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对少数种族群体、女性、移民等的恐惧带来的政治危机，玛莎·纳斯鲍姆在其新著《论恐惧》中，试图盘根溯源，从哲学意义上探讨恐惧的本质。如本文揭示的，恐惧一方面是人自身脆弱性的一种表现，深刻地影响着与他人的关系和社会公共生活，比如出于恐惧而将异己群体妖魔化。另一方面，恐惧又在维系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群关系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根除了恐惧，会使制度失去保障，也会使人的生活失去意义。因此关键的是，人们如何给恐惧一个适当的位置，消除不必要的恐惧。
本文原载于《读书》2022年7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谢惠媛，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在很多人看来，恐惧本身足以让人生畏。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职时提到：“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对此，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不以为然。
她认为，不论是承认并主张发挥恐惧的积极作用，还是质疑且主张摈弃恐惧，简单地理解与评价恐惧都难以引导人们进行理性慎思，不利于开展有建构性的工作，不利于维护社会团结。冷静地审视恐惧背后隐含的真正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这个时代应该做的。
鉴于此，在《论恐惧》一书中，纳斯鲍姆集中论述了恐惧的本质特性，通过揭示人的本真处境，说明恐惧不仅仅是一种生理性的情感表达形式，如何看待恐惧关乎一个由来已久的哲学传统，关乎对生活的思考，同时也关乎民主社会的建构。
一、认知性评价
一般认为，包括恐惧在内的情感是行为主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自然反应。比如，看到草丛中有蛇状物体时，容易心生害怕，引起警觉，连忙躲避。情感的发生是如此迅速且难以自控，以至于过往的哲人大多把它看作无意识、未经深思熟虑的产物，是非理性的或不理性的。
在《斐多篇》中，柏拉图曾借苏格拉底之口，把人的灵魂比作一辆由黑白两匹飞马驾驶的战车——黑马代表情感和欲念，白马象征道德和节制。前者不断试图挣脱后者的控制，妄想成为灵魂的主宰。
在柏拉图看来，完美的灵魂战车须由理性来驾驭。换言之，情感和理性相互对立，前者被视为后者的潜在威胁，是应当被抑制、接受后者控制的对象。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学界，并洞开了理性主义的大门。
尽管沙夫茨伯里、哈奇森、休谟和斯密等近代思想家曾集中探讨情感问题，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理论建树当时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人们普遍用“波动无序”“不受控”“妨碍理性认知”“与肉体相关”等描述情感。
同样，虽然理性主义者如康德承认道德感觉、道德禀赋是发挥理性能动性的前提，不过他们相信，归根结底，理性而不是情感居于首要地位。如罗尔斯谈及负罪感、羞耻感等情感，但却把它们建立在关乎道德正确、卓越等道德判断或观念基础上，亦即说，相对于理性而言，道德情感处于附属地位。
事实上，日常生活中不乏忽视或轻视情感的例子。在理性主义仍然有广泛影响的西方学界，纳斯鲍姆致力于研究情感的做法曾一度不被师友看好——当知道她打算研究爱的情感时，一位教授半带揶揄地说：“研究‘爱’？看来她陷入爱河了！”而对恐惧这一情感问题的探究恰恰体现了纳斯鲍姆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清算。
在多部论著中，纳斯鲍姆一再强调，恐惧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认知性评价的特质，体现对福祉（well-being）的理解。通常而言，行为主体对善恶利害等关乎福祉的问题有基本认识或判断。福祉表明了行为主体在乎什么，害怕失去什么。
心怀恐惧的人往往觉察到危险正在逼近，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将带来不良后果，威胁或减损其福祉，与此同时自身却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或避开它。基于此，恐惧的智性维度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什么事情是好的或良善的，哪些因素真正威胁其福祉，是否无法阻止威胁的发生或进行有效规避等。
比方说，见到草丛中有蛇状物体而心生畏惧暗示，行为主体认为生命安全是重要的福祉，毒蛇对生命安全构成威胁，迅速发起攻击的蛇让人无从躲避，等等。由此，恐惧油然而生。类似的认知体现行为主体对外部世界的评价，并以情感的方式加以表现。
