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 （ID：neureality），作者：Baskin-Sommers，译者：苏木弯，校对：物离，编辑：山影，原文标题：《游荡在影视中的偏见，精神障碍患者是如何被代表的？》，题图来自：《犯罪心理》
每一天，上百万的美国人蜷缩着，收看他们喜欢的罪案剧。像是CBS上的《FBI》，或者Showtime上的《嗜血判官》、Netflix上的《心灵猎人》、BBC上的《杀死伊芙》、《法律与秩序》的续集，还有成千上万类似的剧集，它们都生动地描绘了行为出奇残忍的恶人形象，从而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我承认我也好这一口。我的学生甚至拿我看的罪案剧数量之多开玩笑。我看剧呢，是有正当理由的，是为了工作，为了给我的本科课程和一个关于犯罪心理本质的研讨会找素材。但是我同时也被这些电视剧里的角色深深吸引，尽管——或正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和现实相差甚远。
罪案剧中最常见的角色类型之一就是精神障碍患者（psychopath）：这些人从事恐怖的谋杀，行为鲁莽，面对执法人员也表现得铁石心肠。电视剧当然是虚构的，但它们的剧情也成为了经典的文化试金石。
人们看着《犯罪心理》里的霍奇纳探员把任何有令人不安的暴力的角色标记为“有精神障碍的人”。人们听着《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里的黄博士把一个伤害了年轻女孩的青春期犯罪者称为“有精神障碍的青春期少年”，并认为这个人对治疗没有反应。这些描述给观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有精神障碍的人都是无法控制的邪恶化身，不可救药，并且没有情感。
这样的戏剧形象在现实生活中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些罪案剧的观众可能是陪审团的成员，他们会基于自以为是正确的知识来解读证据；也可能是律师，他们会基于对精神障碍的不准确理解给人辩护或定罪；或者是制定严厉打击犯罪法律的政治家，他们利用公众对于精神障碍的恐惧和狂热，以促成建立严酷的、但对社会和个人都无益的定罪标准。
人们很难抵抗这些专注于表现“精神失常”的犯罪者所犯的残酷暴行的剧情，因为它们是为根植于观众心中的恐惧和幻想而特别设计的。罪案剧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正常”人永远不可能从事这类行为，并且执法人员会保护我们免受精神障碍捕食者（predator）的伤害。
这些鲜明的正邪对立叙事，可能已经造成了一个畸形的系统——有精神障碍的人通常会被判处更严重的刑罚，并且他们一旦入狱，被单独监禁的时间也会比其他的犯人平均更长。但是包括我自己实验室多年来的工作在内的大量研究表明，大肆渲染这些骇人听闻的精神障碍相关概念有害无益，并且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里，我想要退后一步，就像在给学生上课时一样，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精神障碍。精神障碍被心理学家归类为一种人格障碍，由一系列混合的特征所定义：有魅力、流于表面的情感、从不后悔或自责、易冲动，并且有犯罪倾向。
这正是我使用“有精神障碍的人”这个说法，而不是非正式的“精神病态”的原因。全部人口之中，大概有1%达到了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其普遍性大约是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的两倍。精神障碍的确切成因还尚不清楚，但是大多数学者得出结论，认为它受到基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1]。
精神障碍给个人和社会都带来了高昂的代价[2]。有精神障碍的人会比其他具有反社会行为的人多进行两到三倍的犯罪，大约能占被监禁总人数的25%。他们在被从监狱释放之后，再次犯罪的概率也比其他犯罪者要高得多[3]。
我和同事发现，有精神障碍的人倾向于更早开始使用成瘾物质[4]，并比其他人尝试的种类更多[5]。还有一些证据显示[6]，对于有精神障碍的人，常规的精神治疗方法往往没有作用。
对于这样的状况，理性和富有同情心的反应都应该是寻找方法来减少精神障碍的负担。但是，有精神障碍的人往往被描绘为不可救药、有别于其他人的形象，这种有关精神障碍的谬误造成了一些阻碍。比起媒体灰暗的描述，现实的情况更加微妙，也更令人鼓舞。与大部分的描述不同，精神障碍并不是暴力的同义词。
确实，有精神障碍的人比没有精神障碍的人更可能进行暴力犯罪，但是暴力行为并不是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的必要条件。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精神障碍的关键特征也存在于那些没有暴力行为但倾向于冲动和冒险的人身上，他们善于利用别人，很少关心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些特征在政治家，企业家，和银行家中都被发现过。
有精神障碍的人也可以有情感。这些信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对目标的过于专注而被抑制了。很多罪案剧，和很多主流新闻报道中的案例，都把精神障碍和缺乏情感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恐惧和懊悔。一个角色，不管他是冷酷地站在一具死气沉沉的尸体前，还是投来一个经典的“精神病态的凝视”，观众都习惯于看到有精神障碍的人被表现得几乎像是非人的机器。
有精神障碍的人没有情感这一观点不仅在外行间广为传播，在很多心理学家看来也一样。这其中也有部分事实：大量研究发现，有精神障碍的人展现出较弱的处理情感和识别他人情感的能力。但是我的同事和我却正在寻找有精神障碍的人在适当的情况下其实可以识别和体验情感的证据。
我的实验室正在进行的实验能揭示精神障碍和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一项研究中，我们通过简单的实验室实验，检验了有精神障碍的人缺乏恐惧情感这一假设。
我们向一群参与者展现屏幕上不同颜色的方框和字母n。看到红色的方框意味着参与者可能会受到电击。绿色方框则意味着不会。因此，方框的颜色是威胁的信号。在一些试验中，我们让参与者告诉我们方框的颜色（使他们集中注意力于威胁的信号）。在另一些试验中，尽管方框仍然被呈现，但我们让参与者告诉我们字母的大小写（使他们集中注意力于非威胁的信号）。
我们的结果表明，有精神障碍的人在集中注意力于电击威胁的时候，会表现出恐惧的反应，这体现在他们的生理[7]和大脑反应[8]上。但是，当他们需要告诉我们字母的大小写时，方框相对于这个任务成了次要的，他们会缺乏恐惧的反应。
