的会员可以得到相关的技术支援、资金优待。
但对于大量的乡村自身来说，依然只能是被动的等、靠、要那些不知何时才能「从天而降」的年轻创业者到来。于是就有了西粟仓村这样自谋生路的例子。
INACOME平台对在农林渔村创业的全面支援体系
西粟仓村是位于冈山县深山中仅1，500人的村落。这个“只有森林的地方”，在赖以生存的林业衰败之际，依然立足于本地最优势的林木资源，大打“乡村创业环境牌”，推出了以木材加工为核心的本地创业计划——百年森林构想，大力吸引形式不限的创业者。
从最初创业五年做一次性筷子开始，西粟仓村的乡村创业者趟出了一条DIY家居装潢制造之路，由于新颖的造型与功能，通过网络传播后大受城市年轻人的喜爱，成功杀入东京市场。
除了林业本身，西粟仓村还开展了与森林生态体系相关的创业招募，包括水产养殖、能源、捕猎、屠宰等，意图营造一个脑洞大开、形式多样、但又可持续、自成体系的创业环境。
以“森之学校”命名的创业集合体，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大城市的创业者们，聚集在改造的旧废弃小学校址上，形成了丰富的创业生态。
时至今日，西粟仓村最大的成就并非十几家创业公司及其创造的100多个新就业岗位。而是这些创业项目，围绕森林这个核心，形成了一个完整闭环的可持续循环产业链。
譬如说在鳗鱼养殖创业公司中，就形成了木材采伐-采暖-养殖-水处理-灌溉-种植-鱼饲料生产-树木施肥这样一个可循环的生态产业链，形成了“森之鳗鱼”的品牌，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地产地消*”。（*地产地消：主要针对农产与水产的“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语义。）
在当今“双碳”时代背景下，相较借助互联网浪潮吸引短暂移住者的方式来讲，西粟仓村这样的可持续乡村振兴模式也许更具现实意义。
西粟仓村“森之鳗鱼”可循环本地生态产业链。每一环节都利用了本地产业，每一环节产出都能成为其他产业的原材料，最终形成闭环，实现可持续可循环的目标
六、总结
乡村振兴，是一个涉及内容宽泛且庞杂的课题，但无论研究任何细分领域，始终跳不脱的规律就是，城乡互动与内生性。
我国已然处在城乡互动全面开启的时代。
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基建狂魔”这几十年来庞大、持续的基建投资是最大的本钱。继续完善针对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面貌改造，并盘活这种基建的经济效益，做好内生性发展的文章，才能打好城乡互动这张牌。
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日本乡村振兴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依然无法改变农业从业者一路跌破200万，人才青黄不接，弃耕面积持续扩大的整体情势。
综上，乡村振兴在做好基础设施全面改善的同时，需要重点突破和重点投入，以率先振兴的乡村逐步带动整体的改善，才是乡村减少“输血”续命，增强“造血”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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