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刘江索，头图来源：《觉醒年代》剧照
中国的南腔北调、东言西语，不尽相同。
有时一山之隔、一江之壑，也难以相通；有时相隔万里，却同根共源。
《南腔北调：方言里的中国》
郑子宁 著
后浪 | 海峡书局，2022
作为历史悠久的语言，汉语的文字虽较为统一、稳定，读音却呈现出了极大差异和剧烈演化。
每个字和每个音背后可能是山川起伏的地理脉络，可能是动乱与和平的结果，也可能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
“胭脂”背后，是“焉支”山的历史。
“东”和“西”背后，是动词“动”和“栖”——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里，太阳是三足金乌，清晨飞动上天，傍晚归巢歇息。
在《中国话》作者、语言爱好者郑子宁看来，语音堪称一种生物基因。“语言难以制造出赝品。”
《中国话》
郑子宁 著
后浪 | 九州出版社，2021
以下是《新周刊》和郑子宁的对谈。
文本统一而语音不同的汉语
《新周刊》：什么契机让你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和其他语言相比，汉语语音研究难易何在？
郑子宁：我上中学时，在老家的新华书店里看到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这是一本讲上古语音的书，读时觉得大开眼界。
《上古音系》
郑张尚芳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
此前，我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比较缺乏这种概念——语音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为汉字有点过分稳定。
拿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来说，他们知道意大利语、法语的祖先是拉丁语，可以明显看出拉丁语的拼写跟现在的意大利语、法语不同。英国人也是，他们看古英语或中古英语会发现拼写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很容易能意识到语音是一种变化的东西。
和其他语言相比，汉语是有几千年书写传统的语言，其间产生的文本材料非常丰富。但要研究古代的语音就没那么容易了。
因为汉字和读音的结合并不紧密，且汉字是高度标准化的——像英语，你要是研究所谓的古英语，就会知道它们有多种方言，在英语被标准化前，每个地方的出土文物或手稿等记录，会透露其不同的在地特点，将古英语时期置换到中国，大约是宋朝，但如果要研究宋朝的某种特定方言，肯定找不到这么多材料。
因为书面上的汉字文本非常统一——不仅地域上很统一，从古今时代特征上看，也很统一——语音却各不相同。
语言传承本就是高难度的事
《新周刊》：文字和读音有时联系并不密切。没有文本只有口语的语言是否更难传承，更易走上消亡的命运？如美国印第安纳瓦霍语，在二战前纯属口语，没有正字法，也没有字典。针对这种情况，国内外有何措施？
郑子宁：往前回溯三四代，中国绝大部分的汉语使用者是文盲。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把汉语一代代传下来。而即使有过文字的语言，很多也都消失或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
比如古埃及语，它的文字资料非常丰富，但除了埃及科普特人中的正教徒还会在宗教仪式上使用，这个语言实际上是死掉的——有文字，语言也会死，但我们知道它在历史上存在过，而其他很多业已消失的语言，我们或许根本不知它们曾存在过。
古埃及语在后期虽转向拼音文字，但这不代表其语音就不会灭。在文字上，它只写辅音，不写元音，跟阿拉伯文差不多。
我们现在听到的法老名字，比如拉美西斯，或者埃及城市名字，是后期有人把古埃及文字复原出来重新发音的，但他们却塞进去了很多元音，或把某些辅音强行按照元音来读。
尽管有人谈论恢复古埃及语，但目前的读音实际也是为了发音方便，而并非古埃及语真正的发音——即使语言有很纯粹、很完美的拼音方案，也不代表语言就一定能活下来。
希伯来文在复活之前，标音也很完善，但还是死过很多年。满文的拼写也很精确，但语音还是会死。人们或许可以根据满文的拼写强行把它读出来，可能跟满文刚被发明的时期比，差距也不会太大，但它原本的发音会不会在拼写之外有特殊变化，就不知道了。
你提到的纳瓦霍语在美国印第安语言里，算是活得比较好的。美国曾建造了面积7万平方公里的纳瓦霍人保留地，族人高度集中。但保留地的政策到底奏不奏效还属未知。
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一些本来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文字化，基本用拉丁字母书写。纳西文、布依文都诞生于那个时期，但民间的实际使用率几乎为零。
北京语言大学的老师曾收录了中国很多地方方言放在网站上。至于这些方法能真正保护这些弱势语言，还是只作为文化的“木乃伊”展览，也并无答案。
即便后创文字真正在民间得到使用，背后也有诸多因素。比如云南的傈僳族、拉祜族家中会有拉丁字母拼成的《圣经》，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曾到过这些地方。当地人如果去教堂，就会用上这类文字。但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现在，大多数人还是直接用汉字。
