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文章主人公抵制接吻的主张看似滑稽可笑，但即便放在今天，也还是有其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情侣接吻时会彼此交换9毫升水、0.7毫克蛋白质、0.18毫克有机化合物、0.71毫克脂肪和0.45毫克氯化钠，当然，还有1000万至10亿数量不等的细菌（还有研究表明，一个持续10秒左右的激吻会交换大约8000万细菌，每天接吻至少9次的夫妻/伴侣更有可能拥有相似的口腔微生物菌群）。嘴对嘴接触或可传播众多致病微生物，其中包括感冒病毒等呼吸道病毒、单纯疱疹病毒、肺结核菌、梅毒螺旋体和链球菌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 （ID：liweitan2014），作者：John Last，由译者江疑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发布，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原文标题：《那场抵制接吻的运动》，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印度教的吠陀梵语文献里认为，接吻是吸入彼此灵魂的过程……这个说法我倒是觉得很动人。不过到现在，人类为何接吻也众说纷纭——要知道，如果说接吻是一种受人类基因影响的交配行为，那么其他许多哺乳类动物也有这类基因，但只有人类（偶尔也包括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等人类灵长目远亲）才会亲嘴……
另外，有研究显示，法式接吻（舌吻）其实并非所有国家的人都能接受。这种接吻方式可能2000多年前才出现。而且在调查的各种文化中，伴侣间喜欢接吻的不足50%。
伊莫金·雷希廷（Imogene Rechtin）感到既厌恶又恐惧。那是1910年的辛辛那提，她站在一场女性社交活动的等候队伍里，看着女主人慢慢靠近，用落在脸颊或者嘴唇上的一个吻欢迎每一个人，而排在她之前的女性大约有“三十或四十位”。
她暗暗地想：“要是我能做些什么让自己不用被吻，那该多好。”
雷希廷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中年母亲，对细菌有着深深的恐惧。很久之前，她就影响丈夫共同相信“淫乱的亲吻”会带来极大的健康风险。在那个年代，雷希廷那个阶级的女性一天之中总免不了要被亲吻几次。当时，女性朋友之间通常以互相亲吻嘴唇作为问候方式，这就和今天的握手一样稀松平常。这样的辛辛那提式晚会、人们公然交换细菌的举动，对于雷希廷来说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发起了一场抵制亲吻的全国性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寿命十分短暂且可谓以失败告终。
雷希廷给自己的组织取名为“世界健康组织”（World’s Health Organization），她散发反对亲吻的传单，并向捐款5美分及以上的人寄出印有“不要亲吻”（Kiss Not）的徽章。她和她的数百名追随者——大部分是女性——发起运动抗议一切形式的亲吻，不管是在卧室里的私密空间还是在亲朋好友的日常聚会之上。
在一份公共宣言中，雷希廷表示：“只有大家都联合起来，我们才有足够的力量让文明世界相信亲吻是有害、不健康的。”
然而，这场运动遭到了媒体和医学界的讽刺和嘲笑，总的来说并未能够改变公众态度。但雷希廷的担心并非全然是无稽之谈。在公众健康危机频发、关于疾病传播方式的观点变动不居之时，亲吻这种传播疾病的渠道很容易避免。
雷希廷的事迹或多或少已被湮没在历史之中，直到最近才得到发掘：《社会历史期刊》（Th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上一篇新文章重新讲述了她那场命运多舛的运动。
文章作者是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社会历史学家彼得·C·鲍德温（Peter C. Baldwin），他在翻阅故纸堆时发现了雷希廷的事迹。他表示，雷希廷基本上是正确的，她基本理解了当时的医学教给人们的知识。
1911年“世界健康组织”的报道中，有一张雷希廷的照片。© The Cairo Bulletin
雷希廷的反抗说明人们对于疾病的理解一直在变化。内战之后的几十年间，医生和研究人员建立了一种对于病菌的初步理解，以推翻关于感染原因的过时理论如“臭气理论”（miasma theory），这种理论将腐败物和垃圾散发的臭气视为感染的罪魁祸首。专家们开始慢慢意识到，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微小的病菌：包括细菌和病毒，它们可以轻易地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1910年的一幅卡通画，画中的女人戴着印有“不要亲我”字样的徽章。© The Lincoln Herald
南希·汤姆斯（Nancy Tomes）是纽约石溪大学（New York’s Stony Brook University）一位研究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的历史学家，也是《病菌的福音书：美国生活中的男人、女人和微生物》（The Gospel of Germs: Men， Women and the Microbe in American Life）一书的作者。她表示：“对细菌的发现引发了一场让人们陷入疯狂的运动……在世纪之交以前，诸如咳嗽、吐痰、打喷嚏、握手等日常行为都可能引发感染，任何使皮肤相互接触的行为都会引发人们近乎恐慌的反应。”
