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董寅茜（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何晓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标题：《流动青年的雇佣方式和城市融入—基于包吃包住差异化效应的实证分析》，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当前流动青年已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对于提升城市劳动力水平和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探讨包吃包住的雇佣方式对流动青年社会融入的影响，通过对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发现：包吃包住使流动青年有更多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强其经济融合程度；包吃包住的流动青年在社会活动参与上更积极，然而这一雇佣方式阻碍了流动青年与本地居民的交往，不利于其文化和心理融入。本文揭示了包吃包住这一生活安排的差异化社会后果，并进一步提出政府和企业促进流动青年群体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一、引言
流动人口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社会群体。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流动人口的规模达到3.76亿人，相较2010年增长了70%。劳动力流动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镇化带来巨大机遇[1]。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内部也在经历代际更替的过程，青年群体日益占据主体地位。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为36周岁，其中有53.2%为15~35周岁的青年人。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当前，大多数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仅仅占据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2]。
2017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指出流动人口在经济和心理上的融入程度较低，该报告各项得分以100分为标准，从政治、经济、公共服务和心理文化四个维度对50个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评价，综合平均得分为51.62分，经济和心理文化这两个维度得分仅为47.13分和44.57分。
此外，不同代际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意愿存在差异，老一代流动人口更多为了养家糊口，外出的目的在于返乡，而年轻一代在学历、技能、创造力等方面相比他们的父辈更具优势，普遍有更强的融入意愿，返乡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人力资源的浪费[3]。
青年群体的社会融入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要促进“进城务工青年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入，帮助他们更快适应当地习俗、更好融入所在社区”。促进流动青年的社会融入对于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区域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关注流动青年群体的社会融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以往研究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展开，宏观视角关注户籍制度下城乡和本地外地的二元分割，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排斥[4]，中观视角关注社会资本，如流动青年在城市的社会网络、所处社区以及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等[5]，微观视角则涉及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等方面[6]。
总体而言，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结构性因素，忽略了城市融入是一个过程，不同的雇佣方式将形塑流动青年在城市中的工作过程和体验，进而影响社会融入的水平。
工作是流动青年与城市最主要的联系。他们的工作相比本地居民具有特殊性，多在非正规就业部门从事工资低、不稳定、劳动契约松散、缺乏福利保障的临时性职位，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中技术需求低、收入低的行业[7]。
在雇佣方式上，流动青年进城时往往缺乏经济和社会资本买房或租房，且他们大多以个人为单位流动，没有照顾家庭成员的压力，倾向于从事能被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工作，包吃包住契合了他们的需求。“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ese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2016年的数据表明，青年流动人口[本文采取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对于流动人口的定义，即当前户口在本县（县级市、区）其他乡镇街道或本县区以外的劳动力群体。青年流动人口的年龄范围为15~35周岁]在工作中包住的比例为30%，而本地居民仅为14.8%。
以往对包吃包住雇佣方式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将其视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表现，是帮助流动人口解决初入城市基本生存需求的福利优待[8]。这一思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的保障特征，单位（work unit）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是包吃包住最初的形态[9]。
二是从“工厂政体”的视角出发，围绕任焰和潘毅提出的“宿舍劳动体制”[10]展开分析，认为包吃包住模糊了生产和生活空间的界限，混淆了劳动者的工作和闲暇时间，便利了资方的管理权力从劳动到生活的渗透，通过对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组织和安排达到劳动控制和产出最大化的目的。但“福利论”和“控制论”都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雇佣方式会对流动青年的城市生活融入带来哪些影响。
流动青年对流入地城市的依赖性较强，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空间中度过，包吃包住将工作和生活空间融合，塑造了他们对于城市社会的体验，这种基于空间的感知是城市融入过程形成的重要因素。空间并非客观的物理空间，而是具有社会性，交织并不断生产着社会关系[11]。