对于壮族来说，他们唱山歌的歌本用的是一种传统的方块壮字，就是汉字改良过用来写壮语的。但是拼音壮文（壮族拼音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字母，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大力推行），他们几乎用不到。拼音壮文实际基于广西南宁北部武鸣县的方言，但壮语各个方言间也存在差异，其他地区的人并不喜欢用。
对于没有文字或文字不是很强势的语言来说，传承本来就是高难度的事，就算国家进行支持，小学把它列成必修课，最后也很可能因为使用人口不足等因素难以为继。
像爱尔兰现在都已经变成全国说英语的地方，爱尔兰政府名义上支持爱尔兰语的传承，由于政策没到位，爱尔兰语也慢慢没落了。
新西兰也搞过毛利语保护运动，鼓励毛利人成立幼儿园，让毛利的老头、老太太当幼儿园老师，小孩从小就成长在语言环境里。新西兰以前独尊英语，20世纪80年代鼓励毛利语，一开始也有成效，但随着老人们去世，年轻一代的英语比毛利语更熟练，导致后继乏力。
语言走向这样的结局，也是一种自然情况。
语言演变的催化剂就是接触
《新周刊》：语言会经历无数次的融合、破坏、吞并、征服，对于语音来说，其和平演变和暴力演变的路径有哪些？
郑子宁：如果社区较稳定，也没什么外来人口，语音变化速度一般较慢，像gi变成ji这种都是常见的自然演变，在全世界的语言中反复出现过多次。
暴力演变如战乱，会出现语法范畴的演化。
这一点在汉语上可能不容易看出来，因为从上古开始，汉语就没经历太多语法曲折，但是英语在诺曼征服后形成的中古英语，相对古英语而言，其名词格和动词的变化就少了很多。
对汉语来说，无论经过战乱还是和平，语音都发生了变化。
当一门语言被大量非母语人口学习或方言混合时，往往会让语音变化速度加快——比如一大帮人迁徙，和当地原住民有交流的需求。
普遍来说，语言社群之间如果有了隔绝，更容易朝着不同方向演变。农民的方言差异就会比牧民的更大，因为种田的村子就是较隔绝的生态，封闭性会导致语音朝着不同方向改变。
但牧民活动范围更广，在整个草原上不断接触其他说同种语言的人，往往就导致其整个社群的方言差异较小，且会朝着统一的方向变化。同理，整个华北平原的方言差异比南方要小，华北平原地势平，人们接触起来要比处于南方山地繁多的人更加密切。
无论交流封闭还是通畅，语言的不变是相对的，变仍然是绝对的。
贸易也是演变的一种路径。贸易会使语言出现语法范畴的简化，合成词增多，比如“胡子”这个词，一个外来人没有学会，他可能会用“嘴上的草”来表示，“嘴”和“草”他都学会了。
一般来说，战争会导致语言发展变化速度加快，但是长期和平、统一且交通顺畅的环境，也可能造成方言迭代。比如我们今天除福建以外的大多数方言，都是中古汉语的后代，这其实跟唐朝的长期统一有关，唐朝可能也存在过一些其他方言，但是后来都被清朝的普通话取代了。
总结起来，语言演变的催化剂就是接触。
语言永远处于变化之中。/unsplash
《新周刊》：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原本曾是使用人口仅次于官话的语言，却因太平军侵扰而失去强势地位，在本地人口骤减后，大量外来人口涌进，使得该语言进一步衰落。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中国的汉语言在融合和破坏等变化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被融合、破坏的肇因一般有哪些，能讲几个关键性事件吗？
郑子宁：汉语的特点是在一个很大的地理范围内，仍有较强的标准化倾向。不像欧洲的拉丁语早就分得七零八落，中国由于政治长期较统一，书面语一直有套稳定标准。
一般认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分界，大概是从汉到隋。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有相当大的区别，因为在这一转换期，语言经历了长期动乱。
曹操和曹植是父子，但他们的发音很可能不太像，诗歌的押韵都不一样。曹操很多押韵的特征更接近上古晚期汉语，曹植的押韵基本处于中国早期汉语的格局。
读《观沧海》这首诗，你能不能找出押韵是押的哪些字？实际上，它的“海”“起”“志”都是押韵的，押的是上古所谓“之部字”。但你读曹植的诗，就不会觉得他的押韵很怪。
包括一些外来词也对中古汉语产生了影响，比如南北朝时期，“哥”这个外族的字被传入，后来取代了“兄”。
《新周刊》：所以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这次转变算是汉语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吗？
郑子宁：对。西晋永嘉南渡时，颜氏家族从北方迁到金陵（今南京），他们特别重视语音传承。
南北重新统一后，家族成员颜之推回到北方，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提到南北语音都发生了变化，比如北方人“姊妹”的zi和“紫色”的zi不分。
中国最早对声调的记录也发生在梁武帝时期。语音在这段时间有了迅速变化。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时期就是清朝北京话地位的上升，导致了今天的普通话以北京话为基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刘江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