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地道风物 （ID：didaofengwu），作者：董大，图片编辑：王家乐，地图编辑：孙璐，地图审稿：monk，设计：鱼峰保安，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个城市要想出圈，总要有所凭借。历史积淀，如北京、西安；家里有矿，如大庆、攀枝花；四通八达，如郑州、武汉；颜值过人，如苏州、青岛。而说到世界人民都知道的温州，大多数人只能想到——温州人！
电视剧《温州一家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人开始以富有著称。温州“含商量”极高，每4个温州人中就有1个在外经商，70万温州人把生意做到世界130多个国家，创造了远远大于温州本土的经济规模。温州商人成为继徽商、晋商之后的又一商业军团，被誉为“东方犹太人”。
然而，温州资源匮乏，人均GDP在浙江倒数，堪称浙江最“穷”的城市。“七山二水一分田”迫使温州人不得不暂离故土，把生意做到全世界，成为逆袭的典范。温州人如何从“一无所有”到“商业鬼才”，成为经久不衰的灵魂拷问。
众筹模式，贫穷中打磨的个体意识
温州并非“中心城市”，而是被地形定义的边陲之地。
北、西、南三面环山的温州，是名副其实的山区。温州到杭州的直线距离，可以换算为大约1个小时的高铁。尽管如此，在瓯江大桥通车之前，温州人到杭州要折腾上将近一天。浙江南部连绵千里的群山，将温州包裹得严严实实，也阻挡了“鱼米之乡”南下的脚步。
温州属于名副其实的山区。摄影/杨小雷
上不通沪杭，下不靠粤港，偏居东南一隅的温州，狭小，资源匮乏，又长期闭塞。温州用几乎整个东面拥抱着东海，但在近代以前的大多数时候，这都算不得优势。
七山二水一分田，地理留给温州人的空间十分有限。制图/孙璐
在长期以农业为主导的古代，温州人不得已与海争田，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然而，时常侵袭的海潮，总是引起恼人的土地盐碱化，给温州人带来长久的生存威胁。从西晋开始，温州人便开启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海塘（东南沿海地区对“沿海堤坝”的称呼）修筑工作。
沿海的土地很容易受到海潮侵袭而盐碱化。摄影/卢文
由于地处偏远，温州无法得到朝廷的经费支持，只能依靠民间众筹。比如，宋代在温州城外修建南塘时，民间捐资就占了一大半。温州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绵延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修筑了浙江省数量最多的海塘。
温州洞头元觉防浪堤。摄影/杨小雷
明代，沿海的地形又让温州遭遇严重的倭患。在温州，抗倭不只是政府的事，民间亦参与其中，自发修筑城池、堡垒。保留在今天龙湾区的永昌堡，见证着温州的民间力量。
1949年之后，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温州对于国家的战略地位上升，却失去了经济建设的投资机会。大型国营企业一个没有，城市基础建设严重滞后。
温州人对桥的感情很深，图为瓯北大桥。摄影/杨小雷
就连“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也已开凿出铁路；而作为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的温州，直到1989年，既不通铁路，更没有机场。1998年，由温州籍学者南怀瑾先生筹资，香港、地方和铁道部三方合资修建的金温铁路通车，才结束了“交通死角”的尴尬。
在温州，机场、大学都依靠众筹模式而建，大到整座城的繁华，小到每一个村落的水泥路，都凝聚着温州人自己的能量。自然环境和政策的双重限制下，温州人被迫养成并延续着依靠自己的精神气质，并在基因里注入“自信”的密码。
走向海洋，温州人的另类出路
瓯江穿城而过，在城北东流入海。长期以来，沿水路出海经商，成为温州人被迫选择的生存出路。这也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危险的另类出路，正如温州人自己说的：温州只有“水”（在温州方言里音同“死”）路一条。
东晋名臣谢灵运担任永嘉（古温州）郡守时期，温州仅有3万余人。隋朝，温州首次突破万户大关。唐玄宗时，温州人口攀升至24万。南宋中期，随着宋王室南迁，温州跨入百万级人口大都市行列，直逼北宋的世界第一大都市汴京。而到清嘉庆年间，温州人口已逼近200万。
魏晋以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繁荣了江南地区的城市经济。然而，对于土地面积十分有限的温州来说，人口增长却肉眼可见地增加了土地供养的压力。
宋高宗被金兵追到温州，曾在江心屿“小住”。摄影/卢文
并不友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常常塑造出胆大悍勇的民风，商业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再加上人口压力，温州的商贸活动便迅速兴盛。
南宋时期，温州商人开始成团出道。然而，繁荣的商业图景之下，也有“贩私盐、卖私茶”的不和谐因素。南宋朝廷由此开辟温州港为外贸港，并在温州设立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温州由此成为与泉州港并列的四大港之一。
温州洞头半屏山拨浪鼓渔排。摄影/杨小雷
那时，来自龙泉、丽水、金华等地的青瓷、茶叶、木材，顺瓯江而下，在温州的安澜亭码头，与温州出产的纸张、瓯窑瓷器、漆器等商品集结。或北上，被送往高丽、日本；或南下，被运至南亚、中东乃至欧洲。