因此，本文希望从社会空间的角度重新审视包吃包住的雇佣方式对流动青年城市生活和社会融入的影响，从而为增强他们在城市中的归属感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迁，第三产业从业者数量不断增加，青年群体更是成为服务业的主力军。据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67.04%的流动青年在城市中从事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大多分布在郊区工厂，相比工厂宿舍对工人生活过程的管理控制，第三产业从业者更分散，并且他们与城市居民接触互动的频率更高[12]，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融入程度也关系着服务业的发展，因而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包吃包住的空间特征对服务业从业者社会融入产生的后果。
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第一，考察包吃包住的雇佣方式与从事服务业的流动青年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这四个层面社会融入的关系。第二，基于包吃包住雇佣方式的特点，提炼该雇佣方式影响社会融入的具体机制。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1. 社会融入及相关理论
社会融入的理论包括“同化”（assimilation）和“多元文化”两条脉络[13]。
“同化论”认为两个族群在接触时会调整边界，群体行为方式、规范和心理渐趋相似[14]。随着流动的经常化，“多元文化”取向受到关注，有的移民保持原有文化内核[15]，有的则选择性融入主流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16]。
我国的社会融入具有特殊性。由于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以及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二元分割，大多数流动人口处于“流而不迁”和“循环流动”的状态[17]。此外，国内研究更强调基于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的社会层面的融入[18]。
社会融入包含多个维度。客观和主观的划分基本形成了共识，客观融入指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采取相似的行为模式，主观融入指对城市文化和居民身份的认同等。
具体来看，社会融入可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四个方面，经济融入指城市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涉及职业地位、职业稳定性、收入和社会保障等客观指标；社会融入包括城市社会组织和活动、社区参与、生活方式；文化融入指对本地语言和文化的熟悉与亲和程度；心理认同指对本地市民身份的认同情况、对城市的归属感等[19]。以下部分将关注包吃包住对这四个维度社会融入的影响及机制。
2. 包吃包住和经济融入
包吃包住作为一种特殊的雇佣方式，其直接效应是提供住房和生活保障，由企业承担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再生产成本。
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是政府再分配的执行者，保障职工的基本生存需求[20]，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企业单位转制，单位的保障功能转移到政府。然而大多数流动青年由于户籍限制无法在城市购房落户，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也使得流入地的生活成本往往高于家乡，再生产的维持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
而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生活保障降低了流动青年的生活成本，减轻了经济压力，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21]，在政府社会福利缺失的情况下，包吃包住成为必要的职业福利，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府的职能。此外，低端服务业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倾向于通过包吃包住的职业福利吸引劳动力进入。
包吃包住也契合了流动青年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劳动力流动的新经济学理论认为流动人口反复往返于家乡和流入地是经济理性的策略，不仅充分利用家乡的土地住房等资源，还减少了其在流入地城市中的生活支出、降低了失业带来的风险[22]。而包吃包住作为一种暂时性的生活模式允许这一群体在不同职业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生活成本也无须从家庭资源或工资收入中抽取[23]。因此，流动青年从劳动中获得的收入可供其自由支配，服务于基本生存之外的需求。
因此，企业的福利安排和劳动力的理性选择共同促使包吃包住雇佣方式的普遍化，流动青年获得的可自由支配的工资更多，有助于其顺利融入城市经济结构。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包吃包住雇佣方式的流动青年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因此经济融合程度更高。
3. 包吃包住、社会空间和城市融入
空间的社会性受到自齐美尔以来诸多学者的关注，列斐伏尔指出社会空间由过往行动者共同的行动所建构，影响着当下所处个体的行为、关系和态度，社会空间本质上是人与人、人与事物关系的凝结[24]。
包吃包住主要有两个社会空间特征：一是单位内部生产和生活空间的重合性；二是单位与单位外空间的分割性。以下部分将分析这一空间形态对流动青年互动模式的形塑，进而解释对其社会参与和文化心理城市融入的影响。
（1）包吃包住的空间集聚与社会参与
包吃包住群体社会空间的聚集建立在职业聚集的基础上。从事相关职业的个体往往具有较高同质性，这既是流动青年进入城市社会后普遍采取的节约生活成本的选择，也是在寻找工作时依靠传统“强关系”网络而非正规招工渠道的体现，通过同乡朋友的介绍找工作形成了基于地缘的职业聚集[25]。
具有同质性的群体被纳入企业塑造的封闭、独立运作的空间中，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高度重叠，职业聚集和空间聚集相互作用，围绕单位形成了外地职工高密度的聚集和交往形态，这对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产生了重要影响。
包吃包住的雇佣单位与改革前的单位相似，为劳动者构建了共同生产、保障生活的社区。社区不仅是地理距离的接近，还包含人际互动模式，进而塑造个体的行为方式[26]。空间邻近性会导致群体的相互趋同以及示范作用，人们与周围社区中群体的接触密度增大，倾向于模仿他们过往的行为或当下的行动模式[27]。此外，生产和生活空间的重叠能够培养个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增强社区内部的集体认同和凝聚力[28]。
赵鼎新的学运研究证明了社会空间形式对于组织和动员社会活动的效应[29]。大学封闭的环境以及围绕宿舍、教室和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形成校内学生紧密的社会网络，促进社会活动信息的流通和传播、积极分子的鼓动以及同辈压力的潜在激励[30]。