恐惧蕴含认知性内容，因此可接受合理与否的判定。假如对福祉的理解无可反驳，相关结论依据准确的信息，危险没有被放大或刻意歪曲，不存在歧视或侮辱成分，那么在此基础上感受到的恐惧可被看作是“理性的”（The New Religious Intolerance: Overcoming the Politics of Fear in an Anxious Age，Martha Nussbaum，2012，pp.40-43）。
相反，诸如狭隘地把自己所属群体或阶层的福祉等同于社会福祉，忘记他人的贡献，又或是在什么东西真正威胁福祉问题上判断有误，高估或低估威胁，由此引发的恐惧便缺乏正当合理性。
借助古典学的专业背景，辅以神经生理学、道德心理学等领域的前沿成果，纳斯鲍姆否定理想主义者把恐惧简单地等同于非理性或不理性的做法，强调恐惧承载价值指向，包含智性的维度，理应得到充分重视。而恐惧的认知评价性特质也暗示了，在情感和理性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界限。
二、原生性自恋
对人类而言，恐惧或许是诸多情感类型中最先出现且有可能伴随终生的情感。通过与其他情感的内在关联，恐惧以独特的方式不断地暗示了人的脆弱性，以及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
试想一下婴儿呱呱坠地时的情景。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以细腻的笔触形象地描绘道，新生儿仿如“从波涛汹涌的海浪中被抛出来的水手”“光着身子躺在地上，说不出话来，需要各种帮助才能活下去。周围充满了悲伤的哭泣”（18页）。这幅画面呈现出人降生初期体验到的无助感与无力感，部分地说明恐惧是一种具有原生性的情感。
随着认知能力的迅速发展，身体发育相对缓慢的婴儿愈发体会到，温饱等基本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取决于外部世界，从而时常“对自身的无能为力感到恐惧，甚至愤懑”（17页）。喂养、拥抱与呵护等并不取决于自身，他处于被动状态，唯一能自控的是尖叫或放声大哭。带有恐惧的叫喊或哭声“记录着动物的脆弱性和我们对外部事物的依赖与依附”（20页）。
即便年岁的增长也未能减少人对外界的依赖，相反，成年人或主动建构相互间的依赖关系，或被动“卷”进各种关系网。当然，后者体现的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已超出纳斯鲍姆关注的范畴，确切来讲，她所专注的是那些与人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相应的脆弱性，关乎饥饿、贫穷或性暴力等人不应遭遇的状态。
原生性的恐惧本质上是极度自恋的。它“驱走了所有关乎他人的想法”，是一种“幼稚的唯我主义”情感，就像婴儿把所有关注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全然不顾周围的人是否忙于其他要紧的事。
向内聚焦的恐惧令人把注意力缩小到自己关注的圈子范围内，并极有可能使自身与他人的关系进入君主统治状态。“当感觉到害怕与无能为力时，人们会紧紧握住控制权不放。他们等不及看事情如何发展下去，急于让别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做事。”（7页）这时，他们往往表现得跟君主一样，企图让别人顺从、臣服。
纳斯鲍姆认为，正是意识到“人的生命不是以民主的形式而是以君主制的方式展开的”，卢梭力图通过教育来培育公民的利他动机，而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会抛弃自己的子女。显然，恐惧蕴含的自恋倾向及处世之道与民主意识的孕育背道而驰。
更有甚者，纳斯鲍姆注意到，体现自恋的恐惧会蚕食同情，构成愤怒、厌恶和嫉妒等情感的诱因或催化剂。同情意味着关心正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遗憾的是，专注于自身福祉的恐惧收回了原本投向他人的目光，他人的利益变得不再重要，同情也就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恐惧也容易激起不合宜的愤怒、厌恶和嫉妒等。恐惧是报复性愤怒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其帮凶。它使人在尚未找到问题根源的情况下已开始愤怒，急于责罚他人，一心想着要报复，而不是冷静周详地分析问题。
如，面对经济领域中复杂且原因几乎不为人知的问题，恐惧通常让人把错误归咎于他人，“采取追捕女巫式的行动，而不是停下来把问题搞清楚”（68页）。
就恐惧与厌恶而言，纳斯鲍姆区分了原初性厌恶和投射性厌恶。前者表现为针对身体排泄物和其他体液产生的“恶心”反应，同时那些黏糊、有味道、污秽的动物也会让人意欲躲避或拒绝接触；后者是前者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表现为把恶心反应投射到弱势群体身上，认为他们应当处于从属地位。
当恐惧与原初性厌恶相结合时，它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惧，而是一定程度上涉及害怕衰老或死亡的深层恐惧，一种通过符号而不仅仅是基于感官属性发挥作用的恐惧，反映厌恶者不愿意接纳自身的动物性并试图把它隐藏起来。一旦厌恶的对象扩大到特定群体便导致投射性厌恶，心生厌恶者误以为通过排斥就可以避免被污染。
同样，恐惧也会让人倾向于在无助时把不尽如意的结果归咎于他人，把责任推到那些容易被妖魔化的群体身上。“当恐惧足够强大的时候，各种群体都容易成为嫉妒的熔炉。”（109页）