在雷希廷发起此次运动之时，伤寒、霍乱、梅毒三种传染病的大爆发仍然十分常见。肺结核这种传染病在当时还没有治疗对策，导致了19世纪欧洲约三分之一的死亡。
19世纪前半叶，公共健康负责人希望通过集体性公民手段对抗这些传染病，比如修建下水道、清除贫困住户等。但是随着病菌这种“看不见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广为人知，专家们开始将重心转移到如何改变人的行为之上来，汤姆斯如是说。
一位名叫希伯特·希尔（Hibbert Hill）的公共健康官员曾于1913年这样写道：“旧式的公共健康工作在人们周围寻找传染病的来源，新式的公共健康工作则在人们自己身上发现这一来源。”
1896年，为控制肺结核病的蔓延，纽约市出台了一项禁止吐痰的法令，违者最重可能被监禁一年之久。在其他地方，也有医生大声疾呼，认为天主教共用一只圣餐杯的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在学校公告板张贴的传单上，倡导公共健康的先锋人物如查尔斯·V·恰宾（Charles V. Chapin）等呼吁老师对孩子们进行教育，如性病的危害、刷牙的好处等。
1901年，恰宾这样写道：“人们应该教孩子明白，他们的身体为私人所属，保持个人卫生是一种责任，而嘴巴是用来吃饭和说话的。”
伴随着这种转变，维持公共健康的责任自然从城市政府转移到了郊区地带，在这里，像雷希廷一样的女性往往成为主导者。在性别政治理论的影响之下（虽然这种理论已经过时），为人们的行为举止设定礼仪规范这一任务便落在了女性的身上，正是由她们主导着家中的那个世界。
汤姆斯表示，在雷希廷生活的时代之前，富裕阶层的女性就一直通过这种手段“走出家门”，领导类似的运动以改善社会。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之中，历史学家宝拉·贝克（Paula Baker）形容这些运动为“市政家务”，认为女性可以借此“将母性的益处扩展到公共空间之中”。
汤姆斯还表示：“女性成为了重要的士兵，可以为男性领导者提供帮助。”她们“就像一支为进步事业奋斗的草根军队”。
汤姆斯认为，雷希廷在辛辛那提自己家的客厅里创立“世界健康组织”，其实是跟随了一条“早有人走过的道路”，甚至连她对于亲吻的厌恶也并非“前无古人”。彼得·鲍德温在其论文中提到，此前已有几次运动试图限制亲吻这一举动，只是没有那么狂热罢了。
比如，有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女性艾薇斯·博伊斯（Avis Boyce），曾于1907年游历全美，试图阻止亲吻婴儿这一广泛流行的行为。博伊斯曾接受《芝加哥先驱报》（Chicago Tribune）采访，表示“我们无法对亲吻进行巴氏灭菌”。然而，她也承认成年人过于“无可救药”，很难让他们戒除亲吻行为。
艾薇斯·博伊斯于1907年刊登在报纸上的一张照片。© New-York Tribune
1908年，似乎是为了激励未来的更多“雷希廷”们，《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甚至特意发布了一篇报道，其中一位来自费城的医生说她“坚定地相信，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一场浩浩荡荡的反亲吻运动一定会成真”。
她还预测：“亲吻行为很有可能将仅仅存在于下层阶级，因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已经对这种习惯的危害耳濡目染。”
© NPR
和同时期的其他健康运动比起来，雷希廷发起的这场抵制亲吻的运动并非不同寻常。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数不清的健康大师、健康“福音”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有些比“禁止亲吻”还要稀奇古怪、天马行空。
和雷希廷发起的运动一样，很多这些运动将人类行为视作防控传染病的关键，并尤其关注那些“充满欲望的、不纯洁的、过度的”冲动。1982年，政治学家西尔维娅·特什（Sylvia Tesh）在记述公共健康史时将这种趋势与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联系在一起，该观点认为，通过“抛弃古旧狭隘的‘人工’观念、以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态度生活”，人们就能战胜传染病。
全麦饼干发明者西尔韦斯特·格雷海姆（Sylvester Graham）告诫人们，肉类和热的食物会引发疾病，还提倡一种简单的素食主义生活。曾有过数十次寿命短暂的热潮，其中追随者们会称量自己的粪便，并每日灌肠以避免排泄物“毒害自身”。
这些运动之中的大部分都比雷希廷发起的那次要成功。霍瑞斯·弗莱切（Horace Fletcher），人称 “伟大的咀嚼者”（Great Masticator），他提倡把食物咀嚼至“液态”并使其沿食道自然流下。这一建议是如此风靡，以至于产生了一个新词“fletcherize”即“弗莱切化”，用以特别指代一种缓慢而彻底地咀嚼食物的行为。弗莱切曾这样写道：“永远不要强迫自己吞下什么东西。比起冒险把食物吞进肚子里，还是提前把它消灭掉更加安全。”
“伟大的咀嚼者”霍瑞斯·弗莱切半身照。© New-York Tribune
然而，在世纪之交所有这些稀奇古怪的健康潮流之中，雷希廷发起的反亲吻运动或许是最具实际科学依据的。