与之相似，在包吃包住的雇佣方式中，劳动者遵循工作场所、食堂和宿舍的“铁三角”活动轨迹，流动青年在单位内与同为外来者的同事们在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互动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强化了彼此的联系，形成了外地青年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类人际联结弱化了流动青年在城市中的孤立感，增强了他们对工友以及单位的归属感。同时，服务业从业者与城市的接触更频繁，劳动者从工作中获得社会活动的各类信息并与工友分享，活跃的劳动者带动其他工友共同参与活动。
由此，流动青年与非本地工友的紧密联系有助于提高其参与城市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包吃包住雇佣方式下的流动青年和城市中的同乡和其他外地人交往更密切，因而有助于促进其加入社会组织和参与社会活动。
（2）包吃包住的空间隔离与文化心理融入
居住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即不同群体生活空间相互分离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城市社会[31]，包括分布的均匀程度（evenness）、与城市居民接触互动的可能（exposure）、居住地区的空间集聚程度（clustering）等[32]。
居住隔离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移民和本地居民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自然进化形成的居住格局；二是个体选择，移民主动选择与城市社会保持距离，形成聚居社区以维系同乡社会网络、获取社会支持；三是强调制度和政府分配住房资源的宏观手段的影响[33]。
国内研究指出流动青年在户籍身份、收入等方面相较城市居民处于弱势，居住条件恶劣，多集中于城市外围的出租屋、城中村、自建房等[34]，获取就业机会和公共资源的渠道受限，从而形成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空间不平等[35]，居住隔离是不平等的后果。
而包吃包住的起点即工作生活空间与外部城市空间的分割。单位聚集了大量非本地务工者，通过塑造封闭自足的空间将具有高度同质性和集聚性的员工与单位外的整个城市社会相互分割。单位满足了员工的大部分需求，因此即便员工外出没有受到约束，劳动者也倾向于在单位内开展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从而建立起基于单位空间的非本地社会网络。
聚合型网络存在负面效应，它塑造了社会网络内外群体的隔阂，阻碍外部群体进入网络，并通过强化群体忠诚和信任等方式无形限制了与非网络群体的接触[36]。包吃包住的流动青年在单位内形成了紧密的小团体，不利于发展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流动青年作为城市社会的外来者和陌生人，对本地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的了解程度低、心理认同感弱，而社会交往的缺失进一步拉大了他们与城市的社会和心理距离。
空间的内聚性和区隔性阻碍了流动青年体验城市日常生活、文化和价值观，其生活场所和交往形态局限于同为外地人的工友，趋于边缘化，自我也倾向于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态度，这阻碍了他们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37]。
由此，包吃包住雇佣方式导致流动青年与外部城市的疏离，这对他们文化和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产生了重要影响，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3：包吃包住雇佣方式下的流动青年群体和城市中的本地人交往更少，因此文化适应层面的融入程度更低。
假设4：包吃包住雇佣方式下的流动青年群体和城市中的本地人交往更少，因此心理认同层面的融入程度更低。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ese Migrants Dynamic Survey，CMDS）2017年的公开数据。该调查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的针对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全国性调查，样本覆盖范围广，包括124811个城市样本和45178个农村样本。研究对象为当前在城市、从事服务业、雇员身份的个体工作者（本文通过行业和主要职业这两个变量来筛选服务业流动人口），参考《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及以往研究，将青年群体的年龄限定为14~35周岁[38]，剔除关键变量信息不完整的样本后获得19701个有效样本。
2. 变量测量
（1）因变量
参考以往研究将社会融入分为经济融合、社会参与、文化适应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39]。
经济融合用“目前在本地，您家主要有哪些困难”中“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太低”这两项经济困难选项测量，“困难”标记为0，“不困难”标记为1，加总生成0~2的定序变量；
社会参与用“主动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与“参与党/团组织活动，参与党支部会议”这两项社会活动的频率取均值测量；
文化适应用“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和“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这两项的得分取均值计算；
心理认同用“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地方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和“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本地人了”这六项得分提取公因子衡量。
将以上四个维度的变量标准化为0~100，以便于比较自变量系数。
（2）自变量
自变量是就业单位是否包吃包住。首先根据“您家有几口人在本地由就业单位（雇主）包吃或包住”筛选出包吃或包住的群体，其次对“每月包吃大概折算为多少”和“每月包住大概折算为多少”填答数目均大于0的样本赋值为1，其余为0。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有两组。
一是除基本开支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用“过去一年，您家平均每月总收入”减去“您家在本地平均每月总支出”之后，再除以同住家庭人口数衡量。
二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交往情况，选取“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将选择“同乡（户口迁至本地）”“同乡（户口仍在老家）”“同乡（户口迁至本地与老家以外的其他地区）”或“其他外地人”赋值为1，其余为0，构建外地社会交往；将“其他本地人”赋值为1，其余为0，构建本地交往。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可分为四类，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婚姻、教育和医疗保险等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地位，单位类型、是否有固定雇主和工作收入等工作特征，外出务工时间和流动模式等流动特征，流入地城市等级这一宏观社会环境（该分类参照第一财经旗下数据新闻项目“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排行榜，根据城市商业资源聚集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得出，这些因素关系到一个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程度，进而影响居留意愿）。