把恐惧与其他情感关联起来研究的做法，体现出纳斯鲍姆对前期作品的修正。在《从厌恶到同情》《愤怒与宽恕》等作品中，她习惯于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分门别类地研究各种情感。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她逐渐认识到不同情感之间不可分割的重要关联，并且意识到“不管是从根本上还是就因果关系而言，恐惧都是首要因素”（8页）。
因此，《论恐惧》用三个章节重点论述恐惧在何种意义上使其他情感变得“有毒”，并集中围绕厌女症问题分析恐惧如何具体影响嫉妒和厌恶等，以此凸显恐惧之于其他情感的根本性和支撑性作用。
如同人无法逃避死亡那样，对死亡的恐惧也将伴随终生。然而，对死亡的恐惧不一定是其他恐惧的源泉，不朽并不会驱散恐惧。确切来说，人的脆弱性本身才是恐惧的来源，死亡只是脆弱性的其中一个方面。恐惧归根结底源于对自身动物性和脆弱性的漠视、逃避或掩盖。裹挟着其他不合宜情感的恐惧具有压倒性的力量，对日常生活产生持续且深远的影响。
三、生活的多面向
既然恐惧是一种自恋的情感，容易让人产生寻找替罪羊的念头，幻想要报复他人，嫉妒那些幸运儿，那么，应否根除恐惧、享受心灵的安宁呢？
对此，强调勿受外物羁绊的斯多葛主义者给出肯定答案。“幸福生活就是拥有一颗独立、高尚、无畏且不可动摇的心灵，远离恐惧与欲望”，而“幸福之人就是多亏理性的天赋而摆脱了欲望和恐惧的人”（《论幸福生活》，[古罗马]塞涅卡著，覃学岚译，译林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104~105页）。
换言之，应当放弃那些受外界影响并超出自身控制范围的福祉，专注于理性和意志，用理性战胜眼泪。唯此，人才能无所畏惧，才能无损道德品格。
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恐惧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功用性价值，有助于规避危险和保障安全，甚至有助于维系公平正义。
日常生活中，对死亡的恐惧让我们饮食上更注意营养搭配，注重运动健康，遵守交通规则等。在法学领域，法律的制定也需要参考人们对什么感到恐惧。如，宪法理论家、前欧盟宪法法院法官萨友就从宪法学的角度指出，担心公共权力损坏自身利益的恐惧推动立法，保护基本权利。
同时，英美刑法沿用的“合理恐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确认了，害怕死亡或担心身体遭受严重伤害是采取自卫的合法动机。对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恐惧，以及害怕受到责罚等，构成制度建设与执行的必要保障。
更根本的，缺乏恐惧等情感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在斯密看来，斯多葛主义者关于根除情感的主张必定割断维系家庭及共同体的纽带。对此，纳斯鲍姆有切身体会。她多次谈及自己在母亲临终前仍旧坚持工作的情景——按原计划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做讲座，继而开始写两周后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讲座讲稿，在第二天回程的飞机上继续写作。
出奇的镇定和冷静让她开始产生怀疑：高效工作是否意味着自己不爱母亲，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为此，她感到困惑不解。想象一下，面对母亲的突然离世却毫不悲伤的子女、受到不公正对待竟无一丝愤怒的公民、不畏惧法律惩戒的犯罪分子……不难想象，摆脱情感困扰的人将失去生命中弥足珍贵的财富，公民失去联结彼此的重要纽带，而社会也会失去捍卫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冷静并不意味着缺乏情感，不害怕死亡不等同于无所畏惧。当接受《纽约客》采访时，纳斯鲍姆解释道，面对至亲的离世，她无法像斯多葛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控制悲伤，她高效的工作不代表冷酷无情，一些可能被视作冷酷且缺乏爱的做法有时实质上也是一种爱，即接受而非逃避人之复杂和混乱的本性。从人之脆弱性的角度，诉诸可普遍化的方式，纳斯鲍姆再一次具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恐惧等情感的意义。
就像无法否认酸甜苦辣中“苦”的价值一样，否定恐惧等情感必然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与处境的恶化。虽然与外因相比，内因更具根本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因无足轻重。
实际上，要像斯多葛主义者所推崇的那样有能力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好朋友、好公民，就不应忽视外在的得失。为了避免受到痛苦的打击而否定外部世界的做法，“取消了太多东西，没有留下对家庭和国家的爱，没有什么东西让生活真正有意义”（154页）。