鲍德温表示，要到很久之后，人们才研究出一些常见疾病的治疗方法。“因此，如果你吻了一个可能患有肺结核或梅毒的人，那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最终，雷希廷收获了1000多名追随者，其中大约有70人是新娘，她们在婚礼上佩戴“不要吻我”的徽章。但是与此同时，雷希廷也要面对来自媒体的持续压力。
鲍德温说：“从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记者们认为这场运动简直滑稽可笑。他们觉得雷希廷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并大量引用她的话，认为这样可以为自己的文章增光添彩。”
在满是滑稽漫画的纸页上，记者们宣称雷希廷的运动是“冷酷的”、“冷血的”，充作插图的漫画则想象夫妇们在打破“绝不亲吻”誓言之时感受到的欢乐。
与媒体类似，医学界和科学界也是一片反对之声。据鲍德温的文字，很大一部分批评言论将“反对亲吻”理论描述为不切实际、过分甚至是偏执。一位知名人物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斥责雷希廷的组织是“为了消除欢愉而存在”。
这篇社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月光皎洁的夜晚、一个隐匿的角落，有一对情侣无所事事地躺在晃悠悠的吊床里。现在再想一想，如果反亲吻组织介入此场景会发生什么。”“你无法阻止人们（亲吻）。只要鲜红火热的血液还在我们美国年轻人的血管中流动，无论何种尝试都将以失败告终。”
《旧金山呼声报》（San Francisco Call）上对于“要亲吻还是不要亲吻”（to kiss or not to kiss）的讨论，占据了整整一页版面。© Newspapers.com / The San Francisco Call
鲍德温认为，与雷希廷同时的那些男性的反应确实过于激烈了，在这种激烈的抗拒之后隐藏着一种不情愿：他们不情愿让女性拥有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他还写道：“女性、尤其是那些年轻女性，必须对男性抱有警惕。因为任何男性、无论是陌生人还是可以信任的好朋友，都有可能抓住她们不放并试图亲吻她们。”
鲍德温继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佩戴‘不要吻我’徽章，女性能够警告那些还未得到任何友好暗示就意图以见面吻占便宜的男人。当美国各大报纸纷纷对雷希廷发起的运动表示指责之时，它们其实走在一条早有人走过的道路上，即将未经女性同意的性挑逗视为无足轻重的玩笑。”
汤姆斯则指出，更早一些反对随地吐痰的公共健康运动针对的其实是那些下层阶级的男性，他们常常在富裕女性面前吐痰以吸引后者的注意。这种公然性骚扰在雷希廷那个时代很常见。
汤姆斯写道：“然而，关于伊莫金更为有趣的一点是，她其实是在试图拒斥与自己处于相同阶级的男性。她很努力地想要设立一道边界，今天我们把这样的努力叫做‘未经我的同意，请不要触摸我’。”
最终，雷希廷发起的运动没能胜过她的反对者们。这场运动持续了一年半左右，之后“世界健康组织”就从历史记录中消失无踪了。正如鲍德温记述的那样，她的运动遇到了不少问题，可以说是湮没了。
1920年前后，女性的性政治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贝克在1984年那篇论文中写道：“20世纪20年代的‘新女性’摈弃了19世纪的女性气质，转而选择之前被认为是‘独属于男性’的价值和举止。”相似地，鲍德温也认为“这些新时代女性和男性一样享受性带来的愉悦”，这使抵制亲吻的运动变得危险而过时。
除此之外，不久之后，抗生素的发明给公共健康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大大降低了因常见传染病死亡的风险。人们对于亲吻可能携带细菌的焦虑也随之淡化，对于灰尘和疾病也不再感到那么紧张了。
最后，汤姆斯认为雷希廷发起的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是时代的产物。有关公共健康的观念一直在变化，从最初根据行为举止预防传染病，到之后的从社会角度出发应对，再到之后更加具体和实际的科学手段。汤姆斯写道：“可以说（雷希廷）代表了公共健康发展史中的一个阶段。”
与雷希廷同时的那些所谓“饮食专家”、“伟大的咀嚼者”虽然在那个时代远比她耀眼，之后却也都被“招安”。1910年，美国科学家、政治家亚伯拉罕·弗勒斯纳（Abraham Flexner）成功推出规范化的医学流程，沉重打击了那些他所谓“招摇撞骗”的稀奇古怪的健康大师们。
对于鲍德温而言，雷希廷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一种象征，使我们意识到“跟随科学的脚步”在公共健康领域有时简直不值一提。关于亲吻带来的健康风险，雷希廷的判断并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正如一篇报道的标题所概括的那样，亲吻“实在是一种太有趣的消遣，让我们无法放弃”。
原文/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the-woman-who-campaigned-against-the-pernicious-scourge-of-kissing-180980141/；参考文献略去，请参见原文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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