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数据分析结果
1. 包吃包住与社会融入
本文首先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包吃包住与社会融入各维度之间的关联。
表2表明，包吃包住的流动青年在经济融合和社会参与这两个维度的社会融入程度显著更高，进一步比较标准化系数，包吃包住对经济融合的促进程度高于社会参与。在文化适应和心理认同这两个维度上，包吃包住群体的社会融入程度显著更低。
由此可见，包吃包住对于社会融入的影响是复杂多元的，能提升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融入，但对文化和心理层面的融入起到阻碍作用。
2. 包吃包住、可支配收入与社会融入
在自变量包吃包住与因变量社会融入之间关系显著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中介机制。具体方式为：先对自变量与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在关系显著的基础上将中介变量加入该模型，如果自变量系数绝对值减小或系数显著性下降，且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显著，则中介效应得到证明。
表3是对净收入中介作用的检验，在模型2中，包吃包住的群体净收入显著更高，将净收入变量纳入主效应模型后自变量系数的绝对值下降，且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且为正。运用KHB方法检验，中介变量的贡献率为2.88%。这表明包吃包住的雇佣方式增加了流动青年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了其经济困难的可能，有助于流动青年融入城市的经济结构。假设1得到证实。
3. 包吃包住、社会交往与社会融入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社会交往维度的两个中介变量。在表4中，模型2表明包吃包住显著促进流动青年与城市中非本地人的社会交往，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系数的绝对值下降，但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假设2的中介效应未得到验证。
表5汇报了本地交往的检验结果。模型2表明包吃包住对本地社会交往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加入中介变量后本地交往对因变量文化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自变量系数绝对值下降，对心理认同的检验呈现出相似结果。
运用KHB方法检验，本地交往分别能解释包吃包住对文化适应和心理认同消极作用的26.78%和24.95%。由此可见，包吃包住这一雇佣方式会阻碍流动青年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从而对其文化适应和心理认同层面的社会融入程度产生消极影响。假设3和假设4均得到验证。
因此，社会交往相比经济收入在包吃包住和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之间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也表明从社会空间的角度看待包吃包住对于个体城市融入带来的效应的必要性。
五、总结和讨论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包吃包住的雇佣方式对从事服务业流动青年社会融入的影响进行了剖析。
在经济层面，包吃包住减轻了流动青年的经济负担，他们能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顺利融入城市的经济生活。在社会层面，包吃包住的流动青年在社会参与上更积极，然而社会空间集中和封闭的安排使他们与外部城市社会相互隔离，阻碍了其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不利于培养本地文化认同以及城市归属感。
包吃包住源于市场经济，又带有单位制的遗产，这一雇佣方式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现有研究基本从企业的角度考察包吃包住中的社会责任或劳动控制，本文则从经济和空间特征出发，逐步勾勒出这一雇佣方式带来的差异化社会后果。
企业主导的生活支持一定程度上为流动人口带来了福利，缓解了经济压力，这从劳动者的角度证实了包吃包住在保障方面的功能。从社会空间和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包吃包住对社会参与有促进作用，对文化和心理融入则呈现负面效应。包吃包住对流动青年社会融入各维度的不同影响表明了这一雇佣方式的复杂性，我们不应仅仅关注企业自上而下的组织安排，还应当留意劳动者作为独立主体在其中的行动方式和主观感受。
本文对包吃包住这一空间组织方式的社会后果的探究，也为理解空间对社会互动、行为方式和主观态度的形塑作用提供了一个实证案例。从社会性而非物理性的角度理解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包吃包住在空间上聚集外地务工者并将其与城市社会隔离开来，围绕单位这一静止的物理空间形成了孤立于整个城市的内聚型社会网络，通过社会网络和互动特点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状况。
最后，本文为促进流动青年的社会融入提供了思路。客观融入如经济和社会参与是基础，文化和心理等主观融入才是流动青年完成向市民身份转变的标志[40]。因此，逐步实现流动青年的市民化和“定居化”，才能增强流动青年在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从而持续发挥年轻劳动力群体对城市经济和社会的贡献。
企业需要关注流动青年进入城市后的生存需求，提供住房和生活支持，改善封闭的管理模式，增加其与城市居民接触互动的机会。政府也应通过为流动青年提供住房和生活补贴或在城市社区中安置住房等方式参与到其再生产过程中。同时，发挥社区在促进流动青年的城市生活参与方面的作用，培养流动青年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感，让他们在服务城市生产建设的同时平等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参与到城市的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这对于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促进公平公正具有重要意义，更能通过促进流动青年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市民化”稳步、可持续地推进城镇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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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董寅茜（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何晓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