显然，有精神障碍的个体能够体验情感，只不过当他们的注意力在其他东西上面的时候，他们的情感反应变得迟钝。这是我们都会有的反应，只不过极端了点。在日常决策中，我们通常不会刻意关注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背景细节，为我们做决定提供信息。这意味着有精神障碍的人有一种精神上的近视：情感是存在的，但如果情感干扰了目标的实现，它们就会被忽视。
我的实验室和其他一些研究发现了更多证据。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观察情绪化[9]的场景[10]或人脸[11]，还有他人[12]的痛苦[13]，以及后悔的经历[14]的情境中，有精神障碍的个体是有能力体验和分辨情感的。这些证据同样表明，有精神障碍的个体能在集中注意力于情感时处理情感。
但是如果情感很难察觉，或者对于他们的目标是次要的，他们表现出情感上的缺陷。这些发现挑战了长期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些认识。显然，有精神障碍的个体是能够有情感的。只不过在他们集中于目标的时候，情感信息被抑制了。
许多研究表明[15]，有精神障碍的个体能很好地利用与目标直接相关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为了欺骗某人，他们可以表现得极具魅力并无视情感。但是当信息超出他们的直接注意焦点时，他们通常会进行一些冲动行为（比如没有找到新工作就辞职），和令人震惊的决策（比如说在被警察通缉的时候，还想要更多人关注自己的犯罪行为）。
处理情感对他们来说有一定难度，但与罪案剧中常见的角色不同，他们并非天生的冷血动物。无所畏惧的杀手形象的建立借鉴了精神障碍已经过时的科学概念。现在我们知道，有精神障碍的人是难以平衡对于情绪的觉察和对他们的渴望的注意力的人。
在虚构作品、新闻，和一些旧的科学著作中，关于精神障碍的最有害的谬论之一，就是精神障碍是一种永久的，不能改变的状态。这一观点强化了引人入胜的正邪对立的主题，但是最新的研究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从青春期后期开始到进入成年，精神障碍的特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减少。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心理学家塞缪尔·霍斯（Samuel Hawes）和他的合作者们对1000多人进行了跟踪调查[16]，重复测量他们的精神障碍特征。尽管一小部分人持续地展现出了高水平的精神障碍特征，但是超过半数的最初具有高水平精神障碍特征的男孩们，其特征水平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并且在青春期后期就不再出现。
通过合适的干预，这种状况能改善得更好。我们发现有精神障碍特征的青少年[17]和有精神障碍的成年人都可以改变，并且按照他们的需求定制的治疗方案能起作用。一些研究记录了帮助青少年学习识别和应对情绪的特定治疗方法的有效性[18]。一些针对父母的训练，例如专注于增强监护人的情感温暖以及帮助青少年识别情绪，应该也可以减少相应症状和问题行为。
我们还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调查了电子游戏的作用[19]——这些游戏专门为训练有精神障碍的个体的大脑而设计，可以帮助他们改进整合信息的方式。
例如，我们向一组参与者展示一张人脸，并指导他们基于感知到的情绪和人脸眼睛注视的方向做出反应，训练他们整合人脸上的全部特征。或者，在另一个游戏中，我们向参与者展示一系列的卡片，随后，我们改变游戏的规则，切换代表成功或失败的卡片，看他们是否可以跟上变化。参与者并不会被告知何时规则发生变化， 所以在进行游戏的时候他们必须集中注意力于微妙的整体变化。
我们的初步数据表明，以上这些在实验室进行的任务，可以改变有精神障碍的个体的大脑和他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
这些研究带来了降低精神障碍造成的个人和社会伤害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对精神障碍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会限制对其重要研究和新疗法开发的支持。这让执法人员处于危险之中。并且，被隔离的个体重回社会时如果未被治愈，就可能导致影响范围更广的危险。我们需要摒弃有精神障碍的个体在本质上就是暴力、缺乏情感，且无法改变的错误认识。我们应该更努力地去帮助他们，让他们注意到环境中更多的信息，利用更多的情感体验。
流行文化也可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是阻碍它们。有精神障碍的个体，他们的行为是本身就很迷人，以至于不需要添油加醋就可以写出极具戏剧性的剧情。值得称颂的是，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开始邀请科学顾问加入以提升内容的准确性，并帮助改变大众对有精神障碍的人的态度。
在《犯罪心理》的前几季当中，“精神障碍”这个词被过多地应用于几乎任何类型的冷酷无情的犯罪者身上。在后面的几季中，在一个专家顾问加入制作团队后，这个词只被用于更准确地表现出精神障碍特征的角色身上。这是了不起的一步！
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就算是最古早、老套的罪案剧也可以给你启发。如果看到有关精神障碍的常见错误认识在剧里出现，我鼓励爱好者们和我一起吐槽。能认识到精神障碍是一种值得被治愈、被理解的复杂疾病，你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法医心理学家。
参考文献
1.De Brito, Stephane A., et al. "Psychopathy." Nature Reviews Disease Primers 7.1 (2021): 1-21.
2.Kiehl, Kent A., and Morris B. Hoffman. "The criminal psychopath: History, neuroscience, treatment, and economics." Jurimetrics 51 (2011): 355.
3.Hare, Robert D. "Psychopathy: A clinical and forensic overview." Psychiatric Clinics 29.3 (2006): 709-724.
4.Brennan, Grace M., Luke W. Hyde, and Arielle R. Baskin-Sommers. "Antisocial pathways associated with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characterizing etiological underpinn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treatment."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13 (2017): 124-129.