“如果我们只是理智的，那么我们确实就是穷人。”纳斯鲍姆赞同精神分析师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的这一看法。虽然恐惧具有自恋的本质，揭示了人的脆弱性，但它同时又肯定了生活本身，彰显出生活的丰富多姿。实际上，恐惧和爱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因为有爱，所以害怕失去所爱的，而根除恐惧就意味着要消解爱。
四、希望的校正
尽管承认恐惧之于生活的意义，但其自恋的本质使纳斯鲍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正是对社会的道德关切让她没有盲目否定恐惧，也没有不加审视地乐观接纳，而是主张以合宜的情感校正恐惧，把它限定在恰当范围内，使之无碍于社会团结与协作。
虽然原生性恐惧或许是最先出现且伴随终生的情感，但并非不可限制。温尼科特的实验结果表明，孩童在感受他人关心关爱的基础上有能力逐步克服不必要的恐惧。通过提供“具有促进性的环境”，以游戏互动的方式，他们有可能确立对他人的信任，提升安全感。进一步地，他们能够体会人际关系中互惠的必要性，更愿意与他人合作。
易言之，如果家庭能创设出具促进性的环境，那么孩童便能发展出关心互惠的能力，真正开启道德生活。假如把视域从家庭延伸至社会，那么具有促进性的环境包括但不局限于下述条件：置身其中的人可享受基本的自由，没有遭遇暴力，远离种族迫害和恐怖事件，拥有足够的食物，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
那么，社会如何营造有助于消除不必要恐惧与保护民主互惠的环境呢？纳斯鲍姆提供了一些可普遍化的实践策略。如，发挥诗歌、小说、舞蹈表演、雕塑等的正面作用，以善于表达丰富情感的艺术作品，帮助人们借助身体的接触、思想的交流、情感的交融正视自身的脆弱性，进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培育有利于社会团结的情感。
就此而言，纳斯鲍姆既是献策者，也是践行者。她不仅学习声乐与表演戏剧，而且在芝加哥大学还开设了两门研讨戏剧和情感的课程。又如，提供必要的公共空间，营造有利于倾听、相互尊重的氛围，鼓励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论辩。再如，探讨与反思正义社会的图景，推行有助于消除种族和阶层隔阂、增强公共意识的强制性青年服务计划，由此确立融洽团结的社会关系，鼓励人们把目光投向未来，而不是相互指责。
具体的实践策略背后隐含了纳斯鲍姆坚守的信念，即以希望引导恐惧。希望和恐惧是两种方向相反的情感。斯多葛主义者曾把希望形容为趋于“膨胀”“上升”——心中充满爱的人能够想象他人的感受，允许对方过独立的、非奴役的生活；相比之下，恐惧体现为向内聚拢收缩，漠视并试图奴役他人。
相异的两种情感调动人采用不同的行为方式。“这很糟糕，我很痛苦。”“这可能将是一团糟！”类似的说法及其表达的情感让人把关注点集中在那些未如所愿的事情上，害怕面对未来。而“这真是太棒了！”“这真的太美妙了！”等说法则让人面向未来，敢于与乐于追求好事情，充满希望地迎接新生活。因此，在纳斯鲍姆那里，究竟以恐惧抑或希望看待未来有着根本区别。
为什么希望能够引导恐惧？这是因为两者具有“表亲”关系。虽然希望表达了对值得追求之美好事物的欲求和渴望，但同时也暗示了一种难以企及目标的无能为力。确切地说，希望不依赖于对可能性的评估，亦即说，并不是因为确信某事会发生，我们才抱有希望，相反，随着事情发生的概率越高，希望反而开始变得多余，此时呈现出来的是令人愉快的期望，而不是与确定性缺乏必然关联的希望。
可见，希望与恐惧有相似之处，凸显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反映诸多不确定性要素的影响，体现对行为结果的关注与评估，折射出人的脆弱性和无力感。
希望和恐惧相反相成，犹如旋转开关的两个方向。其间，意志和信念发挥关键性作用。面对自身的脆弱性和外界的不确定性，究竟应当怀抱希望，抑或在恐惧中愤懑、沉溺于责骂与报复，这不仅仅要求个体做出抉择，同时也需要社会明确回应。
个体和社会都难以达致完美，同样，追求完美的哲学也注定无法捕捉到世界的多面性和丰富性。婚姻、工作、友谊常常好坏参半。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面对与应对？这取决于情感的焦点在哪里，取决于愿意把旋转开关拧向哪一边。
纳斯鲍姆坦言，撰写《论恐惧》之时，美国正被恐惧笼罩。充满恐惧的美国人并不是冷静地反思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法，而是耽于咄咄逼人的相互谴责，难以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而相互合作。
纳斯鲍姆认为，在这种处境下，结构性的解决方案虽然必要但不充分。如果缺乏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对未来心怀希望，没有跟腐蚀性力量做斗争的决心，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因此，更可取的做法并不是像塞涅卡说的那样，“如果不抱有希望，你将不再害怕”，而是“在让人感到害怕的地方，你依然有所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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