频繁的海上贸易，催生了温州发达的造船业。彼时，温州每年造船600只，居全国首位。
然而，宋元时期的温州如昙花一现，在明清海禁之后，便迅速衰落。近代的温州，亦不十分突出，更兼南有泉州、潮汕，北有宁波、上海，“温商”真正出圈，还要等到改革开放之后。
80年代，长三角、珠三角凭借政策优势，从出洋经商转为引进外资、就地经商，而温州人依然坚韧地开拓着海外市场。
想象一下南宋温州港千帆竞发的场面。摄影/杨小雷
读书做官，才是温州人眼里的“正途”
民国时期，江浙一带曾流传一句话：“做生意靠宁波人，打官司靠绍兴人，读书靠温州人。”
不要因为温州人擅长经商，就以为温州人只爱搞钱。商人的精明，掩盖不住温州人的儒雅。事实上，从宋代到建国之前，温州人在文教方面的成就，比他们的搞钱能力更加突出。爱劳动，更爱学习，温州人的拼搏与坚韧，同样体现在对知识的渴求上。
当中原文化、经济迅速发展时，古属东越的温州，自然天高皇帝远。然而，每当北方战乱之时，温州便成为北方人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
山明水秀的温州，孕育出独特的瓯越文化，也留下丰富的旅游资源。制图/孙璐
两宋之际，在金兵追击下，宋高宗带领宋王室定都临安（今杭州）。边陲之地的温州，一下子变成京畿之地。逃亡中的宋高宗，一度在温州停留，与温州结下了“相识于微时”般的情感。
如今各个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早在古代就开始。南宋时的温州，便意外地尝到大批士人入驻带来的繁荣气象，迎来人文发展的巅峰。南宋一朝，温州籍进士从之前的两位数，猛增至1000多人，以绝对优势居浙江第一。同时，与道学、心学并称“南宋三大学派”的永嘉学派，也在此时形成。
受永嘉学派影响，近代温州教育办得有声有色。摄影/温州_Van
文化的兴衰，总是伴随经济的起落。元朝迁都北京，温州再次回到边陲的常态，经济迅速衰落，进士数量跌至9人。明清闭关锁国，进一步削弱了温州的经济地位，温州再次陷入低谷。
改革开放之后，穷怕了的温州人，急于走出一无所有的境地。在外人看来，温州人凭借一腔孤勇，天不怕地不怕，创出了自己的商业帝国。然而，温州人自己知道，读书致仕，才是温州人的真正传统和追求。
雁荡山显胜门入口处的南阁牌楼，显示着温州人的功名与地位。摄影/张小中
永嘉学派强调经世致用，一直影响到近代。甲午战争中清朝惨败，刺激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的热情。温州近代著名教育家孙诒让在瑞安创办的学计馆，成为国内最早的数学专门学校。作为我国的数学之乡，温州人100年前就领会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温州近代的教育名人。制图/鱼峰保安
民国时期，北大的温州籍教员远超其他地区。今年，浙江的两名高考状元均出自温州。温州人不止把眼镜店开到了全国，温州的医学研究水平，也在温州籍医生张文宏走红之后受到关注。
今天的温州城仍然保留着许多古坊的名称，五马坊、墨池坊留存着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文化踪迹。环城东路至解放北路的康乐坊，中山公园东侧的谢池巷，与东晋郡守谢灵运有关。温州人用自己的城市记忆，身体力行地表现着他们对文化的崇敬与追求。
五马历史街区，记录着温州的人文历史。摄影/赵高翔
抱团取暖：温州人的集体荣耀
温州人善于抱团打天下。
奥康、红蜻蜓皮鞋的掌门人是亲戚，正泰、德力西的老板是同班同学，均瑶是三兄弟联合创办的企业，重庆三家巨无霸企业的领头人则是温州瑞安同乡。兄弟、同学、同乡……都是温州人在外地做生意时的组团规则。温州商会遍布全国80%以上的地级市，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商会，也是温州人最信赖的求助对象。
8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预言了温州模式的成功。将小商品做成大市场的，不是温州一个个的商人，而是成团的“温商”。
在意大利普拉托，6万多温州人联手注册7000多家公司，几乎掌握了普拉托的纺织业和零售业。北京大红门拆迁之前，聚集着20万的温州小商贩，让大红门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温州村”。人口不足百万的永嘉，则掌握着无数小城镇里小超市的命脉。
曾经，每400多个温州人里就有1个千万富豪。其余的温州人，则默默无闻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财富小目标。
在外抱团，反映的是温州人对故乡的热爱。虽然被称为“东方犹太人”，但温州人和犹太人有本质不同——犹太人曾经无家可归，而温州人却有永远的家乡。
说一口温州话，就可以闯天下。温州对家乡的爱，被各地不同且不通的温州方言分割成对于各自小地方的爱。有理由怀疑，温州人的抱团也是迫于温州方言十级难懂的杀伤力。
温州人说的话，连温州人都不一定听得懂。制图/孙璐
温州人对家乡的爱，反映在温州人对温州传统美食的热爱。在温州本土，保留着独特的温州味道。用鮸鱼制作的鱼圆，没有规则的形状；冰冰凉凉的江蟹生，最适合搭配一碗热乎的白米饭。在外地很难吃到的矮人松糕、炒粉干、永嘉麦饼……是温州人最挂念的家乡味道。鸭舌、乡巴佬作为零食，则随温州人走遍世界。
温州糯米饭、煎饼。摄影/温州_Van
温州优越的山水环境，滋养出温州优越的人文底色；背山靠海、资源匮乏的劣势，又逼迫出温州人一身的勇气和智慧。进可儒雅，退可江湖。温州最大的财富，永远是走到哪里都打不散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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