5.Brennan, Grace M., et al. "Differentiating patterns of substance misuse by subtypes of antisocial traits in male offenders." The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 Psychology 28.3 (2017): 341-356.
6.Kemp, Emily, Arielle Baskin-Sommers, and Arielle Baskin-Sommers. "Using an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approach to target psychopathy."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action: Bridging clinical science and intervention (2019): 258.
7.Baskin-Sommers, Arielle R., John J. Curtin, and Joseph P. Newman. "Specifying the attentional selection that moderates the fearlessness of psychopathic offend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2 (2011): 226-234.
8.Larson, Christine L., et al. "The interplay of attention and emotion: top-down attention modulates amygdala activation in psychopathy." Cognitive, Affective, &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3.4 (2013): 757-770.
9.Baskin-Sommers, Arielle R., John J. Curtin, and Joseph P. Newman. "Emotion-modulated startle in psychopathy: clarifying familiar effec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22.2 (2013): 458.
10.Sadeh, Naomi, and Edelyn Verona. "Visual complexity attenuates emotional processing in psychopathy: Implications for fear-potentiated startle deficits." Cognitive, Affective, &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2.2 (2012): 346-360.
11.Brennan, Grace M., and Arielle R. Baskin-Sommers. "Cognitive mechanisms influencing facial emotion processing in psychopathy and externalizing." Personality Disorders: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2020).
12.Meffert, Harma, et al. "Reduced spontaneous but relatively normal deliberate vicarious representations in psychopathy." Brain 136.8 (2013): 2550-2562.
13.Decety, Jean, Laurie R. Skelly, and Kent A. Kiehl. "Brain response to empathy-eliciting scenarios involving pain in incarcerated individuals with psychopathy." JAMA psychiatry 70.6 (2013): 638-645.
14.Baskin-Sommers, Arielle, Allison M. Stuppy-Sullivan, and Joshua W. Buckholtz. "Psychopathic individuals exhibit but do not avoid regret during counterfactual decision mak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50 (2016): 14438-14443.
15.Hamilton, Rachel Bencic, and Joseph P. Newman. "The response modulation hypothesis: Formulation,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psychopathy." (2018).
16.Hawes, Samuel W., et al. "The developmental course of psychopathic features: Investigating stability, change, and long-term outcom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77 (2018): 83-89.
17.Baskin-Sommers, Arielle, et al. "Toward targeted interventions: Examining the science behind interventions for youth who offend." Annual Review of Criminology 5 (2022): 345-369.
18.De Brito, Stephane A., et al. "Psychopathy." Nature Reviews Disease Primers 7.1 (2021): 1-21.
19.Baskin-Sommers, Arielle R., John J. Curtin, and Joseph P. Newman. "Altering the cognitive-affective dysfunctions of psychopathic and externalizing offender subtypes with cognitive remediation."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3.1 (2015): 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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